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祈祥子，宫禁竞巧儿
时间：2020-10-05 07:55: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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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上古神话中，人的诞生是女娲用黄土捏塑出来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熟知的一段神话传说，也就是所谓的女娲“抟土造人”。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从那一刻开始，这正是泥塑甚至说雕塑诞生的最早记载，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就是文化期发明制陶术的神化表述，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化从此和泥土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而“摩罗”这种陶制泥塑小件，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血脉的遗传。“摩罗”应是一个梵语的发音直译，对于其出处的研究尚有很多不同的猜测，现今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其来自于梵语摩罗伽（Mahoraga），即佛教传说中的天龙八部之一，也有翻译成“摩侯罗”、“摩诃罗”、“磨合乐”等写法，并且有例如“土稚”、“黄胖”、“巧儿”等充满中国风情的中文别称。狭义来说“摩罗”指的就是一种男童形象的小件雕塑品，广义而言则是以各种民间喜闻乐见的形象为蓝本塑造的小型玩具，制作材质从最普通的泥陶、瓷器、木头、蜡一直到贵金属、象牙应有尽有，但是最普遍，同时存世最多的还是泥陶制品。
要从根源上解释“摩罗”的产生，我们可以从早期的七夕文化中找到线索，这个起源于汉代的节日，最早除了有乞巧、祈福等寓意之外，随着节日内容的不断发展，已婚妇女还会用蜡和木头作成婴儿模样的玩偶，让其浮在水上作为游戏，用来祈祥求子，称之为“化生”。
“化生”这个词来自于著名的佛教经典《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文中写到：“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意思就是说，所有一切的生命诞生形式，都归结于四种，卵生和胎生和我们现代理解的意思完全一样，湿生指古人眼中从污秽腐肉中诞生的生物，例如蛆虫、某些甲虫，而化生则最为神奇，指的是不依靠任何物质，仅靠业力而诞生的生命，简单地说，是超脱自然规律的生命。
从现有的实物资料来看，自南北朝时期开始，随着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壮大，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佛教艺术形式，也就是“化生”图（图1），而其表现就是一个形象可爱的童子从莲花中诞生，从此“童子”和“莲”即成为了这一文化符号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土大地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化生”的形象更是大量出现于佛教绘画（图2）以及日常生活中，逐渐成为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纹饰，并开始出现在陶瓷制品上，如唐代长沙窑童子持荷纹执壶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图3）。
近年来在河北境内发现了一批五代-北宋的陶制童子（图4），从形制上可以认为是“摩罗”较为早期的作品，相信也是当时对“化生”文化的其中一种世俗表现。陶制童子的高度基本都在8-10厘米左右，尺寸较小，制作简单，童子们或蹲或坐，有些手中似乎还有持物，现已风化难辨，原有彩绘表现五官、服装，从造型上判断，其作为随身小玩具或者吉祥物的可能性较大。
“摩罗”文化的鼎盛时期，则出现在我国的宋朝至元朝之间，包括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元等故城遗址范围内都有大量“摩罗”类型的玩具出土，制作材料绝大部分是陶或者瓷，也有用木头、硬蜡甚至象牙、龙诞香等名贵材料制作的记载。
在这漫长的四百年中，“化生”文化已经逐渐被中原风俗所同化，形成了我们口中的“摩罗”玩具，而“七夕”节则是各地“摩罗”制作、买卖的高峰，同时也是妇女们每年一度“乞巧”和“乞子”的重要时刻，在当时的东京汴梁，每逢七月初六日、七日晚，凡是有条件的民众，都会在自家的门庭高处搭建一个袖珍的彩楼，名为“乞巧楼”，目的就是为了放置自家的“摩罗”，视其为节日重要的陈设。
宋代著名大诗人陆游在他的《跋嵩山景迁集》中记述：“景迂《畴排闷诗》云：莫言无妙丽，土稚动金门。盖州善作土偶儿，精巧虽都下莫能及，宫禁及贵戚家，争以高价取之。”《武林旧事》记：“及泥孩儿号“摩罗”，有极精巧，饰以金珠者，其直不赀。”“七夕前，修内司例进摩罗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镂，或用龙涎佛手香制造，悉用镂金珠翠。衣帽、金钱、钗镯、佩环、真珠、头须及手中所执戏具，皆七宝为之，各护以五色镂金纱厨。”
可见在北宋时期，州（今陕西省富县）所做的摩罗，比首都汴京的还要好，达官贵人们争相以高价购买，每年七夕前，修内司还要采购十桌摩罗，每桌三十个，大的有三尺高，也就是大约一米左右，装饰各类珍贵珠宝，极为精美，价值无法估量。由此我们可以知晓，当时的摩罗不单是民间玩具，其中有部分翘楚已成为皇家宫禁“例进”的“官窑”器物。
从宋代著名画家刘宗古所绘《瑶台步月图》（图5）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的贵族妇女玩赏摩罗玩具的场景。同时，摩罗的形象也频频出现在当时各大瓷窑的作品中，如定窑、耀州窑、湖田窑、磁州窑、同安窑、登封窑等都发现有此类装饰题材的瓷器传世（图6、图7）。
南宋时期，因迟迟未能收复失地，宋朝统治阶层唯有将一切重心转移到了“行在”临安（今杭州），同样的，这种代表着对故土眷恋的风俗在临安也越发的兴盛，明代散文集《西湖游览志余》所记宋朝时临安风俗：“游湖上者，竞买泥孩、莺哥、花湖船，回家送邻里，名日湖上土宜。”清初著名学者张尔岐所著的《蒿庵闲话》中提到：“宋绍兴中，立三殿于临安以奉圣容。上元结灯楼，寒食设秋迁，七夕设摩罗”。可见由于当时的统治阶层对此之重视，自然而然地也就影响到了市民阶层。
1976年，在江苏镇江市大市口五条街小学骆驼岭高地的南侧，深入地表下1.5米处，发现了一个宋代遗址，出土了一批宋代摩罗（图8），都用泥抟埴捏成后经烧制，不施釉，略加彩绘，形态各异，真实生动。在这批摩罗身后，有吴郡包承祖、平江包成祖（可能为同一人）和平江孙荣的戳记。一组泥孩儿共五人，立者二，坐者一，卧者二。黄黑色细泥模压火烧而成。孩童全部为男性，科头，着开襟薄衣，可见身体起伏。孩童或双手抄袖而立，或作戏耍状，塑造手法写实，给观者以亲切朴实感受，现藏镇江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如今杭州市还有一条小巷名曰“孩儿巷”，据说就是因当年制作出售“摩罗”而得名。
而这件征集于杭州的摩罗作品（图9），高约十六公分。小儿为坐姿，一腿蜷曲，一腿舒展，身着小马甲，内似着一肚兜，头颅硕大，基本造型与镇江博物馆所藏同类器一致，施薄釉，双臂双耳惜残，面部原似有面具类装饰，但大部缺失已不可考，原眼内似乎还有其他材质所做的眼珠（可能为黑琉璃），现已不存。底部有戳记（图10），为楷书，左边小字为：“谢荣宗塑”（此人应为当时一流的摩罗工匠，不知何故未见史料记载），右边大字为：“见令供进”，这表明其制作性质相当于今日的“政府采购”，在已发现的摩罗实物中，有此类戳记的暂只此一例。
元朝时期，“摩罗”仍然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生存在于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元代著名散曲家杜仁杰在他的《商调·集贤宾·七夕》中有云：“今宵两星相会期，正乞巧投机。沉李浮瓜肴馔美，把几个摩呵儿摆起。齐拜礼，端的是塑得来可嬉。”元代杂剧作家孟汉卿所作《张鼎智勘魔合罗》（图11），更是将“摩罗”引为全剧的关键因素。
直到明清时期，“摩罗”这一称谓才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似乎慢慢忘记了这个曾经承载了他们无数美好愿望的名词，但事实上，“摩罗”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却从没有消失过，他们只是改名换姓，继续在中华吉祥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明清青花瓷上常见的婴戏纹饰（图12）和妇孺皆知的“和合二仙”（图13），这些形象和宋代的文字记述都是完全吻合的，这绝不是简单的不谋而合，而是必然的文化传承。
时至今日，像无数传统文化一样，“摩罗”文化也早已被国人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七夕”节所剩下的也只不过是“中国情人节”这么一点让人啼笑皆非的可怜内涵，这实在是整个华夏民族的遗憾，幸而文化可以被淡忘却绝不会被磨灭，“摩罗”并没有甘于消失，它变成了天津泥人、变成了杨柳青年画（图14）、变成了无锡惠山大阿福（图15），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存活了下来，相信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摩罗”文化一定会和其他曾被埋没的传统精神财富一起，重新成为世人所珍视的文化瑰宝！（责编：陌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