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第一人”何绍基书法艺术
时间：2021-02-08 07:54: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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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法史上，清代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经历了魏晋、唐、宋明帖学的昌盛和辉煌后，从清中期开始碑学兴起，于是书风为之一变，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史称书道中兴。在清代众多名家中，成就最大的是何绍基，他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清代书法第一人”。
何绍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至国史馆提调、总纂，四川学政，主持过几省乡试。晚年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何绍基博涉群书，精心学问，于六经子史，皆有论述，造诣甚深。然而影响大的是他的书法，五体皆擅，而成就最高的是他集众家所长，创造性地将颜体楷书笔法应用到行草书，形成了独特的“何体”书法。
清代有帖学和碑学之分。碑学始于宋代，清嘉庆、道光之前，书法崇尚法帖，嘉庆、道光以后，金石大盛而碑派书法兴起，阮元倡为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继起提倡北碑，崇碑之风一时大盛。碑派书法以金石碑刻改造传统书法，确实给书法注入活力，特别是借古开今的精神和表现个性的书法创作，开一代局面，功不可没。然而，后来碑派却走上极端，崇碑抑帖，以致发展到以谈碑学碑为荣，以谈帖学帖为不屑，与帖学对立、水火不相容。固执一端，未免失之偏颇。书法的精髓在通变，清代碑派书法最突出成绩是用金石碑刻笔法改造隶书，当时感觉耳目一新，实际上不过是外形的新奇嫁接而已，并无实质意义。不从根本上博通隶变，写出来的只是不伦不类的八分书，而不是真正的隶书。
碑学与帖学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各有特点，碑学雄壮，帖学秀美，可以互相补充、融会贯通，有机统一。
何绍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曾任户部尚书，是知名的书法家、教育家、学者、藏书家，其书法出入欧、颜，名重一时。何氏一门四代无不擅书。何绍基精于帖学，自称“少壮时，喜临《争座位帖》，廷对策亦以颜法书之。”之后倾心“二王”书法，这从《汉书补注稿》《赠汪菊士诗册》可见一斑。中年后，又醉心于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另外，受碑学思想的启蒙，何绍基早年即论书崇尚北碑，提出化分入楷、推崇北魏《张黑女》，何绍基晚年更是大量临习汉碑，从咸丰八年至同治元年间，所临汉碑有《礼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十余种，其中尤以《张迁碑》及《礼器碑》用功最勤，动辄百通以上。专攻隶书之余，间亦临习篆书，并且創造性地将金文与小篆结合。
何绍基高明之处在于博通帖学和碑学，南北兼收，碑帖并重，把碑和帖有机地融合起来，取碑帖众家之长，将篆隶楷行草笔法融为一体。他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草、篆、分、行熔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何绍基于楷书、行书、隶书、草书、篆书无所不精，而独具神韵。其楷书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又掺入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以及《张黑女墓志》和《道因碑》的神气，小楷兼取晋代书法传统，笔意含蕴，其篆书，中锋用笔，并能掺入隶笔，潇洒自然，其行书厚重，用笔十分开张大气，线条方圆兼施，一任自然。大字常将篆隶笔意融入，极富金石气，而小字则常将颜苏以及篆籀书风随手拈来，融会贯通，自然天成。其书法既保留了帖的风神，又有碑的气息，从而成为有清以来能成功融会碑和帖而显示独特书法面貌的开创性书家。
何绍基书法筑基于颜真卿。受其父何凌汉晚年师颜的影响，何氏一门四代均能颜书。何绍基中年颜体书法，更是臻于极致。他说：“余平生于颜书手钩《忠义堂》全部，又收藏宋拓本《祭伯文》《祭侄文》、大字《麻姑坛记》《李元靖碑》。”而于《争座位帖》用功尤深，其早年临《争座位帖》，目前已知者仅三件，一为上海博物馆藏道光十四年三十六岁所临，一为道光二十一年左右约四十三岁为霁南所临，另一件即为三十九岁为陈庆镛所临。由于何绍基对颜书用功至深，后人公认其为有清颜书四大家之一。这是“何体”产生的基础。
何绍基书法成功于对颜体的通变。在书法诸体中，草书与楷书风貌距离最远，最具实践难度，其价值也最高。颜真卿以降千余年来，学颜者多囿于颜楷，不能越雷池半步，何绍基取法颜真卿，主张“学书重骨不重姿”与“书家须自立门户”，成功地将颜楷雄壮庙堂之气内化入行草书中，引楷入草，形成了独特的“何体”书法艺术，这既是对颜体书法的发展，又是草书书法的新境界，也使中国行草书法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在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曾国藩特别推崇“何体”书法，他说：“子贞书法，必传千古。”马宗霍先生称誉何绍基“把中国书法艺术推向第三个高峰。”确实如此，“何体”对近现代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百多年后，何体书法风靡九州，已成为当代书法热潮中的重要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