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4年（之三）

1984年对中国文坛来说的一件大事，是大陆出版了两年前获诺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而且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个版本。一时间，阿狗阿猫都在谈论马尔克斯，甚至都会背诵《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枪口，奥雷连诺上校一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许多成长中的大陆新锐作家颇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魔幻叙事的本领。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或许不愿承认自己的灵感来自马尔克斯，又或许他们现在翅膀硬了觉得马尔克斯已不在话下。但当初的实情就是这样，马尔克斯让那时的我们瞠目结舌：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小说家还不妨凭自己的想像轻而易举地让笔下的某个人物屁股上长出一条猪尾巴来！这不光让人大开眼界，还简直让那时的我们忽然间觉得自己的本事大得无边无际。

当然也不仅仅是马尔克斯，还有卡夫卡，还有乔伊斯，还有福克纳，到那时都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他们作品的全译本或者部分章节，都对当代中国小说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相信在1984年，中国的年轻一代有进取心的作家，人人都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中有所汲取，人人都在思考“怎么写”的问题。

我的小说研讨会其实到七月底就结束了，后面的几天只当是避暑。程德培和吴亮月底返回了上海，我也无意避暑提前离开了白沙。带着与他俩初识并密集畅谈数日的兴奋与疲惫我回到湖州，打算好好睡上几天。白天家中十分清静，我很快就补足了在研讨会那几天被损失的睡眠，接着便开始为《上海文学》写一个短篇《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

显然德培他们也很兴奋，回湖州后不几天我就收到了他俩的来信。8月4日我给德培的回信说：“白沙那些天的兴奋尚未平静，分手后我一直摆脱不了你俩的‘魔影’。”

德培他们兴奋是很有具体内容的，其中的一项，等于是庆西借了我的场子做他自己的营生，开始试探性地向德培和吴亮预约书稿。这个事到了几个月后的十一月初就有眉目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基本确定了要为程德培和吴亮出版他俩各自的第一本书，也就是后来冠以“新人文论丛书”的最初两本。我在11月18日给德培的信中附言道：“又及：浙江能为你俩出集（子），那实在太好了！”

虽然这套丛书都是1985年以后陆续出版的，但最初的动议就是在我那个研讨会期间。而今的一帮大教授、大博导、大评论家，他们的第一本书都是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我能记得的就有程德培、吴亮、许子东、陈平原、黄子平、季红真、赵园、蔡翔、李劼、南帆等人。考虑到1980年代优秀的青年作家出版小说集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浙江文艺出版社居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一大批青年学者、评论家的专著或集子，真可以说是一个有勇气、有远见、有责任感的壮举，尽管他们在七月的早些时候拒绝了我的第一部小说集。

在我这头，兴奋什么呢？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讲到，德培、吴亮他们让我有了信心，觉得自己另起炉灶成功了，大可以在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语境之外写我的“葛川江”而不必在乎阎纲他们是否对我感兴趣。简言之，在1984年夏天“写什么”对我来说已不成问题。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怎么写”。

在1984年之前，我主要是向三位中外小说家学习过小说的写法。中国的这位是沈从文，我主要是从他的小说或散文作品中领略到一种从从容容的叙述，获得淡泊而深沉的真切感。两个外国作家一个是海明威，我年轻时很崇拜他的勇于卷土重来的好汉气概，并且从他那里学会把句子写得精炼、老到。另一个外国作家是意大利的莫拉维亚，在中国的知名度不算很高，他的小说集《罗马故事》是我在念杭大时留在我枕边最长久的书籍之一。莫拉维亚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尤其是小说的结尾每每出彩，戛然而止，令人意外。吴亮在和我初识后曾写过一篇评论我的小说结尾的文章《戛然而止后的余音》，发表在1985年第1期《小说评论》上。吴亮居然也写过这个套路的文章，而今想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吴亮我年轻时候从莫拉维亚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也从没在任何一篇我写的创作谈或任何一次创作会议上谈论过莫拉维亚。这既是因为那时的文坛风气是作家之间谈论这么微观的话题被认为是很幼稚的，更因为我后来知道莫拉维亚算不上那种了不起的作家，而我最初以他为楷模，似乎起点有点低了，我不想让别人那样看我。只有庆西知道这个情况，因为我俩在刚开始学着写小说的那两年有过一些合作。我俩最初都是莫拉维亚的粉丝。

但是，到了1984年的夏天，我自认为在小说上我已不再是一个初学者了，沈从文、海明威和莫拉维亚已不再能满足我日益扩张的胃口。接下来我应该向哪位大师学习什么？

我很喜欢马尔克斯。就在前几天，作家李森祥回忆起1986年我在嘉兴的一次讲课，说我曾津津乐道地复述过《百年孤独》中的一段对鲜血流淌的超现实描写。森祥当时是在场的听众之一。在我后来写的《炸坟》和《大水》尤其《八百年一场风》等小说里也曾局部地甚至通篇运用过超现实的写法。

但在1984年，我面临的更大的问题不是要让什么人的屁股上长出猪尾巴，而是如何构建更为广阔更多姿多彩的“葛川江”世界。在这方面更合我口味的是威廉·福克纳，是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式的宏大虚构。1984年的我就是这么雄心勃勃，而且我觉得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只是美国南方的一个县，而我的“葛川江”是一个大河流域，是半个浙江，格局应该比福克纳的更大也更为多样性。

这就需要在小说艺术之外学习和了解更多的东西。我当时十分醉心南方民间话语，包括民俗、民谣、民间故事传说等等，很注重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为此目的我甚至还加入了浙江民俗研究会。记得我八月里和余华在海盐碰面后，曾收到过余华寄来的好几本海盐文化馆编印的海盐地方民俗集锦，令我大为欢喜。富阳的朋友也定期向我提供这方面的材料。如今回想起来，我那时醉心于民间话语有些过头了，有几篇小说过多地引用了民俗、民谣，造成枝蔓横生，故事拖沓，可读性受损。不过话说回来，那时的我，在我看来还有不少别的小说家，譬如贾平凹，并不怎么在乎可读性不可读性的，有时甚至还刻意追求散文式的写法。那个时代的读者似乎不像今天的读者这么爱读故事，我感觉他们读小说的主要兴趣是读味道。

因此从那时起我还很着迷某种后现代式的幽默，其中有一种搞法具体说就是《米老鼠和唐老鸭》的那种遵循着情景逻辑的荒诞叙事。1980年代随着女儿田桑的成长，我经常和她一起看动画片，每每被迪斯尼式的幽默所折服，很想弄出一个那样效果的小说来，哪怕只为自己过把瘾也好。1987年我给《鸭绿江》杂志写的《八百年一场风》可谓我一生中最卡通的小说了。但在1984年我暂时还没走得那么远，只是开始往“葛川江小说”中注入种种幽默的东西。如果说在《土地与神》里这种幽默已初露端倪，那么在给《上海文学》写的《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以及后来给《北京文学》写的《炸坟》中，“葛川江小说”的这一新面目应该是很明显了。只可惜1980年代中期的评论界只关注这个主义那个流派这类大题目，让“寻根”、“先锋”等等字眼遮蔽了许多活生生的东西。

1984年对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十分重大的事情，就是我的工作调动，即我想当专业作家的愿望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

差不多也是在八月初，我还收到我在富阳的长官老蒋来信，说他已任命我担任富阳文化馆副馆长。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个具有行政级别的官职，虽然按照类推它应是行政级别中最低的副股级。因当时我仍在创作假期间，老蒋信上说你暂时不必回富阳来上任，等假期满了再说。后来到了年底我的创作假结束了，我却已经调离富阳。就这样，我错过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个正式的官位，一天也没去富阳文化馆上任。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讲过，老蒋不接受我调湖州的想法。他让我离开广播站去文化馆任职，目的是变相地让我当专业作家，因为他知道我好这口，只有让我从事专业写作他才留得住我。但这个做法缺乏合法性，一旦老蒋不当局长了，他的继任者可以不认可这项特殊安排而要我每天坐班，我将无法拒绝。因此内心里，我觉得老蒋的安排不是我的最终选择，我还是要努力争取当上名正言顺的专业作家，哪怕是去杭州以外的浙江某地市，只要能让我专事写作，去哪里都行。

但在1984年的浙江，这样的机会非常渺茫（湖州是个很奇怪的例外），一大原因是我听说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罗东曾在一次会上公开表示省作协不新设专业作家岗位。他这个表态，不光直接决定了省作协这边没门，也大大影响了各地市文联在这方面的态度。考虑到当时整个浙江达到专业高度、资质的青年作家寥寥无几，我当时甚至觉得罗东这个表态简直就是针对我的。

其实这个时候杭州市已经在考虑设立专业作家的问题了，只因我身在湖州，消息很不灵通，才会有这方面的焦虑。我甚至征求过叶芳的意见，问她要是外省有机会可让我当专业作家，你是否愿意我远走高飞？叶芳说她没意见，要紧的还是要做好老蒋的工作，无论怎样也不要让老蒋伤心。

无论怎样写作还得继续。八月下旬我把刚写成的《国营蛤蟆油厂的邻居》寄给了《上海文学》。九月初，庆西从上海回来，带来李子云的口信，请我去一趟上海对小说的结尾稍作修改。但她不勉强我，说只是她个人的看法。我因有事去不成上海，但还是按照李子云的愿望对小说略作补充后重新寄给了她。

感觉上，1984年的下半年过得特别漫长。

前文说过，我相信1984年的中国年轻一代作家，人人都在思考他们各自的问题，也因此有了这年年底的“杭州会议”。

大概是在十月里，程德培给我来信说他和吴亮都希望有个聚会，听听“各路豪杰”都在想些什么。至于聚会放在哪里搞，由哪家单位挑头，请哪些人参加等等，这都不是德培该考虑的，都还没个谱儿。但德培的想法正合我意，所以不几天后，《上海文学》在湖州搞笔会，我见着周介人和蔡翔，就和他俩谈了这个想法。后来我看到蔡翔在2003年8月的一个口述材料中说：

10月份，浙江搞了一个笔会，我们去了，在那里见到了李杭育……参观的路上和李杭育聊天，杭育提议，《上海文学》能不能出面搞个活动，把青年作家集合起来，让大家有个交流。当时大家想法很多，最好有个交流。周介人老师说主意非常好，应该开个会，回来向李子云老师汇报……

这应该就是“杭州会议”最初的动议，竟然是在湖州发起的。在我11月9日给德培的信中向他简单地通报了我和周、蔡“交换了看法，谈得很投机”。

之所以信上没有多说，是因为半个月后他和吴亮将来杭州参加徐孝鱼的小说研讨会，那时我们有的是时间当面详谈。蔡翔的口述材料也提到了这个研讨会：

正好11月份我和周介人老师到杭州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有杭育、庆西、吴亮，在会上又讨论了一下，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联合主办。

今天还记得徐孝鱼的人不多了。但在1980年代的浙江，他是很有地位的小说家，其代表作之一是与人合作的中篇小说《没有门牌的小院》。他还是我后来的同事，杭州市的第一批专业作家之一。1985年徐孝鱼当选为浙江作协副主席。再后来他“下海”经商了，1990年代不幸病故。当时应他的遗孀的郑重请求，我为孝鱼撰写了悼词的前半篇亦即他的文学生涯那部分。后半篇讲他经商的岁月，因我不甚了解由别人撰写。

程德培是个细心且多虑的人，他觉得除了《上海文学》这边，开会的事最好也跟茹志鹃说说，能够得到她的支持就更牢靠了。谁去跟茹志鹃说呢？当时德培和吴亮大概已经开始了他俩往上海作协调动的程序，而茹志鹃很有可能担任下一届上海作协领导，约摸德培见着她应是毕恭毕敬，不免拘谨。所以德培要我去说，他说茹志鹃很喜欢你，你跟她说可以没有顾虑。于是我就给茹志鹃写去一封信，讲了我的一些想法，恳请她支持并参与。记不得是茹志鹃给我回了信还是托德培他们带口信给我，说她也很想听听年轻人的想法，届时一定来学习。

正如蔡翔所记述的，在徐孝鱼的研讨会上大致敲定了日后的“杭州会议”的各项安排。现在想来，那个时代的人们张罗文学活动的效率之高，恐怕今天的文联、作协这类机构很难做到。徐孝鱼的研讨会是11月25日开的，此时离“杭州会议”仅半个月时间，三个主办单位一点也不扯皮，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会议的筹办。

我当时正在往杭州文联调动的过程中，已经提前介入了文联的工作，主要就是“杭州会议”的筹办，负责与上海方面的联络，还曾跟着文联或其下属单位《西湖》的后勤人员一起去看过会议地点的房子。

前文讲了，在夏天的时候，我还在为能不能当上专业作家而纠结的时候，杭州市其实已经有了在市文联设立专业作家编制的安排。当时的杭州市委书记是厉德馨，是个在城市建设和文化发展上颇有进取心的官员，魄力十足，敢作敢为。市委很快就确定了首批调入杭州文联的专业作家，一共有四位，除我之外还有徐孝鱼、张廷竹和谢鲁渤。

这回，富阳的长官蒋增福不再挽留我了，因为富阳是杭州市的属县，往市里输送人才义不容辞。从1984年年底我正式调离富阳，至今已有整整二十九年，我始终保持着与富阳的密切联系，每年都会去富阳几次，看望老蒋或参加富阳方面组织的活动。在老蒋七十岁那年，我给有关他的一本书写了序，题目叫做《七十增福，一生有德》。

大约就在我到杭州文联报到的前几天，“杭州会议”先开场了。我在12月8日从湖州写给程德培的信中说我打算12日“直接去杭州”——据此推断，12月12日应该就是“杭州会议”开场的日子。

会议地点安排在杭州西山路（而今叫杨公堤）上的陆军疗养院，杭州人以前也叫它128医院，大约就是从那一年起开始对外营业。美丽、幽静的院子里，有两栋大型别墅建筑，人称“将军楼”，大部分与会者就住在这两栋楼里，其中一栋楼的一楼大厅就做了会场。

李庆西在其《开会记》中开列了一份我所看到过的最全的有关这次会议与会者的名单：“与会者总共三十余人，来自三个主办单位和一部分特别邀请的作家、评论家。受邀人员是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阿城、黄子平、季红真（以上北京）、徐俊西、张德林、陈村、曹冠龙、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宋耀良（以上上海）、韩少功（湖南）、鲁枢元（河南）、南帆（福建）等。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方面有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蔡翔、肖元敏、陈杏芬（财务）等人出席；浙江文艺出版社仅我和黄育海二人；杭州市文联有董校昌、徐孝鱼、李杭育、高松年、薛家柱、钟高渊、沈治平等人。”

记得《上海文学》本来还请了贾平凹，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人。但贾平凹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到会。

会议由茹志鹃、李子云和周介人主持。的确就像其他与会者回忆的那样，“杭州会议”没有明确的主题。表面上看，每个人的发言完全是各说各的，谁也不应和谁。但缺乏主题的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人人都讲出了真正是他自己最想讲的话，讲出了或许在他内心憋了好久的那番思考。而实际上所有这些话语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往何处走各抒己见。我能回忆起来的与会者发言的话题有以下几个，次序就不论了：

阿城那时已发表了《棋王》，正当红，自知应低调、谦虚，所以他不谈小说，而主要是说禅。这也和他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心性很相投。

李陀一如既往地热心介绍新人佳作。记得是他或陈建功从北京带来刚出版的两本小说，一本是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另一本是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莫言并不在场，李陀津津乐道地称赞《透明的红萝卜》，甚至赞叹小说的标题，说“红萝卜”已经有点不寻常了，居然还是“透明的”！真有想像力……我当时听了心想，北京人真是少见识，红萝卜有啥稀奇的，杭州的菜市场里多得去了。

鲁枢元我是初识，在河南一所大学教心理学，因此他的话题是20世纪西方文学注重心理表现乃至直接的流露，也就是文学的“向内转”。我至今仍然以为鲁枢元的话题非常重要，虽然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记不得程德培和吴亮在会上发言讲什么了。或许是有茹志鹃和李子云在场，也或许是我猜想上海方面事先关照过他们的人少说多听，他俩的发言比较谨慎，没有能让人听了心里“咯噔”一下的东西。不过德培在会下和众人的交流中透露了王安忆在写一个很棒的中篇——这应该就是《小鲍庄》了。

我大概说了一些对吴越文化的认知。大概还说了我对小说的常规形态的不屑，称赞好的小说应该是“特异身材”。会下周介人跟我个别交流，说他对我说的有关小说形态的话很感兴趣，希望我就此写一篇理论文章给他，我答应了。后来我在1985年写了《小说自白》，发表在《上海文学》上。此文是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理论文字之一，应该说周介人发现了它，而且就是在“杭州会议”上。

除了和老周的交流，会议期间我还和也是初识的李陀、郑万隆、陈思和、黄子平、季红真等人有过许多二人的或是多人的交流，譬如黄子平言简意赅地对我说了一句，你的“渔佬儿”讲了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又譬如我很诚实地告诉李陀我有时写得很涩，李陀大为不解，说你这样写小说怎么行？

印象最深的，是私下里和韩少功的一番对话，大致如下：

我说：我很早就知道你，读过你的《风吹唢呐声》，这回才算见着你真人。

少功有时有些腼腆，不愿谈论自己：你写得不错，我也看了。

我又说：好像有一阵子没见你有新作了。

少功狡黠地一笑：不好写呀！

我有点不信：怎么会呢？

少功正经起来，而且胸有成竹：你已经写出了“渔佬儿”，好比跳高，我面前横着你这道标杆，我要越过它才行！

我明白了，他已经写出了好东西，或许就在等着发表呢。几个月后我知道那是《爸爸爸》。

还有一个情况令人印象深刻，就是茹志鹃和李子云两位前辈，真的就像她们来参加会议之前说的那样是来学习的。不仅在众人发言的时候她俩听得十分认真，而且每当半天的会议结束，她俩回到合住的房间，性格激动的李子云就急于和茹志鹃交流一番，而举止沉稳的茹志鹃则每每让李子云稍等片刻，容她把会上听到的东西在本子上记下几句再聊。这是李子云在第二天的会上告诉我们的。

那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在学习的年代。作家们和评论家们彼此都想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这个现象在当代文学史上实属罕见。如今回想起来，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杭州会议”大多数的与会者都是在文学的江湖上混过一些年头，见过不少世面的人了，却在那几天表现得那么兴奋，那么激动，甚至有时还是那么的手舞足蹈，以至于上海作家曹冠龙（或是陈村）忍不住调侃说我们都像是吃了药的蟑螂！

许多年来，我看到许多学者甚至是“杭州会议”的与会者撰文评说1984年12月的“杭州会议”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我从他们的文章或叙述中却看不出这个重大意义究竟是什么。难道一帮作家和评论家聚在一起讨论文学，这类事情在中国还不够多吗？譬如我就曾参加过这年三月在河北开的“涿县会议”，论档次和规模都远超“杭州会议”。为什么就没有人说“涿县会议”在当代文学史上很重要呢？

回想一下半年前程德培和吴亮在新安江边对我说的话：权威评论家们还没想好怎么说你——这对理解“杭州会议”的意义很有帮助。许多人都忽略了，参加“杭州会议”的约摸一半的与会者，是当时最新锐最意气风发的一代青年评论家，因权威们的失语而让他们突进至文学新潮的前沿，又托福于“杭州会议”的无主题因而大大有益于自由交流，他们在这个会上直接听到了也是和他们一样新锐一样意气风发的青年作家们的种种奇异而鲜活的思考，由此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文学即将发生的大变局。于是，紧接着的1985年，当韩少功的《爸爸爸》出来了，当王安忆的《小鲍庄》出来了，当一个个好作品接踵而来，评论界毫不犹豫，几乎是立刻作出反应，形成一片好评的声势。有声势才算大潮而不再是暗涌。不像我，1983年出了《最后一个渔佬儿》，等着权威们对它说几句可一直没等着，一年半以后才有篡了位的程德培说我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过去投以意味深长的一瞥”，让我得到一点迟到的安慰。而两年后的1985年，少功他们幸福多了，因为“杭州会议”让评论界做好了准备，调好了焦距，从文化理论到小说形态，从“向内转”到魔幻叙事，程德培们现在装备齐全，一个个火眼金睛，正等着韩少功们撞上枪口来呢！

我敢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创作与评论的互动和共荣从来没有像“杭州会议”之后的两三年里那样热烈而美妙。

进而放眼望去，纵观世界文学史，所有的能够成气候的文学潮流，无一例外都是在这样的互动和共荣中达成的。

从这个视角看“杭州会议”，说它意义重大才有道理。

顺便说说，我以为主持了“杭州会议”的《上海文学》编辑部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种互动和共荣的模式。这本杂志本身就是作品与评论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的，至少这一特点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所有文学期刊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1984年我还参加了最后一个会议，就是12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作代会”是我一生经历过的唯一一次实行“海选”的会议，也主要因为这个做法后来在1987年被指控为搞“自由化”，受到严厉的批判。但在遭到批判之前，在随之而来的1985年，它对全国文坛影响巨大。不过那种影响主要是关系到作协、文联这类机构的人事安排，谁当主席，谁当理事等等，对一线的文学创作而言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1984年许多作家已经想好了他们要做什么和怎么去做，甚至已经开始做了，十头牛都拉不回他们。

由于“作代会”一直要开到下一年的1月5日，1984年的最后一天我是在北京过的。当我于1月8日前后回到湖州的家中，我的宝贝女儿正好一周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