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两位“疯癫教授”
时间：2021-02-19 08:01: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西南联大的风范，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
曾昭抡逸事
曾昭抡，我国化学研究工作开拓者之一。1920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学习，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曾昭抡把北大化学系建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传闻北大聘请他还有一连串奇闻轶事。那是1931年的某一天，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早早地去参加教授会。在会议厅，他突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像一个服务员，正没头没脑地寻找着什么。“你是谁?”朱厉声喝道，“出去!”这个可怜兮兮的家伙一言未发，转身就离开了。第二天，朱收到那个陌生人的一封信，是署名“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辞职书。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是化学系开课门类最多的教师。在李钟湘的记忆中，曾教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化学专业教授，还是一个国际形势分析家。李钟湘在《西南联大始末记》中写道：
曾昭抡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
曾昭抡研究问题经常到了忘我的地步。一次，家人久等不见他回来，出去一找，却见他对着电线杆兴致勃勃地讲话，大约是在研究上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把电线杆误认为自己的同事，急于把新的发现告诉他。还有一次，他离开实验室，天下着雨，他明明夹着雨伞，由于脑中思考着问题，就一直淋着雨走，全然不觉有异，后经别人提醒，才把雨伞撑开，而衣服已被淋湿了。
曾昭抡不修边幅，穿一件带有污点的褪色的蓝布大褂，有时套一件似乎总是掉了纽扣的粗糙的白衬衫，旧鞋子总是露出脚趾头和脚后跟，头发乱蓬蓬的。只有极少数场合，比如参加重要的会议，他才会理发剃须。有一次，为了及时参加在华西大学举办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年会，他中断田野考察匆忙回来，仍穿着沾满泥点的长袍，带着呢帽，穿着草鞋，就这样踏上讲台，与化学协会董事会其他著名学者坐在一起。
联大的学生喜欢这个淳朴谦和的教授，因为他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邀请，自在地与他们一起吃饭、休息、参加政治辩论。在外烧饭时，他会和其他人一起捡柴火。
当时联大的教授们生活贫困，于是，兼职五花八门。曾昭抡帮人开了一个肥皂厂，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间的“富翁”了，每月家里总能吃上几顿油荤。可顾了吃顾不上穿，上课的时候脚上的皮鞋常常破着几个洞，这位肥皂专家也无可奈何。
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纲是西语系教授，是重庆政府兵工署署长、后来的军政部次长俞大维将军的妹妹。曾昭抡是曾国藩的曾孙，俞大纲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曾氏夫妇俩关系颇为紧张，她没有陪同丈夫来昆明。据说，曾夫人坚决要求，凌乱邋遢的丈夫只有洗过澡后才能亲近她。
曾昭抡虽然是曾国藩的嫡传后人，但他毕生追求民主政治，是中国民主同盟最早的中央委员。
1949年，曾昭抡教授选择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曾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然而，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曾氏家族和俞氏家族的知识分子群体受到打击和残酷迫害。1957年，曾昭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降级下放到武汉大学。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但他仍然努力工作。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还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在1967年12月8日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而在曾昭抡去世前，他先后失去了妹妹和夫人。
1964年3月，他的妹妹曾昭炳在各种运动和政治清理双重挤压下，患了精神抑郁症。12月22日，她从南京郊外灵谷寺灵谷塔跳下身亡。
1966年8月24日，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纲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半个疯子”沈有鼎
沈有鼎，字公武，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沈恩孚是清末举人。沈有鼎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是金岳霖的大弟子。他行为怪诞，逸事和趣闻有一箩筐。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哲学会在南京举行一次年会。金岳霖和弟子沈有鼎一起参加，此时，沈有鼎已经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金岳霖深知沈有鼎自由散漫，性情古怪，生怕他在会议上乱发言，有意安排沈坐在自己旁边。沈有好几次想站起来发言，都被金岳霖按住制止了。沈有鼎实在憋不住，趁金不注意，猛然站起来，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他没有讲熟悉的逻辑，而是讲未来的新哲学将是博大的三民主义唯心论大体系。金岳霖被这位性情乖僻的天才学生突然袭击，弄得措手不及。事隔多年，沈有鼎在西南联大教书，别人问起这件事，他早已忘记，而金岳霖却未忘记当时的尴尬局面。
沈有鼎给同事蔡维藩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蔡初次来到昆明，加入联大历史系，坐着黄包车去他的新住所。突然，一个头发蓬乱衣冠不整的矮个子冲出来，挥舞着木杖，大声叫喊：“停!”黄包车夫大吃一惊，赶紧停车。“你是谁?”这个陌生的家伙透过金框眼镜死死盯着蔡。“我叫蔡维藩，”蔡答道，“是联大新来的教授。”“这就对了。”这个人二话没说就走开了。蔡把这次遭遇告诉一位朋友，朋友耸耸肩说：“哦，别理他。他是沈有鼎，半个疯子。”
沈有鼎在昆明成为被议论得最多的人物之一。在课堂和会议上，他才华横溢，却又深奥难懂。战前，他在清华经常穿着他的结婚礼服；在联大，换成了一件破夹克和一条旧裤子，这身装束似乎从没换过。他到表兄潘光旦家，在潘的强迫下他才换洗一下。传闻他也不洗澡，因为不愿花钱买肥皂、付水费。沈有鼎不讲卫生，在金钱方面非常小气，甚至自私，有关这方面的描述，在《吴宓日记》中也可以看到。
沈有鼎不善理财，每次发了薪水，就把全部的钱放在手提箱里(有时，他也把薪水藏在床底下和枕头套里)，每天数一遍。数来数去，难免要数糊涂。有一次他少了10元，便怀疑是同宿舍的钱穆所为。钱穆和他分辨不清，气得打了他一个嘴巴。
据说，他吃遍当地的风味食品，就连寺院的斋饭也不放过。他对某个茶馆情有独钟，在那里用两只袖子擦桌子，再用手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坐下来看书。有时，他点一碟瓜子或者花生，作为奖赏，和与他辩论的学生共享，如果那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也想吃，他就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里的瓜子，严肃地说：“不给你吃!”
在赵瑞蕻的回忆中，沈有鼎经常在茶馆和爱好哲学的学生辩论哲学问题：
我还记得当时哲学系有个朱南铣同学(我跟他较熟悉)，书念得很好，真有个哲学头脑，常常异想天开。我经常看见他跟他系里的沈有鼎教授泡茶馆，一泡泡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也辩论起来，各不罢休，朱南铣有次告诉我，他的一些学问是从沈先生的“信口开河”里捡到的。1940年我毕业后，就没有再看见朱南铣。后来听说“文革”中，他被下放劳动，一天晚上摸黑走路，不幸掉在池塘里淹死了。
沈有鼎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的课，只要他感兴趣，便会去旁听，有时还起来发问，甚至插嘴说“你讲错了”，使得教授下不了台。
不要以为沈有鼎只是“哲学动物”，他会弹古琴，会唱昆曲，“不过他的昆曲是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才唱的”。沈有鼎弹奏古琴，在清江清的《清华园日记》中可以看到。那是战前，1931年初，清江清在日记中写道：“过沈有鼎君卧室，入之，凌乱无序。沈君西装，弹古琴，为奏《平沙落雁》一曲。亦强之出喝茶。沈君于西服外更穿上棉袍，真可怪也。”
(金卫东荐自2009年2月7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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