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梭罗的木屋出发
时间：2020-05-24 10:06: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李青松
对生态文学而言，木屋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它代表着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也代表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概是始于梭罗吧，搞生态文学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木屋。即便不是木屋，也一定有一所类似木屋的房子或院子，或置于森林或者荒野的某处，或置于作家的内心。
梭罗在瓦尔登湖岸边的木屋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零两天，成果便是那本《瓦尔登湖》。梭罗的思想源于谁呢？从梭罗读的一些书来看，一个是达尔文，一个是爱默生。达尔文《物种起源》梭罗不知研读了多少遍，而爱默生《论自然》中有些句子他都能背诵下来。为了近距离地向爱默生讨教，他以给爱默生的两个孩子做家庭教师为名，客居在爱默生家里，还承担了为爱默生抄写手稿等一些琐事。这显然超出了家庭教师所该干的事情。
如今，《瓦尔登湖》已成生态文学的一座丰碑。梭罗说：人只有从物欲的泥淖中挣脱出来，才能保持尊严，获得自由。他还说，人要忠于自己，遵从自己心灵的召唤，恪守理性、品德与良知，为此应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生命十分宝贵，不应只为了谋生而无意义地浪费掉。人不应过多地追求妨碍人类进步的奢侈品，应该向生命本质的深层迈进。
面对最严峻的生态问题，梭罗的语调也是平静的，但他平静的内心和眼神中却充满了力量。在《瓦尔登湖》里，梭罗反复呼吁：“简单、简单、简单吧！”“如果我们愿意生活得简单而明智，那么，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就非但不是苦事而且还是一种乐事。”如果我们能够使生活简单化，那么，“宇宙的规律将显得不那么复杂，寂寞将不再是寂寞，贫困将不再是贫困，薄弱将不再是薄弱”。
在梭罗看来，人的发展标志绝不是越来越多地占有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和丰富，是人格的提升，是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在美国哈德逊河西岸，巴勒斯有一座山间石屋，它吸引了众多热爱自然的人们到来。第26届美国总统罗斯福、发明家爱迪生、汽车大王福特、诗人惠特曼均来过他的山间石屋做客。就是在那座石屋里，巴勒斯写出了《醒来的森林》。
1837年，巴勒斯生于纽约卡茨基尔山区的一个农场，当过农民、教师、专栏作家。他一生的著作有25部，大都是描述自然描述鸟类的。巴勒斯还做过多年金库的保管员，工作寂寞而枯燥。1873年，离开了金库之后，他来到了哈德逊河的西岸。他说：“那满架的葡萄要比金库的美钞更令我满足。”
巴勒斯在哈德逊河西岸购置了一个九英亩的果园农场，并在那里亲手设计和建造了一幢石屋，在那里过着农夫与作家的双重生活。诗人惠特曼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巴勒斯掌握了一门真正的艺术—那种不去刻意追求，顺其自然的成功艺术。”巴勒斯去世后，美国设立了巴勒斯纪念协会，山间石屋被作为国家历史遗产受到保护。
在美国，有11所学校以巴勒斯的名字命名。“他把自己像种子一样播撒在那片土地上，他的心境和感情与那片土地息息相关。砍那些树，他会流血;损坏那些山，他会痛苦。”
《醒来的森林》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不仅仅是描述了众鸟归来的情景，而更多的是唤醒了人们对自然的爱和善待自然的态度。巴勒斯不是自然之外的旁观者，而是把自己融入了自然，使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美国作家奥尔森对梭罗情有独钟，对巴勒斯也是赞赏有加。奥尔森写《低吟的荒野》时，手边就有一本几乎快被翻烂了的《瓦尔登湖》。也许是受梭罗和巴勒斯的影响，奥尔森在荒野间也造了一间用石头垒砌的小屋。奥尔森有个嗜好—刨石头。心情烦闷的时候，他就去荒原刨石头。石头让他踏实、稳定。他把自己的生活压缩一隅，压缩到最简朴的条件中。他走向荒野，与星空、森林和河流对话。
他发现，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向内心。
中国作家徐刚在读《瓦尔登湖》后写道：“夜晚，在台灯下面，静静地读《瓦尔登湖》这本静静的书，一切喧嚣都变成了过眼云烟。心中只有圣洁和美丽。”
徐刚在北京郊区通州张家湾曾购置了一处农舍，院外就是运河，运河两岸就是稻田。徐刚在那里生活了若干年。蛙鸣、鸟语、岸柳，还有飘香的稻花与他相伴，他在那里写出了《守望家园》。不过，徐刚告诉我，那里的蚊子个头特别大，叮人疼得要命。
徐刚说：“我的心上都是裂缝”，“我头顶上的秃发零乱时，岁月开始零乱。零乱的脚步，把早晨和夜晚也踏成零乱”。徐刚在他的《零乱岁月》中不无伤感地写道：“当零乱的岁月把我的枝叶切割，我就成了柴火，火在骨骼上跳跃。或者成为青草，埋葬在贫瘠的土壤中，以我的窒息，换来大豆摇铃的欢畅。”
诗人艾青对徐刚的影响很大，徐刚的《地球传》在艾青离去后不久后问世了。为地球立传，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呀！对地球来说，运动便是生命。徐刚在《地球传》中一遍遍地追问：人啊人，你该怎样言语地球呢？当地球有开始时，人在哪里？当地球终结时，人又会在哪里？
徐刚的书房里挂着艾青为他题写的条幅：“蚕在吐丝的时候，想不到自己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徐刚敬仰艾青，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读的第一首诗就是艾青的《春姑娘》—春姑娘来了，挽着筐子来了，她的筐子里放着各种各样的花。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更是强烈感染了他。在哭别艾青的短文里，他写道：“一個在漫长的流放与苦难中执着地歌颂光明的人走了。让我们从地球出发，飞向太阳。”
徐刚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一个主题：为了生命的广大和美丽。
徐刚是上海崇明岛上一个农家的后代。他敏感于长江边上的芦苇，敏感于江里的风帆和涛声。他说，山有万仞，想那地气一定是贯通其间的。在徐刚看来，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就看你是否感悟到了。我们变得轻薄，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土地;我们心灵枯槁，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绿色;没有了危哉大山的险峻，脚下的路反而变得更加迷茫;失去清泉的滋润，又怎么能流淌出清泉一般的智慧？
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令徐刚震惊了，中国森林正在锐减—本能的冲动促使他去到海南、武夷山、天目山。在目睹了滥砍乱伐给森林造成的惨状后，他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情绪，创作了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当时的《新观察》杂志以整本的篇幅推出了这篇作品，立时轰动了全国。也正是因为这篇作品，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森林和自然的认识，颠覆了传统观念，并深深影响了高层的决策—自此，林业由采伐木材为主开始向生态建设为主进行艰难的转变。当时的林业部长说：“我们应该感谢徐刚。他在我们的背上猛击了一掌！让我们从睡梦中醒来。”
也正是因为这篇作品，徐刚被称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先驱。他把全部身心和精力几乎都投入到生态报告文学的创作，先后推出了《绿梦》《中国风沙线》《倾听大地》《中国，另一种危机》《地球传》《长江传》等一系列重磅作品。
徐刚的笔锋尖利，他直面生态问题，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与立体的叙述方式，大量的真实数据和动情的文字把生态问题与痼疾予以集中的呈现与揭示。
2003年5月，京城“非典”肆虐的日子里， 徐刚敏锐地意识到“非典”的爆发并非偶然现象，它实际是生态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由此，他创造反映“非典”成因及其人类如何面对灾害的力作《国难》问世。
徐刚多次提醒我，从事生态文学创作一定要注意把握大地的完整性和大地伦理学。他说，当大地之上的人和山川、河流、森林、草原等万物和谐共处的时候，大地才是完整的，这样的完整大地才是产生梦想的大地。他说，大地伦理学把伦理学当中的人和人、人与社会的边界推向大地，也就是说人不仅要处理好跟人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还要用道德的观念对待山、水、草木和一切生物。
离开大地，我们将一无所有。在急变和发展的现代社会，人类技术的提高并不一定伴随着精神的提升，有时还恰恰相反。今天，高科技讯息手段的普遍使用，覆盖式密集型的声像传播，已经把个人的独立思索空间大大压缩了。也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徐刚坚持不用电脑写作，与其说他在拒绝什么，倒不如说他在坚守着一种精神。
（作者单位：国家林草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