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与鲁迅\曹靖华

1936年7月21日,鲁迅在病中应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请求(允许其翻译《呐喊》,并为之作序),作《捷克文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在该序文中,鲁迅说道:“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王希礼就是鲁迅说的这“少得很”中的一个。他就是第一个把鲁迅的名著《阿Q正传》译成俄文,而后介绍给苏联广大读者的著名汉学家。

一

王希礼是其来华后取的汉名,原名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瓦西里耶夫,1899年12月8日出生于沙皇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1914年改为彼得格勒,1924年又改称列宁格勒,1992年1月恢复旧名圣彼得堡)一个普通职员家庭,1922年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部,1924年春来到中国实习,先后担任苏联驻华总领事馆和苏联驻华武官秘书(在北京)。当时正值中国大革命风暴前夕,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同时,创办黄埔军校,筹建国民革命军。当时的河南同全国一样,特别是1924年12月思想激进的胡景翼率所部中华民国国民军第二军进驻省会开封之后,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与广州(时为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包头(冯玉祥所部国民革命军)同为当时全国三大革命热点地区。应广州革命政府和孙中山的邀请。共产国际向这3处分别派遣了军事顾问团。1925年春天,王希礼被分派到以斯卡洛夫为团长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共计43人),来到开封的国民二军中开展军事顾问工作。就在王希礼抵达开封不久。曹靖华也受李大钊派遣,回到第二故乡开封(曹是河南卢氏人,1897年8月11日出生。早年曾在河南省立二中读书,后又留学苏联),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当翻译。

革命把王希礼和曹靖华首先连在了一起,就这样,两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开封保定巷6号大院他们工作的地方相识了,一个通俄语兼懂汉语,一个通汉语兼懂俄语。由于顾问团懂俄语的中国人很少,每当王希礼与中国人接触或作翻译时,一开口常遭人嘲笑,搞得十分尴尬。中文报刊书籍上的句子、语法、用词、修饰。也与他在苏联国内学的有很大差别,他常为此深感苦恼。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位能同时用流利的俄语、汉语与他交流的中国同事,自然是非常高兴,不仅可以弄明白别人为什么老是讥笑自己,而且也能及时纠正以前学的错误、弥补自己的不足,同时也进一步学习了汉语、提高了自己的汉语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写作水平。因此,自从遇到曹靖华后,王希礼总是急不可耐地把自己的满腹心事向他倾诉。

原来俄罗斯老一代汉学家们,几乎全是由俄国政府派到中国,住在大使馆里,请清朝政府选派的几位“翰林”教授他们“四书”、“五经”之类的典籍。王希礼的老师、被师生们尊称为“阿翰林”的圣彼得堡大学汉学学科的开创者瓦·阿列克谢耶夫,正是由清朝翰林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他专门研究《聊斋志异》,对其推崇备至,不仅自己一头扎进书里。“视不越几席之外,履不出里巷之中”,还告诉学生:“一部《聊斋》就代表了中国的全部文化。”这就难怪一说话只会“之乎者也”、满口《聊斋》式的古典汉语的王希礼,一接触到中国的实际,便时常不知所措了。他经常发问:“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每当此时,曹靖华总是耐心亲切地回答道:“语言是发展的,现在的汉语言,比《聊斋》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以后,不仅书面语言有很大变化,而且口语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你不了解和掌握现代中国的语言,同中国人交流自然会感到极不方便,难以沟通。况且,你们的‘阿翰林’说一部《聊斋》就代表了中国的全部文化,也未免太偏颇、太狭隘、太片面了。”于是,曹靖华很诚恳地建议王希礼多读一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多接触一些现代文人,这将有助于比较客观、公正、系统和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现实社会和中国人的实际生活。

当时战事和工作十分繁忙,在难得闲暇的一个周末,王希礼和曹靖华一起登上开封著名的古建筑龙亭。凭栏远眺,巍巍铁塔,滔滔黄河,尽收眼底。他们被眼前景致和中州大地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激动着。王说:“多么好呀,你的故乡!中国的地下火就要喷发出来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呀!你说,我该怎样才算不虚此行呢?”曹答道:“你指的是什么?”王说:“过去,我以为中国的现实就是《聊斋》,现在才知道不是那样,继续关在《聊斋》里非要把我闷死不可!你劝我读一点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但我该从哪里起步,先读谁的作品呢?”曹答道:“你最好先看看鲁迅的《阿Q正传》。”

王说:“鲁迅是谁?《阿Q正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曹答道:“现在你还没看书,不好多谈,待你看了书后咱们再详谈。”从龙亭回来,曹靖华把手边的一本《呐喊》送给王希礼,对他说:“这里面有《阿Q正传》。”王希礼同时又回赠了一本俄文短篇小说集《十三只烟斗》。

二

过了几天,王希礼看了《阿Q正传》后非常兴奋地对曹靖华说:“鲁迅是同我们的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一样的世界大作家!”他由原来的不了解鲁迅一下子变为非常佩服乃至崇拜鲁迅,决心把《阿Q正传》翻译成俄文,并说:“我如果真的能把这件事做好,也可以算是没有白来中国了。”曹靖华看着他激动的神情,知道《阿Q正传》就像一把火,烧得他坐卧不宁了。王希礼又急切地说道:“书里面还有不少地方看不明白,你一定要帮助我。”曹愉快地答应了。

王希礼说干就干,很快就开始翻译了,翻译中一遇到疑难便找曹靖华商量,他们一起议论、琢磨、切磋、椎敲和商榷,很多问题经商量后予以定夺,两人合作得十分愉快,但并不是所有问题曹靖华都能解答,甚至商量后也难以解决的。如对书中有关浙江绍兴地区民间赌博时“天门”、“角回”等等术语,曹也是一无所知,无法回答。最后曹靖华壮了壮胆说:“这样吧,咱们把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集中起来,直接向鲁迅先生求教。”王希礼瞪大眼睛说:“直接向鲁迅先生求教能行吗?”“他可是有名的大作家啊!”过去,曹靖华在北大旁听时曾选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课,且到过鲁迅寓所当面向他请教过,知道鲁迅对学生和文学青年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因此,曹靖华才敢提出来直接向鲁迅先生请教问题。

经过商量后,便将解决不了的问题汇集起来,由曹靖华写信寄给鲁迅,说明他有一个苏联朋友汉名叫王希礼,曹要替王帮忙,信中还附有王希礼的一封信。假托王由上海往汉口。无意中读到《呐喊》,让他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强烈兴趣。同时说他已着手翻译《阿Q正传》,拟寄往莫斯科出单行本,请曹转告鲁迅先生恳请其为俄译本写序言、自传并提供一幅照片。很

快,在他们热切期盼中,果真就收到了鲁迅的回信。事过50多年后的1980年。曹靖华在回忆此事时说:“至今我还记得,我和王希礼拆开信时的急切心情和看到鲁迅先生详尽解答所有疑难的高兴神色。不久,《阿Q正传序》、《自叙传略》和鲁迅先生照片都寄来了。我们要求的,鲁迅先生全照办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阿Q正传》俄译本是多么重视啊!鲁迅先生在信中不仅解答了疑难,还特意为赌博绘了一张图,说明“天门”、“角回”的位置和赌法。这第一手的图解,恐怕是《阿Q正传》所有外文译本都不曾得到的最翔实的材料了。鲁迅先生那种恳切、认真的严肃态度,实在令我和王希礼异常的敬佩,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效法的。”曹靖华还说,“我向鲁迅先生求教的第一封信,他是1925年5月8日收到的。第二天即复信给我和王希礼。这个日期《鲁迅日记》中记载有,我也记得分外清楚,因为这是我和鲁迅先生通信的开始。”

5月28日《鲁迅日记》后面,有一条《注释》:《阿Q正传》俄文译者王希礼向鲁迅索序、自传和照片,鲁迅是日往容光照相馆照相,次日作《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作者自叙传略》,后收入《集外集》。这说明自5月8日至6月8日,一个月时间里,鲁迅于百忙中,将曹靖华与王希礼两个素昧平生的青年向他提的所有要求。都一丝不苟地一一解答了。这除了鲁迅一贯的热忱、严谨、周到、细致的作风外,也确如曹靖华所说:“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阿Q正传》的俄译本是多么重视啊!”鲁迅在为俄译本写的《序》中说:“这里我是很应该感谢,也很觉得欣喜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国文学的王希礼先生的翻译,竟得展开在俄国读者的面前了……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那么,这一篇在毫无‘我们的传统思想’的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会照见别样的情景的吧,这实在是我觉得很有意味的。”在“俄国读者的眼中,也许会照见别样的情景”,这正是鲁迅所期待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段时间,《京报》编辑向鲁迅索稿,鲁迅便将附在曹靖华信中的王希礼的信给了他们。6月9日《京报》副刊24期以《一个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呐喊)的观察》为题刊出:靖华老友:

前信想已收到。我近来有一个很新的发现,使我的精神上感到无限地愉快,使我对于现在中国的新文学发生一种十分热烈的爱恋!

这个新的发现,就是我由上海到汉口以后,无意中读了鲁迅先生的《呐喊》。我从前在俄国大学所研究的中国文学,对于民众丝毫没有一点关系;我读了以后,对于中国的国民生活及社会的心灵,还是一点不知道!我现在在中国的新的作品里边,读了鲁迅先生的《呐喊》以后,我很佩服你们中国的这一位伟大的真诚的“国民作家”!他是社会心灵的照相师,是民众生活的记录者!

他的取材——事实都很平常,都是从前的作家所不注意的,待到他描写出来,却十分的生动,一个个人物的个性都活跃在纸上了!他写得又非常诙谐,可是那殷痛的热泪,已经在那纸的背后透过来了!他不只是一位中国的作家,他是一位世界的作家!

我现在已经着手翻译《阿Q正传》,打算在莫斯科出单行本:但是我不认识这位先生,并不知他现在在何处?

请你写信给我介绍一下。并请他准我译他的书。并且还要请他为《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作一篇序,介绍给俄国读者,再请他为我寄一张相片及他的传略,为的是印在一块。《阿Q正传》译完以后,我还想译他别的作品,《故乡》等。

希望你费神将我这样佩服的诚意,介绍于鲁迅先生面前。

我也希望你快些给我一封回信。

你的老友

王希礼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汉口

发表时,信前加了“编者按”:“此信原用中文所写,并非译文,我们由此推知俄译本《阿Q正传》之正确了。”后来,不少鲁迅研究者感到困惑,因为那封信信末注的是:“1925年4月17日寄自汉口”,信的开头、末尾称呼与署名分别是“靖华老友”和“你的老友王希礼”,说明曹靖华与王希礼在开封相遇并非初识,因为他们早就是“老友”。通过信,“交谈的内容也已从泛泛的友谊转向文学专业了”。据说,当年“未名社”的同仁,也和《京报》副刊的编辑一样,曾对此信行文流畅感到惊奇。他们不知道这封信所以这样写,不过是为了办事方便的托词。因为当时王希礼说中文还常常“之乎者也”,尚不习惯用汉语的日常口语,自然也难用流畅的白话文行文。这封信应如何写,实际上是王希礼与曹靖华共同商议的结果。曹靖华后来说:“当时年轻,免不了有些天真的想法,想着为求鲁迅先生办事,找一个假托,可能更自然一些。其实,这种假托生活中很平常,譬如两个陌生人头一次见面,常说‘久仰,久仰’。其实这之前从未听说过对方,谈何‘(敬)仰’呢?但说话时仍常这样说,也算先套套近乎,再交谈就顺畅些吧。自然后来由此引起一些误会与讹传,是当时我们未曾料到的……”

三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鲁迅先生与曹靖华和王希礼通信及相关事宜,在《日记》中还有如下记载:6月14日:“晚……得曹靖华信。”7月10日:“下午静农、目寒(注:即台静农、张目寒,都是文化人,与鲁迅均为好友)来并交王希礼信及所赠照相,又曹靖华信及译稿。”7月13日:“午后……寄曹靖华信。”

据曹靖华后来回忆:“大约在1925年6月底或7月初,张目寒去开封,抽空去我那里,也见了王希礼。我们托他将信、王希礼送给鲁迅先生的照片等带给鲁迅先生。后来鲁迅先生给我们回了信,准确内容记不清了。7月10日张目寒会同台静农去鲁迅寓所时,将我们的信与王希礼的照片转交给他。”王希礼的信与照片,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信的全文是:鲁迅先生:

你的传略、序文和相片,已经由友人曹靖华转给我了,我抱着真诚的至意,谢谢你!

传略和序文,都已译就,和相片与《阿Q正传》全文,付邮寄到莫斯科去付印,书出版之后,即送一本译本。

我倘使将来到北京去,那时一定要去拜会你。现送上我的一张相片,请收下留为纪念。别的话以后再谈吧!

祝你平安!

王希礼上

1925年7月4日

后来,王希礼先于曹靖华离开开封。原因是在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胡景翼病故后岳维峻接任,岳改变了胡“联俄、联共、扶持农丁”的方针政策,对外急于扩军和占领地盘,与民众争利,树敌太多;对内扶持亲信,排斥异己,二军内部矛盾加剧。结果,仅仅过了一年,致使开封形势急转直下,大有四面楚歌之势,顾问团对此亦无良策,无可挽回,国民二军大部被迫西撤陕西。1926年春,苏联顾问团只好先撤到包头(冯玉祥部的防区),而后经过蒙古大草原回国去了。至此,国共在河南的合作宣告结束。这年夏,李霁野、

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经张目寒介绍先后结识了鲁迅先生,并根据鲁迅提议成立“未名社”。当时,曹靖华正随国民二军一部赴保定前线抗击军阀吴佩孚部,从韦素园信中得知“未名社”成立的消息,便立即报名参加。王希礼离开开封时,曹靖华将鲁迅住所的详细地址告诉了他。《鲁迅日记》有关鲁迅与他会面的情况,有这样的记载:

1925年8月11日:“午后往北京饭店看王希礼,已行。”这之前,王希礼是否先去看过鲁迅,现无从查证。而这一天鲁迅去看王希礼时,想必他已去了外地,致使鲁迅扑空,未能见到。他们另一次见面是同年10月25日,这一天《鲁迅日记》载:“下午王希礼来,赠以《苏俄文艺论战》及《中国小说史略》各一本。”10月28日鲁迅去王下榻处回访:“下午往六国饭店访王希礼,赠以《语丝》合订木一、二各一本。”那天鲁迅还顺路“往西交民巷兴华公司买鞋,泉九元五角”。后来直到1927年5月27日《鲁迅日记》方载有:“上午得王希礼信,五日上海发。”可知当时王希礼到了上海,其后的行动,便不得而知了。只听说他大约不久便任满回国了。时因政局骤变,动荡不定,自王希礼与曹靖华分别后,他们相互联系便中断了。由于吴佩孚于1926年春攻占了河南,致使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形势,就这样葬送在北洋军阀手里了。曹靖华对此也万般无奈,为防不测,他将鲁迅寄给自己的书信存放在友人家中,仓促离开了开封。直到1933年曹靖华第二次从苏联回国后,方知友人在白色恐怖下,为顾忌身家性命,被迫将这些书信销毁了,也只能扼腕长叹……

四

曹靖华辗转回到北京后,便会同“未名社”同仁前去看望鲁迅先生。那是“未名社”6名成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相聚。时间是1926年3月21日——“三一八”惨案后的第三天。曹靖华在鲁迅那里看到他刚写就的《无花的蔷薇之二》手稿,鲁迅在文中借1905年俄国沙皇下令枪杀圣彼得堡请愿工人(史称“流血的星期日”)的罪行,怒斥段祺瑞政府屠杀中国请愿学生。此时,曹又马上想到高尔基曾就沙俄那次事件,写过一篇特写《一月九日》,便决心将它翻译出来,当做一面镜子,映照一下北洋军阀政府的丑恶嘴脸,同时以此来唤醒有良心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的觉悟与良知。正当曹靖华准备着手翻译时,李大钊得知他回到北京,立即指令他“火速赶往广州”。因为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即将开始,苏联顾问团总顾问加伦将军正等着曹靖华作翻译。他只好将翻译《一月九日》的事暂且放下,急匆匆南下广州,投身到大革命中去。

曹靖华于戎马倥偬中无暇他顾,鲁迅先生接下来也因封建军阀的迫害,先后去了厦门、广州,彼此中断了联系。很快,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曹靖华携妻再次去了苏联。

曹靖华夫妇到达莫斯科后,分别被安排在中山大学任教与学习。1928年5月,瞿秋自在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后留驻莫斯科。“他乡遇故知”,对曹来说,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年秋天,他征得瞿秋白的同意,应聘去列宁格勒大学和列宁格勒东方语言学院任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来向他下聘书的,恰恰是王希礼的老师、苏联社科院院士瓦·阿列克谢耶夫(即“阿翰林”),曹也终于有机会再次和“老朋友"5E希礼(王回国后又回到该校工作)共事。列宁格勒大学(即原圣彼得堡大学),正如王希礼求学时那样,一向注重中国古典文学,拥有好几位“阿翰林”这样的老一辈汉学家。曹到来后,力主将中国新文学特别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引入课堂,这不仅得到瞿秋白的赞赏,难能可贵的是也得到了“阿翰林”的支持。然而起初并不顺利,个别老汉学家讥讽曹可能缺乏中国古文基础,曹靖华笑而不答,决定让事实说话。很快,事实就作出了回答。事情如下:1929年阿列克谢耶夫组织了一个集翻译、教学与研究为一体的学术机构——列宁格勒汉学家协作小组。“它很像一个有专业技能,按小组承包、结合的一个工匠组合体。参加的除了阿列克谢耶夫、曹靖华之外,还有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王希礼)、尤利安·休茨基……”等等,几乎囊括了当时列宁格勒所有苏联汉学权威。他们根据分工,负责校勘译稿,将中、俄两种文字相互翻译时,遣词造句、词组搭配、语法分析、译文正误等等,一制成卡片,并注释说明。为的是从中归纳、整理出一套完整、有规律的中、俄互译的方法。“阿翰林”分配给曹靖华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校勘他译的《聊斋志异》。他特别重视中国作家对译文的评论,因为他们会有意无意感觉出洋腔洋调。继而又让曹校勘《陋室铭》、《归去来兮辞》、《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并让曹用这3篇古文中的对仗、节律及成语进行示范讲课,以便引起学生对中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些讥讽的流言便悄无声息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在授课中的比例也渐渐多起来了,波兹涅耶娃、杜莫尔恰诺娃等专门翻译与研究鲁迅、老舍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新一代苏联汉学家,也正是从此时渐渐成长起来的。

曹靖华当时除授课外,也应苏联远东书局之约翻译了《第四十一》、《不走正路的安德伦》、《星花》、《一月九日》等,还校正了在开封翻译的《烟袋》。其中《第四十一》被列为该校汉学家协作小组校勘书目,而负责校勘这部书的,恰恰是他的“老朋友”王希礼。那段日子里,他们也常在丁余时间沿着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一边散步,一边畅谈着文学、人生、理想。王希礼除翻译过《李娃传》、《长恨歌》、《醉翁亭记》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主要侧重对鲁迅及胡也频、冯铿等中国左翼作家的研究。除《阿Q正传》外,还翻译过鲁迅先生的《彷徨》,出版过《中国左翼文学》、《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等专著。此外,还写过不少有关中国戏剧特别是京剧的论文。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曹靖华译的《烟袋》,正是从在开封时王希礼回赠他的《十三只烟斗》一书中选译的。那本书共收入爱伦堡等几位作家写的13个短篇,每篇都与烟斗有关。而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爱伦堡的《康穆纳尔的烟斗》,早在开封时就把它译了出来。曹靖华在列宁格勒重新校正后,将译稿寄给李霁野。鲁迅先生审稿时,表示:“我以为很好,应即出版,中国正缺少这一类书。”但也提醒“几个名词似有碍,不知在京印无妨碍否?”鲁迅说的“几个名词”是指“康穆纳尔”,意为“公社社员”。爱伦堡曾长期客居巴黎,这篇小说便是写巴黎公社社员的。但在当时白色恐怖下,“检查官”们对马克思、苏联一类词分外敏感,像“公社社员”无论音译或意译也都属“犯禁”的字眼。为免惹“麻烦”,最后只得用了一个不带危险色彩的很土的名字:炯袋:,然而后来“未名社”遭查封时,恰恰因有部分《烟袋》存书,被当做“罪证”而惹过“麻烦”。在翻译《烟袋》之前,曹靖华的翻译作品主要是《蠢货》、《白茶》、

《三姊妹》等契诃夫的剧作。后来转译小说及苏联现代文学作品,恰恰是从1925年在开封翻译《烟袋》开始的。后来这篇文章收人短篇小说集《死敌》时,恢复了《康穆纳尔的烟斗》的篇名,但篇末仍注着“一九二五年初夏,译于开封”。这也足以说明他和“老朋友”王希礼在开封度过的那段时光,在他心头的分量……

五

王希礼当年将《阿Q正传》翻译后寄往莫斯科,却迟迟未能出单行本,其原因现已无从知晓。后来,《阿O正传》俄译本直到1929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阿Q正传——俄文版鲁迅短篇小说集》。书中除《阿Q正传》外,还收入什图金、卡扎克维奇等翻译的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风波》、《故乡》、《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头发的故事》和《社戏》等7篇小说。

《阿Q正传》俄译本出版后,王希礼立即送给曹靖华一本,还请他将另一本转给鲁迅先生,扉页上写道:“鲁迅留念,王希礼赠,一九二九年八月。”这本书连同王希礼当年送给鲁迅的照片,现均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珍藏。

《阿Q正传》俄译本的出版,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它打破了此前苏联汉学界只知翻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封闭局面,将鲁迅及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展示在苏联广大读者面前。《新世界》、《文学报》、《东方》等主要文学报刊都发表文章,给予积极评价。1956年苏联著名作家波列沃依访华时,就曾对曹靖华说,30年代他最初读到《阿Q正传》俄译本时,发现书中描写的不是帝王与妃子们的逸事,也不是神话传说,而是苏联人民迫切关心的中国被损害、被侮辱的普通百姓的悲惨命运。他既同情“阿Q”的悲惨遭遇,又不甘“阿Q”就这样被无辜杀害,便将《阿QJE传》改编成剧本,并在他的故乡特维尔市演出。结尾处让“阿Q”在共产党员的引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广州起义。他说当时自己还是共青团员,不清楚《阿Q正传》作者鲁迅是什么人,否则不会那样“胆大又无知地随意改编他的作品了”。这至少也印证了苏联读者对《阿Q正传》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由于《阿Q正传》俄译本远优于英、法译本(英译本是国内出版的,海外影响不大;而法译本未附鲁迅的序文及《自叙传略》等第一手资料,而且更由于没有经过鲁迅亲自释疑解惑,翻译时,大约由于《第一章序》难度太大,而整个略去未译,并非全本),其影响广布欧洲,从而奠定了鲁迅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六

曹靖华是1933年从苏联回国的。由于生活不安定及邮路不畅等种种原因,此后便与王希礼中断了联系。但他在1939年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3周年所作的《鲁迅先生在苏联》的报告与文章中,曾引述苏联报刊资料说道:“1936年11月1日晚列宁格勒学院、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举行鲁迅追悼会。会上讲话的有苏联权威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博士、《阿Q正传》俄译者王希礼教授等,并朗读了《阿Q正传》的译文……”这大约是自他们分手后,曹靖华得到的唯一一点有关王希礼的消息了。

抗战期间,曹靖华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编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与苏联作家通信及与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官员接触时,也曾多次向他们打听有关王希礼的消息,有说他去了远东,也有说他在1937—1938年苏联“肃反”中遇难,但都不得其详。由于苏联官方出版的文学家词典等典籍,有关王希礼条目中,说他在1948年“病故”,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曹不仅自己出访苏联时多方打听,也曾多次托人帮助寻找。著名翻译家、曹靖华的好友高莽回忆说:“我记得曹老对王希礼的命运所表示过的无限关心:‘你听说过王希礼后来的命运吗?报上看到过他的消息吗?’他不只一次地问过我。曹靖华与王希礼是在战火弥漫的中国土地上相识,在同一条战壕里结为朋友。他们是中苏现代文学交流的开拓者,曹靖华永远牢记着自己的战友。”

王希礼后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仅王希礼的卒年就遇到好几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如有说1937至1938年之间,有说1948年“病故”,而1986年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上下两卷的《苏联中国学手册》中,又说是1946年等。直到2004年“阿翰林”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在苏联解体、部分档案资料解密后写的《七颗闪光的星》与《人与命运》两篇文章中,才最终证实王希礼确是在1937年苏联大规模“肃反”时遇难的。

班科夫斯卡娅写道:王希礼是于1937年9月6日在列宁格勒大学“失踪”(被捕)的。在这之前4天,他还曾给她父亲写过有关《聊斋》的信。解密档案资料证实,王希礼被捕后,于1937年11月19日被定罪,5天后,即1937年11月24日被处决。同一天被处决的还有涅夫斯基和曼塔妮夫妇等7位苏联汉学家,7颗闪光的星就这样殒落了。

班科夫斯卡娅还披露:王希礼1931年申请入党,因清党运动未果,他为在政治上尽量做到“与时代同步”,有时走得太远,1932年写了批评“阿翰林”的文章,改变了自己一贯维护儒家理论的观点,从而伤害了他与“阿翰林”之间的师生关系。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说过:“在列宁格勒大学就有人提出将《聊斋》从高等学校语言学展示会上撤下,理由是防止年轻人因相信狐仙而学坏,阿列克谢耶夫对此感到惊讶和不快。时至今日世界上竟还有这种庸人!”指的是谁,文章没有透露。我们设想,即使是王希礼,这也完全属于学术之争,绝对是“罪”不当诛啊!由此可见苏联的大“肃反”太过分了。

曹靖华曾在他的回忆中提到,苏联大规模“肃反”期间,许多人被以“叛国罪”、“间谍罪”处决。其中他熟识的就有最早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上海渔阳里“外国语学社”创办人杨明斋:北伐时期父亲为之做翻译的苏军顾问团总顾问加伦将军;前莫斯科东方大学校长米夫,由于家中有一套日本茶具,竟被当做“日本间谍”处决……每每谈及这些人,曹靖华总不胜唏嘘。而对于王希礼这位与他志趣相投的中俄现代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他在中国大革命时代并肩作战的战友,总不愿相信那些“流言”,不愿相信这颗本来可以发出更多光亮的“星”,真的会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殒落。所以,几十年来他一直托人打听王希礼的下落而毫无结果

早在上世纪20年代,继用英、法文翻译西方国家文学作品之后,俄罗斯的文学作品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而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恰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介绍给世界。”那时,俄国的汉学家,也都热衷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至多不过介绍一点《聊斋》之类而已。对中国现代文学,却几乎无人过问。然而,早在中国大革命前夕,苏联派往中国实习的一位年轻汉学家,由于参加军事顾问团工作的机缘,接触到中国社会现实和读到鲁迅小说集《呐喊》,特别是其中的《阿Q正传》之后,深为鲁迅先生“力透纸背”的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所震撼,当即决定将它译成俄文,推介给广大苏联读者。从此,中国现代文学才开始展现在苏联读者面前,为中苏新的“文字之交”铺下第一块基石。恰如曹靖华于上世纪60年代初在散文《好似春燕第一只》中所说:“好像第一只春燕,衔着友谊的花蕾,在风雪交加中,冲破了封建军阀的天罗地网,横越过浩瀚的蒙古沙漠,飞到苏联的,却是‘阿Q’。”

鲁迅先生当年曾期望:“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正的‘文字之交’的开始。”如今距俄译本《阿Q正传》问世已80多年,在两国一代代相关人士共同努力下,两国“文字之交”的大道正越来越广阔。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不应忘记80多年前,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曾满腔热忱地为中俄新的“文字之交”铺下第一块基石、将《阿Q正传》像第一只衔着友谊花蕾的春燕,送给俄罗斯广大读者的先行者王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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