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政治的未来
时间：2021-01-28 07:56: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重归王道：中国式的正义观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意味着中国由王朝国家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我们传统意义的中国概念，主要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作为政治共同体，尽管我们也具有种族、地域和时间等，但支撑它们的是一个外壳易变、核心单一的王朝制度，作为主权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它的法律制度、公民权利与义务、控制权力的合法性等，在传统中国一直阙如。”[1]
作为一种模仿性的建构，中国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激发出一种复杂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当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守成主义者以及后起的新儒家，希望通过建立中华文明的认同来完成建国的任务的同时，有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全盘的反传统和移植西方的政治法律体系来完成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样的两极化思想在中国近代以来不同的政治实践活动中以交叉混杂的方式不断重组，构成了中国思想的真正“危机”，也就是说至今我们依然没有真正理顺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遗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
费孝通先生晚年开始思考“中华民族”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超越了简单的民族主义的有前瞻性的认识。他以“多元一体”来定义中华民族，通过对于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预示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新的融合。
费孝通将这样的思路进一步扩展至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他说虽然以利益格局为背景的民族国家现实，使得人类走向利益共享的统一体还是一个理想，但是要达到这个理想需要一种文化自觉，并将之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
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和政治活动之中。中国的学者们开始全面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认识，也从全球化的视野来反思现有文明秩序的问题。产生了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不同的思潮。但本文尤其注意的是，有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和天下主义立场对于理解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盛洪就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逻辑最终会使人类走向灭亡。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超越缺乏道德基础的民族主义，而回复到以全人类利益为指向的天下主义中。他说：“如果现代化不能为全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它还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吗？如果西方国家不肯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我们的义务又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和西方知识分子之间恶言相向，问题能解决吗？世界上的战国规则不变，中国能独享和平吗？”[3]为此，他为中国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为万世开太平。
对于盛洪所提倡的天下主义，有许多声气相通者，比如王铭铭、赵旭东，还有罗志田等，不过，在理论上最为系统和最有突破性的推进是由赵汀阳作出的。赵汀阳认为在一个国家体系为基础的社会，高于国家的整体性的世界并没有形成，因此，现在是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而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却是一个早熟的真正的“世界观”。他对中国传统的天下制度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天下制度是一个融汇了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的一个综合性的观念。
“（1）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相当于中国式三元结构‘天、地、人’中的‘地’，或者相当于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
（2）进而它还指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比如当说到‘得天下’，主要意思并不是获得了所有土地（这一点从来也没有实现过），而是说获得大多数人的民心。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天下’概念既是地理性的又是心理性的。
（3）最重要的是它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它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所谓四海一家）。这一关于世界的伦理/政治理想的突出意义在于它想象着并且试图追求某种‘世界制度’以及由世界制度所保证的‘世界政府’。”[4]
许多人指出，在民族国家依然占据统治性地位的时代，提倡天下主义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损害，但这似乎并不应该成为反对天下主义的理由。谁都知道由强权支撑的单边主义对世界秩序的危害，也知道和平主义在当今的无力，但是，人类如果还有明天，就必须提倡天下主义的“世界观”。
传统的天下观念或许只是解决兄弟部落之间的关系模型，但是他建立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国”与“国”之间的格局，恰好应和了现时代“天下一家”的需要，“在天下一家的理想影响下，在中国的意识里不存在‘异端意识’，于是，中国所设定的与‘他者’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敌对关系，其他民族或宗教共同体都不是需要征服的对象。……天下公有而为一家的意识还抑制了天下/帝国作为军事化帝国的发展趋势。”[5]而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有一种新的思路，超越国家，而是以天下去理解世界。
为了证明世界作为单位思考问题的可行性，赵汀阳还从儒家所提倡的关系共存的思想模型中去找根据。他认为，儒家的认同体系始终有一种对于关系的肯认和交互性的强调，这可以被称为“孔子改进”。在这个改进中，多样性被视为是事物之间达到和谐的必要条件。虽然从典型的儒家立场来看，赵汀阳对于孔子的和谐策略的分析是非常的“非儒家化”的，他比较关注合作的意义，而传统的天下王道观念的核心是以“德”而不是以“力”来作为行为的判准。按经典儒家的论述，通过“利益”的获得来证明策略的合宜性是非常外在的，而持久和平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内在的道德本性，这也是儒家和墨家、法家差异的核心。
固然，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有时会将道德立场与当下的实际利益绝然隔离开来，从而影响到他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干预力度，在实际的运行中造成了传统中国社会“阳儒阴法”这样的显规则和潜规则之间的紧张。因此，赵的论证或许可以被称为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现实改进，可以为多元性的人类利益共存的状态寻找合理性，由此来校正近代以来将利益冲突绝对化的思维定式。
儒家王道秩序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观念转变的价值主要应体现在王道天下的秩序在当下世界的现实化问题，虽然传统儒家所处理的国家间关系与当下民族国家体系的国家间关系有很大的差别，也有一些人将漫长的中国的存在视为一种帝国形态。[6]因此说，我们不能只从孔孟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来说明王道天下秩序如何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得以展开，而是需要从传统的王道天下的观念中寻求其建构新的王道秩序的可能性，从而推进儒家制度的现代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