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张君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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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他的一生既参与政治，又精研学术，以“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自勉，并怀抱其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积极投身于中国近现代纵横捭阖、波诡云谲的政治活动中。他既因反对国民党而被绑架和软禁，又因支持国民党的反共内战而成为蒋介石的贵宾；既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周恩来送他“民主之寿”的寿匾，又被共产党列为43名战犯之一；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又因违背民主同盟的政治原则而被勒令退盟，可谓褒贬相随、毁誉交织。
末代翰林与
政治活动家
张君劢6岁开始启蒙读书，自幼学习勤奋，悟性过人。10岁进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由此他开始知道“世界上除了做八股文及我国固有的国粹外，还有若干学问”。他学业优异，其国文教师袁观澜称赞他“君劢天生奇质，博闻强记，我不病其易于冲动，且喜其必为我邑之人杰”。1902年应县试，与其弟张嘉璈一同考取秀才功名。1904年进入南京高等学校学习，因在上海参加了当时抗议俄国非法侵占中国东北的义勇队，而被勒令退学。张生平第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旋告失败。
1906年，张君劢获宝山县选派公费赴日本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学习。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只能资助他们学习理化，然而张君劢却选择了他非常感兴趣的法律和政治，遂转入政治科学习。于是半年后，资助终止。张君劢被迫在清贫的环境下，精研学术。他大量阅读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学术，这是他接触现代学术的开始。在日本，他结识对他一生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亦师亦友的梁启超，并参与发起梁启超主持的政闻社。
留学期间，张君劢以立斋的笔名翻译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这是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穆勒的名著《代议制政府》摘译。在这篇译著里，张君劢提出了他的改良政治思想，即反对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而主张君主立宪（他后来转变为民主立宪）。事实上，他一生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围绕着这个思路进行。因此，有台湾学者认为“《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奠定了君劢一生政治思想的一个里程碑……决定性地确定了他此后政治活动所采行为方向”。
1910年，张君劢毕业，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不久，就参加了学部考试，取得殿试资格。次年，经殿试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中国末代翰林。随后，他积极参加了梁启超阵营的政治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的若干年，中国成了一块忙乱无序的政治“实验田”。张君劢以为在政坛上一显身手的时机到了。武昌起义后，他返回家乡宝山县，担任县议院议长，在政坛上初啼莺声。同时，他又与其弟张嘉璈发起成立神州大学和国民协会。在共和党的刘夔一邀请下，他入农商部做了几个月的秘书。1912年，他代表民主党人赴日本迎请梁启超回国。
张君劢曾追随梁启超，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他逐渐转向追求民主立宪。他曾把政治理想寄托在当政的袁世凯身上。1912年11月，沙俄通过《俄蒙条约》控制了外蒙古。12月，张君劢与人联名在《上海报》上发表《少年中国》一文，批评袁世凯在处理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失误，抨击其内政外交政策，号召国人秉民主共和精神奋起振兴国家。由此与袁世凯形成冲突。为免迫害，张君劢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政治学。
在德国，他依然抱定“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在学问上进展不多，但是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留在德国观战。当袁世凯意欲“帝制自为”时，他不顾危险，毅然回国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他和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积极鼓动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他也曾短暂的入总统府做过秘书。1919年，他和梁启超以个人身份为赴欧，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最终，他决定拜德国著名的生命哲学家奥肯为师，继续学业。这次在德国的学习对他以后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玄学鬼与中华民国“宪法之父”
1923年2月，张君劢应吴文藻之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生发表题为《人生观》的演讲。题目出自奥肯的《大思想家的人生观》一书，其主旨在于说明科学并非万能的。张君劢断言：“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
张君劢的演讲稿刊载在《清华周刊》第272期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素以拥护科学为职志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大怒，他当面提出责难:“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近万字。他认为科学方法是万能的。他攻击张君劢，说是“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张君劢因此被称为“玄学鬼”。
张君劢随即发表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的长文作了长篇答辩。一时，思想学术界名流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王星拱、孙伏园等人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各自观点，卷入这场论战中，酿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名的科玄论战。论战双方大致分为以张君劢、梁启超为首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为首的科学派。后来，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科玄论战以科学派的大获全胜和玄学派的遭人唾骂而告终。然而，就日后的影响而言，张君劢在论战中提出的许多论点依然被他人承续、展开。
张君劢一生对宪政孜孜以求。他自青年起即有志于制宪事业，很注意政治问题，曾精研德国魏玛宪法，并以1870年德国宪法的制定者俾斯麦、魏玛宪法的主要起草者普洛伊斯等人自期。他的志向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他要为中国制定出最好的宪法，然后在政治实践中去验证。
1922年5月，上海8个职业团体发起“国是会议”，起草宪法，希望通过变更国体来改变军阀混战的局面。张君劢作为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应邀出席，并受国是会议的“国宪草议委员会”的委托，草拟宪法。张君劢在两周内起草了两份宪法，其中甲案代表张君劢的意见。他主张在中国实行单一制，但以清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为前提，而整个宪政框架都以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为指归。同时著《国宪议》一书对宪法加以说明。《国宪议》成为人们讨论宪法的参考资料。
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张君劢负责草拟和修正宪法草案，成为起草宪法的担纲人物。他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设计改造成倾向内阁制的五院制。随后，张又在上海作“中华民国未来宪法问题”系列演讲，并将演讲稿整理成《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一书出版。
1946年11月，国民党决定召开的制宪国大开幕。会议通过了由张君劢为主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该宪法的主体结构一直延续到蒋介石败退台湾一隅之后。张君劢到达了其宪政追求的“顶峰”，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但是，国民党经北伐战争建立的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政权，张君劢企图在其上嫁接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注定只能收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党魁与战犯
张君劢的政治抱负是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此，他努力移植西方式的以两党或多党并存、各党之在朝在野取决于选举为主旨的“政党政治”。
在建立政党之前，他的政治活动极其丰富。他办过政治大学，并有意把政治大学办成“民主政治的实验所”。可是，数年后，他因涉嫌“进步党”，政治大学被国民党接收；他还主办过《新路杂志》，发表过许多文章，阐述唯心史观，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32年4月，张君劢和张东荪、汤住心、胡石青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成立，并于1934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国社党的主张，强调中国应该建立政党政治:“中国今后当采酌英美现制之精神，由各党派之合作，予政府以大权。”张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任总秘书，总揽党务，此后也一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走上了他向往以久的成立政党以教化国民的政治实践之路。该党成立后，以张君劢一贯的政治思想为指导，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大背景下开展政治活动，不仅活了下来，而且逐渐得到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君劢的活动进入新阶段。1937年7月15日，张君劢受邀参加国民党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并成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次年4月，他代表国社党发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表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蒋介石、汪精卫很快便作出反应，发表《复张君劢》，对国社党的态度表示欢迎。从此，国社党得到承认，由秘密转为公开。张君劢也就名正言顺地以知名学者和党魁的双重身份从事政治活动。
1938年年底，他在《再生》上发表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公开信，公然反对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驳斥和批判。但是，随着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加强，张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董必武曾说：“他(张君劢)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和边区遭受袭击呢！张已认我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在1940年和1944年的两次宪政运动中，他都能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所以，1946年他59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给他送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张君劢为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44年开始，他便积极投身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希望中国“将来的政治，必须以各党派共谋的民主政治”。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力促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并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两党予以接受。
张君劢所设计的各种政治方案，总以失败告终，这使他常常感到“政治上的烦恼”。对此，他曾自嘲说，对于参加政治活动，“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就好像穿了一件湿衣服，现在脱也脱不了，只好这样穿下去。”
1946年10月，蒋介石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片面决定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坚决反对。但是，张君劢求宪法心切，让民社党（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参加了“国民大会”。这一举措完全断送了他和中国共产党、民盟的友谊，挚友张东荪与他绝交。但此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张君劢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彻底绝望。随着局势日趋明朗，张君劢认为他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理想已如落花流水，遂于1949年3月离开祖国，后赴印度讲学。
就在他离开大陆前夕的1月28日，中国共产党播出了首批43名战犯名单，张君劢名列最后一位。张被定为战犯的直接原因，是他的民社党与曾琦的青年党出席了1946年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并在1947年春进行了所谓的“政府改组”，与蒋介石签署所谓的三党“共同施政纲领”。
第三势力领导人与现代新儒家
张君劢离国前后已对国民党心灰意冷，婉拒了李宗仁要其出任行政院院长的请求。周恩来曾经派张经武赴印度约见张君劢，邀请他回国。张君劢依然拒绝。他坚定地要做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
1951年前后，从中国大陆撤退到香港的一些既反对中国共产党，又对蒋介石个人独裁深表不满的所谓自由派人士，如原国民党的张发奎、许崇智、顾孟余、童贯贤，以及李微尘等人，在美国暗中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他们既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又反对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自称“第三势力”。
张君劢当时虽远在印度，但他不但参与了同盟的发起工作，而且是同盟的主要领导人，负责同盟的领导工作。阐述同盟的政治目的及其政治观点的最重要文件《中国自由民主同盟宣言》就由他起草。但因为新中国的日益壮大和台湾国民党的封堵，该同盟的活动空间不断缩小，到1955年前后就基本销声匿迹了。
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迁台后内斗不断，又受到国民党实施一党专政的压迫，一盘散沙，毫无作为。为了振兴民社党，张君劢曾经于1962年出面号召党内团结，结果无济于事。
张君劢仍然坚持相信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而要做到这点，就要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利于培育适于中国式宪政的国民。因此，离开政治、飘零海外的张君劢，转向了儒学研究，选择了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来表现他对中国的热爱。
1958年，他和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4人联名发表洋洋4万多字的《为中国文化警告世界人士宣言》（又名《中国文化宣言》），宣告了儒学在经过五四运动以来的诋毁以后“再度活跃于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时间虽已过去40多年，但是宣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仍在被讨论着，有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研究当代新儒家性格及其方向的最重要的文件。
在新儒学研究中，张君劢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发掘儒家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著作，成果非凡，如《中华民族精神—气节》、《新儒家思想发展之大要》、《儒家伦理学之复兴》等都流传极广、影响甚巨。《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的出版，更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当仁不让的中坚人物。
张君劢对气节极为看重。他的一生未治产业，没有任何积蓄。在海外飘零的20余年，主要依靠稿费为生，“身上常常一文不名”。生活虽然极为清苦，但他是崇尚气节和尊严的笃行儒者，自1949年离开大陆，张君劢始终拒绝接受国民党台湾当局的任何资助。1961年，台湾教育部门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便给他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做路费。这笔钱几天后被如数寄回。在清廉自守的学术生涯中，张君劢于1969年在美国旧金山因病辞世。
责任编辑 齐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