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知觉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_知觉风险

　　摘要风险知觉是指人对潜伏于环境中的危险的主观评定方式或评定值，以“不确定性”为本质特征。在对心理学领域中关于风险知觉研究的三个历史阶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介绍了不同时期风险知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指出已往研究在风险值评定和危险源识别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理论、测量、扩展三方面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风险，风险知觉，历史回顾，展望。
　　分类号B849:C93
　　
　　风险知觉（risk perception）这一术语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经济、保险、哲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是指人对潜伏于环境中的危险的主观评定方式或评定值。由于风险具有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的本质特征，往往很难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迄今为止，心理学领域还没有形成风险知觉研究的成熟的方法学体系以及风险知觉的整合观点。本文以风险知觉的研究历史为主线，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以期促进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风险知觉的研究历史
　　
　　1.1风险研究的萌芽阶段（20世纪50、60年代）
　　关于风险的最早心理学研究始于Cohen等人，他们把“风险情境”限定于交通情境，展开了一系列关于步行者在实际交通情境中横穿马路的风险行为的实验研究[1,2]。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主要围绕“风险行为”这一主题开展了测量方法的精确化和效度考证、游戏情景中的风险行为、风险行为和预期的利益―损失之间的关系、风险行为和人格的关系、皮肤电击反应和事故风险之间的关系、小群体决策风险行为的改变、群体成员间的关系等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心理学家们开始注重从认知层面探讨风险情境中人类行为的危险感受性问题，逐渐开拓了风险知觉的研究方向。日本学者长山等首先提出“危险感受性”的概念，并对影响事故发生的风险承担和危险感受性等主要因素及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3]。学者们在对客观风险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风险行为是建立在风险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并根据二者的关系，将风险行为分为个体没有认识到危险而采取行动的情况和认识到危险而故意采取行动的情况两种心理类型，指出前者属于危险感受性问题，后者属于风险问题，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心理学领域中还开展了关于“风险”的定义和“潜在危险”方面的研究。
　　该时期对心理学领域的风险研究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是Starr，他在《社会利益对科技风险》一文中对“How safe is safe enough”这一经典问题的系统而确切的陈述[4]，标志着系统进行风险知觉研究的开始。Starr开创了利用风险―利益分析（risk-benefit analysis）法计算风险值的研究。他在对不同事物之间的风险―利益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风险值的计算方法和风险的两范畴假说，发现由于风险类型不同行为者接受危险的程度也不同，这一结果极大地引发了心理学家们的兴趣。尽管人们对Starr等人提出的研究方法褒贬不一，但这种研究方法确实为后来心理学领域中利用心理物理法进行风险的定量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1.2重视研究风险的本质特征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
　　在风险研究的萌芽阶段，风险是作为一种现象以及人们对这种现象的关注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许多学者开始把研究视点从风险现象转移到风险的本质特征，重视风险情境分析、风险认知方式的研究。研究消费行为的Bettman较早地使用了“风险知觉”这一术语[5]。这一时期，心理学家依然保持风险行为方面的研究兴趣，同时，开始从心理学的角度开发寻求计算“风险值”的方法。Zwahlen在沿袭Cohen等人20世纪50年代所用实验方法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风险的认知层面的研究，提出了与风险知觉意义相近的“风险接纳”（risk acceptance）一词，尝试利用风险接纳尺度计算不同驾驶员驾驶行为的指标[6]。Wide论述了风险知觉信息和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指出人在拥有高度风险信息的情况下，通常会表现出降低风险的行为倾向，提出关于风险信息和风险行为的“风险补偿理论”（risk compensation theory），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风险平衡理论”（risk homeostasis theory）[7]。
　　有一些心理学家指责Starr用以进行风险―利益分析的数据是来源于经济学领域的，并对构成其风险－利益分析基础的假定条件提出质疑。但是，也有些心理学家受到Starr提出的“风险定量化”的启发，尝试运用心理物理学的方法，定量研究“感知到的风险或风险知觉（perceived risk or risk perception）”。Lichtenstein等人研究了人们如何推断、评价人生中可能会遇到的诸如事故、疾病、杀人、自杀等导致死亡的各种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了人们对这些死亡现象的主观评估概率值和各种统计资料显示的实际值之间关系的调查[8]。其后，Fischoff、Slovic进行了关于死亡现象的心理学的主观评估研究。他们不仅从统计资料出发，还从实际的人类行为出发，尝试对Starr提出的“风险和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探讨，利用心理物理学的方法，从感知到的风险（perceived risk）、感知到的利益（perceived benefit）和可接受的风险（acceptable risk）三个方面来验证Starr的结果。
　　
　　1.3研究风险值的测量和风险知觉结构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现在）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出现了诸如臭氧层耗损、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了全球规模的生存危机，再加上人们对吸烟、饮酒等危害健康的个人行为的关注，这一系列社会现象为风险的研究提供了重大的社会背景。这一时期，学术性的风险领域的研究与社会应用的关系极为密切，出现了大量的风险知觉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风险评定研究和风险识别研究两种。
　　1.3.1风险评定研究（risk evaluation research）
　　此种研究主要应用于工程学、医学、经济学等领域，进行风险管理的思考方式以及心理测量方面的风险知觉的定量评定，侧重于人类认知风险量的测量方法和风险知觉结构的建构研究。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要且意义深远的研究成果是，Slovic通过了解人类的各种风险行为，开创了对预测到的、并且已经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险事物的分类学研究[9]。其研究方法是，运用心理物理量表和多变量分析的方法，利用心理测量的参数定量表示风险或建立风险的“认知地图”。Slovic把由30个项目组成的各种社会现象（如原子能发电、汽车，手枪等）看作独立的事物让评定者从风险量级（magnitude of risk）和风险维度(dimension of risk)两方面评定其危险性。具体做法是：要求评定者用0～100以内的整数来评定上述各种事物所带有的风险性的大小，同时，把风险的内容从风险的接受度、风险的紧迫度、对风险事物的相关知识和对风险事物的控制等八个维度进行回答。他们尝试利用这些结果，了解这些事物所包含的风险度，建构人类对存在于各种事物之间的风险的认知结构。至今为止，仍然有大量的关于风险值测定的研究在沿着Slovic的思路继续进行，研究者们还开展了大量的不同人种、文化和社会体制方面的风险知觉的国际比较研究[10]。
　　1.3.2风险识别研究（risk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前述风险评定研究主要集中于各种社会事物和个人自发行为中包含的风险程度的评定方式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索风险知觉的结构。与之相对，关于识别危险源的研究则侧重某一特定领域（如交通情景）和该领域中的特殊事件及情境中所潜伏的危险源的识别等方面的研究。此类研究多集中于危险源识别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主要应用于交通行为领域，进行了关于风险知识的多少、驾驶技术的优劣、不同年龄、性别以及不同民族等差异方面的比较研究[11]。这方面的风险知觉研究，一般把反映实际交通路面状况的照片、录像和图片作为刺激呈现给评定者，考察其对该情境的危险感受性及不同危险源的权重评定[12]。
　　
　　2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关于风险知觉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种是心理测量学取向的定量、结构化研究，其方向是体现个人风险认知体系的风险印象方面的研究；另一种是发现或识别潜伏于现实情境中危险源过程的定性研究，其方向是在由不同权重的危险源构成的风险结构中识别最重要的危险源的认知研究。
　　
　　2.1风险评定值的定量、结构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用于风险知觉研究的定型化的风险事件清单的适用性问题。Slovic发明的定型化的风险事件清单很有可能存在跨文化的差异，美国人看作带有风险性的事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评定者对于那些自己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事件是如何做出推断的？这些问题都还是悬而未决的。
　　如何看待测量得到的风险值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明确研究结果和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研究结果的验证支持，仅从建构风险知觉模型的角度出发进行纯粹的数理模型研究，势必导致研究手段自身的发展困境。这方面的研究资料甚少，只有Slovic等人给出了唯一的报告[9]。
　　
　　2.2危险源识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危险源识别过程的分析不够深入。例如，对于在给定刺激情境中充当行为者的评定者来说，当可能给行为者带来危险的危险源是多个的时候，多个危险源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其危险程度，即风险值的大小在相对意义上是变化的，这样，多个危险源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各自的危险程度就构成了不同的风险阶层，评定者必须正确发现与每一时刻相对应的风险性最高的危险源。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中还没有任何关于预测风险阶层结构的方法。
　　呈现给评定者的刺激情境的意思和其所要代表的刺激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已有研究已经证明，识别危险源的过程与每个人获取信息的特点密切相关，但以往研究中关于视听等感知觉特点，特别是视觉探索行为和风险知觉关系方面的分析还不够深入。
　　
　　3风险知觉研究展望
　　
　　3.1理论研究
　　完善理论研究。由于风险研究的历史较短，风险知觉方面的研究就更不成熟，尤其是基本理论方面的探讨还很不够，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理论建构，以定量的实验研究为支持，不断改进和完善各种假说直至发展成可以指导生产实践和进行风险识别训练的有力工具。
　　探索风险评定与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制定风险知觉的客观评定体系。尽管在风险知觉研究中，对风险知觉的结构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但还没有强有力的检验风险评定的客观指标。
　　探讨情绪、情感等因素对具体情境中的风险知觉的影响。早在风险研究的萌芽阶段，人们就开始关注风险行为及人格、认知、动机等因素对风险的影响，但却相对忽视了对人的行为具有重大导向作用的情感的影响。实践表明，情绪、情感和风险的关系极为密切，不同的情绪、情感状态直接影响对危险情境的分析和判断[13]，今后的研究可以对个体在不同心境、应激、激情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状态下的风险感知方式与其相应判断结果的关系进行研究，考察不同情绪、情感状态对风险知觉的影响。
　　
　　3.2测量研究
　　丰富量表测量的反应形式。自Thurstone开创用量表法研究态度的先河以后，风险知觉研究领域也逐步将量表法作为一种主要的定量研究方法。但已有量表主要采用李克特式反应形式，被试往往很难在由多个数字组成的选项中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可考虑根据题目的内容设置灵活多样的反应形式，以得到更为真实的测量结果。
　　研究方法多样化。同其他一切量表法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一样，风险知觉研究中也出现了诸如取样的代表性、显著性检验的争议等问题，所以，为了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风险知觉研究也可以采用在临床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深度访谈”、“电话访谈”等“软方法”（soft method）进行研究。由于在调查风险知觉的问卷和量表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敏感性问题，通过“面对面”（face to face）的访谈往往很难得到被试的真实回答，所以，在当前的风险知觉研究中，电话访谈、电子邮件访谈等倍受欢迎[14]，这种访谈不但形式灵活，也增强了被试的匿名性。
　　
　　3.3扩展研究
　　加强风险知觉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高风险作业和保险领域，对日常生活中的风险研究较少。生活中的风险无处不在，因风险认知而导致的焦虑不安、自卑退缩、妄自尊大等心理症状时刻都在侵袭着人们的心理健康，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大风险认知评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探讨风险感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为缓解风险认知的负面影响提供支持。
　　考察无意识在风险知觉中的作用。已有风险知觉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意识层面，对无意识对风险知觉的影响却知之甚少，这极易使人误认为冒险完全是有意识的。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借鉴内隐记忆的研究方法，考察无意识对风险知觉的影响，纵深揭示风险知觉的心理机制。
　　
　　参考文献
　　 1 Cohen J, Dearnaley E J, Hansel C E M. The risk taken in crossing a road. Oper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1955, 6(11): 120～128
　　 2 Cohen J, Dearnaley E J, Hansel C E M. The risk taken in dri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hohol.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1958, 93(21): 1438～1441
　　 3 �山泰久, �田正一, 太城藤吉. ���性における�度の��. 日本心理学会31回大会, シンポジウムXVII4, 1967
　　 4 Starr C. 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 Science, 1969, 165: 1232～1238
　　 5 Bettman J R. Perceived risk and its components: A model and empirical test.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3, 10(2): 184~190
　　 6 Zwahlen H T. Driver risk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driver safety index. IDBRA (International Drivers Behavior Research Association),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river Behavior, Zurich, Switzerland, 1973
　　 7 Wide G J S. Theorie der risikokompensation der unfallverursachung und praktische folgerungen fur die unfallverhutung. Hefte zur Unfallheilkunde, 1978, 130(2): 134～156
　　 8 Lichtenstein S, Slovic P, Fischhoff B, et al. Judged frequency of lethal ev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1978, 14(6): 551～578
　　 9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 Science, 1987, 236(17): 280～285
　　10 Lopez-Vazquez E, Marvan M L. Risk perception,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two catastrophe risk situation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03, 31(1): 61～70
　　11 Brown S L, Cotton A. Risk-mitigating beliefs, risk estimates and self-reported speeding in a sample of Australian drivers. 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 2003, 34(2): 183～188
　　12 Albarracin D, Wyer R S. The cognitive impact of past behaviour: Influences on beliefs, attitudes, and future behavioural decis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9(1): 5～22
　　13 Williams S, Zainuba M, Jackson R.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risk perceptions and risk intention.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003, 18(1/2): 126～137
　　14 Sberg L. The methodology of risk perception research. Quality & Quantity, 2000, 34(3): 40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