论王冕的书学思想及其渊源

王冕提倡复古，追溯晋唐。他认为书法是绘画的基础，主张以书入画，画法即书法，这在元代是一种思潮，更是一种大胆的艺术创新。王冕通过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开启了传统文人篆刻艺术的大门，将诗、书、画、印熔于一炉，浑然天成。这种艺术创新，不仅奠定了王冕在元代独特的艺术地位，而且对元以后书画艺术创作影响深远，逐渐成为一种定制。

[关键词]王冕；书学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7-0227-05

寿 洪(1970—)，男，绍兴文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书法史论和教育研究。(浙江绍兴 312000)

王冕(1278-1359)，浙江诸暨人，字元章、元肃，号煮石山农、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方外司马、九里先生、梅花屋主、饭牛翁等。在中国绘画史上，论画梅诸家必定要提到王冕，然而世人大多只知道王冕擅长画梅，抑或能用花乳石刻印，却不知他于诗、书、画、印皆涉略颇深，且熔于一炉。王冕是元代隐士文人书法中高逸一派的重要代表。其存世书迹多数为其归隐后的书作，十分罕见，而且大都来源于题画诗书作，以楷书和行书见长。王冕书法取法高古，以书入画，由画悟书，耐人寻味。其画梅同梅心，作书见梅气，其书格即为梅格，梅格即为人格，达到了书与梅花一样清的理想境地，体现出真善美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沙孟海先生对王冕书法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元代真行草书，有能摆脱赵孟頫的樊篱而自辟蹊径者，主要有杨维桢之恣肆，倪瓒、王冕之古拙。”[1]

王冕书法艺术风格和特点，基于他的书学思想：推重古法，恢复传统，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主张以书入画，画法即书法，重视艺术实践和创新，熔诗书画印于一炉，开辟了书画艺术的新形式。书学思想的形成是个渐进的过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王冕早年受韩性、赵孟頫等人影响，走过了提倡“复古”、崇尚“二王”的书学道路；在其后的游学交友中，随着认识社会现实和感悟自然造化的深入，王冕的儒家救世济民理想逐渐被隐迹山野的释道思想所替代，并渗透到他的书学思想中，其中复古思潮最为深刻，成为他书学思想的核心。

一、复古思潮的影响

王冕81年的人生差不多与元朝相始终，他的整个艺术经历受到了元朝艺术主流思想——复古思潮的巨大影响。自南宋以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书学思想业已萌生，然而由于时代所限，未得拓展。元代初期书风发生了巨大转折，一股向晋人学习、归宗二王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并延续到了明代，这在书法史上是一次重要变革。

元代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元代书法的复古思潮，不能不说蕴涵着一些寻求超脱当时所处的现实环境之意，不能不说有借恢复传统来唤醒一些民族意识之意；当然，更有振兴书画艺术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期望在全面回归的书法道路上，追寻前朝失去的传统。[2](P7)

影响王冕最重要的有两位人物，一位是名儒书家韩性，一位是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他们都崇尚复古。

王冕的聪明、勤奋好学，从小就名闻乡里。“八龄入小学，一一随范模。厌睹诡谲行，不读非圣书。宗族惊我异，父母悯我孤。宾客皆回头，指为汗血驹。”[3](卷中《自感》)古人8岁入小学，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字书学，将识字和书写紧密结合，王冕能“一一随范模”，说明其在字书学习中有较高的悟性。尽管天资聪慧，但由于家境贫寒，王冕不得不辍学牧牛，但仍念念不忘读书。所幸的是，王冕在10岁前后被韩性录为弟子，相处了十多年，直到1341年韩性去世。王冕事母至孝，且非常尊重老师，因此深受同门尊敬与爱戴，“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4](卷285)

韩性既是王冕的儒学经师，又是王冕学习书法的启蒙老师。韩性曾说：“赵君仲德尝请书法之要，公谓：‘当则古，无徒取法与今人焉。’”[5](P197)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指以南宋以来本朝书家为法。在赵孟頫看来，师法古人，对时风而言，实为创新。“夫书者六艺之一，儒者所当事也。书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学者则焉，射之正也，车之轨也，砭剂之俞荣也，是书传学者之厚幸非欤!”[5] (P197)由此可见，韩性把学习书法作为读书人必做的要事之一，且主张遵循其固有的法则，这使王冕认识到“复古”是学习书法必走的道路，其传世书迹和印章就是有力的印证。

作为大儒的韩性对《说文解字》研究颇深。韩性也将此作为《小学》的必学科目，这对于掌握古篆书法的意义不言而喻，王冕也因此奠定了坚实的古文字法基础。元代历史虽然短暂，但篆隶书家颇多，史料记载有名的篆隶书家就有160多位；有关篆隶的教科书也很多，其中吾衍所著《学古编》中的《三十五举》，前十七举专门用来教学生如何写篆书，后十八举则用来教人如何篆印。诸如此类书籍的出现，推动了元代篆隶书法的兴盛。王冕通篆籀，也是基于早年他对篆隶书法所下的苦功，其朋友如吴孟思、泰不华均是当时的篆隶名家。

至于如何学习古篆书法，王冕曾作《题申屠子迪篆刻卷》一诗：“哪如此本意态淳?丞相李斯下笔新。申屠墨庄有传授，法度森严非苟苟；岂为后学得所师，万世千秋垂不朽。”[6] (P931)王冕主张首先必须了解古篆书法的历史；其次要有标准的篆书字体，学习古篆书法的字书楷模就是秦篆。

影响王冕书学思想形成的另一重要人物就是赵孟頫。赵氏在书法史上的最大功绩是复兴晋法，改变了南宋以来书坛之衰势，其影响之大在元、明、清三朝可谓无出其右，从而使书法艺术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不仅没有趋于粗狂和野怪，反而显现出一派纯正典雅的古风。元末昆山人卢熊云：“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柢钟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7](卷1)

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北上大都途中为独孤本《定武兰亭》所作《兰亭十三跋》，其第七跋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8](P179)可见赵氏对古法的推崇，而古法的核心是笔法。赵氏在长期的书法艺术实践中追寻源头，找到了自宋以来“书法不传”的关键原因，那就是被宋人忽略的“笔法”。这是元代书学复古思潮中的主要内容。

王冕和赵孟頫有着特殊关系。王冕的九世祖王德是赵宋抗金名将，《宋史》卷368中有传。赵、王两家世家通好，素有交往。大德八年(1304)，赵孟頫在浙江等处儒学提举任上，王冕欲去湖南邵阳办事，路过杭州时特地拜访赵孟頫。赵孟頫为王冕作《兰蕙图》并题曰：“王元章吾通家子也，将之邵阳，作此兰蕙图以赠其行。大德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子昂。”画中以兰喻人，表达了做人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赵孟頫的艺术教诲和言传身教使18岁的王冕受益匪浅：一是以蕙兰精神为依托，树立了“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的艺术观；二是承传了赵孟頫在艺术上的复古思想，确立了诗、书、画、印全面发展的艺术理想；三是更加坚定了有志于书画艺术的信念。其后，赵孟頫又为王冕画过一幅《古木幽禽图》，后有黄公望识语：“尝记曩时，松雪翁为王元章作幽禽竹石，甚为合作，屈指三十年，今复见之，恍如梦觉。上有山村题咏，尤是佳句，使人三叹。至正五年十月望日，大痴道人识。”可见，由于世家通好，王冕曾时断时续，多次求教于赵孟頫，深受影响。

弥足可贵的是，王冕在书学复古思潮影响下，尚能不为赵孟頫书法艺术形式所羁縻，摆脱赵氏樊篱而自辟蹊径，独成一格。

二、以书入画的艺术主张

以书法笔法融入绘画技法的艺术主张，是元人崇尚复古的结果，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相反，文人画的发展也成了元代书法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9](P93) 杨维桢的这一观点在元代是一种共识，后人也往往以此为定论，如清代学者王学浩曾指出：“王耕烟云：‘有人问如何是士大夫画?曰：只一写字尽之。’此语最为中肯。字要写不要描，画亦如之，一入描画，便为俗工矣。” [10] (P76)在古人看来，写画和描画是有本质差异的。换言之，书法是画家必备的基本功，画家的作品是以书法为功底“写”出来的。不仅如此，元代文人还以此作为区分文人画与画工画的标准。

元代是文人画发展的高峰期。赵孟頫极力倡导“以书入画”，可视为当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11] 赵孟頫在诗中要求用书法中的飞白法画石头，以期表现出石的质感和力度；用写篆籀的笔法运用到画枯树枝干中，以求得遒劲圆润而又苍老萧瑟的韵致；画竹则要求充分运用楷书中“永字八法”的笔法。善写竹石的王冕好友柯九思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12] 可见元代文人对于绘画用笔不仅要合乎一定的物象要求，还要合乎书法用笔的法度要求。这样，变画为写使得文人画的理论与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完整性。王冕自然也不例外。观王冕写梅，尽显其书法本色。枝干多用“飞白法”，运笔风神峭拔，挺劲潇洒，一气呵成，老干新枝，昂扬郁勃，豪放不羁；梅梢则多用篆、楷法，如铁鞭鹤膝，或如弓梢钓竿，俱气足力满，顿挫有韵，梅花的风韵傲骨、劲峭冷香溢漫纸上。

如果说元之前对绘画的欣赏全部集中在形象本身的话，那么自元开始，笔墨线条已上升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人们在欣赏画面构成的图象时，还能欣赏到画家走笔运势之美。走笔运势是因人而异的，运笔特征尤如人的指纹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中国画就是线条艺术的观念，直到元代才得以真正确立。因此，元代像王冕那样的文人画家，首先是书法家，具备“以书入画”这种观念。这种观念不仅促使王冕对书法笔墨线条的追求和书法技巧的锤炼，而且使王冕的画作更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

三、人生游历的浸润

王冕年轻时也曾怀济世安民之志，“尝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6](P929) 断绝入仕之念后的王冕，更醉心于艺术追求。王冕生平极喜游历，籍此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游而学，通过师法造化，以书画会友，借鉴朋友的书技画艺，去粗取精，为我所用。王冕深谙艺术来源于生活之理，其诗文、书画都极具写实精神。他的书学思想和艺术风格，是在近三十年的游历生涯中渐渐形成的。

王冕一生有过四次远游。一是少年时的洛阳之行。二是青年时于大德年间(1297—1307)的邵阳之行。三是至元二年(1336)的南游，“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13](卷6《王冕传》)，王冕从杭州出发，经太湖、九江、庐山、鄱阳湖、修水、汩罗江、洞庭湖、岳麓山、武汉、秭归，穿过长江三峡，一直到四川阆中。四是至正七年(1347)秋天的北游，“久之，复游金陵，……逐北上燕、蓟，纵观居庸、古北之塞。”[13](卷6《王冕传》)

在游历中，王冕师法造化古迹，又结识了许多艺友。这些艺友中，有在朝为官的名人，如柯九思、泰不华；有散居山野的隐士，如吴镇、张雨；有学识渊博的诗文朋友，如丁仲容、宇文公谅；有修养全面的释道高人，如释普明、噩上人等。在交友中，王冕受益匪浅：一方面通过书画交流活动以丰富艺术经验，如他见温日观画葡萄后，进一步认识到以书法入画的作用，“浩然之气塞天地，书法悟入蒲萄宫。有时泼墨动江浦，叱喝怒骂生风雨。草圣绝倒张伯英，春蚓秋蛇何足数?龙须倒卷鬼眼枯，枯藤脱落无根株。多年明月唤不下，烂叶搭架秋模糊。”[3](卷下《题温日观癚萄》)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意识到笔力的重要性，“固知写貌易心难，状之妍丑笔可得。至理不在颜色间，陈君笔力异众史”[3](卷下《赠写照陈肖堂》)，“国朝画手不可数，神妙独数高尚书(即高克恭)。尚书意匠悟三昧，笔力固与常人殊。”[3](卷下《卫生画山水》)同时王冕通过书画鉴赏、诗文唱和以加强艺术修养，《竹斋集》中有不少欣赏书画作品后的感想之作，如“李侯画竹真是竹，气韵不下湖州牧。墨波翻倒徂徕山，笔锋移出??谷。”[3] (卷下《息斋双竹图》)

四、儒释道思想的渗透

元代民族歧视严重，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士大夫文人失去了对国家的信心，因而隐逸江湖，混迹市井，以书画自娱。元代的隐逸不同于其他时代，“茫茫的逃海滨，急急的隐山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正是元代这种社会性的精神退避，叩醒了文人的艺术主体意识。王冕是元代隐士文人书法中高逸一派的代表，后世画家多效仿他那简淡悠远风格的题跋，如清初石涛等人的书法就曾受到他的沾溉。

元惠宗至正年间，朝廷纲纪废弛，危机四伏。大批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受到宋以来前所未有的压抑。“呜呼!既是真栋梁，天子何不用是扶明堂”[3](卷下《孤松叹》)，“此树哪宜此中种，器小安能成大用?愿君移向长林间，他日将来作梁栋”[3](卷下《盆中树》)，这些诗作显示出受大儒韩性影响的王冕，在进士落第、入仕无门之后以儒生名节为重、耻于刀笔的心情，于是走上了隐逸之路。“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14](卷27)

儒释道思想对王冕书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凡名士，莫不奉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王冕一生之中与释道中人的交往比较密切，反映在他诗作中的释道中人有书画家也有诗人，如张丽、释普明、温日观、蒲庵禅师、噩上人、本中上人、云屋僧、颐上人等，其中释普明是元代的画兰名家，蒲庵禅师、噩上人、云屋僧既是一代高僧，又是诗中妙手。在与这些世外高人交往中，王冕自然而然地感染了不少释道的出世思想，这些思想反映在其作品中则更添高逸之气。

赵孟頫隐于官，倪云林隐于画，张伯雨隐于道，顾仲英隐于醉。王冕则采取了躬耕自种的隐逸方式，隐居九里山中，“号老村，南园种菜时称呼”，[15] (P376)“种豆顷亩，粟倍之，种梅花千树，桃李居其半，芋一区，薤各百本。”[14](卷27)这种隐逸生活与同时代恣意享受、寻找刺激以忘却现实苦痛的顾瑛等人相比具有很大差别。王冕以旷达的态度对待清苦的农耕生活。在处于乱世的人生道路选择中，王冕选择的是一条轻物质、重操守的隐逸之路。隐者高士自古就好奇妆异服，王冕豪放无羁，尝“著高竹檐帽，衣绿蓑衣，蹑长齿屐，击木剑”[6](P929) ，也曾“骑牛入燕市，目怪杀黄髯胡”[15](P376)。这种为乡间小儿所讪笑的行为，既显露了自己的清贫尊亲和希求古礼，也意在抗逆浇漓的时风。

王冕的书画作品尽显隐者谐谑的风格。试看其画作《梅花屋》及跋文：“‘饭牛翁’即‘煮石道者’，‘闲散大夫’，新除也；‘山农’，近日号；‘老村’，南园种菜时称呼；‘元章’字，‘冕’名，‘王’姓。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画梅作诗，读书写字，遣兴而已。自喝曰：‘既无知己，何必多言!’呵呵。”[6] (P952)如此长篇跋文题于画上，内容风格又是如此滑稽风趣，这是一位隐儒的自嘲和无奈!王冕在梅花境界里终于悟得了“儒者”之道。儒隐生活，自甘清苦，疏狂放浪，其书、其画、其文、其人，“高视阔步、落落独行”。[16](卷23《集部·别集类》，P2279) 这种心态一直是古代传统文人所向往的理想境界，在客观上促使了王冕艺术创作的心境更加简淡悠远。

五、艺术实践的创新

艺术创新是王冕书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熔诗书画印于一炉是王冕艺术创新的基本特征。他不仅将诗书画印结合得近乎完美，而且不断地进行艺术探索。作为画家，尤工于以墨笔写梅，以胭脂作没骨体；作为书家，在复古思潮引领下，其书法直追晋唐风韵；首创用“花乳石”作为篆刻材料，开启了文人书画家自篆自刻的先河；作为诗人，其《竹斋集》录诗约700首，多反映民生疾苦，谴责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骄奢淫逸，表现渔樵自乐的隐居生活，抒发耿介自守的高洁情怀，其诗歌风格，“朴直豪放”，有杜诗风范。[17](P523)

元代书家所走的大都是回归晋唐传统的路子。尽管如此，元代艺术从客观上讲是前进的，是在否定中有继承和发展，具体体现在元人对宋代文人书画及其理论的发展上。元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就其形式而言，是书法对绘画领域的“侵入”。这种“侵入”不仅仅通过共同的运笔、用墨等手法来实现，而且直接于画上题字作文，有的长达十数行百字，甚至喧宾夺主，超过了画所占的比例，从而加强了绘画的文学性，并突出了绘画中“写”的重要性。元代文人画融文学、书法、绘画为一体的基本特征由此形成，“书画同源”的血缘关系也日益明确并成为后世不可移易的规矩。

因此，诗、书、画、印诸艺集于一身成为元代能称得上艺术家的基本标准，也是时代的崇尚，王冕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崇尚复古、以书入画等书学思想，促使了王冕在艺术实践中熔诗书画印诸艺于一炉，其大量书作是与画作一同呈现在观赏者眼前的，其大量诗作即是题画诗，所钤印章亦多为自刻化乳石印章，一幅作品中，诗、书、画、印犹如天成，如此造化自然在元代实属少见。这是书画艺术的新形式，不仅奠定了王冕艺术成就的基础，而且对元代以后书画艺术创作影响深远，逐渐成为一种定制。

同时，王冕与当时文人雅士进行了创造性实践，共同探索，开启了传统的文人篆刻时代，中国的篆刻艺术逐渐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诗书画印的结合由此进入完美阶段。印章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了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对明清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代印章通常是由文士和工匠共同完成的，文士专事写篆，刻工只管动刀，这必然削弱印章的艺术效果。但元代与以往又有所不同，参与写篆的文人，或是极富艺术修养的人士，或是身居要职的翰林学士。这对古篆的推广极其有利，就连元代中后期的官印也开始摈弃八思麻的蒙古字书而改用汉人的篆文。王冕独特的创新魅力还在于：他不是仅仅写篆，而是集写、刻于一身，从而开启了文人篆刻的艺术大门，这绝非王冕的偶然之举。首先是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且有着强烈的艺术敏感性；其次是因为他具备相当的书学素养，尤其是对篆书的精湛认识。

“永和笔阵在山阴，家法惟君悟最深。写得梅花兼二妙，右军风致广平心。”[6] (P2293)元人丁鹤年的《题会稽王冕画梅》一诗，正是对王冕人格品德和书学思想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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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明)宋濂.宋宪公文集[M].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1935.

[15] (明)郎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6]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7]邓绍基.元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俞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