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之我见
时间：2020-05-10 08:51: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朱蓓佳
摘 要：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建安文学、名士饮酒吃药等社会风俗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在参考相关资料之后，笔者试从汉末魏初文学出现“异彩”的原因以及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层面对本文进行探究。
关键词：异彩;魏晋名士;政治斗争;典型现象法
一
鲁迅先生在演讲的开篇中提到：“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在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在当时动乱的社会背景下，政治动荡，政治对文学又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先生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查找相关资料可知：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鲁迅先生主要采用了“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以及关键词研究法 ，他提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 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也着重从“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等关键词展开对汉末魏初的文化的解读，这样的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结合鲁迅先生的研究方法，以及前人的论述，我在查找相关资料后认为：汉末魏初的文学出现“异彩”有以下几点原因：
1.统治者注重名法之治。
曹操是一个尚礼重法的人。他提倡礼法兼用，以礼教民，也重刑法（“拨乱刑为先”）。所以曹操的一大统治特色便是尚刑名，这体现到文章方面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清峻”，也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2.时代风气改变。
东汉末期，士人之间“清议”盛行，即士人之间相互品评。这种相互品评的言论能左右言论，进一步影响士人们的仕途。“清议”在当时社会起到了一定的激浊扬清的作用，但是部分士大夫因此沽名钓誉，“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
党锢之祸过后，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曹操也提出了通脱的观念。他提倡的“通脱”与儒家的繁文缛节有了较大的区别。思想通脱之后，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之外的思想也能源源涌入。
3.作家个性心理得到充分反映。
曹丕极具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塑造了建安文学。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明确说明了作家的个性、气质与文学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曹丕相较于曹操出身时间较晚，生长环境较为安定，对政治动乱、战火纷飞以及民间疾苦的了解不如曹操。同时，曹丕在民歌的熏陶下，在作品形式、写作题材上也对民歌进行了模仿与探索，如《燕歌行》、《陌上桑》。
所以曹丕的诗文相对于前人的“清峻、通脱”之外，更具“华丽、壮大”的特点。这也印证了《典论》中诗赋欲丽的观点。
这也体现了文学是作家个性心理的反映，作家的个性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的审美特点。
二
对于正始名士、竹林七子与陶渊明的研究鲁迅先生则采用了另外两种研究法及典型现象法与心理分析法。
鲁迅先生将正始名士与竹林七子喜饮酒吃药的典型现象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进行了研究，得出这一时期文人写作的隐而不显与当时的高压政治有着必然的关系。同时鲁迅先生也对这一时期的文人心理进行了探究，他认为：魏晋的破坏礼教者（竹林名士等），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在鲁迅先生的研究基础上，我认为：
1.饮酒吃药与隐晦的写作风格是文人在政治斗争下对自身安全的保护。
“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喝酒、吃药可以为自己有悖于统治者的言论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喝醉酒吃了药难免胡言乱语，把文章写的十分错杂，不可当真。
曹魏的政治统治相当严苛，阮籍、嵇康等人处于两朝交接之时，自然不为司马氏所信任，所以他们的行为及文章就更能体现其政治危机感。以阮籍为例：《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阮籍日常饮酒的放荡行为其实是对他撰文讽刺政治黑暗的一种掩饰，是对高压政治的一种消极的无言的反抗，是在特殊环境中的一种明哲保身之计。同时阮籍的诗如钟峡所说的“厥旨渊放，归趣难求”。即曲折隱晦，难以得知其真正意趣，这也体现了阮籍的政治危机感，和对自身的保护。阮籍的诗总是在担忧，在愁苦，在害怕，……他不仅怕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去放手一搏会被卷进曹氏和司马氏的斗争中，有性命之忧，也怕一旦他真的在政治倾轧中做出选择，承担责任，他的清明将会不保。
2.文学作品兼具对个人、时代命运的担忧和对黑暗统治的讥讽。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既是作者对统治黑暗的不满控诉，也是对自身及时代命运的担忧。
《晋书·嵇康传》中就体现了时代对文人的迫害。“及是，（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代里，很难有人不为自身感到忧患。
从阮籍“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中可以看出阮籍对生命短促的感叹以及其内心世界的焦虑、痛苦。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只是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个人、时代命运的担忧和对黑暗统治的讥讽，因为阮籍还要继续为官，他要保全自己的性命。
而嵇康则比较直接。《与山巨源书》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自卜已审，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令转于沟壑也。”他在文中借古讽今，体现了自己拒绝为司马氏集团服务的决心，指出自己与朝廷之间礼法的尖锐矛盾，也体现了他对山涛的鄙夷。
参考文献：
[1]郑家健. 重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J]. 广东社会科学，2006，（4）：141-143
[2]杨仁立. 曹丕诗歌特点成因初探 [J]. 黔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8，（2）：25-28
[3]郑家健. 重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J]. 广东社会科学，2006，（4）：14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