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两会，不变的自信
时间：2021-02-13 07:51: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6年1月10日，在福建省政协委员住地和就餐处，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告示牌，提醒参会人员通过扫一扫“福建政协”微信公众号平台，便可实时浏览各类会议通知、日程变动，甚至是委员们提交的政协提案信息。而在中国最知名的新闻综合类网站———人民网上，中国各地人大、政协两会频道在不时地滚动更新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身处中国各地的网民都可以及时地通过移动互联渠道查看“两会”的最新动态。
从微博走到微信，“两会”在中国的老百姓面前越来越透明，代表们对民意的实现也越来越自信。
“接力”的民意
早在2015年全国两会闭幕不久，浙江省宁波北仑区大碶街道人大代表沈亚娟，就来到联络站与选民面对面交流。
来自邬隘片区的选民就邬隘大桥改造、329国道与灵峰山路交叉口交通安全隐患整治等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据悉，这些意见建议经街道人大工委研究审议后，将由街道办事处交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落实解决。而对于群众反映的普遍性的问题，沈亚娟将搜集起来逐级反映，并最终形成提案，在市、省乃至2016年全国两会上提交。显然，这次交流不只是人大代表的“例行公事”，更是为2016年全国两会搜集“民意”做准备。
在基层从事多年宣传工作的网民“江城子”表示，人大代表走进巷陌搜集民意只是两会民意的表达渠道之一，在中国的基层，村（社区）的民意都会从村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们那里得到最准确的表达。
事实上，每年的11月，在中国的各个乡村，村民们都能聆听村干部们的述职演讲，这一年中承诺兑现了多少，与民意间是否存在距离，是村代表们年终反思的重要议题。而每过3年，村民们都有权重新选举村干部以代表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从村民直接选举村干部，到村干部对照民意履职述职，“草根民意”在村级组织换届这一最基层的民主实践中得到了直接表达。
从乡村到区县再到市、省乃至全国，基层老百姓的民意将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反馈到每年3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对于中途被“过滤”的提案，只有两种可能：不合理的经过代表们审议后摒弃；合理的已经交由地方各级职能部门及时办理。
近几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普及。民意反馈的渠道，不仅仅局限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层级调研与反馈，网络平台的力量可以让代表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倾听民意。广大网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也在逐步高涨。
“成长”的制度
1949年9月的一天，北京前门火车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李济深、何香凝等中国民主人士共50多人齐刷刷地在站台站立，他们一起在等一个人，她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的宋庆龄。对于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的出席与否，意义非凡。
也正是这个月的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人士等46个单位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年12月召开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章程宣告：《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结束。但是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将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从1955年至1966年10多年里，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在团结各族人民和各界爱国力量，活跃国家政治生活，发扬人民民主，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之后的十余年里，中国经历“文化大革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按时召开都受到了限制。从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情况来看，是在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恢复到正常状态并逐步走上发展轨道的。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人大、政协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文化大革命”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的职能也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1979年以前，地方各级人大不设立常委会。为健全国家体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和新的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并且改变了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规定设立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这样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
1982年宪法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与此同时，运行机制也在逐步得到完善，特别是法律明确赋予了地方及其常委会以相应的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和任免权。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历史和当下都在反复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它的基本特征是不会变的。比如，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不搞多党竞选；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不搞“三权分立”；坚持实行一院制，不搞两院制等。同时也要看到，它同任何别的制度一样，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实践中既坚持又不断加以完善。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一些具体的制度、机制、程序和工作方式，仍将不断得到改革和完善。
“中西”的抉择
2016年2月1日，一则《23省区市立扶贫“军令状”，14省区市“十三五”期间誓摘“贫困帽”》的新闻充斥中国各大新闻综合类网站。从美国归来的海归创业者阿雷惊呼：这在西方国家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根源于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中国发生了：对口支援西藏，对口支援新疆，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工程，汶川大地震举国救援……最重要的是，中国用了大约5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发展目标。
历史似乎也从反面进行了佐证。2008年，全球掀起了势不可挡的金融海啸，令世界惊呼的是，美国竟然是这场风暴的起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试图通过战争或“颜色革命”，在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等中东、北非、中亚、东欧国家推行“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及“政党轮替、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结果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局势动荡、民不聊生，“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世界是多元的，一种价值观、一种政治制度不可能适合全世界。
2010年11月23日，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曾发表文章《在中国，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文章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时代。突然间，最拥护美国的人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深切的怀疑，不知道这个国家以后还能不能继续辉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国媒体之行中，我们发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美国梦仍在，而且还很美好。这是令我们最为吃惊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访问俄罗斯时，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曾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其中有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各有长短处
我们从未否认西方政治价值观及政治制度的长处，不然，它就不会被许多国家选择并长期起作用。对此，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阿雷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互相监督、制约做得相对较好，在官员与民众关系上，前者不敢轻易忽视后者意愿———百姓选票作用确实不小。但也有弊病，如在执行效率上，因为族群、宗教、党派利益的牵绊，而无法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往往贻误了决策、实施的时机。中国台湾地区就是一个例证，明明对台湾民众福祉极大的两岸贸易协议，由于党争、派争迟迟不能落地。
这也就不难想象，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阿雷为什么会在2011年选择回到中国，又为什么在“海归”的光环下，寻找的却是“中国梦”。
事实上，西方有识之士早已对中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比较。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通过比较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些重要优势，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具备的；过去十年中，中国人民享有较大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政府治理方式不断改进，纠错机制发挥了明显作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则认识到：“制度优势可以使得中国迅速凝聚力量解决议题，而这些议题在西方国家的讨论和执行，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
诚如新加坡媒体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的惊人内幕》一文中所曝光的那样：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五大优势。一是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二是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三是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四是政府的组成来源于人民这个基础，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所以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五是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可以避免人才的浪费。
当然，中国的“两会”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完善在继续
有西方学者在剖析中国模式的成功时指出，中国从不以某种状态下的制度为终点，而是自始至终都在适应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地改革，从而完善自己的制度。譬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大纪念大会上发表了专题讲话，不仅回顾了人大的历史发展过程，更从国家政治建设的高度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发展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别是进一步明确了立法权、监督权、人大代表的亲民性，这些都在当下的中国更具现实意义。
比较令人信服的是：30多年来，全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告别了“全票通过”时代，有些地方对本级“一府两院”报告、人事任免等多次出现“未通过”。舆论认为，这些“未通过”案例是中国民主进程中弥足珍贵的标本，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从“橡皮图章”向“硬性监督”转变。而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被越来越多的民众定义为“接地气”。
如今，中国“两会”越来越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今年的全国人大将审议通过“十三五”规划，而为了向大会提出建议，从上到下各方面一年前就开始做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亲任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稿起草小组组长，李克强、张高丽担任副组长。文件起草组成立9个多月中，习近平等中央领导访农家、看学校、进企业、走园区，察民情、问良策，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听取省区市主要领导的意见和建议，听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对建议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委托42家单位组织力量完成了31项重大课题研究，形成了117份专题研究报告。据统计，建议稿实际征求意见3176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参加调研的9个专门委员会、2个工作委员会深入城镇农村、学校医院、文艺院团、企业车间、科研院所，与人大代表、工人农民、专家学者进行座谈，认真倾听基层群众的意见。经过认真调研，共形成并提交24份专题调研报告，涉及民族、养老、财政经济、教科文卫、外事、侨务、节能环保、“三农”、港澳事务等诸多领域。
全国政协从2014年年底就开始着手准备题目，深入调研。仅到新疆视察调研的就有16名政协常委和委员，去新疆以后就没有完整地睡好觉。赴内蒙古、云南调研的专题组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社区口岸，认真了解情况，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建真言、献良策。在十余项调研视察活动中，每一项都扎实认真。
省以下各级各系统、各地区也高度重视、深入调研、集思广益。网友最关心的收入、就业、教育、住房、医保、理财和股票市场、环境保护、科技、食品安全、儿童和养老等十大问题，均在调研、报告中得到充分关注。重庆市政协系统在近4个月的调研中形成68篇调研报告，涉及民生的议题占40%以上。
“十三五”规划建议一发动全身，可谓集中了举国智慧。由此可见中国“两会”的巨大分量，谁敢说仅是“举举手”“拍拍手”？！
自信一直在
如今，中国已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已缺少不了中国声音与方案，亚投行的成功创办，一带一路的实施，人民币正式进入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些中国崛起的符号触动了世界许多敏感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人在世界面前表现出了更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么？这是鲁迅先生八十多年前发自肺腑的呐喊。“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八十年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仍未改变。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自信力有所下降的人士只是极少数，而且也在改变中。
2016年1月29日，深圳市政协会议现场，一位身穿阿玛尼西装、戴红领巾名叫柳博的少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柳博代表深圳市青少年出席了深圳市政协会议，在会议中他提出“自我管理”、“不要让考卷决定未来”等内容，引起网络广泛讨论。“阿玛尼少年”用骨子里的自信，作了最强有力的诠释！
（责编 冯春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