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恽代英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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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他与同乡瞿秋白、张太雷一道,在20世纪20年代被人们誉为常州“三杰”。恽代英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青年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中共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他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旨在反共的中山舰事件。之后,国共双方在黄埔军校内部的斗争逾发激烈。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和限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东征结束后,实际上已被调离了黄埔军校,军校政治部的工作由副主任、中共党员熊雄负责。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的领导,熊雄向陈延年、周恩来汇报,要求党组织派得力的干部来军校开展工作。周恩来当即推荐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恽代英。
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恽代英赴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政治总教官——笔者注)兼中共党团书记。恽代英到任后,临危不惧,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沉着冷静地与蒋介石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利用政治教育课程和其他一切方式,教育学员要站稳革命立场,坚决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还以安体诚、萧楚女、张秋人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政治教官为骨干,组成政治科,支持学员举行“政治研讨会”,从而壮大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
恽代英对周恩来创建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经验极为重视。在周恩来的支持和指导下,他先后组织编写了《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国民革命》、《政治学概念》、《政治讲义大纲》等教材,还撰写了《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著名论文,使周恩来关于创建新型的“为人民所用的军队”的思想更臻完善。
周恩来与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创建和发展的政治工作制度及政治教育经验,为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后来,毛泽东曾说过:“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曾强调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二
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澎湃、谭平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恽代英坚决支持周恩来,反对张国焘不同意举行起义的错误意见。他跟张国焘展开了激烈辩论,甚至还警告张国焘:“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
8月1日,南昌起义胜利的当天上午,代理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恽代英协助周恩来在原江西省政府礼堂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为核心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恽代英都当选为主席团委员。会上发表了由恽代英起草、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以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宣告:“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还庄严地宣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新军阀、实现土地革命等七大主张。
南昌起义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调兵遣将,连夜发兵围攻南昌。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决定率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开赴广东,占领海口,以便取得国际援助,恢复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再举北伐。
8月5日,周恩来、恽代英率革命委员会机关,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恽代英负责政治宣传,两人配合十分默契。9月底,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强敌重创,损失惨重。恰在这时,周恩来不幸染上恶性疟疾,连日高烧不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周恩来抱病主持会议,决定尽可能地收集、整顿武装人员,向海陆丰撤退,坚持武装斗争。干部则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和上海,继续战斗。恽代英对周恩来的身体十分关心,他和李立三以及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安排叶挺、聂荣臻护送周恩来乘小船去香港治病。然后,他在指挥其他同志转移后,自己才乘船抵达香港。
三
1927年12月11日凌晨1时,由驻广州的原武汉军校学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奉命紧急集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恽代英和叶挺、叶剑英、张太雷、杨殷等人站在讲演台上,向集合好的队伍作广州起义前的政治动员。
凌晨3时30分,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教导团的士兵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奋不顾身地冲向国民党地方公安局、敌第十三军留守处。第二天,起义军占领了大部分市区。中午,在西瓜园举行了万人大会,正式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恽代英担任秘书长。
新生的广州苏维埃政权立即成了反动派的进攻目标。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轰击广州市区,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市内溃散的反动军队也重新纠合起来,向起义军反扑,猛攻观音山。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张太雷在前往西瓜园开会途中,遭到敌人的冷枪袭击牺牲。12日黄昏,叶挺和聂荣臻看到大批敌人从观音山压下来,形势十分不利,遂下令撤退。恽代英一直坚持到12月13日深夜,才随最后一批起义战士撤离广州,重抵香港。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全体会议,总结和检讨暴动失败的原因。会议由中共临时中央常委李立三主持,他指责这次暴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上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撤销了恽代英等人省委常委、委员职务,一时,造成了内部的混乱。党中央发现这一情况后,派邓中夏抵港,担任省委书记,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做法。但不久,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邓中夏被捕。党中央又派周恩来赶到香港,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恽代英和其他几位被撤职的同志才被恢复了工作。
四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项英、苏兆征、蔡和森一起,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主要分管组织和军事工作。
1928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在周恩来兼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长。当时,很多在莫斯科学习的干部陆续应召回国工作。由于他们长期在国外学习,对国内的实际情况不很熟悉。为了使这些同志能尽快了解国内情况,明确当前的工作任务,党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上海举办干部训练班。
干部训练班的工作由谁来主持?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恽代英。恽代英接受任务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很快就将训练班在一所医院的“病房”里开办了起来。训练的内容包括军事、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课目。恽代英亲自给训练班的学员上课,介绍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形势和地下工作的种种情况,讲解党的当前任务以及红区、白区党的艰苦斗争情况。
恽代英还经常请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来训练班作专题报告。只要恽代英有请,周恩来哪怕再忙也一定会到。一次,周恩来跟恽代英开玩笑:“你聘我当教授,可别忘了给我开薪水啊!”
“先记账,先记账!”恽代英乐呵呵地说:“待革命胜利了,由人民银行给你总付。”
“哈哈!”周恩来与恽代英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由恽代英主持的干部培训工作取得很好的效果,不仅增强了回国干部观察、研究中国当前问题的兴趣,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水平,还增加了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使受训干部很快适应了白区工作环境。
1929年初,恽代英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同时还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编写《每日宣传要点》。后者是专供党的高级干部参阅的单页16开油印刊物,每日一期,每期500至1000字。恽代英每天早上上班,总是挟着当天公开出版发行的几家大报,一路走一路阅读,边阅读边思考,跨进办公室就立即动手写稿,风雨无阻。他的机要秘书张纪恩与他并坐,他每写一字,张纪恩就跟着在钢板上刻一个字,每期《每日宣传要点》总是一气呵成,往往不动一字。从开始动笔到印出,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并以飞快的速度发送到中央和在沪的省、市领导人手中。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如此迅速地写好一篇稿,从刻印至发行,只需个把钟头,这在整个世界办报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五
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当时是中央机关秘书,直接受邓颖超领导。沈葆英怀有身孕,将要临产了,她对生孩子和干革命工作的关系一时存有顾虑,认为女人生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邓颖超诚恳而又关切地开导她:“女同志总是要做妈妈的,哺育、培养下一代也是我们的职责。我认为,党性和母性是一致的,你不要背思想包袱,生了孩子,只要安排好了,一样会做好党的工作。”
在邓颖超的关心和帮助下,沈葆英的顾虑解除了,于1929年春节期间,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希仲。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忙里偷闲,常去恽家逗小希仲玩,只要他们一逗,小希仲就发出格格笑声,十分惹人喜爱。于是,邓颖超便给小希仲取了个绰号——“小乐天”。以后,“小乐天”的名字便叫开了,人们见面都叫他小乐天,反而把他的大名恽希仲给忘了。周恩来常抱起小希仲,亲昵地称他为“小代”,亲切地跟他“交谈”:“哟,小代啊,真像爸爸,你爸爸从来不知疲倦,不知发愁,你长大了,要向爸爸学习,听见没有?”
六
1930年3月,周恩来离沪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就在周恩来去苏联后不久,恽代英因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遭到错误打击,被调离中宣部,到工人集中的沪东区任行动委员会书记。5月,李立三下达命令,为了迎接“红五月”,要发动上海全行业工人大罢工,想乘乱占领上海。
作为行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直接负责组织并指挥工人罢工。沈葆英知道,恽代英是蒋介石切齿痛恨之人,被国民党重金悬赏缉拿,现在却天天在敌人眼皮、鼻尖底下抛头露面,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她时刻为丈夫的安全担心着。对此,恽代英毫不畏惧地说:“党的事业现在处在最困难的关头。群众在受难,在流血。为了让群众尽量少流血,我不能临阵脱逃。眼前,是蒋介石用血手制造的人间地狱。要摧毁这座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血是不会白流的,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过来!”
沈葆英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穿上短衣,一副工人打扮,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韬明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待接头的同志,突然遇上“抄靶子”(即搜查行人)。恽代英猝不及防,遭到敌人的搜身检查。巡捕见他身着短衣,却又戴眼镜,身上有水笔和手表,遂起疑心,随后又在他身旁不远处搜得一包传单,便不由分说地将他作为共产党嫌疑分子押到巡捕房。
被捕之后,尽管遭到敌人的严刑逼供,但恽代英一口咬定自己叫王作林,是做临时工的,只晓得做工挣钱吃饭,其他什么事也不关心。敌人见问不出什么,便将他从上海公安局转押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由于他在巡捕房内已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面部浮肿,又没戴眼镜,面容变形,所以没有被敌人认出来。
1930年8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当他获悉恽代英虽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而在这一期间李立三却没有采取得力措施进行营救时,非常气愤。他严厉批评了李立三,并迅速组织力量进行营救。
不久,陈赓给周恩来送来恽代英买通看守送出来的一封信。信里详细说明了他被捕的经过,以及他的口供。周恩来看完信,对陈赓说:“看来他至今还没有暴露,你打通关节,不惜一切代价设法营救。”周恩来想了想,又说:“通知他不要参加容易暴露身份的斗争,也不要让家属去探监。”
不久,因查无证据,恽代英被转押到漕河泾监狱,以“煽动集合”的罪名判了5年徒刑。陈赓高兴地告诉周恩来,他已通过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释放。
七
1931年2月,恽代英被转押到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关在“星”字号牢房内服刑。
本来经过周恩来、陈赓等人的不懈努力、四处奔走,恽代英提前获释一事已经有眉目,周恩来让人通知沈葆英可以去南京探监,党组织也通知恽代英,要他做好出狱的准备。不料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4月的一天,陈赓心急火燎地向周恩来报告:“糟了,顾顺章叛变,为了向蒋介石邀功,把恽代英给供出来了!”
周恩来一听神色陡变,立即指挥中央机关和各负责人紧急转移,并特别指示陈赓:“立即控制顾顺章一家,想办法提前营救恽代英。”
蒋介石得知抓了恽代英,又惊又喜。那个当年被国民党右派骂作“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曾经写文章将他骂得狗血喷头,揭露他的卖国、专制,号召公众起来打倒他和他的政府,是他最为痛恨的人之一。本来,蒋介石对这样的敌人当杀无赦,但他念及恽代英是个人才,想先派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前来劝降。他对副官说:“你去告诉王震南,不要忙着杀,先劝导他一下,就说是我说的,你恽先生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是国家杰出的人才,希望你回国民党来工作,我蒋某绝不会亏待你的。”
可面对王震南的威逼利诱,恽代英忿忿而威严地答道:“大不了一个死字!早准备好了,你转告蒋介石不要再枉费心机了!”
蒋介石听了王震南的报告,恼羞成怒,当即写下手令:着立即将恽代英就地处决。敌人当天晚上就给恽代英戴上了重铐,并将其关进了“智”字号重犯牢房。
恽代英心里明白,蒋介石已下了杀他的决心,自己最后的时刻即将来临,只觉得满腔热血在胸中沸腾,他举起敌人让他写自首书的毛笔,在牢房的墙壁上,写下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句——《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1931年4月29日中午,恽代英被押赴刑场。一代英豪、年仅36岁的恽代英身中数弹,可仍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倒在血泊中。
陈赓把恽代英壮烈牺牲的消息告诉周恩来,两人许久相对无语,默默流泪。
八
多年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直深切怀念着恽代英,曾托人到处寻找沈葆英、恽希仲母子。直到1938年,才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帮助下找到了沈葆英。在周恩来、邓颖超的安排下,沈葆英去了延安。1941年8月,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也辗转到了延安。恰巧,这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由重庆返回延安,在恽希仲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他们就把沈葆英母子接到家里,亲切叙谈,还留希仲在身边住了一夜,向他讲述了他爸爸恽代英的战斗故事。
后来,恽希仲在周恩来、邓颖超关怀下,赴苏联留学,专攻飞机制造业。学成归来后在上海从事技术工作,成为新中国航空领域的一流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邓颖超不但去南京雨花台凭吊过恽代英的英灵,还在恽代英殉难19周年之际,于1950年5月6日为《中国青年》杂志题词,高度评价了恽代英的一生:“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1953年5月,周恩来又亲笔抄录恽代英那首著名的千古绝句——《狱中诗》,进一步表达了对恽代英的怀念之情。周恩来留下这幅苍劲雄浑的墨宝,是他与恽代英友谊的又一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