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辛历程

1987年4月17日，巴金在致冰心的信中说：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从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空欢喜一阵子。可是想来想去，还不是一场大梦？！不管有没有‘知识’，我脸上给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金印，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识分子，我就仿佛看见了我家的小包弟。它不断地作揖摇尾，结果还是给送进了解剖室”。1995年，季羡林在论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特征时说：“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

这两位学界泰斗、文化大师，当代中国公认的最杰出、最典型的知识分子，在躬逢改革开放盛世、知识分子时来运转之时所发出的感叹，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艰难曲折的历程息息相关。他们的心态，则正是这一曲折历程中的缩影。

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双重认定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存在着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新中国建立前后，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过论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在这之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明确地把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对这个问题论述最详细的是李立三。1949年10月30日，李立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市教育工会成立大会上说：“就工人阶级的广义来讲，凡是靠工资薪水作为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不管是体力劳动者也好，或脑力劳动者也好，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教育工作者包括教授、讲师、助教、教员、职员等，他们和工警一样，都是靠工资薪水来维持生活，都是雇佣劳动者，即都是属于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也和其他阶级一样，有许多层次。其中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基本阶层。其他如商店店员、手工业工人以及脑力劳动者包括教授、工程师等等，虽然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与产业工人不同，但他们是靠薪水来维持生活的劳动者，所以他们也属于工人阶级”。同时，李立三还不同意那种把个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画等号的做法，他认为，一位大学教授的家庭出身可能是地主或资本家，但只要他的生活来源是自己的薪水而不是仰赖家庭，他依然是一个薪资劳动者，依然是工人阶级。这些认定，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完全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划分阶级的方法和标准。

在此基础上，1950年8 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做出了正确的判定。文件认为“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受雇于上述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相同”。根据这些规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一正确的认定，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随后而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约从1949年10月就开始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政策的出台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曾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他们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群体，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团结、使用他们。二是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难以适应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因而，必须进行教育和改造。这一政策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将他们归入资产阶级队伍中。

因此，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自我批判、群众批判、“洗澡”过关的运动方式，使知识分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违心之论成为知识分子检讨过关中的普遍现象。这场运动不但严重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伤害了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感情，而且也使得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方面的正确认识受到忽视或者说其应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这场运动结束后，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判断，似乎成为党内的共识。

1955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即将全面铺开，人们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时，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央宣传部部长费孝通主持下，整理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情况的一批材料，送给中共中央统战部。这批材料经统战部分类整理后，把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六不”：“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随即，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1955年11月22日，曾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经商讨，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强有力的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负责人等共1279人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他强调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6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彭真在会上讲话说:今天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最主要障碍，是我们一部分同志对于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他们居功自傲，轻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看不见他们的巨大进步和变化，不承认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周恩来和彭真的讲话，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1956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示》进一步确认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和有关政策。在周恩来的过问和指导下，这以后，针对党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所存在的6个方面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陆续发出有关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通知以及典型材料。

这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中央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和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试验用地、研究经费、工作时间等)，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国务院《通知》除规定由新成立的专家局“负责研究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外，还开列了一个应由有关单位办理有关事情的目录，要求有关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同时，中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同国务院专家局，在本年内有计划地检查了高级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10多个部委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并深入到这些部门若干有代表性的单位，通过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他们进行访问等形式了解了情况，总结了成绩，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以上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工作的开展。

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受旧有意识惯性的影响，以及当时国际政治风波的消极影响，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思想，在我们党内未能获得稳定的持久的支持。

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由中央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就没有沿用周恩来的结论，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种提法。不仅如此，在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反而又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上出现了倒退，恢复了原先所使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提法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仅仅是“运用”他们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了。这就说明，在1956年那个时候，在党的领导层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然是把我国的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周恩来提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仍然孤掌难鸣。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地说：“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时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么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么说。5月25日，毛泽东在同伏罗希洛夫谈话时又说：现在“资本主义臭了，在社会上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

1957年 “反右派”斗争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出现，知识分子便被明确划到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在发动“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更加偏“左”。1958年3月， 成都会议作出我国存在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论断，把知识分子划入了资产阶级范畴。这个论断又被写进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并经代表大会通过。在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扣上“资产阶级”、“右倾保守”等政治帽子，受到批判、斗争，严重损害了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我们党历史上的调整时期。在调整国民经济方针的同时，也涉及到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中央一方面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摘掉“右派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帽子，另一方面又于1961年开始先后制定并颁发了《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条例。中央在颁发这些条例的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为了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周恩来利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机会再次呼吁。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除了重申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外，他还对当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简单粗暴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批评。他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筐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来就是‘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

继周恩来之后，薄一波于1961年9月10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问题。他在对提交给中央讨论审议的《工业七十条（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果说薄一波的讲话只是针对工业企业而没有涉及其它行业的知识分子问题，那么在事过半个月以后，陶铸的讲话就涉及到了所有行业的知识分子。

9月28日，根据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二条》的要求，广东省委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陶铸在会上发表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讲话：“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的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帽子。”

10多天后，陶铸在主持召开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则更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老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地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那个名词伤感情。谁有什么毛病，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不要戴这个帽子。”

陶铸的讲话，虽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使他们欢欣鼓舞，但这仅仅是对中南区而言的，用通俗的话说，是“地方粮票”。况且，这个讲话在党内还引起了很大争论。不仅其它地区有的领导人反对陶铸的讲话，就是中南地区有些党政领导也不赞成，更没有得到党的高层领导的认可。

1962年初，主持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目的是想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发展规划。会议期间，知识分子情绪低落，顾虑重重的现象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把情况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决定到广州向到会的知识分子发表一次讲话。

周恩来的广州讲话是很动了一番心思的，他深深地感到，要想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仅仅一般地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观点还不行，还必须从理论上加以说明，才能从根本上说服党内的不同意见。于是他在3月2日的讲话中着重从理论上阐明了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道理。他说：“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周恩来这段话的用意很明显：其一，知识分子既然不是独立的阶级，有人硬要把他们说成是资产阶级，这就完全没有道理；其二，既然知识分子一般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建国后知识分子依附的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为其服务，那么他们当然就应该是属于无产阶级了。

继周恩来3月2日的广州讲话以后，陈毅又于5、6两日在广州的科技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他情真意切地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陈毅的讲话受到与会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整个讲话过程中，知识分子们鼓掌达60多次。

周恩来从广州回到北京以后，在为第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准备政府工作报告时把知识分子问题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3月28日，在周恩来向二届三次人代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就表明，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脱帽加冕”，已经不只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共同意见，而是经过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同意了的正式意见。

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党内高层争论

周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以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们的喝彩声，一方面却在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柯庆施就下令上海市不准传达陈毅的讲话。当党内不断有人对周、陈二人的广州讲话提出责难时，周恩来当面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表个态，毛泽东却没有说话。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8月13日毛泽东又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9月11日，他又当面批评陈毅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在1962年10至11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会议上，陆定一明确指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六○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中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左派、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团结的范围一直要伸展到中右的知识分子。用这样一条界限来防‘左’防右。”

11月26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议上的不同观点。周恩来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的报告，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支持周恩来的观点。在听了陆定一向中央书记处的汇报后，他当即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上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他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

但是，由于当时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意见分歧较大，而且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仍然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这就使得党内部分领导想要为知识分子摘去资产阶级帽子的努力又一次落空了。

此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知识界首当其冲。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了所谓的“两个估计”，竟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像两块巨石压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大批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诬为“反动权威”、“臭老九”，惨遭迫害，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全国科学大会再次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十年动乱结束后,从1977年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严肃地检讨和审查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在这方面，邓小平作出了开拓性的重要贡献。早在1977年5月，还没有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鉴于当时内乱刚刚结束，许多知识分子余悸未消的情况，就鲜明地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又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改变过去中组部只管高中级党员干部不管知识分子的局面，成立专门管理知识分子的宣教局，而且以落实政策为发端，改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中央组织部在1978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专门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在两次座谈会的基础上，中组部发布了《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指出：“在现有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

由于知识分子广泛分布于各个方面、各个系统、各个部门，只由中组部成立一个宣教干部局负责是难以适应需要的。1981年3月，在胡耀邦的建议和推动下，由中组部牵头，中宣部、统战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等十三个单位参加组建了知识分子工作联系小组，从5月5日起定期开会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把知识分子工作落到了实处。全国政协也专门成立了一个“落实政策办公室”，派出几个小组分赴各地，推动这项工作。这就使得长年在各地各部门堆积如山的许多问题，犹如冰雪遇到了春风，逐一得到了解决。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庄严而又响亮地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根本上纠正了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观点，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拉开序幕。

此时已经复出的陆定一，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也有质的飞跃，他复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包含这样一段自我批评：“对于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周总理也作了实事求是的估计。……我在这个问题上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努力向周总理学习。”

这表明我们党在经过为期不短的痛苦的曲折之后，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并且已经形成了全党的统一认识。

1981年6月27日，党中央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再次重申：“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地位和作用载入宪法。至此，在我国知识分子头上戴了几十年的资产阶级帽子终于被摘掉了，他们的工人阶级属性终于得到了承认。这就使得我们党内许多同志为之奋斗了几十年、我国广大知识分子为之盼望了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党中央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依靠力量，“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正确轨道。

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在第六届人大和第六届政协会议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大量知识分子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六届人大代表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占44.5%；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占代表总数的41.5%。在六届政协2036名委员中，文化知识界委员的比例是五届政协的两倍半。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说明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落实，也说明新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与期望。对此，一些知识分子感受很深地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是‘座上客’；‘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阶下囚’；现在我们成了‘主人翁’。”

与此同时，党还把知识分子问题同党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邓小平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今后干部的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两年后他又说：“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建设的战略需要。”吸收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班子，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新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践中，根据变化发展的新形势，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政策。199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指出：“坚持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估计和基本政策是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立足点”，“对此,必须毫不动摇,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完善”。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下决心采取重大政策和措施，积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重奖。”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他根据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经验，提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的论断，这是继从阶级属性上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重要思想之后，又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作用形成新认识，这是我们党对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认识的一大突破。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非常重视。2003年12月，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努力做好利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会后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党中央的这一系列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体现了对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的高度重视。

回顾建国以来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辛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能否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正确处理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关乎党运之兴衰、国运之荣昌。在世界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知识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知识将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资源，知识分子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只有从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知识分子政策，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

（本文参考了大量的资料，限于篇幅，发表时删掉了引文注释——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