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芬写《秋园》：融入时代的一滴血
时间：2020-08-08 03:54: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尤丹娜
“都是小姑娘呀！”
闷热的南昌午后，当我和摄影记者走进这栋工厂宿舍的老楼时，首先传来的便是杨本芬爽朗的笑声。
桌子上摆着切好的西瓜、泡好的热茶，她像任何一个寻常人家的奶奶，欢喜地迎接前来光顾的小孩，麻利地切菜做事，精力充沛，热情而明媚，浑然不见作品里的伤痕。
今年80岁的杨本芬，刚刚出版了她人生的第一本书—《秋园》。秋园，是她的母亲，本名梁秋芳，生于1914年，逝于2003年，跨越了中国社会的几番变迁，度过了时代更迭的诸多荒诞。
《秋园》是一本近乎复刻杨本芬全部真实回忆的作品。在这个“母亲一生的故事”里，杨本芬写了以秋园为代表的普通中国女性的一生，写了一家人如何在时代的颠簸中挣扎求生，写了邻里乡亲的生生死死，用笔赶路，重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
无需想起，不曾忘记
在杨本芬的书房里，我见到了凝固在相框里、88岁的秋园。她穿着一件褐色的上衣，扣子系得整齐，露出内里端正的白色立领。
杨本芬的大女儿章南记得，这件上衣是外婆88岁时南昌来，自己带她去买的料。外婆亲自挑了布料，说料子正面不好看，要反面，就用反面做了这衣服，拍了照片。“你看她这一生，都是小白领要露出来，对襟，扣紧扣子，很精致。”
拍摄照片的次年，秋园便去世了。那一年，杨本芬正在南京帮二女儿章红照顾孩子，自己也做了外婆。
母亲的死令暮年的她极为痛苦，也让她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人死如灯灭”，母亲在这世界上存在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那些艰辛痛楚、一生颠沛，就白白经历了吗？
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家里有许多藏书。年轻时就喜爱读书的杨本芬常常在家务闲暇之余找书来看。在不同的字里行间，她读到了许许多多的母亲。她们像秋园一样，渺小又伟大—而文字，令她们音容闪耀，鲜活而永恒。
直到读到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杨本芬一连读了两遍，深深沉浸在那浓烈又悲伤的感情中，同时，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开始写我的母亲！”
自己也已经是快60岁的老人了，再不写恐怕来不及了。在章红家，那个由封闭阳台改造成的狭长厨房里，杨本芬开始迫不及待地动笔。
她在厨房里写作。4平方米的空间布满水池、灶台、冰箱，容不下一张书桌。杨本芬坐在一张矮凳上，以另一张略高的凳子为桌，用一叠方格稿纸、一支笔来写。写完的那些，就收进不怕水溅油污的塑料袋里。
她在家务间隙中写作。有时，是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沥水的空闲；
有时，是灶头炖着肉，等待汤水滚沸的时候。
杨本芬一生从事过很多工作：种田、切草药、会计、承包汽车零配件仓库、供职汽运公司……没有一样与文学有关，她“喜欢看小说，很崇拜作家，觉得作家好了不起”，但从没奢想过自己也能像作家那样去写作。
但在女儿厨房抽油烟机的轰鸣声里，杨本芬发现，写作自己的母亲与过往，太容易了。只要提起笔，杨本芬觉得自己“像个演员进入了电影中”，那些亲身经历的往事烙印在生命中，刻骨铭心；
只要闭上眼想一想，画面就潮水一般地涌来，过去的日子拥在笔尖，争先恐后地等待被诉说出来。
“就像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翻涌的记忆里，杨本芬按照时间顺序，从妈妈的童年开始写起。
每写一笔，就是和妈妈重新相会一次。
1919年，5岁的秋园不谙世事，和父母兄弟一起生活在中原腹地的河南洛阳，在雨后的屋檐下光脚踩水，还不知道命运为她准备了怎样的磨难。
1926年，12岁的秋园一连失去了3位亲人，在那个春天，也永远结束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1931年，17岁的秋园用“送我读书”为条件嫁给杨参谋，也就是杨本芬的父亲。杨本芬为父亲取了化名“仁受”—这也像他的一生，仁慈善良、甘于忍受。
读到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杨本芬一连读了两遍，深深沉浸在那浓烈又悲伤的感情中，同时，她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也要开始写我的母亲！”
1937年，23岁的秋园随同仁受供职的国民政府撤往重庆，在中途停靠的武汉下船，把过去的生活抛在了吊桥那头。
1940年，26岁的秋园生下女儿杨本芬。在书中，杨本芬叫自己“之骅”，这是她旧时在家乡的名字。
30岁的秋园、40岁的秋园……挨饿、受苦、丈夫去世、改嫁、远走他乡，在漫长而苦痛的岁月里，她生下6个孩子，带活3个，夭折3个。孩子夭亡，丈夫早逝，社会饥饿动荡，苦难堆叠的一生里，她常说“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
2002年，88岁的秋园历尽沧桑，依然会为外孙女没能看到山崖上怒放的杜鹃花而感到惋惜。
2003年，89岁的秋园终老于湖南。《秋园》的结尾，杨本芬写，整理秋园遗物时，在她的棉袄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简单写着她一生的“个人总结”：
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
1937年，从汉口到湘阴
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
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
纸条上的最后两行，是秋园对自己这一生际遇的形容：“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故事结束了。这中间，80多年的苦楚，聚敛成几处坐标，是漂泊与挣扎的证明。一个普通中国女性一生的故事，就这样被她的女儿以文字的形式，浓缩进这本小小的砖红色封面书里，凝固成某种永恒。
融入时代的一滴血
秋园的原名叫梁秋芳，杨本芬觉得“芳”是一个俗字，就保留了“秋”，另起名為秋园。用“秋园”“之骅”这样陌生的第三人称叙述，杨本芬以为可以拉开距离，能够消解掉回望母亲与自己辛酸人生的痛苦。
但痛苦还是不请自来。常常写着写着，眼泪就模糊了稿纸上的字迹。有那么两次，杨本芬觉得自己心痛得快写不下去了。
一次，是回顾自己求父母让自己上学的时候。家境贫寒，作为长女，她知道开口要求读书“非常残忍”，但渴望让人忍不住开口。母亲秋园还没来得及说话，一向温和的父亲仁受突然从屋里出来，手上拎了把菜刀，扑通一声跪在之骅面前，把菜刀往脖子上横，说：“明年再不送你去读书，你就用这把菜刀把爸爸杀了！”
故事里的之骅一阵心酸，抬头望天，不让眼泪掉下来。故事外的杨本芬，永远记住了父亲跪下去时的样子，“爸爸那个时候膝盖上打了两个大补丁，一跪下去，两个大补丁正好贴着地面”，12岁的之骅一心渴望着去上学，80岁的杨本芬却一边回忆着，一边后悔，“当时怎么没有扶爸爸起来？”
另一次，是写到弟弟杨锐的死。彼时，秋园带着杨本芬和杨锐到别人家做裁缝活儿—不要工钱，只需要对方供口饭吃。
秋园是个极体面、有教养的母亲，不允许孩子们在主顾家的堂屋内玩耍胡闹，姐弟俩便到外面玩。冬日寒冷，破旧的衣衫也单薄，玩的时候吵吵闹闹还不觉得冷，回到家，弟弟杨锐就病了，“咳得不得了，一天24小时地咳”，没钱看病，就这样活活拖了十六七天。
一天晚上，杨本芬抱着他，他忽然安静了下来。杨本芬很高兴，轻声喊妈妈，说杨锐不咳了，睡着了。秋园过来一看，才发现杨锐已经死了。
“那个时候，苦得我们都不会伤心了。”人到了痛苦的极限，已经麻木了，面对逝去的弟弟，杨本芬的脑海里竟然涌出“死了比活着好”的念头—总不必再继续受罪、挨饿，朝不保夕了。一家人几乎没掉一滴眼泪，就继续茫然地为“活着”奔波了。
这个哀伤到麻木的故事，二女儿章红在最后统稿时删去了。杨本芬觉得格外遗憾，反复说起“我的第一本书，这个亲弟弟，我没把他放进来”。
她几乎已经习惯了生命里大大小小的遗憾。
杨本芬觉得自己“命不好”。少时，因为家庭贫困，又是家中长女，她要帮忙做家务、带弟弟妹妹，直到10岁才有机会读书；
17岁，好不容易考上湘阴工业学校，成绩那么好，读到最后一年，学校却停办了；
一个人辗转流浪到江西，在半工半读的江西共大分校读到差4个月就能毕业了，又因为家庭成分被下放到农村。此后，她嫁给“不讨厌”的男人，生儿育女，始终没能“毕业”；
因为要照顾孩子，她错过了成为中学老师的机会，只能到县城的汽运公司上班，又因为入职时间的两月之差，她没能转正，一辈子都是“长期临时工”；
后来，孩子们各得其所，衰老也降临，她的老伴有糖尿病和轻微的老年失忆，她必须像个护士一样照顾他，把自己捆绑在他身边。
痛苦还是不请自来。常常写着写着，眼泪就模糊了稿纸上的字迹。有那么两次，杨本芬觉得自己心痛得快写不下去了。
“（这难道）不是我运气不好不啦？就是命不好吧，肯定不好。”
80岁，出了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忽然“咸鱼翻身”，杨本芬有时觉得犹在梦里。
20年前，《秋园》最开始在网络上连载时，很多人说要出版、要支持，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杨本芬甘心接受这份落空—这一生里，落空的、“命不好”的事情太多，她惯性地顺从与接受，不做其它考量。
“后来我老二（章红）一遍一遍告诉我会出书，我都不相信；
还没拿到书号，我不相信；
拿到书号，我还不相信。我觉得可能好运根本不会降临，你说对吧？”
“没想到，没想到还真出来了，还有记者来采访我，没想到的事。”杨本芬笑起来，声音响亮，皱纹舒展着—她第一次吃到了命运赠送的糖。
“我知道自己写出的故事如同一滴水，最终将汇入人类历史的长河。”杨本芬有浓重的湖南口音。她给我朗读《秋园》自序里的最后一句，“一滴水”的发音，很容易让习惯了普通话的人错听成“一滴血”。这本小小的书，是时代长河中属于渺小个体的一滴水，也是个人历史中属于杨本芬、秋园们的一滴血泪。
《秋园》出版后，杨本芬给湖南老家寄去了几本，嘱亲戚帮忙，在母亲的坟头烧了。
“你说，她能看到吗？她会不会高兴？怎么不托个梦给我？”不等我回答，她又低头小声重复着：“我好想他们喏，好想妈妈喏。”
没得选的选择题
作为女儿，杨本芬很早便意识到秋园与其他母亲的不同。
在贫瘠而动荡的年代，普通家庭命若浮萍，有限的选择里，秋园想要自己的孩子活得至少有尊严。
要上学。父亲去世后，两个弟弟稍大，秋园就鼓励杨本芬考中专，出门上学。“如果我留在家里，在她身邊，可以帮到她很多家务，大大减轻她的负担。但她没有做出这种自私的选择，她支持我念书，这很伟大。”
要体面。即使是出门讨饭，秋园也要杨本芬穿着干净。晚年，秋园依旧热爱关于“美”的一切，要在城市读大学的外孙女章南给她寄一块花布，待再见面时，黑底花布里衬了好看的姜黄色，是很高级的审美。她的讲究影响着杨本芬，即便是80岁，也要画淡妆、戴蓬松头发的假发片，关心镜头里的自己是否大方得体。
要热爱读书。秋园晚年做白内障手术，有那么几天不能拆纱布用眼睛，她偷偷用手指摩挲着报纸，是对阅读的无限眷恋。如今，杨本芬书房的书架上还放着秋园88岁那年在南昌小住时读的书，是台湾作家廖辉英的几本爱情小说—虽然时代所限，没有办法跋涉更远的旅途了解这个世界的其它角落，但用读书的方式，秋园完成了自己的抵达。
作为女儿，章南与章红也很早便意识到杨本芬与其他母亲的不同。
在同样有限的时代选择里，她一面尽力维护着孩子们读书、受教育的机会，一面用自己的言行保护着生活在特殊年代里的孩子们，内心原本的天真与纯善。
作为普通母亲的杨本芬，最了不起的一点是，按照质朴的人性来看待事物。
章红讲起儿时的一件事。彼时生活的年代特殊，一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评语，就足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有一天，县城里有一桩抄家事件，抄家对象是照相馆的一个年轻人，理由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县城很小，一有热闹都是倾城出动，大家都赶去看抄家。但杨本芬整日为家务忙忙碌碌，不愿意为“凑热闹”耽误时间，因为没人带领，年幼的章红没能去看抄家。
邻居们从抄家现场回来，聚在门口纷纷议论，语气里震惊于那年轻人有多腐化堕落：“床底下有一些碎饼干，饼干都多到吃不过来，供应老鼠了。”
章红在一旁听着，觉得真是太可惊的事情，在这样物质贫瘠的年代，居然有人“资产阶级”到连饼干都忘了吃！
杨本芬洗完衣服回家，听到邻居的议论，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地对章红说：“这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单身汉啊，容易肚饿，备了一点饼干又忘记吃完，被老鼠拖到床底下去了……”
年幼的章红愣愣的—“妈妈居然这样讲！别人口中十恶不赦的事情，她觉得没什么……”章红第一次意识到，“大家都那般看待的事情，可能有另一种看法；
大家都认为错的未必错得那么厉害，大家都觉得对的可能也不那么对……”
这件事，被章红看作是对自己独立思考的重要启蒙。杨本芬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她秉持的只是人性。这样的母亲，让章红相信，“只要人性犹存，并且顺应与肯定人性，我们总能自救，亦能度人，不至走到恶劣与毁灭的边缘”。
即使是出门讨饭，秋园也要杨本芬穿着干净。晚年，秋园依旧热爱关于“美”的一切。
作为女儿、同为“创作者”，章红特别喜欢母亲没有被社会观念裹挟的这些时刻。那些珍贵的本能和直觉，让这个一生困囿于命运的老人，绽放出独特的光亮。
《秋园》出版后，有读者觉得这是女性通过书写完成的一次“突围”，但章红觉得，这从来不是一个“有性别自觉意识的文本”，但秉持着“人性”的本能，杨本芬常常会有一闪而过的质疑。
有一次，杨本芬住在章红家时，电视开着，在放一个电视剧，里面的男主人公正捶胸顿足：“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男人啊！”杨本芬在一旁，困惑地嘀咕了一句：“是个男人怎么，就这么了不起啰？”
除了这些一闪而过的、来自直觉与善意的质疑，杨本芬依旧是一个观念上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行为上也颇为传统的女性。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写作的能力看作某种特权，别人要为此事让路。正好相反，照顾家庭，帮助孩子们始终是第一位的。“命不好”的弱势心理，让她穷尽半生追求的，仅仅也只是顺着命运的河流，“能够活下去”。
只是这一回，因母亲秋园去世而奔涌的内心情感，推簇着杨本芬头一次冲破枷锁与圈禁，第一次做了“活下去”以外的选择：写一本书，回望自己的来路；
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它存在、留痕，让一位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女性，拥有记录家族史、获得话语权的权利。
我问杨本芬，人生行至此刻，有没有哪个时候觉得“如果选择另一条路就好了”？她几乎没犹豫地回答，“没得选。”
“比如我当时只能跑去江西，为什么？身上的錢只够到江西，就是想去新疆也不行的呀！”她又大笑起来，露出很多颗牙齿，眼睛闪亮得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秋园》的最后，是章红为这本“母亲写外婆”的书写作的“代后记”，她把文章名字起为“解命运的谜”。
“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老是听我妈妈说她家庭的事情，充满了同情，脑子里就会作出假设，怎样做，可以改变这个家庭的命运呢？就会冒出解命运的谜的想法。”
只是如今，章红觉得，这题目实在狂妄了些。既然是命运，必然有其无法选择的部分，所以命运如果成谜，那就一定是无解的—或者，明知有解，也最终还是“没得选”的无力。
所以，“我唯一觉得，一个好的时代，要给人尽可能多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