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在“五七干校”的最后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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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新闻巨子魂散河南确山
地处河南省确山县城30公里外的瓦岗镇芦庄村，是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人口千人的小村庄。范长江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文革”开始后，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的范长江受到残酷迫害，被诬陷为“三十年代反共老手”，被宣布：停止职务，接受批判。1967年，范长江被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关押起来。1969年10月，范长江被专案组送到河南确山县薄山林场芦庄林区的“国家科委确山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这一年中，专案组切断了范长江和家里的一切联系。范长江写给妻子的信，被专案组换成纯事务性的通知单，装信封里寄去。范长江大儿子范苏苏至今还保留着两张通知单。第一张日期是1970年4月7日，内容是：“通知：范长江提出：1.要一双39号雨鞋；2.要一个蚊帐，五月以前寄来。专案组。”另一张通知单日期是1970年5月17日，内容是：“通知：1.所寄蚊帐、雨鞋、毛巾，范均收到；2.把范的布票寄来。专案组。”
已经70岁的李长俊曾经是芦庄五七干校附近一名護林工。当时他和范长江都在五七干校的大食堂内吃饭。时光已经过去了47年，提起范长江的悲惨遭遇，李长俊仍唏嘘不已。据李长俊回忆，和范长江一起到干校的这批人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但是，李长俊很快就发现，范长江受到的监管更为严厉。军队监管人员不准他与外界接触和自由活动。夏天，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而范长江则不能。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站在那里，每个人都要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李长俊说，当时范长江平时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不爱说话，经常一个人在菜地里蹲着干活。就连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是低着头排在队伍的最后。
据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现任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倪炳银回忆，五七干校搞基建时，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1969年8月份，在盖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房山头上送砖。一次，范长江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从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踹下去。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继续搬送砖头。倪炳银说，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上百亩果园和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粪就洒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1970年10月22日晚，天下着蒙蒙细雨。这一天对范长江的批斗一直持续到深夜。10月23日早晨，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大家急忙去寻找。最后，在菜地边的一口井里，监管人员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这块菜地距离五七干校大门不到100米，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地方，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当时，范长江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中山装。
毛泽东写信盛赞《陕北之行》
1909年10月，范长江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赵家坝村。1927年初，范长江进入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中法大學重庆分校学习。后来，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并随贺龙转赴南昌。这年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在这里，范长江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又宣布脱离国民党。
在北京罗圈胡同12号有“适园”之名的一处宅院里，匾联迎门，碑帖环壁，范长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温暖的时光。在他的书柜里，存放着封面泛黄的30年代旧版《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两本书是由他西北之行以及访问延安时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汇集而成的。
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范长江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这些文章被汇集成册，以《中国的西北角》为名出版。《中国的西北角》在几个月内连出7版，一时风行全国。之后，范长江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又写出了《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的通讯报道。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本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到西安去，一探中国政治之究竟。”他采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客观真实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轰动了全国，人们争相购阅。
1937年2月6日，范长江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延安。2月9日晚，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会见了范长江，并与之彻夜长谈。这次谈话，使范长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不久，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他的《陕北之行》。该文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详细记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宣传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后来看到了范长江所写的报道欣赏之极。为此，毛泽东亲笔给范长江写了一封感谢信：“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借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敬颂撰祺！”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范长江与中国文化运动的先驱胡愈之等人团结全国广大进步记者，组成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这一天也成为后来的中国记者节。1939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介绍范长江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国家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1952年，范长江到政务院工作，1956年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
范长江之死真相成谜
范长江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在五七干校度过的。
五七干校的创办与“五七指示”有关。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指示，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有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兴办五七干校。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撤销。
对于范长江来说，确山五七干校是他的屈辱和梦魇之地。而范长江悲剧的命运始于他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上世纪60年代，范长江曾写过一首诗，追怀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事迹，感叹后人对其功过褒贬不一，争议不休，诗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树碑掊碑常反复，扪心无愧乐悠悠。”“文革”开始后，造反派以范长江写过“黑诗”和他曾是“资产阶级报纸”《大公报》名记者为名，对其进行批斗。范长江已经年近六旬，又患有高血压病，任凭造反派怎样批斗，他都一言不发。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洋洋万言的《我的自述》，为自己辩解。
范长江死后，五七干校负责人并没有多大反应。上午10时左右，监管人员从附近加工厂叫了幾个工人，把范长江的尸体从井中捞出，用塑料布裹住，抬到离干校不远处的一个阴沟里，挖了一个浅坑，两边用木板衬着，把尸体放下去，而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草草掩埋了。后来，范长江被定为畏罪自杀。
2004年12月4日，范长江之子范东升在《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纪念父亲范长江诞辰95周年》一文中写道：“‘文革’中，我突然得知父亲已经永远离开我们的消息，很久很久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有人回忆说，在河南确山‘五七干校’，在父亲去世的那个夜晚，天从来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雨。我一次又一次在梦中见到爸爸，他的面容是那样的清晰、安宁、慈祥，他还是那样喜欢开怀大笑，笑声还是那样爽朗、响亮、欢畅，富感染力。朦胧中，梦境难醒，醒时如梦。”
范长江在去确山后，曾经给范东升写过一封长信，内容是关于他自己学习革命理论的体会。直到父亲去世之后，范东升才见到这封信。范东升说，其实父亲当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和家人谈谈心里话。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范长江是投井自尽，还是失足坠落，或者是另有其因？无人知晓。
2012年11月7日，时任驻马店日报社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韩祖和在《范长江陨落确山》一文中写道：“范长江的生命休止符永远地与确山连在了一起，他生命的最后日子是在这里度过的，至于他在确山劳动改造和罹难的情况，各种新闻书籍和史料鲜有记载，新闻界和学术界也多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
罹难八年后被平反昭雪
在范长江生前书房的墙上，高挂着沈钧儒手书的白居易有名诗句《观刈麦》：“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范长江妻子沈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的独女。沈谱1939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化学专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沈谱在重庆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为新四军军部干部。
1940年12月10日，范长江在重庆与沈谱结婚，周恩来、茅盾、戈宝权、沈志远等人参加了婚礼。范长江夫妇俩育有四个儿子：长子范苏苏，次子范东升，三子范小军，四子范小建。范东升是“文革”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本科生，现为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据范东升《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一文记述，1968年8月以后，他和大哥苏苏、弟弟小军、小建分别到内蒙、山西插队去了。1969年范东升插队一年后回到北京，突然得知父亲要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去劳改，机关通知家属可以去见他，行前还允许他回家住一天。“我跟随妈妈到机关去看望父亲，那里一位‘负责人’在对妈妈和我‘训话’时，始终把双脚翘在桌子上，满口污言秽语。我真难以想象父亲在这些人手里每天如何度日，心里十分难过。但久别的父亲在见到我们的时候，大概怕我们担心，却极力做出轻松开朗的样子……”范长江离开北京之前，他手提着被服、脸盆等简单的行李走进家门。那时，他家已搬到阜外大街南营房。这晚，大家在一起吃饭，其乐融融。让范东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与父亲的最后相聚！
1972年10月12日，失去丈夫、痛苦不堪的沈谱与几个孩子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解决丈夫范长江的问题。信被送到中南海中。几天后，恰好是范长江的生日（10月16日），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指示，认为范长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按革命干部对待。自此，范家的境遇才逐渐得到改善。《片纸神州贵华章四海闻》一文中说，几年之后，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经过妈妈的反复申诉和抗争，父亲的冤案受到重新审理，他的“错误性质”才得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大哥和我被获准代表妈妈前往父亲去世的地方——河南确山。根据一位好心人的记忆指引，在野草萋萋的山麓找到父亲遗骸。遗骸在当地火化后，骨灰由我们带回，存放在北京老山骨灰堂。直到1978年，经中央正式批准，父亲的沉冤终于完全得到平反昭雪，他的骨灰被重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0年，中国设立了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这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最高荣誉奖。2005年，国家把范长江新闻奖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新闻奖，作为全国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范东升曾写到：“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如今京城现代化的巨大变迁，当年罗圈胡同的‘适园’已经不复存在，我自己也在新闻界游荡一番，多少尝过其中的酸甜苦辣。直到知天命之年，才觉得对父亲多了一层理解。”
当地群众修建范长江纪念亭
如今，確山五七干校作为历史遗存，已经离人们渐行渐远。在那个纷杂的时代，芦庄村这个无名的小山村与新闻巨子范长江连在了一起。当年，芦庄村比周边的乡镇都热闹，医院、学校、储蓄所等一应俱全，甚至比周边乡镇用电还早。当年的五七干校如今已经变成一片空房废墟。在芦庄村东北角，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食堂已成几十间破败不堪的房屋。墙上仍依稀可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是工厂也是学校”、“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胜利前进”等散发着年代气息的政治标语。
值得一提的是，范长江当年所住的那间房屋至今保护完好。那口水井早被填平，菜园子也变成碧绿的麦地。为了深切怀念范长江，芦庄村全体村民在水井东侧建起一个范长江纪念亭，亭是六角，亭檐翘起，线条精巧。六根石柱，浮雕花纹。亭周边是石质护栏。碑文写到：“尊敬的范长江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碑后刻字：“为杰出的新闻家、社会活动家范长江先生而立”，还有“生为民族英魂永存”八个大字。纪念亭建好后，媒体界先后有多人来此祭拜，缅怀范长江。
五七干校门前有一条路，路边长着一棵弯腰老棠梨树，这棵老棠梨树没有按常规向朝阳处弯腰，而是相悖面向西北角深深低着头。老树低头处原是五七干校的菜园子，范长江的生命就在旁边的这口井里陨落。2012年春季的一天，村支书杨进林路过此处，突然发现有人在砍这棵老棠梨树，他立即上前制止。随后，这棵老棠梨树成为当地人重点保护对象，树周围用石栏杆围起来。2015年9月的一天，范长江长子范苏苏和历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代表刘畅、肖亚光、王天定来到确山县芦庄村，他们代表范长江的家人和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向范长江纪念碑敬献了花篮。
2009年是范长江诞辰100周年。此前，四川省内江市政府决定以此为契机，筹建范长江纪念馆，作为对这位新闻巨子的纪念。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于2006年8月19日还正式作出了《关于同意修复范长江先生故居的复函》的批示。范长江纪念馆于2009年建成开馆，2014年改陈布展后重新开放，分为少年时期、求学之路、西北之行、红色报人、科技之光、长江滚滚六大主题展区。此外，纪念馆内还设置了范长江故里20世纪社会变迁馆和范长江大课堂两大特色展区，范长江纪念馆先后被命名为四川省科普基地、四川国防教育基地、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