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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童小说中的非典型“疯子”

    时间:2020-05-14 09:14: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苏童执着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病态文学世界,在其中,不乏独特的病态人物。非典型“疯子”区别于其他病态人物,游走于理智与癫狂的边界,探讨“非典型”疯子的特殊之处、形成原因以及背后意义,有利于理解苏童的创作审美与创作意图。通过分析非典型“疯子”的代表人物形象,《黄雀记》中的保润和《河岸》中的库东亮作为,能进一步具体展现“非典型”疯子的内涵与意义。

    关键词:苏童;人物形象;《黄雀记》;《河岸》

    作者简介:周清清(1994-),女,汉,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2-2139(2019)-36-0-02

    观察苏童二十多年的创作,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苏童创作里一个明显的审美风格——一种令人感到颓废、腐朽的病态美,告别传统审美走向审丑,展现人性的丑陋和病态,从身体深入内心,进而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疾病的描写。

    在苏童“病态书写”中,疯子形象是最为常见的人物形象之一,颂莲、孙信、阿全、祖父都是苏童笔下十分传神的疯子形象,他们符合“疯子”的普遍定义。可实际上,苏童的小说里还出现了一类非典型的疯子,其中以《黄雀记》里的保润和《河岸》里的库东亮最为典型。

    一、“疯”与“不疯”

    无论是祖父不分地点疯狂、不停歇的挖树,还是颂莲在紫藤架下喋喋不休的“我不跳”,都是再无自主意识的机械重复行为。与他们不同,保润和库东亮是游走在疯癫与清醒的边缘,昏乱与理智似乎在轮流操控他们。

    从保润迷上捆人这“如此奇妙的一项手工劳作”开始,便埋下疯癫的种子。而保润收冤入狱,使得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白小姐回来后,保润脚踩拖鞋,大摇大摆、若无旁人地跟着白小姐,拿出塑料袋里的绳子,对着背对他坐的白小姐说:“仙女,我们去跳小拉?你现在还跳小拉吗?”提起小拉,便打开了回忆的大门,小拉可谓是两个人共同的伤疤。仙女因为拒绝与保润跳小拉,被丧失理智的保润绑了起来,以至被柳生强奸。保润因为遭到仙女的拒绝和羞辱,和仙女跳小拉这件事便成了心中的执念及报复的手段,似乎只要自己能与“仙女”跳小拉,他就赢得了胜利。跳小拉的执念催化了保润的“疯癫”,十年的冤屈、十年的自由,只需要“仙女”与他跳支小拉便算还清,这样的保润令人觉得疯癫、惧怕却又引人同情。

    保润诡异的行为不免令人觉得他的神智不再清明,可他的后续行为却又使人摇摆不定。保润撞见在自家祖屋待产的柳生“女朋友”白小姐,只是淡漠道:“我们清账了,不算朋友,也算熟人,孩子要紧,你就好好在这里待产吧。”[1]保润下河捞手电筒无功而返,也不忘给“仙女”带上一朵睡莲,用克制冰冷的话语掩盖自己的害羞、窘迫与情意:“一朵莲花而已,喜欢就留着,不喜欢就扔了。” [2]“仙女”始终是保润心底最特殊的存在,她令保润既疯狂又克制,也让保润的人物形象添了一丝温度。

    最终刺激保润爆发的是柳生和白小姐的“背叛”。保润在衣橱里找不到他爸的衬裤,白小姐一时嘴快便说出裤子是被柳生穿走了,这句话带来的误会像炸弹一样砸向保润,令保润陷入疯狂。被“欺骗”的怒火和深埋的“十年”仇恨一并爆发,身为伴郎的保润在柳生结婚当晚,拿起刀朝柳生狠狠捅了三刀。

    保润疯了吗?可他对白小姐暗示杀死柳生他早有预谋。保润没疯吗?可理智尚存定不会选择一个玉石俱焚的结局。

    与保润相类,压抑中爆发的“疯子”还有《河岸》中的库东亮。库东亮的“疯”发芽于烈士忌日前夕,他来到烈士碑前祭奠却被制止,便坐在一堆绢纸上,众目睽睽下喝掉了半坛子黄酒。库东亮的挚爱慧仙则点明了他“神经病”的“事实”,慧仙对着洗头中途落荒而逃的库东亮叫喊:“别人说你神经病我还不信,今天我信了,你就是个神经病,还跟我商量什么事?赶紧去马桥镇,精神病医院在马桥镇!”[3]

    库东亮的“神经病”被公之于众后进一步发展,库东亮将慧仙视为己有,时刻监视慧仙,人在船上,心在岸上,慧仙忍无可忍选择和他“清账”,试图将小时候欠的人情一并还清。这大大刺激了库东亮,他暴躁地往地上砸热水瓶,抓起汽水瓶朝镜子摔,大喊着“清账”泪流满面,老崔和小陈上前阻止,库东亮用汽水瓶敲向二人,弄得他们鲜血直流,进而不再理会,任由库东亮被王小改他们摆布。讽刺的是,令库东亮逃过一劫的竟是他的“疯子”身份:“你们放过他吧,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的神经出了点问题啦。”[4]

    库东亮的“疯”被他父亲自杀催化至顶峰,一个辉煌而疯狂的念头诞生,他要将纪念碑带回家,将烈士的英魂还给父亲。途中,库东亮遭到傻子扁金的阻挠,他便与傻子扁金大打出手,将傻子视为自己的强劲对手,甚至想将扁金置之死地,超乎常理的行事令人咂舌。

    但第一叙事视角下的库东亮显然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人,与扁金打架后,他清楚知道自己犯了错,不断哭泣,自我惩罚,苏童将连贯的逻辑思维和癫狂的失控行为相结合,为我们

    保润与库东亮在他人眼中都是不同于常人的异类,人们避之不及,但并不妨碍读者心中、泛起的同情和怜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他人看来的疯狂也许是他们的理所应当,可正因这“理所应当”,他们才称得上“疯子”。

    二、非典型“疯子”的形成

    保润与库东亮都是在未明事理时开始遭遇现实的打击,面对突变,他们不懂背后的寓意,更不会想其深远影响,只是懵懂难过并接受。年少无知使他们承担的压力与刺激大大减少,并不足以致使他们绝望、放弃自我。

    保润初次听到自己的“罪名”时便吐了,或许是因为害怕,或许是因为惊讶,但总之只是宣泄,并未想到后果,不然也不会在乎提审室里凳子上的一滩“水”。面对现实钝刀的折磨,保润听到最终噩耗时,嚎啕大哭,像孩童般寻求母亲作为精神支柱,支撑自己的意志,冷静后含泪道:“历史会证明的,我没有强暴她,我只是捆了她。”[5]

    库东亮的父亲库文轩,曾经是女烈士邓少香的“儿子”,烈士遗孤的身份为他们带来不少好处,生活富足,能天天吃上奶油面包。这种好日子在库文轩被判定不是邓少香的儿子时突然结束,库东亮不仅被一对姐弟抢了奶油面包,还被取了个绰号叫“空屁”,“父亲不是烈士的儿子,七癞子就可以来抢我的面包了,过路人就可以袖手旁观了。我想通了这个逻辑关系,却接受不了这个逻辑,更咽不了这口气”。[6]

    保润和库东亮遭遇冲击时,难以置信后仍保有一丝希望,虽然这点希望渐渐被现实磨光,但其中的缓冲使他们没有立即被打击至一阵不撅,精神失常,年少与无知使他们只关注当下的困境与不甘。

    此外,保润和库东亮都成长在鲜少与外界沟通的环境,他们在扭曲的土壤里畸形的生长,保润在暗无天日的监狱熬过了十年,库东亮在漂泊不定的船上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因成长的特殊环境,保润和库东亮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交际圈,面对冲击便下意识地采取极端的方式。

    青春期是塑造完整人格的重要阶段,保润和库东亮隔绝于大社会的成长环境导致他们性格的残缺,注定了他们无法正常地融入社会,形成一个“重回原点”的尴尬结局。从监狱出来的保润再次回到了监狱,在河流上漂泊渡日的库东亮被“禁止”上岸活动,生活绕了一个圈,保润和库东亮都回到了最熟悉的地方。

    三、非典型“疯子”的背后意义

    苏童对非典型“疯子”的病态描写,带给我们一种特殊另类的审美感受。保润用绳索征服他人身体时,“看绳索沙沙地切入棉质衣服,咬住那些陌生的皮肤,犹如一条蛟龙游走于草地,丛草无声倒伏,他能够觉察到那些肉体从反抗到挣扎,渐渐柔顺,渐渐空洞,最后开始迎合绳子的思想” [7];库东亮殴打扁金时,“拳头举在空中,晚风吹拂我的拳头,拳头像火把,晚风像火种,我的拳头被风点燃了,像一个火把熊熊地燃烧起来了”[8],苏童用优美精致的语言细腻地表达阴暗与暴力,在优雅中有掺杂了病态,透露着残酷,美与丑混合、碰撞,为文章注入唯美的基调,带来一种奇异的审美体验,映衬出一种病态的阴郁美。

    非典型“疯子”杂糅了理性与荒唐,人性的复杂和充满矛盾被苏童真实地表达了出来,将人物放置在极端的病态环境,拉入病态的人际关系,灌入病态的灵魂,使得读者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忧惧、悲凉,透过保润、库东亮与他人的格格不入,人们对二人的鄙夷嗤笑,让读者真正认识到一个完整的审美世界,引起读者重视人类所存在的病态,真正去认识人类的精神世界。

    保润、库东亮这类“疯子”还集中凸显了残酷的人的孤独意识,他们是孤獨和宿命的载体,不被理解的生存着,面对现实的残酷和内心的欲望,奋起反抗皆是徒劳,试图躲避却无处可逃,他们在世界里苦苦追求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展现了极致的孤独。“疯子”的处境隐喻暗示了人类所普遍面对的尴尬的生存境域,无力满足欲望的愤懑无人理解,只能无力地走向孤独的终点。

    对非典型“疯子”这一类不正常个人精神现象的关注不仅使苏童记录下当代人受难的身体和心灵,还记录下社会的风云变幻,促使人们在反思中清醒,关注社会发展方向。《黄雀记》中,保润的冤屈、众人的偏见,疯癫的荒诞常态化,苏童力图以这种啼笑皆非的荒诞,来展示世俗生活中人性最隐秘的一面;《河岸》里,苏童力图通过库东亮一家烈士家属身份变化的前后境遇的对比,控诉文革时期“出身论”,深刻讽刺了文革的荒诞。

    苏童包括非典型“疯子”在的内疾病书写成为他创作中一种独特的审美表现范式,以病态人物为书写对象,探讨现实环境的“丑”与“恶”,苏童用他独特的病态化审美倾向构建的“病态世界”并不是一个浮夸、荒诞、虚无的世界,恰恰相反,他反映的却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应该清楚看到,苏童在倾注于形式上的病态书时,并没有否定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也没有以游戏人生、逃避现实、消解主体的写作态度来进行文学创作。在展现病态美的同时,苏童通过这些病态的人物、环境、关系表达了对生命的审视和时代的考量。

    注释:

    [1]苏童.黄雀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301.

    [2]苏童.黄雀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345.

    [3]苏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70.

    [4]苏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79.

    [5]苏童.黄雀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4.

    [6]苏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2.

    [7]苏童.黄雀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52.

    [8]苏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86.

    参考文献:

    [1]汪政等.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苏童.黄雀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3]苏童.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4]张学昕.“唯美”的叙述——苏童短篇小说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4(03):79-88.

    [5]林舟.水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M].广州:花城,199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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