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甄与博丹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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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始萌发，此时反专制思想开始产生并逐步开始发展，如思考和探索的相关思想和学说应运而生。而身处这个时代的唐甄勇于直陈时弊，猛烈抨击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及传统礼数，增添了特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鲜气息，并提出了一系列诸如革新政治、整顿吏治、重用贤才、富民为先等改革措施，从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潮达到了明末清初的高端，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身处同时代的博丹与唐甄而言，跨越时空也割不断二者千言万语的共鸣。
关键词唐甄 博丹 反专制 封建君主专制
作者简介：翟俊，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9级民族政治与公共行政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02-227-02
一、唐甄的生平
唐甄（1630-1704），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出身在达州一官僚地主家,于公元1679年因知己名人魏禧之助而始刻《衡书》十三篇，即为后来的惊世杰作《潜书》。公元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唐甄病殁于苏州，享年75岁，次年十月葬于吴江虎丘山父墓。《潜书》保留了其思想的精华，蕴含了其真知灼见的政治思想，由人人平等为出发点，提出了帝王皆贼说和治乱唯君的思想，把矛头直指君主专制政治；并针对其政治弊端，提出限制君主权力的主张。
二、主要内容
（一）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源泉——平等思想
唐甄在其理论中论述的这种“平”，并非人们固定思维里的政治、民主平等概念，此处其是主要指社会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即经济上的均等。其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即认定了他们都是平等的，都有着其自然地生存、发展的权利，这是丈量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恒定标准；如诺不均等，则会出现社会上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大部分财富聚集在少数阶层手里，社会阶层格局难以打破，普通民众难以得到自我上升发展空间，更严重的不均等就会逐步演变至整个民众的不安，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还会导致倾天下的亡国之险。唐甄不仅提出物质财富的均等，同时也提出君、臣、民在人性上都是平等的。中国有着璀璨的千年历史文明，更有着数千年的的封建主义社会体制，每一位封建君主都认定自己是“天子”，天的儿子，是奉天神的旨意来到人间支配世间的一切，理所应当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力，顺应天的旨意管理着自己的臣民，披着君权神授的华丽外衣。公卿大臣亦难觐见君主，于觐见时也是“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不于严家之仆隶”；君主对民则是“举天下之民，絷之，策之，如牛马然”。令人意外的是唐甄潜意识里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批驳了“君权神授”的谬论，动摇帝王专制的理论根基。唐甄尖锐地指出：帝王是人，不是神，不是圣。更进一步大胆地指出：“天子虽尊亦人也。”“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亦人也。”把皇帝从“天帝大神”的尊位拉回到人间并和普罗大众等同起来，这就打消了所谓“天子”、“龙种”的神话外衣，拨去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极为激进而又进步的思想．是唐甄反专制思想的重要表现。
（二）尊之恨之——“帝王皆賊”说
唐甄在《潜书》政治思想篇中提出了著名的“帝王皆贼”说论断，严苛地抨击封建君主政治：“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为力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其旁征博引，从而进一步提出论据：“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室语)其理论逻辑即：杀一个人并从其手中掠夺钱物，被世人认定为强盗；而封建君主悍然发动战争并抢夺天下钱物，更应被世人认定为强盗。以科学的历史唯物观为立足点，通观历史长河，汉高祖和光武帝都是被后世常常称颂的鲜有的贤明封建君主，然而“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被人民称颂的英明君主都曾有杀人越货的行为，那些没有功绩的封建君主就难避免了。百姓“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皆未干”，他们却“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甚至“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综合上述的证据，唐甄认定每一个封建君主都是世间罪孽深重的强盗，都应按照本国的律法给予最深的惩处。
（三）封建君主与江山社稷的关联——治乱在君
唐甄认为专制君主就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其论据为：“一代之中，治世十一二，乱世十八九”，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封建君主体制下，国家的领袖都是世袭的，均由前一任的君主根据自己的认知选定，被选定的储君大多是在优渥的生长环境中成长，接触不到底层民众，不知民间疾苦，从而已形成骄奢淫逸的性格，很难锻造贤人。在一个王朝中涌现个别贤明的帝王已是就算很不错的了，其余的均与残暴、昏庸、懦弱无能相关联。另一方面是至秦汉以来“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社会的阶层等级深严，从而上骄下谀，封建君主没有与之抗衡的约束力，更是贪图享乐。
（四）君主立宪的探微——“置贤相”与“六卿分职”
唐甄亲身鉴证了明末后期荒唐的君王政治统治以及清王朝初期的御民政策后，根据自己求学以及短暂的为官经历，提出了封建君主体制下，应该任命贤相来制约帝王的至高权力。他认为：“相者，君之贰也，宗庙所赖，不可以轻为进退者也。”这个设想最关键的就是利用相权来制约君权，分化君主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使得君主不能完全的独裁，值得一提的是：运用相权的“相”必须是“贤相”，不然难以达到制衡的政治目标，最终做到“天子垂拱仰成，百官尽职听命”。当然设立了贤相，还要有可以为贤相分忧的六卿，这样才可以就可以做到百官尽责。“天子有六卿，犹身之有耳目手足，耳惟聪，目惟明，手惟执，足惟履，不相为用，各专其职。”唐甄在《潜书》中从透露出以相权制衡君权，百官尽责的政治设想，透露出微微的君主立宪意味。。
三、唐甄与让·博丹的对话
让·博丹（1530—1596），16世纪法国人，政治思想家、法学家，近代资产阶级主权学说的创始人。因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第一部关于国家主义的系统著作《国家论》而为后世所知。博丹的主权学说与政体分类原则，为反对分裂、对抗贵族、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西方政治学有着一定的影响。由博丹的论著《国家论》中可以看出，为力求证明封建君主专制主权体制是最适合的国家体制，博丹倾注一切的研究精力针对不同体制下的政府形式进行探微。博丹根据其收集的一手材料，以主权者的多寡为划归原则，将国家划分为主权在于一人的君主制、主权在于少数人的贵族制和主权在于多数人的民主制，而君主制更是细分为王权的君主制、领主的君主制和暴君的君主制，且详细地划分出了贵族的王权和人民的王权制豍；博丹认为王权君主制的君主不一定是国家主权的支配者。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国家主权者可以不受国家已制定各种律法，却不得不受神法的制约，这是一种约定俗称的制衡权力，来源一致，但却可以享受独立的制约。由此树立了一个博丹认同的“自然法(或私法)之下的君主主权国”。虽然生活的具体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但是唐甄与博丹却有着跨越时空的，同为知己的惺惺相惜，彼此的观点立足点有相似有相异，以下即为两者精彩的对话。首先，唐甄的“平”观点是竖立在人性平等的基础上的，其认为社会不平的重要原因也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所以其认为只要经济平等，社会即可稳定。然而以博丹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研究国家权力的启蒙思想学者提出“平等”口号，是在天赋人权的理论之上提出的，本意是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完善的法治，用法律定位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西方的平等思想体系虽然只是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很难在实际社会体制中进行实践，然而唐甄“平”也只是其理论的凭空思想，没有实际基础支撑。第二，唐甄的反专制思想实则反对的是暴力，不是封建君主专制，相反其是希望加强君主政治手段建设，巩固其统治，使得社会稳定；博丹则是通过不同体制下的政府形式研究，从而明确认定君主王权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国家的发展，二者分数不同的国度，却是跨越时空的知己，都认定君王政治统治更适合本国人民。从本质上说，他们只是对专制政治手段进行了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为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更加完善，即用最好的专制政治取代现时不够完美的专制统治。博丹在《国家论》里阐述的最终成果也是君主专制是最适合的国家体制，他们同为知己，得出了形式不同，本质却相连的成果。
四、思想的简述
第一，“平”思想的提出，具有不属于那个时代的积极进步启蒙思想，为后世的探索树立了一个旗帜鲜明的标竿。唐甄幼年的求学经历以及十月的短暂为官经历，为其著作《潜书》积累了丰富的现实材料，让其能够在书中大胆的提出只有将民众的物质要求率先满足，社会才能稳定，即经济平等就能带来政治上的稳定。还朦胧的提出人性上的均等。第二，“帝王皆贼”说和“治乱在君”的思想，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丑恶特征。封建专制的显著特征就是：封建君主权力至高无上，同时其个人利益也是无人能及的，为了满足一己私利，可以犧牲整个国家的利益。第三，“置贤相”与“六卿分职”透漏出君主立宪的思想雏形。封建君主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独断专行将会至整个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用相权来分化君主手中的权力，可以达到一定的制衡。唐甄的权力分化观透露着微微的君主立宪的气息，却又不同于西方的君主立宪，唐甄并没有将君主手中的权力全部分化，为君主仍保留着重要的支配权力。六卿分职也是其政治理论的又一特色，唐甄认为先秦诸王朝之所以可以治理的井井有条，关键在于当时的领导者知人善任，懂得每一个人的专长，更懂得如何让一个人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发挥才能。唐甄的一生是真理与悖论相互充斥着的，作为明末清初四大家之一，一方面猛烈抨击当时的君主体制，冷静的揭露当时封建体制的社会管理手段，另一方面却一直没有看清封建君主专制的本质嘴脸，仍然将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寄希望于封建君主这个个体身上。唐甄至始至终反对的是暴力，反对暴力的政治统治，反对暴力的封建君主对民众的压迫。如诺其政治抱负全部实现，也只是在封建专制体制下的贤明君主的开化政治统治，其思想仍有着不可跨越的局限，然而其政治思想的精华仍未后世的政治探索带去了不可多得的创新思维与观点。
注释：
豍博丹．国家论．商务出版社．1995．25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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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甄著．吴泽民编校．潜书．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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