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有现实意义的深刻命题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以新的思维、改革的精神来进一步推进执政党建设，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都关注的话题。本刊的一席谈，试图从几个不同的维度，探讨推进执政党建设的相关路径，希望借此富有深意的话题，构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平台，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互相交流。

———主持人：一凡

拓展执政党建设的管理主义路径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立足新形势，采取新思路，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从而实现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效力的创新与提升。从现代管理学、组织学角度思考新世纪执政党建设问题，或许会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创新提供新的动力和路径选择。

经过八十多年的积累，党建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专门而系统的学科，有其独特的概念、理论、体系；从操作层面看，执政党的建设也有其特定的话语和工作方式。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从上到下、从理论研究者到实际工作者都为加强党的建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党的建设某种程度上还依旧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实践中的问题折射出了理论上的问题，迫使我们反思：除了环境因素外，党建理论本身是否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我们的理论供给和现实需求之间是否存在比较大的缺口？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之间是否存在一条鸿沟？

检讨现有的党建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和概括出三个比较突出的不足之处。其一，现有的党建理论总体上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和革命战争年代的烙印。党组织的设置、党内关系和运行规程等大多还是为了适应前执政时期的军事斗争、甚至秘密斗争的需要，适应中央统制型经济模式和集中配置资源的需要。以组织和机构设置为例，长期以来政府机构按照行业乃至产品部类设置，在党政一体化的条件下，党内机构设置又和政府机构设置一一对应，导致党内组织过细过多。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不断缩减，在此背景下怎样优化党内机构设置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还比如，在党内关系上，为了军事斗争和资源整合的需要，长期以来我们比较强调党员和下级组织的义务，而对他们的权利重视不够、实现得也不够，怎样建立党内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关系现在则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二，党建研究多停留于原则性论述，操作性、科学性、技术性相对较弱。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与党建方面的许多论著习惯于和擅长于诠释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有关。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是一定时期关于党建的系统总结和指导性政策策略，其地位和功能毋庸置疑，但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毕竟又和理论研究不同，前者往往是高屋建瓴，而理论研究则需要落实到实证和细微之处，通过不断的知识和方法的积累，丰富和发展已有的理论。其三，也是最突出的是将党的建设泛政治化。党的建设是一个政治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更是如此，但党的建设又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不能单纯地从政治上论证党建的必要性、紧迫性，从政治考虑的角度推出各种举措。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今天我们所讲的政治本身存在种种误区。

要克服上述弊端，需要在政治视角以外引入管理视角，把执政党视为一个组织，运用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来分析执政党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及变革途径。笔者检索文献发现，从组织管理角度思考执政党建设的研究文献极少，能够找到的仅两篇。一篇是才立琴的《从组织理论看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９期），另一篇是高民政、姜崇辉的《“大国治理”与“大党治理”》（载《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才文从组织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执政党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条件，高文则主要从组织规模与组织效力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大国如何有效治理的命题。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书及其提出的“学习型组织”概念被引进后，本来可以成为全面提升和改善党的建设的一次良好契机，但不幸的是，在传播过程中“学习型组织”被简化为读书、听报告、听讲座，它所包含的系统认知、塑造共同愿望、超越极限等最核心的东西却被丢弃，更没有促成党的建设的管理主义派别的形成。

当然，说过去和现在的党建理论和实践政治色彩浓郁，并非完全否定其中也包含管理成分，如我们经常使用的“党组织”这个概念，实际上表明大到拥有６６００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小到几人、十几人、几十人的基层党支部都是一种组织。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自觉地有意识地从组织管理的角度分析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寻求相关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对策。虽然我们也使用过“政党管理”这样的概念，也开展过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但这些思考和实践背后的管理理论比较陈旧，多是上个世纪前５０年代流行的管理思想和组织理论，而没有充分运用８０年代后新的管理理念及相应的管理原则、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

传统管理理论的基础是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组织模型。这一模型强调组织横向的专业分工、纵向的权力集中和层级节制，同时也强调尊重法理、对组织的忠诚以及祛除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科层制组织模型的原型是军队，其特点也在军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回溯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与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军事组织对无产阶级政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的建党方式由军队体系而来，组织上表现为支部建在连队上，权力关系上表现为党员和下级组织的绝对服从。而这些做法又受到当时苏联共产党的做法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做法的影响，它们共同之处都在于建立一个集中领导、组织严密的政党以适应严酷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需要。又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政党内部权力集中问题愈演愈烈，直至最后这三个政党均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建国后，因为实施了计划经济体制且民主法制不健全，军事组织的结构、功能与运行方式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清理，不仅继续左右着执政党，而且渗透到国家机构之中，所以有了营科级、县团级、师局级、省军级这样的职级序列。

科层制组织是对大工业时代组织方式的理论抽象，有其合理一面，但随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迁，消极的一面也日渐暴露出来。专业化导致了各自为政，集中化恶化了组织成员的信任感，程式化导致了文牍主义，非人格化则导致管理“目中无人”、人性丧失和人的异化。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但是组织却吞噬了个人；管理本来是为了最佳使用各种资源，最后却成为控制、压制乃至奴役的工具。所以，从７０年代起，首先在西方，首先在工商管理界开始了对科层制的批判，８０年代后这股潮流又对公共组织的管理产生了冲击。人性化管理、柔性化管理、分权放权、组织结构的偏平化、工作流程的再造、人力资源开发，等等，都为我们思考政党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术手段。此外，与当代管理理论和组织理论关系密切的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提出的许多概念、得出的许多结论同样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的党的建设问题。政党组织不同于军事组织，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建设时期和执政时期。我们更需要运用当代组织管理的新知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话语。

把中国共产党视为组织，从当代组织管理的角度寻求党的建设的新途径，必须把握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依循组织———公共组织———政党组织———执政的政党组织逻辑的过程。作为组织，党的建设中可以引入组织管理的一系列命题，也可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一些原有的命题。比如，从组织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可以分析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对执政党产生的影响，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分析执政党内外部的优势、弱点、机遇和风险，通过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明晰组织目标、阶段性任务，并带动机构的重组和资源的再配置。还比如，可以从组织权力的角度思考决策（党代会）、执行（党委会）、监督（纪委）的关系以及上下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可以从领导学角度思考领导干部的角色定位，弱化控制、命令色彩，增强服务色彩；可以从绩效评估角度，对各类党务活动进行科学评价，等等。但政党又不同于一般的组织特别是经济组织，在类型上属于公共组织的一种。因此，它具备一般公共组织的特性，在管理上也有特殊性，比如利益相关者多样，非营利和追求公益，无形产出难以良化，技术依赖程度低，标准化水平不高等。这些都会对政党管理产生不利影响。作为政治组织，政党既不同于政府组织，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有凝聚社会成员，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功能，虽与政府性质与功能相异，但二者关系又十分密切。而执政的政党又与非执政党有所不同，其组织与管理也有特殊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又有所不同，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大型执政党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

公共组织管理是公共性和工艺性的有机统一，对于政党的而言，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治性，但政治性的实现则需要借助于管理的工艺性。党的建设和管理的科学性提高了，才能永葆生命力和先进性，才能形成一支良好的团队去完成伟大的使命。

在一党执政体系中开辟现代民主之路

在一党执政的框架中，能否开辟通向现代民主的道路，是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因为在许多国家，客观条件以及历史传统决定了两党制或多党制是难以实行的，但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现代民主又是难以阻挡的发展趋势。那么，现代民主与一党执政是否具有契合之处呢？如果一党执政与现代民主不仅能够嫁接，而且一党执政还能使政党从一种取悦于选民的组织成为真正展现政治生活之公共性的组织，那么，现代政治的许多悖论就可以得到化解。我们知道，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增长与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已经得到验证了。但是，能否在一党执政的框架中实现政治民主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果这一问题能够得到澄清，将是对政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

实行一党执政的前提条件

假设一：一个社会对整合程度的要求愈高，实行一党执政的可能性就愈大。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在多元的状态中维系一种平衡与秩序，那么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多元社会力量之上的组织来保持社会的整合与社会秩序的延续性。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一个社会对整合程度的要求愈高，实行一党执政的可能性就愈大。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多元主义格局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中的理性化，为各种力量规定了活动的线路与规则。因此，理性化的多元主义非但没有渴求更高程度的社会整合，反而要求一种政治权力必须置于各种多元力量的监视之下。但是，这种理性化的多元主义在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是比较缺乏的；尤其是在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对社会整合的需求程度远远大于对多元力量相互竞争的需求程度。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只有实行一党执政才能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社会秩序的连续性。笔者在研究新加坡的过程中，就发现种族的多元化、宗教的多元化对新加坡的国家建设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这样，就需要一种力量能够超越各种利己性的社会力量之上，承担起国家建设的任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推行的教育政策、抓阄制的住房分配政策、多种官方语言政策，意在维系社会的整合，推动现代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是在东南亚难得的不存在激进的派系纷争的国家，也是能够超越各种利己性社会力量较好地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范例。

假设二：妥协主义的传统越淡薄，实行一党执政的可能性就越大。

要想在多元主义的格局中维系现代国家的存在，必须得益于理性化的妥协主义。也就是说各种多元力量能够在谈判和妥协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如果缺乏这一妥协主义的传统，就必须要求一种代表各种社会利益和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存在。而且这一政党制度必须是建立在一党执政这一基础之上的。在缺乏妥协主义的国家中，无任何回旋余地的争斗不仅可能葬送现代化的历程，甚至毁灭一个国家，多党制或两党制无疑是强化这一争斗的催化剂。所以，要想超越斗争主义的传统，防止国家在多元社会力量的争斗中沦落为某一种力量的附属品，就必须依靠超越于各种社会力量的政党，承担起国家建设的任务。

一党执政体系与现代民主相契合的基础

一党执政下的现代民主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可以实行的，正如多党制或两党制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可以实行的一样。一般来说，要想在一党执政体系中开辟现代民主之路，必然有其条件上的限制，还有内在属性上的要求。这一内在属性的要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

西方社会的政治品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理性主义来概括。理性主义不仅塑造了西方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宽容和节制，也塑造了多元政治力量的妥协与共存。政党在经过现代选举制度的洗礼和加工之后，也逐渐转化为一种理性化的政治集团。多党制可以说是理性主义在制度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缺乏理性主义传统的国家中，多党之间就缺乏谈判与妥协的基础。尤其是东方国家，由于存在着一种绵延已久的道德主义的传统，客观上要求一种与人格、能力以及信仰相匹配的道德集权体制。这一道德集权体制可以克服多元社会政治生活中讨价还价的弊端，甚至能够超越多党制中政党一味迎合选民需要而丧失公共立场的缺陷。尤其是当道德集权体制与现代选举制度相结合的时候，就能够从根本上克服多党制国家中的政治机会主义和政治虚伪主义。

第二，好政党主义。

在实行多党制或两党制的国家，尽管政党通过选举制度实现了从早期“团伙性组织”向现代“群众性组织”的转变，但这并没有使政党从人们的批判视野中游离出去。政党的不可或缺性似乎并不在于它的正当性，而在于其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政党在组织选民、代表群体利益以及组织政府等方面的功能，并没有彻底改变政党的“政客化”色彩。就是在今天，人们仍然会习惯性地把政党领袖与不太光彩的政客联系在一起。政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很多人对政党抱有深深的厌恶感。但是，人们对政党内部斗争与交易的厌倦与仇视，并没有使政党脱离现代政治舞台。尽管政党衰落的呼声由来已久，政党仍然主导着现代国家的权力构成。

但是，对政党的这种道德判断似乎有修正的需要。尤其是在一党执政的国家，政党在其性质与宗旨方面，都超出了多党制国家中政党作为功能性团体所能涵盖的范围。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国家要想保持一党执政的局面，首先必须确立政党在其性质、宗旨的正当地位，至于其执政党方略和政治功能，则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借鉴多党制国家的政治经验。基于此，我们发现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政党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组织”而存在的，在一党执政的国家中，政党只有作为一种“超越性组织”，才能实现与现代政治精神的嫁接，从而使政党观念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作为超越性组织的政党，既不会掉入为获取执政权而去取悦于选民的陷阱，也不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阉割现代国家权力的公共属性。这就是“好政党主义”的基本内涵。好政党主义是在一党执政体系中开辟民主之路的根本保证。因为在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中，有这样一种固定的看法，无论哪个政党长期执政，必然产生腐败，执政党本身会变得目空一切，并带来公共道德的崩溃，犬儒哲学流行。但是，如果政党能够保持自身的超越地位，那么这个好的政党就非但不会导致腐败，反而能够降低多党制中的政治交易成本，杜绝多党制中的哗众取宠和巨额政治浪费。

第三，好政府主义。

只有好的政党，才能组织好的政府。“好政党主义”是“好政府主义”的基础。好政府主义体现了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对公共权力的道德要求。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成果就是现代政府的诞生。自现代国家与现代政府诞生之后，贯穿于政治学理论的一条中心线索就是不断表达着对现代国家与现代政府的反思。因为现代国家与现代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权力扩张的倾向，正是这一权力扩张导致了公民政治生活的萎缩与公共权力的蜕变。所以，西方社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但是，政府的功能几乎是其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政府作为“必要的恶”（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ｅｖｉｌ）代表了人们对现代政府的矛盾心境。所以，现代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这样两种倾向：一是从“必要性”这一角度来理解政府，政府的不可替代性呼唤着一种公共信任机制的建立。二是从“恶性”的角度来理解政府，近年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的浪潮，把对现代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推向一个新的境地，政府权力面临着被剥夺和转移的命运。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必要的恶”的政府观。他们希望政府是由具有道德修养的君子阶层组成的，他们作为社会的表率，成为文化价值的捍卫者和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首先，好政府必须是保持公共立场的政府。一党执政使执政党不需要通过取悦于选民而充分保障自身政策的连续性。好政府可以经得起分裂的压力，能够在政治原则和现实政策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不会堕入机会主义的陷井。其次，好政府必须有好的领袖和好的管理者。这里的“好”包括道德上的限定（如人品），也包括能力与学识上的限定。一党执政的国家如果要摆脱滑入道德蜕化的厄运，就必须以“君子执政”作为前提条件。孔子曰：“仁者爱人”。在一党执政的国家，政府就像仁者，它爱人，爱民。没有这一道德上的限定，政府就远离了赖以立足的道德底线。最后，好政府必须是廉洁的政府。这就对好政府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含义。即政府必须通过严密的法治和良好的教育保持政府廉洁的道德形象。

在一党执政体系中开辟民主之路的途径

一党执政体系仅仅依靠道德主义的政治传统、好政党主义和好政府主义还不足以为从现代执政体系中开辟民主之路提供制度保障。如果这些道德和价值要素能够与现代制度相结合，并且在现代制度架构中寻找到生长和扩展的空间，那么在一党执政体系中开辟现代民主之路便成为可能。我在研究新加坡政党制度的过程中，发现新加坡尽管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但执政党与现代制度的嫁接，是其长期既能保持一党执政又能杜绝腐败和公共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或许新加坡独特的政党制度会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在新加坡，一方面人民行动党是通过选举赢得执政权的，执政党必须经过竞选制度的洗礼，才能获取执政权。另一方面，选举对于人民行动党来说不过是对其政治地位之合法性的确认而已，而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是执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流动的推动力量。正如李光耀所说的，人民行动党可以在不面临选举压力的前提下，使其政策可以始终不渝得以贯彻执行，而没有必要象西方政党那样为了取悦于选民而修改自己的政策；一方面新加坡有反对党的存在，另一方面反对党在议会中拥有的点缀性席位根本无法颠覆人民行动党所拥有垄断性的政治优势地位。一方面政党领袖一直谆谆教导人民行动党的年轻领袖要在反对党的压力之下成长，另一方面政党领袖拥有无可争辩的领导权，反对党领袖几乎被淹没在执政党领袖的巨大光环之下而无人知晓。这样一种独特的政党结构，使其不同于西方国家竞争性的政党体系，执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流动对于人民行动党来说是不可容忍也是不可接受的。显然，新加坡的政党制度既不是西方竞争性的多党制，又不是脱离现代选举制度的一党集权制。基于此，我认为新加坡是“半竞争性的一党执政体系”。“半竞争性”包含三个条件：一是有反对党的存在，二是要有选举制度，三是反对党在选举中获取执政权的概率是零。“一党执政体系”即指一个政党拥有其他力量无可动摇的执政基础，尽管要经过选举过程的洗礼，但依然可以长期执政。新加坡“半竞争性的一党执政体系”既保证了政权结构的稳固和政策的连续推行，又可以在现代性的选举过程和反对党的局部压力之下，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警觉。尽管反对党的存在是点缀性的，但其影响与作用却是有象征意义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首先，在实行一党执政体系的国家，政党通过选举制度获取执政权，是保证民主能够成长的根本。政治就是选择，选择的过程就是缔造合法性的过程。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但可以选择自己的治理者。这就是政治的魅力。

其次，在实行一党执政体系的国家，执政党必须拥有不可或缺的监督力量。党内监督是一方面，党外监督是另一面。党内监督是实现好政党主义和好政府主义的前提。党外监督是一党执政体系与现代民主相嫁接的象征，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党外监督力量获取执政权的概率是不存在的。否则便陷入了政治争斗的泥潭，甚至会葬送现代化的成果。这是在一党执政体系中开辟民主之路的关键所在。

最后，在实行一党执政体系的国家，通过一党立宪制和一党调控下的分权体系，构筑通向现代民主的道路。如果此路畅通，不仅使把实行一党执政的国家排除在现代民主之外的传统政治学理论，面临着被颠覆的命运，而且还可以从根本上超越西方政治传统。

从传统到现代：大党治理方略的传承与创新

可以这么认为，维系政党生命发展的重要支柱是以执掌政权为核心的外部行为方式和以政党自身治理为主体的内部行为方式，而且治党方略从根本上影响着该政党执掌政权的思维与决策方式，并最终决定着政党的兴衰。通过对一些大的政党兴盛历史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传统大党治理方略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１）以科层制为结构支撑。（２）以寡头式或少数人集权为显著标志。（３）以强制性指令为主要执行手段。有相对严明的纪律规范约束，必要时以强制性手段开除党员。（４）有重效率轻民主的取向。（４）自上而下的单向性。传统大党治理方略注重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措施、颁布各种约束党员的规章制度；强调党的中央组织制定政策，基层组织贯彻落实；奉行上层领导倡导，下级组织者和普通党员被动参与。（５）人治色彩浓厚。（６）注重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控制。（７）注重承袭、缺乏权变。传统大党治理方略大都形成于政党创建初期，带有比较突出的特殊历史时期的痕迹，但却长期沿用下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同时，却渐渐随着时代发展的变化而趋于保守、僵滞。

不可否认，传统大党治理方略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相当成功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是大党兴盛的动因：在这些政党统一思想、步调一致、推翻专制统治、争取民族革命胜利、巩固执政地位、延长执政生命、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等过程中发挥近乎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种政党治理方略因其长期的有效，在某种程度上被一成不变的沿袭下来，逐渐造成了封闭、保守、僵化和对时代的不适应。随着二十世纪中后期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深刻变化，这种治理方略日益显得与现实相脱节，其功能也由以往的富有成效而日趋失效，一旦政党治理失效直接导致政党发展陷入危机，表现为政党腐败加剧、政党合法性流失、政党无组织力量生长和组织形态分裂、执政方略严重失误以及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动摇和流失、政党治理效果递减等现象。（参见高民政、姜崇辉：“政党发展危机的表现及其启示”，《浙江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３期）雷日科夫在总结苏共失败的教训时说：它未能及时觉察那些早已飘然而至却又无法回避的变革。结果它被社会孤立起来。另外，党的垄断权力的几十年里，丧失了开展政治斗争的能力，因为，国内没有任何以别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形式出现的反对派。结果，作为唯一的组织，党丧失了自身最优秀的品质———战斗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精神———它的能力就慢慢地衰退。（尼·雷日科夫著：《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１６６页。）另一方面，“政党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工具。领导民主政治的党，自身也应当是民主的。”（参见王长江著：《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１８页。）党员首先是社会生态中的人，然后才是政治组织中的人。当整个国内的政治氛围日益趋向民主宽松时，作为政治组织中的普通党员，既要求社会上的民主，也增强了其在党内的民主、平等和权利的实现。但传统大党治理方略中的科层制结构、寡头式集权却严重地侵蚀着现代民主。有人认为，“极权主义是科层制度下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个极端，它毁灭了民主程序。”这种看法也许有点夸大其词，但毫无疑问，传统政党组织的科层制结构发展到今天，包括其单向度权力运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成为窒息党员民主的桎梏。

全球化的涌动与公民社会的兴起使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对于政党而言，也应相应及时地从传统的政党管理向现代政党治理转变，从过去政党管理的“善管”转向政党治理下的“善治”。

因此，不断提升政党的合法性、尽量拓展政党的包容性、努力保持政党的稳定性、增强政党治理的法治性、加大政党治理的互动性、实现政党治理的有效性，就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目标性治理方略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