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公益基金会 阿拉善，公益风暴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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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4日子夜时分，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边，一群来自大陆、台湾甚至新加坡的企业家聚集在蒙古包内，讨论即将成立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章程，这其中就包括创始人刘晓光。当这位京城地产大亨跪在沙漠之中仰天长叹的时候，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为这个地方做些什么。于是，他开始到处拉人“入伙”，王石、宋军、冯仑、陈东升……在他连轴转地奔走相告之后，一个前所未有的企业家NGO团体雏形初现。不过，人，显然只是第一步，制度、方向、治沙项目等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如何将这些资源转化成做实事的力量，其间的困难只有当初在那个蒙古包里的人们体会得最为深刻。
从何而来，为何而去
“为什么我们要从五湖四海来到阿拉善沙漠?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参与中国的治沙事业?”――阿拉善宣言
2004年6月5日，80位中国企业家在广袤的腾格里沙漠早组成一道历史性的风景――中国首家以社会(society)责任为己任，以企业家(Entrepreneur)为主体，以保护地球生态(Ecology)为实践目标的NGO(非政府组织)公益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正式诞生。作为发起人的80位企业家承诺：连续10年，每年投资10万元人民币，以减少阿拉善的沙尘暴为起点，致力于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遮天蔽日的黄沙，寸草不生的大漠，啃食草根的羊群，一幅典型的西北大漠景象，这里就是北方大部分沙尘暴的发源地――阿拉善。受风沙影响，许多地方的人裔已失去生存条件。多年来，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草场大量超载，加之人为过度利用，造成天然梭梭林严重退化，大量土地出现新的沙化。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成为“生态难民”。正如著名的阿拉善宣言中的开篇所言，“为什么我们要从五湖四海来到阿拉善沙漠?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参与中国的治沙事业?”80位企业家在阿拉善这个曾经没有占据大部分中国人视线的地方，发誓为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为子孙后代更好地生活下去贡献力量。成立之初，刘晓光就曾说过：“这是一个很大的公益事业，一个艰难而有意义的事业”。
大漠民主
“阿拉善SEE就像一所学校，企业家们在其中学习如何以民主平等的方式介入公共事务。”现任秘书长杨鹏说。
近百位商界大腕聚集一处，共同去做一件完全不存在自身利益的事情，这种情况不说“绝后”也算得上“空前”。但是，强强联合也有其自身的弊端。谁说了算?谁定方针?谁定项目?谁负责监管?中国当代最有管理经验和公司治理话语权的一群人，总不至于效仿当年的梁山好汉搞个蒙古包版的聚义厅吧?况且，谁也没有那个勇气和能力说自己就是宋江，包括最早的发起人。显然，现代型组织才是他们的共同目标。这个完全精神平等、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氛围，才是完全民主诞生的最有利土壤，也正因为有了这种难得一见的大环境，才有了后来可以说是中国NGO民主制度先驱的阿拉善模式。
对于治沙，企业家们实际上并无经验可言，而对于非营利组织，恐怕有经验的人也不多，不过既然坐在一起讨论这个庞大组织的走向，那么准可部有话要说。不管是在蒙古包里被“海归派”们垫得焦头烂额的刘晓光、招行行长马蔚华，还是处处爱“较劲”的张朝阳、周俊吉，以及同是房地产巨头的任志强、冯仑，或者逻辑严密、工科博士出身的王维嘉，为了阿拉善章程准都可以不给谁面子，针锋相对，简直到了得理不饶人的地步。“冯仑，你给我坐下!你想于什么!”这边厢元老刘晓光实在按捺不住，那边厢任志强就发话了：“会长也要大家选举，不能几个原始发起人说了算。差额选举!”直把“元老”气得语塞。张朝阳更是得理不饶人：“到底是50％以上人数算通过还是三分之二，这也要规定清楚。”最后，后来被选为第一届监事长的马蔚华看不下去了：“章程永远处于修改之中，我看不如今天先到这里，原则同意，保留修改。”待第一届大会结束，已是次日凌晨，王维嘉一席话对整个“一次大会”做了最好的总结：“一夜之间，我们从完全混乱到最后形成民主程序，这次的经验实在难能可贵!”确实，这一小步在阿拉善的民主组织形成过程中可谓是不可磨灭的，也为后来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
热恋－相守
“伟大的事情怎么能让它真正伟大下去?这是个问题。”理事之一，天泰集团董事长王若雄说。
2005年，马蔚华说：“我觉得钱光靠我们捐不够，我们应该研究下应该用这笔钱引来哪些钱。我们这些人都很有本事的，大家应该分工去钓钱。”
一年后，王石说：“我们现在再从外面圈钱，可能是灾难，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用好那么多资金的能力。拿钱很过瘾，但是我用了一天半时间去4个项目看，我觉得我们目前的这个团队应付现在的项目已经勉为其难了。”
2005年，刘晓光说：“我们在这儿不能光做公益啊，也做点别的事，把生意也做起来，一边生产面粉，一边也包点饺子。”
两年后，他自己又说：“我发现最初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公共事务绝不能掺杂商业私利，如果把商业私利掺杂进来了公益精神就会败坏，协会就走不下去。”
阿拉善SEE理事们的初衷和所有的理想一样，热情又简单。当初协会中有很多人站在月亮湖畔，看着雕塑一样的胡杨林和镜面般的湖水里的倒影，满腔热血，有些人甚至觉得每人捐100万种点树，就能把北京的沙尘暴治好。“后来专家说那个地方不准种树，种树是破坏环境。大伙儿顿时傻了眼，那我们干吗呢?”阿拉善SEE现任秘书长杨鹏回忆。
“协会成立第二年的时候，大家从激情走到迷茫，不知道这个组织将来到底要干什么。”王维嘉说。2006年。副会长宋军提出，阿拉善SEE应该制定战略。同年3月，由阿拉善SEE的7名企业家和2名学者组成“发展战略小组”，为了确定协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深入沙漠进行了6天的实地考察。如何摆平协会发展方向方面的争执、磨合、两难处境?这需要巨大的耐心。不过，他们的努力最终达成了一致：阿拉善地区的环境问题分自然成因和人为成因，其中人为成因可以干预、改变。要改变人为破坏因素就必须让老百姓发展经济，获得新的生计来源，进而改变原来破坏环境的生产方式。迄今为止，阿拉善SEE已经在当地5个区县建立了社区环保基金，阿拉善SEE、当地农牧民、当地政府三方出资设立账户，由村民选举出来的项目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主要提供小额借贷服务，借款收益部分，用于项目委员会开销及社区环保的公共事务。
在路上
“14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是学怎么赚钱，这次我们来是学怎么花钱。我们要在很短时间里走过别人几百年的路。”前任会长王石说。
2008年6月9日，阿拉善SEE组织了19名企业家会员赴美考察公益基金会，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企业家由于公益目的组团到美国考察，为期10天。10天内，他们先后走访了美国患利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TNC(The Nature Conservancy――大自然保护协会)等15个民间公益机构。这些基金会的资金和人才储备都远远超过了当时刚刚走过4年的阿拉善SEE。福特基金会资产136亿美元，惠利特基金会资产80亿美元，而TNC每年支出近8亿美元，有专职律师150名，专职业科学家700名。
“到了美国，我们才发现，中国的NGO是多么的弱小和不完善。”参加那次考察的绿城房地产执行总经理钱小华感慨道，“美国的NGO和政府、企业足可以三足鼎立，地位相当强势，而可看看我们，完全还在摇篮里。”而最让王维嘉受触动的是TNC“用投资银行的方法去做生态保护”。这次考察结束后，就诞生了现在已经连续举办3届的“SEE・TNC生态奖”，这个生态奖旨侄从国内的环保项目和草根NGO中选出相当出色的进行激励和资助。而对于阿拉善SEE本身的发展进程来说，从这个奖的诞生开始，它已经从一个单一的生态保护组织，成长为中国NGO里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