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20年代希腊独立斗争获胜因素探析

杨冰冰 王玉亮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奥斯曼帝国的歧视统治，希腊内部民族认同意识发展两方面的分析，探讨希腊民族认同形成的因素。作者认为，19世纪20年代，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后被广泛传播的民族理念与希腊逐渐形成的民族认同结合起来，促进了希腊民族认同意识的发展。民族认同已经成为希腊社会的重要特征，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是希腊独立斗争得以取胜的关键。

【关键词】 1821年;希腊独立;民族认同;民族共同体

1821年3月，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发起独立斗争，拉开了希腊独立事业的序幕。在希腊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斗争取得了最初阶段的胜利。但是中期由于军事力量的明显差距，在奥斯曼政府的全力镇压下，希腊人很快处于下风。最终，借由迟来的欧洲各国政府大规模的财政与军事援助，希腊于1829年9月取得了胜利并成功脱离了奥斯曼帝国。显然，在整个独立斗争的过程中，欧洲国家的援助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倘若希腊人不足以支撑长时间的战斗，胜利也难以实现。其实，受奥斯曼帝国辖治的希腊人一直以来都存在不满情绪，独立斗争也是频发不迭，而19世纪20年代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坚持并且等到了欧洲国家的支援，与当时希腊社会内部的民族认同、民族凝聚力息息相关。一直以来，前人对希腊独立的诸多因素已有许多探讨，但关于希腊独立期间的民族认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因此，本文主要立足于希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通过分析希腊内部民族认同意识的发展，结合民族认同意识形成的外部因素，从而勾勒出希腊独立前社会演变的历史脉络，由此评价民族认同在独立斗争中的作用。

一、1821年前的希腊社会

1、奥斯曼帝国的歧视统治

奥斯曼帝国征服希腊后，对希腊人采取了歧视统治政策，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最广泛、最鲜明的特征是宗教歧视。奥斯曼帝国对非穆斯林实行米勒特制度，[1]这虽然是一种宗教宽容政策，但却不承认平等，换句话说，非穆斯林的地位要低于穆斯林。例如，“穆斯林妇女可能不会与非穆斯林男子结婚，因为他的宗教使她成为社会劣等人。”[2]“倘若非穆斯林想要与奥斯曼帝国辩论自由与平等，奥斯曼帝国可能就要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并且发动屠杀。由于奥斯曼帝国的神圣权利只属于穆斯林，所以要承认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平等是不可能的。”[3]此外，“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发展中，广大的非穆斯林还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例如，基督教的教堂内不得使用大钟;非穆斯林不能随身携带武器，并被排斥在政府的兵役征召令之外;非穆斯林每年还得向帝国政府缴纳一笔专门的人头税等等。”[4]

宗教歧视使希腊人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他們的社会上升渠道极其有限。不仅奥斯曼帝国的许多部门被穆斯林垄断，而且官员的晋升也存在着宗教性的差别对待。“从理论上讲，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的男性奥斯曼臣民才能跻身统治阶层：首先使自己的生命和世俗财产完全为苏丹服务，其次信仰并奉行伊斯兰教，再者学习并践行奥斯曼的习俗和语言。”[5]由此可见，一个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是无法加入奥斯曼统治阶层的，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也并没有放宽至允许非穆斯林加入其统治阶层的地步。而且改变民族风俗以及要求官员社会生活的“奥斯曼化”也是希腊人的社会权利受压制的一种体现。

此外，希腊人的经济权利也受到歧视与限制。奥斯曼帝国对不同米勒特群体忠诚度的判断，导致不同米勒特群体的经济权利呈现出阶段性的、不稳定的特点。由于16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战争，帝国内的基督徒被认为有通敌的怀疑而不受重用，因此“犹太商人在帝国政府的财政和商业部门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希腊人在商业方面的成就远远不如犹太人。”[6]直至17、18世纪，犹太人衰落后，希腊人利用国际战争的机遇以及自身优越的航海技能占据了帝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到了19世纪，以希腊独立战争为由，双方关系日趋恶化，帝国内的希腊人被亚美尼亚人取代，又失去经济方面的权益。因此，无论是否由宗教歧视引起，政治地位与经济权益所受到的限制，都使得希腊人无法获得真正的宗教自由以及社会发展空间，“尽管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可能繁荣富足，身居高位，但是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的国家立场”，[7]毕竟，自由与不被奴役是两回事。

2、民族认同意识的发展

19世纪20年代，民族认同已经成为希腊社会的重要特征。首先，在希腊人的生活中，民族性逐渐复兴，整个希腊社会都出现了尚古的风潮。他们开始用古希腊英雄的名字为自己和自己的物品命名。[8]英国的地形学家威廉·马丁·里克在他的著作《希腊研究》一书中，对希腊人的这股风潮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认为希腊人在教育上的“溯祖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他写道，“在经济条件不错的情况下，不论是在希腊本土，还是在土耳其的其他地方，或是在奥地利的领地，抑或是在俄国，没有一个希腊社区不支持学校教授孩子们古希腊语，或是古典教育中的一些重要学科。”[9]

其次，政治共同体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展。18世纪后期，拿破仑战争推动了希腊经济的繁荣。[10]希腊人在经济上的发展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形成，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他们开始参与政治活动并寻求政治上的决策权。“伊斯坦布尔各希腊职业联合会的头头们，参与了大主教的竞选和教堂的管理。地方上的职业联合会，也与教堂结合在一起，把握着各地方最高自治性质的组织。”[11]然而，由于教会听命于奥斯曼政府，在与教会难以达成合作的情况下，新兴阶级很快便将权力斗争的目标直指帝国政府。在此背景下，各地纷纷涌现了政治社团。在地中海或黑海的主要商业中心，如“的里雅斯特和敖德萨，希腊商人、知识分子、学生和各行业专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对希腊世界很感兴趣，并且认真思考它的前途”。[12]

再次，民族思想家的宣传推动民族认同意识深入民心。著名的民族思想家阿达曼提奥斯·科莱斯积极投身于古典文化的复兴运动中，为了唤醒希腊人的民族记忆，他致力于语言改革，他所拟订的语言，是古代希腊语同当时语言相互结合且改进的产物。科莱斯认为，“只有在希腊人懂得了他们的祖先的思想和文化的价值后，他们才会献身于解放自己的事业，所以他要使古典文化家喻户晓。”[13]结果显示，他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复兴希腊正在消失的荣耀，新的动机和新的力量被加入到希腊人不断增长的民族意识中。[14]

二、希腊民族认同意识形成的外部因素

“民族理念”是从欧洲传入的，这有赖于希腊人在欧洲的广泛侨居与喜爱学习的特性。“近代时期，在奥斯曼国内和威尼斯的希腊人通常会把家中的年轻人送到西方大学里求学。”[15]“在18世纪前后，奥地利有超过80，000个来自土耳其的希腊人家庭，其中很多人来自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他们也在俄罗斯、意大利和波兰。”[16]这使得希腊人易于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从而深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就民族认同的形成而言，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首先，启蒙运动在欧洲的风靡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古典时代”的探索。“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时代，也是文化知识从古典传统中得到启示而蓬勃发展的时代。”[17]希腊半岛成为众多地理学家、考古学家以及人文学家的理想之地。这些外来者以希腊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并且“通过采用绘画、出版著作等种种方式的介绍，使得18世纪的欧洲，对古代希腊产生了一种狂热。”[18]这种“狂热”的最终结果是推进希腊人对自身历史记忆的不断挖掘。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通过欧洲探险者的行为，不断促使希腊人回忆自身的历史，“民族理念”才得以较快地为希腊人所接受，进而形成民族认同。

其次，法国大革命为“民族理念”向希腊的传播打开了大门。托克维尔指出，“这场革命摧毁了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度的那些政治体制，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的，以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19]在旧有认同瓦解的情况下，催生了以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集体认同。革命时代的“民族”与以往的“民族”内涵是不一样的，前者比后者复杂得多。在中古时期，“民族”指的是血缘相连的亲属团体，至16世纪，“民族”出现了指代“人民”的涵义，后来随着该词被赋予更多的空间性与族群差异性的解释，至革命时代，“民族”是“国家”与“人民”的同义词。[20]“民族”是国民的总称，国家则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也是民族政治精神的体现。[21]由于“人民”的地位被提高了，“主权在民”与“民族政治”成为了“民族”的核心。

新的“民族理念”通过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征服运动向世界各地传播，促进了世界上各个民族共同体的觉醒。无论是法国驻奥斯曼大使对民族理念的大肆渲染，还是拿破仑进军埃及的行为，都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而言，既然法国令奥斯曼的欧洲敌人们感到恐惧，那么就不必公开阻挠法国人对民族理念的宣扬。于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阶级的默许下，法国大革命宣扬的民族理念得以在希腊社会渗透。

再者，语言共同体是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刷语言作为印刷技术发展的衍生品，将语言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加强了民众对语言共同体的认同。对于希腊而言，当时的民众正是通过閱读大量的希腊语印刷品形成了“民族想象”。“被放逐的或原先在国外的希腊学者，如在巴黎的科莱斯，在克基拉岛的卡波蒂斯特里亚和特里科皮斯都在国外当官，他们在国外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从18世纪中叶至1821年，印行过2500种希腊文的书，并于1784年在维也纳发行了一种希腊文的报纸。”[22]除了印刷品在数量上大增之外，印刷的内容也更多地脱离宗教而偏向于民族的发展。“在1790至1800的十年间，希腊的出版物中非宗教研究开始超过宗教研究（192：128），更多的书在探讨哲学问题。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通过阅读杂志，希腊读者可以随时了解法国的发展和整个欧洲对法国发展的反应。”[23]

综上，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之后被广泛传播的民族理念与希腊逐渐形成的民族认同结合起来，促进了希腊民族认同意识的发展。而希腊民族认同意识的发展，结合奥斯曼帝国对希腊人实行“歧视统治”的主要矛盾，其结果是推进了希腊人武装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独立进程。

三、19世纪20年代希腊独立斗争的胜利

在民族认同意识的推动下，为反抗奥斯曼帝国，希腊人采取了多种斗争方式，主要表现为武装抗争与政治争取两种。首先，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希腊边远地区的盗匪组织“克勒普特”成为武装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先锋。“在政府不尊重正义的情况下，作为报复与制服社会邪恶的手段，山匪们往往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24]在底层民众看来，“成为盗匪是一种荣耀，而不是耻辱，盗匪是信仰的捍卫者和反对土耳其人的原始力量。”[25]其次，友谊社作为逐渐发展成熟的政治社团，一直在寻求增强斗争队伍的力量与扩大影响范围。友谊社是1814年3个希腊商人在敖德萨建立的组织，它的目标是将所有希腊人团结在一个武装组织中，打破奥斯曼帝国的枷锁并恢复东方的希腊帝国。[26]随着民族认同意识的发展，友谊社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扩大。在政治运动的早期，商人阶层与教会阶层对独立斗争是持反感态度的。教会常常是帝国的帮凶，并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辩护，他们甚至将启蒙思想与非宗教的观念等同起来，抨击民族思想家对民众的煽动。[27]而商人往往对生活在奥斯曼帝国枷锁中的希腊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只关心自己的利润。[28]但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民族运动的深入开展，友谊社的影响力日渐加深，队伍也逐渐扩大了。除了商人之外，成员还包括律师、医生、教师、学生、名人和神职人员等等。[29]

因此，相比于希腊人19世纪之前的多次斗争，19世纪20年代的独立斗争无论是在活动的宣传还是实际的斗争方面都表现出时间更长、范围更广以及战略更加成熟的特征。以1770年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为例，这次抗争从起因、过程以及结果来看，都无法与1821年发起的独立斗争相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期，积极对外扩张，1768年俄国同奥斯曼帝国爆发了战争，为了取得胜利，她鼓动希腊人于1770年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发动独立斗争，打算以此牵制奥斯曼帝国。但结果并非如她设想得那般顺利，希腊人很快就被奥斯曼帝国组织的阿尔巴尼亚军队打败了，而这时的俄国却选择袖手旁观，导致希腊人受到残酷迫害。尽管俄国的利用之心昭然若揭，但是对于希腊人而言，除了依靠俄国却别无他途。当时的希腊，无论是在作战目的或是手段，甚至是社会经济与军事的发展状况上，都远比不上几十年后的状况。当时的作战目标还不具有复兴伟大希腊的意义，斗争方式零散、不集中，斗争手段简单、被动。然而到了1821年，希腊人很快就化被动为主动，他们明确自己的目标，知晓自己的实力，于是在一开始就向欧洲各国积极发表了“求助宣言”：“我们决定拿起武器，与暴君作斗争，总之，我们一致决定自由或死亡。我们诚挚地邀请所有文明国家的联合援助，以促进实现我们的圣洁。”[30]可见，从1770年至1821年短短五十年间，希腊社会发生了深刻改变，这种改变正是民族认同意识发展的结果，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促使希腊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内部凝聚力，这股力量支撑着独立斗争期间的希腊人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四、结语

综上所述，希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种民族理念传入希腊并经历本土化的过程。民族理念作为一种外来产品，能为希腊人所接受，是由当时希腊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解决矛盾的愿望是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驱动力，也是希腊人接受“民族理念”的主要原因。希腊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并深受歧视性统治，是当时希腊社会的主要矛盾，外来的民族理念、民族认同顺应了这种内在需求，从而推动了希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促进了希腊独立斗争的最终获胜。而且，独立斗争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是民族分子效仿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但是希腊的独立运动显然有自己的特色。通过希腊民族知识分子的吸收与再创造，“民族”具有了希腊本土的特色。如科莱斯抓住古典希腊时期的光荣业绩，历史地看待民族，使得民族革命蒙上了一层历史感，这就使得民族运动的使命具有了双重涵义：推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恢复古代希腊的伟大荣耀，这也是为什么在民族运动中一直存在“泛希腊主义”倾向的原因，[31]而这是法国大革命所没有的。

【参考文献】

[1] 米勒特意指宗教社区。帝国境内划分为穆斯林米勒特与非穆斯林米勒特，非穆斯林米勒特按其成立的先后顺序为：东正教米勒特、犹太教米勒特以及亚美尼亚米勒特。非穆斯林米勒特的地位要低于穆斯林米勒特，其许多的社会权利得不到保障。参见昝涛：《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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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泛希腊主义”指的是以希腊文化为纽带实现希腊半岛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主义”相悖.

【作者简介】

杨冰冰（1996—）女，汉族，广东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在读本科生.

王玉亮（1973—）男，汉族，河北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欧洲文明与中西现代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