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移民小说中的三种自然意象|兰 蕙 菊三种意象的内涵

　　摘要:新移民小说中的三种自然意象,即“树”的意象、“居所”意象与“海”的意象,能够说明新移民作家的思维特点,是他们观测自然的三个焦点。新移民小说中这三类自然意象的存在,具体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了作家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与创作思想。但是,新移民小说在通过自然意象表现东西方文化的相通性、东西方人精神的共生与共融性、当代思想的前沿性与现代性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自然意象;文化差异;审美理想
　　Abstract:The three types of natural images in the New Immigrant novels―namely, the images of the tree, the house and the sea―reveal the features of the novelists’ thinking, for they usually serve as the points of view for them to observe the world. The existence of these three types of images indicates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demonstrates the distinction in the aesthetical ideals and creative ideas of individual authors, but the New Immigrant novels also demonstrate their weakness in employing natural images to convey the communicability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spiritual symbiosis and mutual-integration of the people from the east and the west, and the modernity of contemporary thoughts.
　　Key words:New Immigrant novels, natural images, cultural differences, aesthetical ideals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5-0039-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成为当代美国乃至于世界主要国家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一些学者曾经对此种现象加以分析,并对其特点与成因加以探讨。在新移民文学的所有文体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自然是小说。新移民小说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作家,如严歌苓、哈金、张翎、林湄等。从总体上来说,新移民小说讲述的故事所体现的,多半是移民作家对新到国家那陌生土地的一种发现、对渐渐远去故土的一种怀想和饱含自我人生情怀的丰富生命体验,因此,“发现”、“回顾”、“借鉴”与“反思”等主题,往往成为了新移民小说的外在标记:它们怎样将异域当作自我之外的客体进行观照,它们怎样再现过去生活经历中的“本土”与眼前的“他者”之间的关系,它们怎样阐释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两种不同文化产生的种种冲突和交融共生,如此等等。新移民小说的这些特点,因作家的流动而产生距离,因为距离而产生新的视野与新的质素,在此基础上让研究者发现新的话语方式以适应其言说的需要。同时,也正是这些特殊的话语及话语结构,将新移民文学与其他种种文学现象区别开来,也使新移民文学因其“世界性”、“独特性”和“现代性”而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奇葩。因此,对于新移民文学与新移民小说的研究,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研究并体现特有的意义与价值。本文重点讨论新移民小说中的自然意象之生存状态及其内在意蕴,同时讨论新移民小说对于自然的描写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对“自然”一词作出界定。在现代汉语中,“自然”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自然界”;二是指“自然而然”。本文中所涉及的“自然”,当然是第一种,主要是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自然风景与自然环境描写。文学作品中的自然风景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自然意象,往往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如《诗经》中的“桃花”、《楚辞》中的“香草”之类,并且具有一种象征的性质;不同作家笔下的自然风景与自然意象,往往具有不同的内涵与价值。因此,对于作品中自然意象与自然风景的研究,就构成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同样是一朵花、一棵树或一座山,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作品中,往往具有不同的意义。“通过对作品中自然山水描写的分析与研究,就可以透视一些相当本质的问题,也许就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发现。”因此,文学地理学是我们研究新移民小说的理论基础与思考起点。本文主要考察新移民小说中存在的三种自然意象,即树的意象、居所意象和海的意象:“树”的意象不仅承载了时代和个人的记忆,而且也具有一种“根”的意味;“居所”意象往往成为新移民们的精神家园,其孤独感与漂泊感正是来自于“居所”的缺席;“海”的意象往往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在历史流变中更演变为一种文化想象。新移民小说中这三种自然意象的存在,具体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了作家各自不同的审美理想与创作思想,是研究新移民小说不可缺失的一种视角。
　　
　　一、“树”:生命的移植
　　
　　读到新移民小说中有关“树”的描写,不同树木的形象总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或者是乡村公路旁一排排整齐的小白扬,或是崇山峻岭间傲立风雪的棵棵松树,或者是繁华都市中四季常青的白玉兰树,如此等等。同样的一棵树对不同的人来说,往往会有不同的回忆、产生不一样的感情。从总体上而言,新移民小说中的“树”意象,不仅承载了时代与个人的记忆,也往往具有一种大地之“根”的意味与文化传统的象征意义。
　　 在严歌苓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中,故事的背景是河南的农村,小说里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北方风景。在小说里,“杂树”、“桃李”、“樱桃”、“杨树”、“桐树”等各式各样的树,加上“窑洞”、“土崖”、“灌木”、“麦穗”等自然景物,同时伴随“养猪”、“烧砖”、“种地”等日常生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北方乡村世界。在这个广阔的自然风景里,那不断生长着的树木滋养着身边的人们,让那里的人成就了如树一般的人生,王葡萄就是这样的中国乡村女性。“葡萄这些年在院里种的树冒出院墙一截。就是秋天少勇也认出那些树梢是杨树、桐树。桐树夏天能把深井一样的窑院遮出一大片阴凉。也遮住想朝里看的眼光。”在这里,“眼光”一词很有意思,表现了当地男人对于美的向往与渴求。这些树,正是在少勇的关注下才一天一天成长起来的;每次回来看望葡萄的时候,他总是觉得它们格外的亲切,犹如自己的朋友或亲人。参天的大树挡住了人们的眼光,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村里的人并不太清楚;但王葡萄的心性与品格就如这一群大树一样,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她依然用自己坚强的身躯,一直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她居然以自我的坚毅保护公公孙怀清在窑洞中生活了十多年,而始终未被人发现。当然,在小说里“树”在遮住别人目光的时候,也牵挂着作为异乡人的作家与其他新移民们的记忆,于是“树”就被作家赋予了一种流动的、深厚的意义。在小说里作家经过自己精心的艺术构思,一段曾经的爱情故事(少勇与葡萄的爱情)与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葡萄将“过去的罪人”孙怀清藏起来)就被印刻在院落里那些作为自然物象之一的“树”意象之上。从读者的阅读来说,“树”就像是一种模糊的文字,它能够唤起读者的记忆,让读者产生多种多样的解读。从作家的创造来说,“树”是小说里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符号,因此也被赋予种种不同的理想与情思。事实上,严歌苓在这部小说中以“树”的意象表达了自己对“文革”时期中国北方的种种记忆,在北方原野上发生的普通人生故事与普遍人性中的坚韧不屈及其在特定时代里人性被扭曲的痛苦,都在“树”的意象当中得到了完整的保存与充分的表达。
　　 如果说严歌苓在自己的小说里赋予“树”一种人间情爱和时代记忆,那么张翎小说里的“树”意象,体现的却是一种游子之于故国的怀乡情结。在《雁过藻溪》中,作家多次以“树”的意象,将处在异国他乡的主人公末雁那种特有的心境进行了真切的描摩:这是异乡的树,又仿佛是故乡的树。末雁身居多伦多,夜晚从梦中醒来,她深情地推开自家的窗户:“窗外果真有一棵蔫蔫的枫树,树影里漏下来的,果真是一片黄不黄白不白的月光――却是无人。”在这里,“果真”一词说明眼前的“枫树”也正像记忆中的“树”,记忆中的“树”也正像眼前的“枫树”,它印证的正是挥之不去的故乡存在。但是,虽然“果真”有这样的“枫树”存在,不过“却是无人”,说明记忆中故乡的树荫下也许是有人的,而现在却没有。这样,小说通过一颗枫树的意象,就将“过去”人生与“现在”生活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浑厚圆融的艺术意境:这像故乡的树,却又不是故乡的树,它道尽了作家的怀旧情绪;这是古老东方的树,亦是海外国土的树,每一棵树都承载着一段复杂的情感、隐藏着一段厚重的历史。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每一个年代都有一个故事,末雁急切地想走进那些故事。”而在短篇小说《玉莲》里,张翎这样写道:“玉莲搓了一阵子衣服,突然停了下来,抬头望着围墙边上的那棵大树发呆。那是一棵老法国梧桐,树身上都是黑褐色的疤痕,叶子倒还茂密,在午后的风里轻摇慢舞着,像一只只绿色的手掌。可是树上并没有鸟。”这里的“老法国梧桐”,其实也有一种特别深厚的意义:它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却很有灵性;它见证了“我”与玉莲的友谊,也见证了玉莲与“兵”的爱情。“我”用童稚的眼眸顺着玉莲的眼光去看树,以为树上有好玩的鸟儿,可是上面却什么也没有。从小说中的具体描写可以看出,“我”是真正地以自我的方式在观察那棵梧桐树,而玉莲却只是在看自己的心情而已(她是在等待“兵”的到来),她所看见的也许并不是树,而只是一种想象中的人。在这里,小说的描写一实一虚,让“我”、玉莲与“兵”之间的感情产生一定张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得不受到一种情的感染。其实,所有这些对于“树”的描写,都是新移民作家们在一种新的环境里遥看自己记忆中的故乡。
　　为什么新移民作家那么钟情于“树”?首先,“树”是一种有生命的植物,与人类自身具有一种相似性,能够与人进行生命的对话;其次,“树”往往也具有一种象征性,不同的“树”往往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再次,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存在物――“树”有能够被移植而生长的特性,它可以由一个国度移到另一个国度,并且能够自我生存与再度发展,只不过也许是另一形式的生存与发展。这也许是新移民作家喜欢把自己当作“树”、将别人当作“树”的重要原因。“树”让新移民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产生了两种情感流向:一是对曾经养育过自己的故土的怀想;二是对接纳并仍将为自己提供营养之新土地的感激。美国新移民作家严歌苓曾经说过,她移民海外而远离故土,就“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在这里她正是将自我的生命历程同一棵树相比拟,生命的疼痛感与其小说中对于树的描写是完全一致的。欧洲新移民作家林湄也曾经说过:“我是谁?像一棵树吗?那么,离开了本土,移植在天涯海角的另一片土壤里,叶子和果实自然与原生有所不同。”在这里,林湄也将自我比做一棵树,并说自己的“果实”与“叶子”与原生的自然并不相同,这正是一种新的意义的产生。新移民作家们为什么总是将自己比做一棵“树”?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说中总喜欢经营“树”的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树”的意象就等同于“根”的意象,而“根”正是他们的生命所在。其实,无论新移民作家走到哪里,所有丢不去的幸福和苦难都是因为“根”的缘故;“树”作为“根”的直接展现,才具有了如此重要的象征意义;“树”作为“根”的延伸,才具有了如
　　此重大的文化意义。
　　
　　二、“居所”:精神的寄托
　　
　　这里的“居所”意象,虽然是属于乡村或城市的人造风景,但往往成为自然的一角。我们记忆中的居所,常常以碎片的形象出现:一间小屋、一处高楼、一个美丽的花园、一条曲折的小径等等。但是,居所并不只是这些意象的组合,它更是一个梦想之地,“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者,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因此,人们生活过的各种居所就成为对逝去岁月的一种回忆,“居所”就是人类物质上的故乡与精神上的家园。纵观新移民小说,移民们在大都市里孤独感和漂泊感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因为“居所”的缺席: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于是心中失却了故土;离开了自己的家宅,于是心灵失去了居所。所谓“缺席”,是指新移民们在新的环境里失却了精神家园的归属感与生命的安全感。所以,“居所”既可大到指一个国度,也可小到指一间居室;而旧的“居所”与新的“居所”都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意象,常在小说人物的心里缠绕与萦回。
　　 在虹影小说《K》里,英国人朱利安来到中国,他满眼都是被异族文化所隔阂的中国自然与文化意象,他的感觉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新奇。他观察中国的视角,确实与一般的中国人不一样:“第一次好好地看北京,深蓝的天,冬日的太阳,浅褐色的地,浅黄的树,竹林是橄榄青,中国的松柏有如盆景的静穆,街一头远远可望见多层檐的古城楼,几乎和凯旋门一样高。出租车多,人力车多,各类轿车多,但西方人明显比武汉上海少。”在这里,“竹”、“松柏”、“盆景”、“檐”、“古城楼”等,是北京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意象;作为西方人的朱利安放眼望去,很快发现了它们的不一样。他以比较的眼光去审视中国的“城楼”与英国的“凯旋门”,更以自己英国人的目光去寻找与他一样的异乡人。无论他对东方都市充满多大的好奇感,无论林(即K)这样的女子带给了他多大的诱惑,而作为异乡人的他,却怎么也排遣不掉那份固有的孤独感和迷茫感。于是,他在自然地浏览中国北方的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之时,总是在不经意之间浮现出对于远方故园的种种记忆。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新移民小说里,无论是从海外来到中国的异乡人,还是从中国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他们都因离开了家园而远离了固有的“居所”,但心中的记忆却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所以,“居所”作为一种自然意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了一种具有社会性与文化性的意象,它所负载的是人的精神形态,表现的是人的心灵的位移与情感的变迁,最终所表达的多半是一种文化差异。
　　 在中国移民们的眼中,海外的作为“居所”的自然物又是什么样的呢?美国新移民作家少君通过小说《洋插队》那位赴澳女知青的视角,详细地展现了移民的真实状况:“‘你所看到的澳大利亚,到处是绿草如茵,阳光灿烂,悉尼的歌剧院宏伟壮观,金黄的海滩上丽女如蚁,宽阔的海面上白帆点点,这属于你们这些有钱有闲阶级,不属于我们’。”“‘真的,我经常梦起我十几年前在农村插队时的情景,感觉好像好像。’”这位女知青将澳大利亚都市里那美丽的自然环境,与国内在农村插队时所见到的情景相对照,于是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反差:绿草与阳光点缀的都市虽然美丽却不属于“他们”(指中国移民),在那宏大的歌剧院与浪漫海滩上休闲的人群中也不会有“他们”,而“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必须每天背着面包奔波在疲劳的路途上,“他们”必须从事最初级的体力劳动以度日,他们必须以“打工”、“洗衣”、“送货”等方式来谋取生计。这样的生活状态与精神形态,与当年在中国偏远的农村插队时缺衣少食、无家可归的生活状态与心理形态,何其相似!这种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呢?海外移民们身上的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困苦,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产生于“居所”的缺席:远离了自己的故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当然,这里所谓的“居所”,既指都市中能够遮风挡雨的居室,也是指人类的精神家园。女知青在对于自我故事的讲述里,有一段话读来让人心酸:“‘你说我能睡在哪?当然是你们这些色迷迷的臭男人的被窝里,我拼命地找工作,就是要摆脱供人泄欲的境地。’”初到国外,“我”没有一处固定的住所,“我”的整个灵魂都是分散的,自我的精神是没有任何寄托的;如果在新国度的都市里能够拥有一处可居的家宅,那么自我的身体和精神也许就有了一个安息之地,自我的尊严才有可能得到基本的保障,而“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所以,无论是英国人朱利安到中国来,还是中国女性“我”在澳大利亚,他们那强大的孤独感与深深的漂泊感都来自于隐藏在他们心中的“居所”,失却了自我的“居所”,便失却了物质上的生活基础与精神上的依托家园。正因此,他们无论如何努力与打拼,往往便不再有生存的能力与发展的前景。在新移民小说里,作为自然物的“居所”所具有的性质与意义是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
　　 在新移民作家的小说作品里,这种自然物象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少君在小说《人生自白》的“大厨”篇中,就生动地描写了留美青年的命运:“在旧金山机场被几个大陆老乡连哄带骗住进了唐人街上一间又破又脏的鸽子窝”;在另一篇“性革命”中,纽约城里一个画家女朋友的租住地,居然是一处“旧式的老公寓,楼梯很窄”;在朱琦小说《陪读父亲》里,陪读父亲“到美国后只在大哥家住了一周左右,就搬进了贫民区,租了一间廉价的小房子”。在这些小说里,“鸽子窝”、“老公寓”、“小房子”等“居所”意象,似乎无一例外地都打上了“贫民”的标记,它们不仅是指向新移民们生活上的贫穷,也是指向新移民们精神上的贫困。在国内,他们的生活无疑是优越的,但总是梦想着在海外有着更好的生活,似乎可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层社会里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可是,其结果恰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到了海外,他们往往只能住在这样“又破又脏的鸽子窝”、“旧式的老公寓”、“廉价的小房子”之中,一时半载还无法改变。于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贫苦生活与繁华都市的对比、过去的梦想与现实的景象的对比,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何其强烈的讽刺!从新移民小说中主要人物身上所产生的这种矛盾性、事实与理想相对照而产生的强大反射里,可以看出新移民小说所具有的明显的反讽品质。而这与小说中作为自然物象的“居所”的描写密切相关:如果离开了对这些“居所”意象的经营,也许就无法表达他们对严酷现实的深切感受,就无法将人性的复杂性与曲折性表现得如此深刻,也就不可能充分地展示如此广泛而深刻的中西文化在自然物象上所体现出来的差异,人物情感的巨大落差、小说艺术的艺术张力也许更无从体现。
　　
　　三、“海”:现实与记忆
　　
　　中外文学作品中并不缺少对于“海”的描写。“海”,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自然”的一个部分,但同时也具有一种象征的性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海”不仅指一种自然的存在,也是指一种空间的概念。 “而中国四周的异族则被认为处于大地周边,因为他们近于海,所以也被称之为“海”,这样一来,‘海’就很自然成了‘中国’的界限;‘海内’、‘海外’等一系列词语,实际上都是古人透过其有色眼镜来看‘海’的观感表述。”从古到今,中国与国外之间就存在着一条大海,它隔断了两岸的空间,也隔开了两地的文化。所以,对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里的“海”意象,是值得我们在研究文学时特别关注的一个符号。在新移民小说中,早期漂洋过海的记忆,往往沉积在作家头脑里,在历史流变中,它更演变成为一种文化的想象,成为阻隔两地思乡的一种标志。
　　 张慈在小说《风•自由》里有对于“海”的描写。这里的“海”,既是一种写实,也是一种象征。在小说里,20岁的中国女孩与75岁的美国老人结婚后,来到老人位于大西洋边的家乡:“海鸥的叫声在海面上发出回声,可什么也听不到。太阳下的反光使海洋的水面有一种永恒的平静。她弯下双腿,面朝阳光下的大海,跪下了”;“海平线的太阳变成了一个红红的圆。海鸥如一些蝴蝶结,扎在那些光线上。光透过秋寒浸红了大西洋海水”。在这里,如此优美宁静的海上风景令人神往,我们仿佛闻到了那咸咸的海味,听到了海鸥发出的轻轻叫声,触摸到海风拂过脸颊时的丝丝轻柔,“海”给我们的感觉是如此的真切!面对如此庄严而又神圣的大海,也许我们也不得不随着女孩,朝圣般地在大海边深情地跪下了。大海能给人的心灵带来宁静吗?小说里所叙写的这段跨国婚姻,到底是以什么作为基础的呢?如果有爱便罢了,但是年龄相隔55年,这样的距离也许正是“海”的长度,往往是没有办法逾越的。我们在小说的后面看到了对海上灯塔形象的描写:“暮色里的鸥群纷纷起伏凄嚎,灯塔如一只筒帽不太诗意地耸立在荒凉的海礁上。” 在这里,“暮色”、“鸥群”、“海礁”等自然意象所呈现的环境是孤寂而荒凉的:“灯塔”作为海上的航标灯,本身就是孤独之物,它与人们的现实生活隔绝,如同那个中国女孩一样:在那异国他乡,由于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她也许注定只能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灯塔”。从小说里可以看出,老人将女孩带到海外的目的是要与她相伴出海,而女孩来到海外的目的却只是要看一看海,他们两者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女孩终于见到海了,却在第一次出海时晕船不已,老人却注定一辈子要在海上永远地漂泊。在这部小说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才有了那样一种无法逾越的心理隔阂,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女孩终于矛盾了、孤寂了、后悔了。但是,女孩本来是坚强而勇敢的,她终于决定与老人去到海上漂泊;后来老人虽然在海上遇难,她却独自地活了下来。正是因此,大海的命运注定了她永远只是海上一座孤独的“灯塔”。在这里,“海”的意象不仅是故事发生的一种背景与环境,同时也成为故事与人生的本体,具有了一种象征的品质。
　　 在严歌苓短篇小说《海那边》里,也有一个关于“海”的故事。“海那边”并不是中国读者通常认为的以大陆为视点所观察的彼岸,相反却是从彼岸出发来想象中国大陆。主人公泡本来是一个头脑有点问题的移民,虽然他在王老板的餐馆里打工30年,经济上却没有任何起色。李迈克许诺要带他回海那边相亲,固执的王老板只好报警,结果李迈克被移民局警察抓走,泡也失却了回到海那边的机会:“没有那个‘等’了,没有那个等着他泡的女人;等在海那边很苦的叫大陆的地方。”在绝望之余,他只好将王老板杀害,以求有机会回到海的那边找到女人,于是酿成了一出令人扼腕的人间悲剧。《海那边》中并没有多少对于“海”的具体描写,“海”变成了一个具有抽象意味的代称。但“海”作为一种自然与象征性的意象,却深深地印在他们特别是小说主人公泡的心中。作为新移民的中年男子泡,他长时间在国外生活,却始终没有将自己融进眼前的异域文化里;他失却了自己的文化根基,不能拥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小说里没有女性,“女人”在小说里成了一种象征,是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全部希望而出现与存在的。“泡”的希望在哪里呢?自然只能是在“海那边”;于是,“海”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曾经作为不少人希望的海那边(欧美大陆),现在竟然变成了需要逃离的苦海。移民的艰难,在“海”这边和“海”那边之间展现得如此鲜明,却又异常深刻。“海”这边和“海”那边,虽然只有一海相隔,却隔断了多少美丽幻想、多少美好人生!因此,在许多新移民小说里,“海”的意象,总是成为了东西方文化相互隔阂的一种象征物。
　　 从总体上来说,“海”之意象,在新移民小说中往往具有特殊意义。其一,中国早期民众移居海外,都有过漂洋过海的经历,并且许多人都是以非法途径漂泊到海外的,因此,一部移民史就是一部血泪史。所以,他们对“海”往往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已经不必在海上漂流数月,“海”之意象便演变为一种文化想象,成为一种此岸与彼岸相互隔阂的文化意象。因此,可以说正是“海”积淀了一部中国海外移民史。其二,“海”对于中国移民来说有两个记忆点:一是19世纪的移民主要涌向南洋,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艰辛漂泊与痛苦打拼,让人留下了对于“海”的痛苦记忆;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移民潮,主要是涌向北美,“海”的意象常常只是作为飞机下的美丽景色,而影印在新移民们的头脑中。但是,其实并不止于此,因为新移民们到了北美大陆之后,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痛苦和迷惘;于是,阻隔这东西两地的大海,就成为了人们思乡的路线、文化想象的方式。
　　 “树”、“居所”与“海”三类自然意象,作为三种最基本的形态存在于新移民小说中,成为我们解读人与自然关系、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维度。许多重要问题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它涉及到东方与西方、自然与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体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这些自然意象身上,既形成了东方与西方文明与文化各自的独立品质,也产生了相互之间的影响与冲突,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小说的主体精神和审美属性。
　　
　　四、自然意象在新移民小说中的价值
　　
　　自然意象在新移民小说中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新移民小说中的自然意象承载了人类的诸多情感,故国的风景常在记忆中挥之不去,它与海外环境常在作家心中纠缠,从而形成了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对话。故国记忆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还乡,在他们心中是挥之不去的:故乡的那棵树是否依然那样茂盛,故乡的那条河是否还是那样清澈?“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他们的心无时无刻不停留在离别时故土的记忆里。如果说故国记忆是精神意义上的还乡,那么海外记忆便是后工业文明的征象。一切文化因素,无论其高雅与否,“在全球化语境中都表现出同样的‘后现代特质’――一切都成了‘深度丢失’的‘大众文化’”。新移民小说作家在走进新的国度之后,耳濡目染了摩天大楼等城市风景,于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彷徨感,这就是文化的“深度丢失”;然而,他们也无法舍弃都市而重回故乡。新移民作家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们需要在过去与现在的不断对话中寻找平衡,不断重拾故国记忆以抚平自己的孤独感。所以,《雁过藻溪》中的末雁在移居多伦多后,总是在梦中听见母亲的召唤,其实那只是自己内心的召唤;当她回到自己的故乡重拾记忆而获得种种生活的激情之后,她将再次返回加拿大重新开始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移民小说里的自然并不是一种客观化的自然,而是主观精神的一种投射,是过去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的一种对话。
　　其次,新移民小说中的自然意象,往往体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林湄在《天望》中曾经这样说过:“从宏观上讲,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东方人认为宇宙是有情有理的,‘人’与‘自然’有天人合一的感应。西方人则将‘自然’作为认知的对象,希望在‘自然’之外寻找一个超越存在的本体。”在此,林湄认为东方人眼中的宇宙是有情有理的,因此人与自然是同心同气的,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个部分;同时,她认为西方人只是将自然与宇宙作为认知的对象,在“自然”之外再寻找“上帝”,人与上帝才是相通的。从此可以看出作为移民作家的林湄深切地认识到了东方人与西方人对于自然的态度与方式上的差异,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认知。林湄在谈到作为小说里主人公之一的微云那种种身在异乡的感受时,是这样说的:“草地,白云,鸡舍……男人,女人,房子,这一切,是生存的依据,也是人性的需要。所不同的是,同样的事物,在乡下和在外国,感触就不一样了。一种无法制约的原始情感,使微云一方面在‘距离’和‘隔膜’的世界里,显得不安与腼腆。”从小形成的那样一种原始的情感在新的生活环境里并没有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因此自我的生存与发展都成了问题。这种由于文化引起的对待自然的差别,在新移民小说里成为一种引人关注的现象,在严歌苓、张翎、哈金、少君等人作品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只是存在的形态与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
　　不过,在此我们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在新移民小说里对于自然意象的经营是存在问题的:其一,由于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加强,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正出现一种融合的倾向,而新移民作家们对此表现远远不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在思想上、情感上与美学上是基本相通的,新移民小说作家对于自然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也体现了东西方人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共通性,但更多的是只是表现了这种文化的差异性。让东西方文学与文化不断地加强对话,西方作家要以中为镜或者中国作家要以西为镜,异质文化之间就会进一步地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自然是人类共有的财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所以,新移民作家对于自然的表现往往要体现当代作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认识,同时也要体现当代作家对自然本身的认识水平。在这个方面,新移民作家显然是有所不足的。其二,新移民小说作家对于自然的关注是不够的,体现的自然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思想是并不具有现代性的。在新移民小说里,对于东方或西方自然山水的描写不仅不多,并且很少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很少表达当代人对于自然之于人类的重要性的重新认识。许多小说作家只关注对于人的描写,对于人性、人情、人心、人欲的描写,对于人与复杂关系的详细描写;从新移民小说中要寻找与人相关的自然风景的描写不容易,要寻找作家对于大自然的独立观察与思考更难。“北美有森林和犬牙交错的小海湾。大西洋在鼻头湾涨潮时,会把漂浮物冲到Damariscotta海这边来。等潮水退下去后,就可以看见许多大木头。”就是在这篇被认为是描写海的小说佳作里,也没有能够与人分离开来,总是与对于人的关照紧密相联。因此,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讨论自然风景或自然意象在新移民小说中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是那么容易。如果说在遥远的古代,自然对于人类并不是那么重要;而自20世纪以来,人类越来越离开自然而自由行事,于是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不可忽略。而我们的新移民作家不是关注自我的需要,就是关注东西方人性的差异,对于自然本身则少有关注,造成新移民小说里存在的一个重要缺失。本文选取“树”、“居所”与“海”三种自然意象或者与自然相关的意象进行考察,并探讨其背后所隐含的意义,只是一种初步的研究。目的在于希望引起文学创作界与文学批评界的重视。
　　
　　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页。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张翎:《雁过藻溪》,《江南长篇小说月报》,江南杂志社2008年版,第216页,第242页。
　　张翎:《玉莲》,融融、陈瑞林主编,《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庄园编:《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页。
　　林湄:《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法]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4页,第5页。
　　虹影:《K》,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少君:《洋插队》,融融、陈瑞林主编:《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第42页,第38页。
　　少君:《人生自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第32页。
　　朱琦:《陪读父亲》,融融、陈瑞林主编:《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引自网络http://baike.省略/view/7989.htm(2009年6月12日16:00pm)。
　　张慈:《风•自由》,融融、陈瑞林主编:《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页,第420页,第410页。
　　严歌苓:《严歌苓作品集2•少女小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
　　林湄:《天望》,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