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是蛮荒,风雷百倍强

一 风雷乍起

划时代的五四运动,惊醒了祖国边陲。首先觉悟的云南各族知识分子纷纷起来集会游行,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奔走呼号。1920年,五中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省立第一中学的扬青田、柯仲平等秘密组织“大同社”,研究社会主义,探讨国家的前途。杜涛发起组织“劳工团”,探索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道路。在此前后,一批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女也走出大山到省外,国外去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先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京的云南籍贯学生王复生、王有德参加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王复生担任法文翻译组组长,王有德任负责联系工作的书记。不久,王复生成为第一批中共党员。白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张伯简,在赴法、德勤工俭学期间参加了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欧洲创建的共产主义组织活动,并加入了共产党。后接着,又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张伯简回国,先后在上海和京汉铁路从事革命活动,负责过《向导》和《中国青年》的编辑、发行工作。撰写了《社会进化简史》,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把《社会进化简史》作为主要读物发给学员。白族青年施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期间,积极投身到五四等爱国运动,赴美留学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担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首任书记。1929年秋回国,在中共中央翻译科、河北省委工作,直至牺牲。

二 前仆后继

1925年起,中共党员王复生、王德三、杨青田等人发起成立云南在省外求学进步青年组织“云南革新社”(后改称新滇社),团结云南青年,革新云南政治,并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组织分社。1924年底,省立第一中学图书管理员李国柱发动进步学生,组织云南青年努力会,宗旨是唤醒云南青年,改造云南社会。至1926年,会员几乎遍及昆明中等以上学校,成为领导云南青年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新滇社和云南青年努力会的活动,促进了云南青年和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为中共云南地下组织的建立培养锻炼了骨干力量。

1926年11月7日,在中共广东区委派遣的滇籍共产党员李鑫的主持下,周霄、吴澄、杨静姗、黄丽生在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24号(现55号)周霄家中,举行第一次党员会议,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

中共云南地方组织成立伊始,就根据上级党组织的部署,积极推动“倒唐”运动。党组织利用云南军阀内部矛盾,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促使反唐力量于1927年2月6日发动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改组了省政府,为北伐后方消除了最大隐患。在如火如荼的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中共云南特支领导,建立了农民协会、工会、妇女解放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组织,掀起以工农运动为主体的国民革命浪潮。在斗争中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据统计,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先后建立了蒙自、嵩明、个旧、易门、陆良、石屏、宁洱等7个县委,全省共有80多个党支部,党员达390多人。

为了扑灭熊熊燃烧的革命火焰,蒋介石派亲信李宗黄到云南。党组织抓住时机,发动群众,开展驱李斗争,迫使李宗黄撤回南京。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积极在云南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不久便找到正欲借助蒋介石势力以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龙云。蒋与龙一拍即合,随即在云南“清党”。一时间,风光秀丽的红土高原上杀机四伏。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赵琴仙、陈祖武、罗彩、杜涛、李鑫等英勇牺牲。曾三次变卖家产支持革命的省特委书记赵祚传也被敌人抓捕,惨遭杀害。据党中央当时的刊物《布尔什维克》载,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云南被捕的革命同志有300余人,被杀害和失踪的达120人以上。

1930年1月,遵照中央指示,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省委,王德三任省委书记。在异常复杂险恶的形势下,省委根据“八七”会议和六大的精神,大力开展组织群众的工作,以“兄弟会”“足球队”“星期会”“俱乐部”农民联合会”“禁烟禁赌会”“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名义组织和联系群众,领导群众斗争;同时组织工农暴动,开展武装斗争,斗争目标从消灭地霸武装到准备夺取县城,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针对云南多民族聚居的特点,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积极进行少数民族工作的探索和实践。旱在1927年,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就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指出“云南党部应该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少数民族在农运中是支有力的部队”。省委书记王德三深入滇南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时,撰写了《夷经》用朗朗上口、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少数民族宣传翻身求解放的道理。由于《夷经》道出了千百年来各族人民的心里话,指出了光明的出路,因得到广泛流传,被少数民族誉为自己的“经书”。

1930年4月,由于团省委交通员等被捕叛变,中共云南省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省委组织部长刘平楷、宣传部长张经辰、省委军事工作负责人张舫等先后被捕,壮烈牺牲。年底,云南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团省委书记李国柱和省委候补委员吴澄不幸双双被捕,壮烈牺牲。同年11月,省委书记王德三也落入敌手。这位出生于云南祥云县、一门三英烈的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子,五四运动后前往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北京求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受党组织指派,前往陕西绥德、榆林等地建党,介绍后来成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加入共青团。北代战争时期,王德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在广州大沙头培训滇籍进步青年干训班,为云南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监刑前王德三写下了荡气回肠、掷地有声的《狱中遗书》。

还有一批云南高原的赤子,为了中华民族和云南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人物有红十军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周建屏、无产阶级军事家罗炳辉、威慑敌胆的抗日名将周保中、人民音乐家聂耳、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等,他们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是云南人民永远的骄傲。

三 长征前后

中国工农红军曾在1935年、1936年长征两次过云南,震撼了祖国西南边疆这块古老的红土地,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政治觉醒。红军所到之处,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他们为部队筹粮、当向导、作翻译,与红军建立了鱼水深情。在藏族聚居地区的中甸,当地喇嘛和藏民牵着牛羊,背着青稞洒和酥油糌粑送到红二、六军团总部,不仅使红军顺利地筹集到过雪山草地大批的粮草,并在红军开拔时派藏兵开道和护送,红军影响所及,各族人民纷纷参军参战,仅在会泽县城一地,就扩红近千人。

中面红军在扎西休整期间,中央军委抽调了2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建立了川滇黔边区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创建了川默革命根据地。川滇黔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在滇东北高原上,开展游击斗争,牵制打击敌军,他们以山区为根据地,平时寓兵于农,分散生产,战时化农为兵,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在装备缺乏,没有给养,独立作战的条件下,坚持斗争长达12年之久,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及红军过后,云南人民连续举行过一系列的武装暴动,楚雄党组织领导武装暴动,建立了楚双峨易游击大队,打击地方反动势力;武定山区的贫苦彝汉人民举行了近千人的反土司武装暴动,烧毁了土司房屋,镇压了反动土司;金沙江两岸的农民也揭竿而起,发动了纳西、白、傈傈族人民千余人参加的“黄军”起义,打击地方豪绅势力等等。在红军长征过云南之前,百色起义后建立的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在左右江坚持斗争的二十一师及右江下游党委先后派出一批干部进入云南富宁县境,开展创建红色政权的工作,至1934年初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七村九弄地区建立了20多个劳农会、27个赤卫队,并按照土地革命的方针进行了土地改革工作试点,年底成立了“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滇黔桂边区劳农会”、“滇桂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梯队”,逐步形成了以富宁为中心,包括云南、广西、贵州、3省的6个地区28个县的滇默桂边区革命根据地。

四 抗战期间

1935年11月,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恢复重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云南中共党组织通过建立公开或秘密的抗日救亡团体,以及办夜校、识字班、读书会等多种形式,组成了一支学生为主体,有工人、妇女及各界人士的参加的抗日救亡的基本力量。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各方名流学、爱国民主人士荟萃昆明,同正在莛发展的云南社会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进步力量。云南地下党发动并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抗日救亡集会和游行、请愿活动,造成极大的抗战声势,失去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云南的发展。

这一时期,为了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参加抗战,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亲自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去的工作,并多有书信来往。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云南党组织,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及云南各界人士开展了大量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工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云南的形成和发展。云南省政府当局动员和组织全省民众掀起抗战热潮。37万多滇军健儿出省奔赴前线何况敌,占云南青壮年男姓的四分之一,其中10万人献身疆场。滇军六十军在台儿庄战役中,给猖狂的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在与日军作战中,滇军少将以上高级将领唐淮源、王甲本、寸性奇、陈中枢为国捐躯。在滇缅战场,云南军民积极支援配合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民众英勇地进行敌后抗战,腾冲、龙陵、潞西、南甸(今梁河)、干崖、莲山(今盈江)、陇川、瑞丽、泸水等县的傣族、景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佤族和汉族人民,先后组成数十支抗日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

1937年8月,日军封锁中国沿海口岸,阻止援华物资进入中国境内。云南各族人民不顾地形复杂,环境险恶,自带干粮 、工具,风餐露宿,昼夜抢修滇缅公路。沿线疟疾流行,缺医少药,3000多人死疾病和事故。然而十多个民族的几十万民工用血肉之躯铺筑了这条抗战的生命线。1939年3月,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视察后说:“这条公路工程艰巨浩大,没有机械施工而全凭人力修成,实属不易,可同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媲美”。

云南历来粮食不能自给,抗战期间一下涌进100多万人。全省人民咬紧牙关,开荒种地,自己吃包谷杂粮,把精细粮食省下,支援抗日军队。1938年8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给龙云的亲笔信中指出:“抗战军兴,滇省输送十十万军队于前线,输送物资,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尤多”。中国共产党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积极争取云南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斗争的需要,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原云南省特委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云南省工作委员会。按照周恩来提出“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的要求,加强发党和党的外围组织,努力从云南的实际出发,积极团结社会各阶层群众和地方实力派,建立了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1944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云南党组织领导昆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师生和爱国民主人士,举办五四纪念周活动、召开抗战七周年纪念会、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纪念护国运动30周年大会、抗战八周年纪念大会等,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进步力量不断壮大,民主空气空前活跃,云南省会昆明被誉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堡垒”。

五 迎来天明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撕毁政协决议,捍然挑起内战。在此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昆明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率先举起反内战、反独裁的大旗,吹响了要和平、要民主的号角,揭开了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大学生、教师、社会人士6000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军事恐吓和诬蔑,全市大中学生抗议罢课。12月1日,国民党特务、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西南联大等校,公开进行打砸抢,企图阻止破坏学生罢课。暴徒杀害了南菁中学教师于再(中共党员)、西南联大学生潘琰(中共党员)、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4人。打伤数 ,其中重伤2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中共云南省工委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以大规模的烈士录堂公祭活动、隆重庄严的出殡仪式,加强宣传,扩大影响,揭露敌人,教育人民,激励斗志,在云南全省建立了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连僧侣、尼姑都自发地为烈士念经、送葬。在“一二·一”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以声援昆明学生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的浪潮。延安、重庆、上海等地相继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内战、反迫害的集会、游行、悼念活动。在社会各界共同斗争和国内外舆论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将罪魁祸首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撤职,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被调离云南。

尽客敌费尽心机妄图扑灭云南人民的革命烈火,但是,各界人士对蒋介石把人民推进内战火海、实行独裁统治的行径深恶痛绝。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向责人李公朴、闻一多等在毗明连续三次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起万人签名活动,呼吁和平,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同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遇在,万众激愤,全国各地掀起了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的斗争。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又领导昆明大中学生、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全国各地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斗争。先后开展了抗议美军暴行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助学运动和人权保障运动。在1948年的反美扶日运动中,昆明爱国师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慨,近千名师生在云南大学、南莆中学与2000名多军、警、宪、特展开英勇的搏斗,当800多师生抓捕、关押反动派对他们采到残酷的刑讯逼供或是在反谓的夏令营进行“训练思想”的感化时,他们在监狱中、法庭上仍然坚持战斗,使敌人妄图通过被捕师生破获地下党组织的计划彻底失败。党组织和云南爱国民主力量不但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生与死的考验,而且为全省农村武装斗争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积蓄力量,云南进行大武装斗争的条件日趋成熟。为配合解放军胜利反攻,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1947年1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主持召开了省工委扩大会议,对在全省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作了全面部署。全省各地的党组织依靠多年积蓄的力量,以反“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为号召,发动群众,在争取解放的旗帜下,迅速聚集了长期受尽压迫的各民族人民。云南人民武装斗争之火一经点燃,即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势不可挡。1948年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在弥勒西山、路南圭山发动了人民武装起义,组成了云南人民游击队主力“一支人民的军队”。到1949年春,先后建立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峨山游击支队、滇西北地区的人民自卫军、滇西地区的人民自卫团和滇北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创建了7块连片的游击根据地。1949年1月1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活动在滇东南、桂西和黔西南人民武装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同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桂滇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云南各地人民武装与桂滇黔边纵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下辖12个支队,两个独立团(其中10个支队、两个独立团在云南)。

在血与火的武装斗争中,一大批云南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一首首雄伟壮丽的诗篇。阿细人民的好儿子杨治廷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这位当过龙云警卫连长的彝族汉子,经过一年苦闷、傍惶的思索,最终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彝家的贴心人,快心坚决跟着共产党干革命。1948年2月,党领导的云南人民武装起义在弥勒西山打响,指挥员扬治廷在战斗中不幸受伤被俘。人软硬兼施想让杨治廷回心转意,还逼着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到监狱去软化丈夫,坚强的妻子反而让丈夫干到底。敌人的阴谋伎俩彻底失败,穷凶极恶地将扬治廷押赴弄场,扬治廷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在滇中易门至今还留传着南疆丹娘孙兰英的英雄故事。1948年底,党组织安排在经过历次城市民主运动锻炼和考验的孙兰英转移到易门,以教书为掩护,领导当地的武装斗争。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孙兰英深入农村,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指挥游击队把前来“进剿”的县常备队打得落花流水,由于叛徒出卖,孙兰英不幸落敌人的魔掌。敌人抓到孙兰英后,如获至宝,想从她口中找到线索,将易门的共产掌组织一网尽。敌人软硬兼一无所获,恼羞成怒,对这位年仅21岁的姑娘使用了惨绝人寰的残酷刑法,用烧红的枪刺刺穿她的嘴唇和乳房,但始终没有使孙兰英屈服。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中,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其中分别有傈僳族、彝族、藏族、白族、纳西族、蒙古族、回族、拉祜族、傣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组成的队伍,少数民族战士在部队中表现了较强的纪律性。在战斗中,作战勇敢,常使敌人心惊胆寒。如全国第一支由党领导的藏族骑兵大队,他们转战于滇西北高原,成为一支威震胆的人民铁骑。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持下,云南人民武装斗争的烽火遍布三迤大地。短短两年时间,由1000余人发展拥有约5万人的正规部队,约10万人的护乡团、民兵的人民武装。到1949年底,解放了61座县城,游击队活动范围遍及90多个县。昆明周围的安宁、昆阳等地都有游击队的活动。在云南全省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党领导下的云南人民革命武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云南的反动协统治,震慑了云南的反动势力,钳制了在云南的蒋系部队,致使国民党省政府许多县长(约70人)不敢或不能到职就任。

中共云南省工委、“边纵”领导和昆明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和大军南下的形势,在放手发动武装斗争、加强城市民主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反蒋统一战线,加紧争取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工作。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在昆明建立了两个战工作小组,一个以省参议会为阵地,另一个在社会上层人士、新闻界和国民党军、政机构及部队中进行工作;统战小组利用地方势力和国民党中央统集团之间的矛盾,以“维护地方利益”、“表达民意”的合法形式,团结进步人士,争到中间势力,开展反蒋斗争,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联系和影响,在地方上层人士和地方实力派中形成了一股拥护和平解放的政治力量。同时党组织加强了敌工工作,在国民党保安部队、警察中发展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军人同盟”、“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在卢汉警卫营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相当一部分警卫营的官兵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卢汉政府军法处长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军盟”。组织还争取了国民党师宗县长、兰坪县参议长、福贡县参议长、碧江县设治局长、丽江专区代专员习自成(纳西族)率部起义。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通过亲身感受,认识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正义性,也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革命。有的献枪献粮,有的配合“边纵”打击敌人,有的带着人枪参加到革命队伍中。

正当云南人民武装斗争迅猛发展之时,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乘胜进军西南。在大军压境、云南城市民主运动和农村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经过党中央和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长期统战争取工作,促使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宣告昆明和平解放。接着,人民解放军进军云南,取得了追歼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滇南战役的胜利,把红旗插到祖国西南边境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