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再看九十年前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

[摘要]对于1920年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我国的研究人员经历了从主观认识到客观评析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可以发现,当初论争的双方都是基于自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梁启超、张东荪一方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进而要求先走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道路;陈独秀、李达等认为中国的贫乏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因而要求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更科学地看待这场论争,可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的论争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0-0007-04

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中共上海发起组,不能不研究发生于1920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这场论争的双方,一方是除李大钊等外,主要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一方主要是梁启超、张东荪、蓝公武。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出路是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发展资本主义,实际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这一问题,不但困扰了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而且影响着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科学地认识和评价这场论争,既有其历史意义,又有其现实意义。

(一)

对于九十年前的社会主义论争,中共执政后的官方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认识和评价,随着社会主义曲折的实践,呈现出日渐客观、科学和深刻的趋势。

“文革”前的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实、王翘、马奇兵、章凌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是这样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论争的:“到1920年和1921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又一次地向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攻击。地主买办阶级‘研究系’分子梁启超、张东荪之流,以更狡猾的手段来大肆散布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言论,并污蔑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他们虚伪地谈论‘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但他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极少,又不觉悟,不可能发动真正的革命。如果硬要鼓吹革命,那就一定是‘伪劳农革命’。他们反对‘伪劳农革命’。主张暂时先让中国的财阀军阀们在帝国主义扶植下来发展资本主义,使广大失业者有工可做,并成为产业工人。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此期间则宜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做研究工作和办合作社,以俟革命时机之成熟,而不应当到工人中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应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这些谬论是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作辩护的。‘研究系’在清末时是君主立宪派,辛亥革命时是袁世凯的‘进步党’,袁世凯死后归附北洋军阀,它们是一群无耻的政客,最善于变化,此时又冒充社会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最恶毒的敌人。”

“他们的反对言论,受到了当时许多共产主义者的驳斥。共产主义者揭露了‘研究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指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解放被压迫阶级,才能使中国人民过幸福的生活;只有工人阶级是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并从理论上事实上对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均产’,是专事分配等谬论一一予以批驳,向中国人民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通过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广泛的传播。”

这种认识和评价,完全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法,进行批判和声讨,甚至不惜扣帽子、打棍子、进行人身攻击;根本没有学术研讨的态度,这就难以使读者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1991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尽管尚未提出新的观点,但脱出了扣帽子、打棍子的阶级斗争的手法,开始了客观的学术性的分析,也是一种进步。

2000年,胡绳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在再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论争时开始了新的认识和评价,采用学术研讨的方法,在指出论争双方正确一面的同时,又指出了错误的一面,给读者以客观、科学之感,特别是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在笔者看来是正确的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声讨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借以论证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那就实际上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给读者以深刻的思考。

2002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该书是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修改本。两者比较,在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论争时,有着明显的变化。

新版本对张东荪、梁启超等的观点在否定中亦有所肯定:“张、梁两人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虽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他们只是消极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正常的充分的发展,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达到国家富强的道理。他们抱着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错误的。”

新版本对陈独秀、李达等的观点在肯定中亦指出了不足:“他们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在矛盾激化中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肯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强调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在论争中也有弱点,如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没有看到在中国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序上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他们不懂得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时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为反驳这种观点,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

显然,新版本更趋于客观、科学。值得指出的是,新版本对胡绳的观点在吸取中加以了改造。避开了民粹主义问题,转而提出:“只是斥责资本主义的弊病,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是不够的,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国情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提出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主张。”然而,这个要求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是做不到的。历史研究者不可超越历史条件要求历史创造者。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主义论争的认识和评价,虽然逐步趋向客观、科学和深刻,但是尚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审视。笔者试图从这一视角进行再认识和评价。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解决,并获得理论上的创新成果。它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民族化。时代化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同当时时代走向和特征结合起来。民族化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同当时的国情和革命、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国情,是正确选择中国出路的首要问题。

五四运动前后的世界,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于世,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价值的怀疑。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将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三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以其对人类社会的普适性,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传播开来。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亦显现出三个鲜明的特征。其一,一些觉醒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复兴开始尝试改变,但一系列革命都归于失败,“国权日削,民不聊生”。其二,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寻求救国救民方案的中国先进分子,面对着失败的痛苦经历,面对着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瓜分中国的侵略,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和理论产生了怀疑,并在黑暗中寻找一种新的学说和理论。其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从而引起了部分的中国先进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前后世界和中国的时代特征,促使寻求救国道路的人们根据自己认识的中国情况去寻找一条适宜的道路,其中,有的主张照搬马克思主义、苏俄模式,走社会主义道路;有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时“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端;有的主张走其它不同的道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就是发生在这其中的一场选择中国出路的重大讨论。

在论争中,梁启超、张东荪等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是患有四大病:大多数中国人患有“无知病”和“贫乏病”;中华民族患有“兵匪病”和“外力病”。他们由“无知病”和“贫乏病”得出结论:“工人与商人都不成为有力的阶级。”“中国的资本主义简直就是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因为除了外国资本的事业以外,中国自己办得很少。”而“劳动阶级(指工人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简直不能有何势力。”他们由“兵匪病”和“外力病”得出结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军阀当道”,“中国全在外国经济力压服之下,国内产业不易发展”。进而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1]

在论争中,陈独秀、李达等认为:当时中国的贫乏是由于资本主义造成的。他们指出,中国已处于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李达说:“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2]这里所说的“产业革命”,是指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代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革命。陈独秀说,当时造成中国的贫乏、中国人民的艰难困苦,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的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3]他们进而认为:“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人——由某种意义上说,都可算是劳动者。”这里所说的“劳动者”,是指产业工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就中国说,是国际资产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4]

梁启超、张东荪等和陈独秀、李达等根据各自对国情的认识,为中国指出了不同的出路,前者指出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实行社会主义;后者指出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反对发展资本主义。

梁启超、张东荪等从“顺应本国现时的社会状况”出发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解决中国穷而弱的问题,必须开发实业,才能有效。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在欧美的碰壁,但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方在萌芽”。他们认为,欧、美的社会主义革命意在解决“分配不均”问题,而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乏,“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解决贫乏问题,不能“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功夫”“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他们认为,“奖励生产事业之结果,资本阶级必发生,其相缘之毒害亦随而发生”,所以要“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在现行经济制度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5]他们甚至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为实行社会主义创造基础,“我们的使命是代绅商阶级而兴,或则军阀消灭后,求生不得的人已大部分吸收了以后,社会上免去伪劳农革命的内乱,社会主义的运动方可发生”[6],“资本阶级发生,则劳农阶级亦成立,然后社会主义运动乃有所凭借”。[7]他们申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总当认为是最后的标的”[8];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事业,是“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在没有工业的中国,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是“搔不着痒处”。[9]

陈独秀、李达等从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出发进行阐述。李达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是“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10]陈独秀指出,“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11]他们谴责资本主义是“流行世界的瘟疫”,是人类误入的“歧途”。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而断定:“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12]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采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经济,“在资本主义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资本主义的错误”。[13]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概括为:“(一)资本集中,(二)财产公有。”[14]陈独秀还特别强调中国应该讲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因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15]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启超、张东荪等认识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极端不发达,民众生活十分贫困的国情特征;而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国际条件不容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容许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从不发达一步步走向发达的时代特征,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显然此路不通。但他们又害怕出现走民众革命这条路,所以反复论证反对暴发“伪劳农革命”。然而革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陈独秀、李达等人认识到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衰落、社会主义运动日益发展的时代特征,而没有认识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极端不发达、中国社会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国情特征,主张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而他们心目中的废除私有财产、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生产劳动、共同消费、平均消费,废除商品生产,废除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同样走不通。论争双方都告诉人们同样一个道理,脱离了时代特征和国情特征而选择的中国出路,是行不通的。

(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不仅影响了中共一大纲领的制定,而且影响了中共九十年的革命与执政,特别是六十余年的执政。这场论争,以及对于这场论争的认识和评价,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和国情的特征相结合,而不能照搬某些论断和某种模式。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适性,是因为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组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虽然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西欧,但它的视阈是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全局,超越了时空的域限;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适合于人类社会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断又是有时空性的,没有超越时空的域限,也可以说不具有普适性。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能教条式地照搬。在社会主义的论争中,实际上双方都犯有照搬的毛病,梁启超、张东荪照搬了马克思的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论;陈独秀、李达照搬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论和苏俄模式,都没有对时代和国情进行深入而科学的研究,更谈不上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了。马克思说得好:“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启示之二: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不能采用极端的态度和做法。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换句话说,这个社会基础留下的资本主义的“遗产”太少了。社会主义论争的双方,一方坚持发展资本主义,一方坚持实行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关系的主张。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在舍弃走资本主义道路后不久,也舍弃了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道路,又在经过了长时间的付出了极大代价的探索之后,找到了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第一次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利用资本主义。中共为什么不但不铲除资本主义,反而要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非常精辟:“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6]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中共执政后,又在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出现了长时间的失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问题的解决并非一劳永逸。今天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土地上的国外境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资冲突,就说明了这一点。

启示之三:必须允许思想的自由辩论和坚持评价思想辩论的客观公正性,而不能粗暴地对待特别是以权力打压不同的思想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久发生的社会主义论争,是在平等基础上的自由辩论。正由于如此,辩论的过程,也是凝聚真理的过程。这种思想的自由辩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社会主义论争的认识和评价,出现了偏离客观、公正性的粗暴的打压现象,泯灭了真理的光芒,无法凝聚真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句空话。这从反面告诉人们,思想的自由辩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6]张东荪.现在与将来[J].改造,第3卷第4号.1920-12-15.

[2][4][10][13]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J].新青年,第9卷第1号.

[3]陈独秀.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J].新青年,第8卷第4号.

[5][7][9]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J].改造,第3卷第6号.1921.

[8]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A].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陈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J].新青年,第8卷第4号.

[12]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J].新青年,第9卷第3号.

[14]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A].陈独秀文章选编[C].北京:三联书店,1984.281.

[15]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3)[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17.

[16]毛泽东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

作者系原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