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史学家叶笃庄经历的“反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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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笃庄（1914—2000），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以“敌特”嫌疑，被捕入狱，含冤受屈十八载。1976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始被释放。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晚年以翻译达尔文著作为职事。2000年1月30日离世，享年87岁。
“整风运动”开始
1957年，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当时我隶属中国民主同盟，解放以前它曾经和共产党一起反对过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民主党派之一。毛泽东号召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因此，民盟中央和北京市委都号召盟员积极参加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时造成了这样一种声势，好像在“整风运动”中如不向党提意见，就是落后。
那年夏天，我因患慢性肾炎在家养病。开始时，我没有参加党的“整风座谈会”。有一天上午，中国农科院党组织书记朱某派秘书来我家动员说：“您在农科院是有影响的，应当积极参加座谈会，踊跃发言，起带头作用！”当天下午我参加了座谈会，提出几条意见，详细具体的记不清了，总之，都是针对农科院的事情提出的，大致是：领导要深入基层搞业务，只有懂得业务，才能领导好业务。农科院的党群关系不密切，好像其间有一堵墙似的。农科院的“肃反”要根据中央政策认真检查一下，搞错了的要纠正。……后来，根据我的这些意见，把我划为“极右分子”，并在《人民日报》上发了消息。平心而论，当时我一点恶意也没有，绝没有趁机向党进攻的企图。解放以前，我一直追随共产党，给党做过许多事情。那时我不反党，解放了，我反而反对共产党，无论从客观讲，还是从主观讲，都是说不通的。
我成了“帮凶”
农科院有一位著名的农业化学家，叫陆钦范。这个人“找死理”，凡是他认为对的，他就坚持，而且从不讳言自己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正是毛泽东提倡“人多好办事”的时候，“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房子不够挤着住”。陆钦范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信徒，他相信“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食物产量是按算术级数增长的”，食物产量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他相信这个观点，而且坚持这个观点。他看到当时中国人口增长的趋势甚为猛烈，因此焦虑万分。本着一片爱国心，写了一本名为《抛砖集》的小册子，自己花了二百多元，印刷了一万本，免费赠阅。他还自己带了一千多册，送到人民代表大会，每个代表赠送一册。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驳“人多好办事”的观点，并提出，如不及早节制人口，必将招来大祸，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他还算了一笔账，提出“家庭二孩制”的节制人口的主张。他结婚之后，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妻子死了，为了坚持“家庭二孩制”的主张，他找到了一位不能生育的妇女结婚。
“反右”运动一起，他首当其冲，多次大会中被批斗。这位“找死理”的科学家坚决不认错，和大家辩论，于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起来了，一直贴到他家门口。“革命群众”找到他家，不休地和他纠缠，他不胜其烦，用棉花堵上了自己的耳朵，既不听，也不说了，就是没有低头认罪，是一条硬汉子。他的言论，被摘章引句、掐头去尾地在《人民日报》登了半版，以资宣传他确有“右派”向党进攻的言论。
当时，杀虫药效最好的“六六六”药粉，中国不会做，只得从英商卜内门公司进口，英商借机卡中国的脖子。陆钦范这位农业化学家看到这一点，便日夜不停地研制出这种药粉，并设厂制造，大量生产，受到表扬。“整风运动”时，他正在研究另一种有机磷农药“E605”。那本《抛砖集》闯下大祸之后，他的研究权利便被剥夺了。最后，他被划为“极右分子”，发配到新疆改造，挖土不止。他的那位续弦妻子（也是一位化学家）带着不是她生养的两个未成年的男孩，自愿陪伴“极右分子”的丈夫前往新疆。1978年，陆钦范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他们回到苏州，这位贤惠的夫人经过多年坎坷而紧张的生活，一旦松弛下来，不久便一病不起，终于离开了这多事的人间。陆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坚决不回农科院，而是去了南京农药所做一点情报翻译工作，放弃了实验研究工作。一位颇有才华的农业化学家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陆钦范写完《抛砖集》那本小册子后，首先将原稿拿给我看，我同意其中的观点。他把要印小册子的想法告诉我，问我如何自费印出。因为没有单位的介绍，印刷厂不接受私人的印活。当时我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主任，和几家印刷厂都有来往。我说：“这好办，只要你出得起印刷费，我有办法把它印出来。”于是经过我的介绍，这本《抛砖集》便印出来了。
陆钦范因这本《抛砖集》，在“反右”一开始，便被揪了出来。叫他交代经过什么关系印出这本小册子来的，他如实以告，“是经过叶笃庄之手”。于是我成了“帮凶”，顺藤摸瓜，又把我在座谈会的发言联系起来，便认定我是华北农科院的又一个“大右派”，《人民日报》刊文称“这是反右战线又一次胜利”。其实没有陆钦范一案的牵连，我也会被划成“右派”的，党委书记派秘书来我家请我参加“整风座谈会”时，可能就已定好我是“右派”了，即使我不发言，估计也不能幸免！此次运动中，民盟基层支部的主委幸免者没有几个，而我当时恰恰是华北农业科学研究院民盟支部的主委。
小会帮助，大会批判
内定我是“右派”之后，并没有立即宣布，而是“小会帮助”。“小会”美其名由民盟支部召开，参加会的全是盟员。所谓“帮助”，实际上是检举揭发我有哪些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一方面是“帮助”我自己坦白，另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党委书记王某亲自出席坐镇。1957年9月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白天开会，晚上我写书面检讨。
开始“小会”时，“帮助”我“认清”同“章罗联盟”的关系。我说解放以前同罗隆基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去广西代表民盟和李济琛联系，和罗隆基订过密电码；一次是1946年在南京，他约几个没有党派关系的盟员开过一次会，讨论没有党派的盟员应当组织起来，否则，一旦联合政府成立，没有党派的盟员在安排上就要吃亏。这次会是在南京玄武湖船上开的，开过这次会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解放以前，我和罗隆基只有过这两次联系，至于和章伯钧，则没有任何接触。解放之后，只是在民盟开会时，和这两个人见过面，但是没有任何私下接触。我如实交代了这一情况后，王某不相信，便发动盟员反复和我纠缠，提出一些令人无法答复的问题。
无法把我和“章罗联盟”拉上关系之后，就分析批判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逼我承认我是趁机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点我实在想不通，解放以前我一直跟着共产党走，为党做了许多工作，甚至拿出我得到的遗产交给党在天津开地下书店（知识书店）。解放之后，我安心工作，生活不错，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我怎么会反起共产党来了？我发疯了？！他们一阵狂吠，说我直到今天，还在自己脸上抹粉，不低头认罪，继续向党进攻！
掌握会场的王某的指挥棒是大家围着转的中心，每次会议总是他先提纲挈领地说上几句，然后大家再根据这些话加以发挥、扩大、深入，无限上纲，把我说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我则闷头猛记，夜间再把大家的发言整理一番，顺着竿爬。最苦的事是写自我检查，本已挤空了的“牙膏皮”，还要从其中再挤出一点“牙膏”，真是生挤硬挤，挤不出来便吸烟，每晚总要绞尽脑汁到夜里一两点钟。其实参加会议帮助我认识问题的人也很苦，本来都是熟悉的朋友，一下就要变脸，无中生有地批我一顿。有的人脸不红，嘴很伶俐，把脸一抹，登时划清界限，骂我个狗血喷头。这些人是所谓“积极分子”，占少数。多数人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不说不行，说几句好交差。也有一言不发的，那是极少数。有一个姓刘的，本来是我介绍来华北农科院的。“反右”之前，对我奉承备至，奉承得我都觉得他讨厌；“反右”之后，他一反常态，跳着脚骂，好像“义愤填膺”。把我介绍他来说成是“拉帮结派”，其实他来之前，不但自己前来求我，还托我的朋友前来求我，要我把他介绍到农科院来。这样颠倒是非的人虽然不多，却能搅浑一池水。这个人本来不学无术，业务能力极低，可是整起人来却很有术，也很卖力。相反地，同样由我介绍到华北农科院来的大学问家郑易里先生，在会上则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另一个由我介绍来的朱某，言不由衷地、结结巴巴地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一听就知道，他批判别人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被逼无奈，只好承认“自己走到了‘右派’的边缘”。王某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再多走一步，不就了事了吗！”我说：“我已经走得够远了，这一步我不能走了！”他说，“那好，大会上见，有人会推着你走！”
当我挖自己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根”，作自我批评时，我曾主动交出我写的一篇文章《也谈读书》。文中不外说，一个科学工作者既要实践，也要有理论指导，这就要求多读书，读好书。这篇文章曾送给《人民日报》，该报未予发表，原稿退还。我以为既然《人民日报》退稿了，其中必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交出来，为的是表明我很主动进行自我批评。不料这竟成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说我“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实践论》”，我交出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继续“放毒”。这篇文章油印许多份，广为散发，供大家分析批判。然而竟有几个人私下议论，“这篇文章写得不坏嘛！”后来这篇文章作为罪证放入我的“右派”档案中。1978年我平反以后，我把它要来，在《群言》杂志上发表，以公之于众。
这样的“小会”开了一个多月，有时天天开，有时隔一天开一次，每次会一开始，都由王某定调子，然后“积极分子”跟着哄。这样一直到9月30日开大会，才正式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王某说：“我院又挖出来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大右派分子！”那时“反右”已近尾声了。“小会”的目的在于逼着我承认自己是“右派”，诱导我深挖“反动”思想，我则在“坦白从宽”的感召下，尽力给自己脸上抹黑，以图“从宽”处理。后来我的“右派”言论中，有些就是我自己交代的、夸大了的“反动”思想。你不顺竿爬，按照所谓大家的、其实是王某的意见交代，就是抗拒，抗拒就得“从严”；你如顺着那些无限上纲的意见屈心交代，就成了你的“罪行”，所谓“坦白从宽”不过是“诱供”的一个吸引人的手段而已。
国庆节（10月1日）休息三天后，10月4日院里开大会斗我。会前已组织好一些人发言，到时这些人拿着手中的稿子照本宣科，这些人念完稿子之后，只有一些未被组织的人的零碎发言，火力并不足。大会是由党组书记朱某主持的。大会开了一个下午就草草收兵了，此后再没有开过大会。因为他们已在“小会”上把材料收集好了，开大会不过是走一个过场而已。
1957年10月4日开完那次斗我的大会之后，就偃旗息鼓，不再找我了。我先是在家里译达尔文著作，后来常去西直门里一家小茶馆下围棋，一直到1958年初夏全市“麻雀大战”时。那时我也拿着一根竹竿单独一人呼喊着，不让麻雀落地。有一天我遇到了王某，他说：“好久不露面了，有时间来谈谈好吗？”我说：“还有什么好谈的，静候处理吧！”他说：“有话说，你明天上午九时到我的宿舍来谈谈吧！”我准时前往，他表面上非常客气，和我说：“对你的处理，我们非常慎重，我们也请示过徐冰（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为你很惋惜，希望你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他接着说，“组织上对你的处理已经有了决定，有三条：（一）鉴于你有病（当时我患慢性肾炎），不让你参加劳动；（二）做什么工作，你可以提意见，当然不能像先前那样做领导工作了；（三）经济上让你过得去。”他一反在会上批斗的凶相，表现得非常和蔼亲切，并亲手给我泡茶，又拿出“555”牌香烟给我抽，说这些都是从印度新近带来的。这次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十一点我才回家。
回家后我高兴极了，认为这样处理太轻了。自从宣布我为“右派”后，我就省吃俭用过日子，一文钱也不多花，为的是我离开家后——当时我已做好了劳动改造的最坏打算——给孩子们多留下一点抚养费，那时我最牵肠挂肚的就是我走了，我的三个孩子怎么办？！听了王某的话后，我便打消这个顾虑了。第二天我就带着叶娃、叶晓去东安市场一家西菜馆吃西餐，饭后又买了一些香肠前去孙竦的三妹孙竞处报喜，当时心情真是喜出望外。
1958年夏，保卫科一个干部忽然来找我，要我在“右派”结论上签字。结论写得很简单，说我攻击“肃反”，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罗列一些空洞的罪名之后，划定我为“极右分子”。他说：“你签字吧，不签对你没好处。”我心里想，反正已经定了我为“极右分子”，如果不签，又得加上“抗拒”和“不认罪”的罪名。反正人家已经定好了，签不签都一样，于是我只得含泪在结论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当时《白毛女》一剧中杨白劳被迫按手印的情景重新浮在我的眼前。
当时各个机关要揪出多少“右派”，上面都规定了数字，大约是5%，不足5%就要找倒霉的人硬凑数了。华北农科院有一位甘蔗育种专家盛家廉，在“整风座谈会”上并没有发言，只是因为他是华北农科院民盟支部的“积极分子”，就补上了一个“右派”，以便凑齐5%。
“反右”一开始，全国突然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右派”，官方数字是几十万，甚至连小学教员和大学生也有许多也被划成了“右派”。
1978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未改正的“右派”为数不多了。但对于这次运动的结论是：“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所以对于“右派”，只说“改正”，不说“平反”。“反右”以后，说真话的人少了，说大话、假话、空话的人多了，在“反右”中受害的不仅是那些右派，而是它的后遗症——从此人人自危，不敢再讲真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