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哲学家艾思奇对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影响初探
时间：2020-08-22 07:53:2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朋友圈中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与冼星海之间“有很好的往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中国民族音乐发展中的一段历史佳话。艾思奇与冼星海之间的交往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擦肩而过、相逢恨晚、深度交往、念念不忘。在长期的交往中，艾思奇对冼星海的音乐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为：为冼星海音乐道路的选择提供价值引领、为冼星海音乐思想的形成提供理论指导、为冼星海音乐创作的转型提供方法借鉴、为冼星海音乐作品的传播提供重要蓝本。二人之间所形成的相互尊重、坦诚相待、砥砺同行的君子之交，对当代哲学工作者及文艺工作者有重要的启示：哲学工作者要积极面向文艺工作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工作者要主动“学哲学、用哲学”;哲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应保持深度互动，共同书写哲学底色与音乐特色交相辉映的现代版“高山流水”。
关键词：艾思奇;冼星海;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民族音乐发展
1939年5月15日冼星海在《致中共“鲁艺”支部的自传》中写到，“我希望能接受党的领导，从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创作”①。这表明冼星海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和理解已经从感性层面上升到了理性高度，从而实现了由“为音乐而音乐”向“为人民而音乐”的成功转型，究其根本原因及影响因素，与其广泛而强大的朋友圈是分不开的。正如冼星海在这份自传中所提到的，“文艺界、军政界、工农、商界我都有很好的往来……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人我大半认识”②。其中以代表作《大众哲学》掀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的哲学家艾思奇，就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大众哲学家的艾思奇与作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之间的跨界交往，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中国民族音乐发展中的一段历史佳话，同时也构成了冼星海音乐人生转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至今仍闪耀着理论的光芒和时代的风采。在当代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视域下，考察和梳理艾思奇与冼星海之间的友好交往，深刻分析艾思奇对冼星海的重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当代启示，显得十分必要。
一、艾思奇与冼星海交往的历史考察
艾思奇与冼星海自相识到相知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发展过程，两人之间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 擦肩而过
艾思奇与冼星海的历史渊源和工作交集，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在山海工学团的任教经历。山海工学团1932年由陶行知创立，这不仅是一所集学校、工场、社会于一体的乡村教育机构，还是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更是國难教育的实验基地。之所以要起名为山海工学团，按照陶行知先生的解释，既因为地处宝山与上海之间，取山海之名便于对外宣传;又恰逢侵华日军逼近山海关，意在呼唤民众共赴国难、抗击敌寇③。山海工学团主要面向工人阶级以及失学和失业的青年，采用半工半读形式，实行军事、生产、科学、识字、运用民权、节制生育六大训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海工学团为了解决师资短缺的难题，创造并推行“小先生制”，即通过上学的儿童、小学生来教不识字的儿童、成年人甚至老年人，这些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儿童或小学生被称为“小先生”。为了加强对这些“小先生”的辅导，提高他们的思想和文化水平，山海工学团于1936年专门开办了艺友班，邀请了邹韬奋、钱亦石等一批学有专长的社会名流担任教员。
在上海《读书杂志》担任编辑的艾思奇，以及先后在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担任音乐创作和电影配乐工作的冼星海，出于对山海工学团办学宗旨的认同，再加上左翼联盟的推荐，二人都应邀来此任教。艾思奇负责教哲学与法律，冼星海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以及教学生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在山海工学团期间，他们教学认真负责，与学生们打成一片，留下了一些可圈可点的精彩故事。比如，艾思奇以先前在《读书生活》连载的《哲学讲话》作为讲义运用到山海工学团的教学中，用通俗易懂的讲述、灵活生动的比喻，给学生们教授哲学原理，深受学生欢迎。后来该书单独出版，就是闻名遐迩、影响深远的《大众哲学》。冼星海勇于打破生活与教育的围墙，赋予当地农村新的生活方式，培养了一大批“乡村歌者”。“上世纪80年代，上海陶行知纪念馆常组织各种晚会，当地老农喜欢唱歌者特别多，经常全场高唱，一首又一首，欲罢不能。原来这些当年的小团员，是冼星海曾教过的学生。”④
一个值得玩味的小插曲是，艾思奇与冼星海都曾在此任教，但彼此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来山海工学团任教的老师流动性大，且大都是临时过来帮忙的社会名流和学者，这使得二人有了一段擦肩而过的奇妙经历。在山海工学团任教的这一段共同的人生经历，好像一颗埋在心底的种子，直到1938年11月二人在延安的相遇才有了破壳而出的新芽。
2. 相逢恨晚
生活的哲学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逢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缘分既能让近在咫尺的两个人擦肩而过，也能让远在天涯的两个人千里相逢。尤其是有着共同的人生追求和革命理想的两个人，即便是曾经错过也能够跨越时空再次相逢。这一点，在艾思奇和冼星海身上得到了验证。由于历史的原因，两人在上海期间虽有工作上的交集，却无相识之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事隔一年之后，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抗日救国成为了全民族的首要任务，延安也由此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为艾思奇和冼星海彼此相逢、缘分再续提供了可能。
1937年，时任上海《读书杂志》编辑，并以《大众哲学》闻名全国的哲学理论专家艾思奇奉党中央命令，奔赴延安出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艾思奇于1937年10月到达延安，他的到来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⑤ 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的欢迎会上，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过去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在艾思奇来了，好了……”⑥ 1938年9月，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第六处音乐科主任科员的冼星海，因受到国民党的排斥，正处于精神痛苦之中，渴望有一个能够写曲的地方。在收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沙可夫院长的聘书和音乐系师生的集体签名邀请后，冼星海毅然放弃优厚待遇，携新婚妻子钱韵玲不远千里奔赴延安，11月3日抵达延安后出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教员。他的到来，同样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