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望舒抵达波特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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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霖
抗战胜利后，戴望舒携全家从香港回到上海。在香港，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检举”，何家槐、黄药眠、怀湘（廖沫沙）等二十一人联名以“留港粤文艺作家”的名义致函“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检举戴望舒有“附敌”行为。此信在1946年二月《文艺生活》和《文艺阵地》杂志同时刊出。戴携全家离港到沪，固然有向已把总部搬到上海的文协总会自我辩诬的想法，但更多的是想尽快离开是非之地。
但戴望舒未能想到的是，与不得不离开香港相仿佛，两年后的1948年5月，他又不得不携家离开上海重返香港。这一次，是被他所服务的学校（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举报为文化“汉奸”。
在上海两年间，除了舌耕教学，在笔耕上戴望舒做得最多的就是翻译。其间，他有两本诗集结集，一本是1948年2月由曹辛之主持的星群出版社出版的创作诗集《灾难的岁月》，另一本是波特莱尔诗作的译著《〈恶之华〉掇英》，1947年3月由刘以鬯的怀正文化社出版。
这后一本，事实上也是当时文坛某一件公案的产物。其中的曲折过程，对了解戴望舒是易被忽视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1946年3月，戴望舒一家四口（包括其妻子杨静，女儿戴咏絮、戴咏树）回到上海。他们先落脚在姐姐戴瑛位于胶州路的家，后迁居到孙大雨在方浜中路的旧宅，那房子推门出来对面就是城隍庙。再后来，由周煦良介绍到新陆师范学校工作。那学校有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就是能提供其美路（今四平路）上新陆邨的宿舍。在新陆邨，戴望舒和朋友们成了同事兼邻居，戴家住十一号，隔壁十二号是孙大雨，对门六号是周煦良。周还推荐戴去暨南大学做了兼任教授，教西班牙语。戴望舒接来母亲和长女戴咏素（戴望舒与穆丽娟之女），还把香港的藏书八大箱悉数运抵上海。
除了教课和翻译，戴望舒还投身到了民主运动中。据程应鏐回忆，他加入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就是由孙大雨和戴望舒介绍的。从昆明来的程应鏐当时受聘于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也住在新陆邨。
作为诗人和翻译家，创作或翻译本是寻常之事，但没想到，翻译并发表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诗作，引起了上海诗歌界乃至文化界的一场风波。
1946年7月，由唐弢主持的《文汇报》副刊《笔会》创刊。除了发表原创文学作品外，《笔会》也时常刊发一些外国诗歌，其中就有戴望舒的译作。当时在上海的女诗人陈敬容在《笔会》除了发表原创诗歌外，也发表过她翻译的波特莱尔的作品。
不久，有林焕平总标题为《艺文管窥备忘》一文，其中第一篇的文章小标题就是《波特莱尔不宜赞美》，此文刊登在1946年12月28日第一百三十二期《笔会》上。文章认为：登载波特莱尔的译诗是“孤芳自赏”。林焕平当时的身份是《文汇报》的社论委员。
作为编者，唐弢在1947年1月30日第一百五十三期《笔会》上写了《编者告白》一文，文中说：“……然而我不响，因为我记得自己是编者，最好不说话。”在同期版面上，很醒目的，是同时刊发了陈敬容译波特莱尔《盲人》诗一首和持反对态度的《从波特莱尔的诗谈起》（李白凤）与《从自作多情说开去》（司空无忌）两文，大约是以示作为编者的公允。司空无忌的文章观点尤为激烈，直指陈敬容大名。数十年后，陈敬容著文忆及此事仍颇为介怀。查司马无忌者，实为文怀沙的笔名。
2月19日《笔会》第一百七十二期上，唐弢又写了《举一个例》表明态度。这一次，他的观点愈加鲜明，针对波特莱尔有害论，他表示：“即使不读波特莱尔，也未必成為革命文学家的。”
唐弢的针锋相对引来了反对者更大的不满，耿庸就是其中一个。他写了《略说“不安”——兼致唐弢君》，此稿刊登在1947年3月17日《文汇报》由郭沫若、杨晦主编的副刊《新文艺》第三期上。据耿庸晚年回忆，文章临发表前，杨晦把他找去，提醒此文发表会“惹点麻烦”（杨晦语），问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在耿庸坚持下，此文见报。但果然“惹来的麻烦大了”。
唐弢因不满在本报版面上出现左右手互搏，向文汇报社提出辞职。经过挽留，后以《新文艺》主编郭沫若公开著文《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刊登在3月24日出版的《新文艺》第四期上。郭的本意是调和，让唐弢斥责“耿庸之流”和耿庸反驳“唐弢之流”的双方都偃旗息鼓，但意想不到的是，实际的效果却大为不然。
唐弢这一方面，在3月26日的《笔会》第二百○五期上，发表了戴望舒译波特莱尔的《亚伯和该隐》，以此再一次表明立场。耿庸在气急之下，自认为是“为了抗击居然蔚然成风的一些作品里的堕落倾向”，并直接反击“巴金先生及唐弢之流”。耿庸的朋友们觉得郭沫若是在拉偏架，直指郭文是“王八蛋文章”，耿庸一方的支持者一时间几乎骂声一片。有研究者认为，以当时郭沫若在左翼文坛的地位，应该可以判断郭当时意在调停的所言所行，并非仅仅是代表其个人的所愿所为。因此，耿庸们的同一步调以及不听招呼，几乎“坐实”了耿庸有“后台”，这后台被指向胡风，而胡风有“派”。这大约也为稍后的香港批胡风理论，甚至更远的世纪大案埋下了“草蛇灰线”的伏笔。
翻阅当年旧报，据我不完全统计，戴望舒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发表的译诗其实并不算多，除了波特莱尔有四首外，另有爱侣亚和魏拉伦各一首。但就是这寥寥几首诗（当然还包括陈敬容的波特莱尔译作），掀起了动静不算小的文坛波澜，这大概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但各自颇有火气的争论中，比较蹊跷的是成为“导火索”之一的戴望舒却没有直接发声，他似乎“隐身”了。作为当事人，戴望舒其实并未噤声，他只是选择以另一种方式来回应对波特莱尔的诘难。
1947年3月，他将自己翻译的二十四首波特莱尔诗作，以《〈恶之华〉掇英》之名在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发行。戴望舒翻译了法国文豪梵乐希（瓦雷里）长篇文章《波特莱尔的位置》作为译著的前言。瓦氏文章的第一句就是：“波特莱尔是到了光荣的顶点。”
戴望舒希望通过瓦雷里的文章，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波特莱尔。意犹未尽的戴望舒还写了《译者后记》，更直接地表达自己对波特莱尔诗歌的看法，也是对文化界就波氏诗作争论的直接回答。
戴望舒说：“对于指斥波特莱尔的作品含有‘毒素，以及忧虑他会给中国新诗以不良的影响等意见，文学史会给予更有根据的回答，而一种对于波特莱尔的更深更广的认识，也许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见解。”戴望舒指出：“以一种固定的尺度去度量一切文学作品，无疑会到处找到‘毒素的，而在这种尺度之下，一切古典作品，从荷马开始都可以废弃了。”
从《译者后记》看，此文写于1947年2月18日。这正是对波特莱尔以及《恶之花》争论“战犹酣”的时间段。
戴望舒在《〈恶之华〉掇英》后记中指出：“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了的，但是作品译成中文的却少得很……诗译出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可以令人满意的有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位先生的翻译（最近陈敬容女士也致力于此），可是一共也不过十余首。”或因烽火连天、山河阻隔，无法及时检索译界全貌，戴氏此论是与事实有出入的。
以1940年代为限，翻译波特莱尔最为勤勉的人恐怕还不是戴望舒，以数量论，或是王了一，亦即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王氏曾获法国文学博士，熟稔法国文学，时任西南联大教师。他对诗歌的翻译观是：“我认为只有意译才能把诗味译出来，不必以字字比对为工。”因此，他所翻译的《恶之花》纯以五、七言古诗和乐府诗为形式。这些诗歌大多发表在当年的昆明《中法文化》刊物上，有统计说共有五十八首之多。王力所译波特莱尔作品虽然号称最多，但在新诗界却并不被一致认同。
为了更好地予以厘清，不妨对戴望舒、王力和陈敬容三人的译作做一对读，且以波特莱尔《信天翁》诗为例。
先看王力。译者将诗题音译为《安巴铎》，并加小注：“安巴铎（albatros），法语音译，即信天翁，澳洲海上的一种蹼膜水鸟。”全诗如下：
海上有大鸟，名曰“安巴铎”。
海客好事者，捕养以为乐。
长随万里征，共逐风波恶。
可怜天外王，局促系绳索。
委地曳玉翅，孑孓殊落魄。
空惭六翮坚，颓唐难振作。
昔日一何美，而今丑且弱！
烟斗拨其喙，海客竞相虐。
时或效其惫，蹒跚跛一脚。
诗人困浊世，命运正相若。
本是云中君，逍遥在碧落。
弋人复何篡？焦明在寥廓。
被谪堕尘寰，从此遭束缚。
沾泥垂天翼，跬步受牵搁！
《〈恶之华〉掇英》中，戴望舒是如此翻译《信天翁》的：
时常地，为了戏耍，船上的人员
捕捉信天翁，那种海上的巨禽——
这些无罣碍的旅伴，追随海船，
跟着它在苦涩的漩涡上航行。
当他们一把它们放到船板上，
这些青天的王者，羞耻而笨拙，
就可怜地垂倒在他们的身旁
它们洁白的巨翼，像一双桨棹。
这插翅的旅客，多么呆拙委颓！
往时那么美丽，而今丑陋滑稽！
这个用着烟斗戏弄它的尖嘴，
那个学这飞翔的残废者拐躄！
诗人恰似天云之间的王君，
它出入风波间又笑傲弓弩手;
一旦坠落在尘世，笑骂尽由人，
它巨人般的翼翅妨碍它行走。
至于戴望舒提及的陈敬容，她在1983年9月自述：曾于1940年代的中期在重庆翻译过几十首法国现代诗歌。1946年夏到上海后，陆续发表了十多首。本拟编一本《法国现代诗选》的，但因1948年秋天匆匆地离开上海，那部译诗稿与其他一些手稿就此丢失了。此处，陈敬容的回忆还不够精确。经查，1947年12月出版的《诗创造》第六期在“诗人与书”一栏中曾载：“陈敬容将历史所译波特莱尔、魏华哈仑、梅特灵等法、比诗人的作品编成一集，题名《黄昏的和歌》，交通书局出版。”这本不见于世的《黄昏的和歌》，应该就是陈敬容所说“被丢失”的《法国现代诗选》。
1984年，陈敬容在湖南出版了译诗集《图像与花朵》一书，收入了所译波特莱尔和里尔克的诗，波氏作品有三十八首，其中，就有《信天翁》：
信天翁是大海上的巨鸟，
海员们常常捕捉来开心;
这些悠然自得的旅途伙伴，
一向随海船风波上飞行。
海员们把它们放上了甲板，
这蓝天之王便显得迟钝懊丧，
巨大的翅膀凄楚地垂下，
像两只船桨拖在身旁。
这长着翅膀的旅行家别扭而衰弱，
往日多漂亮，如今多丑多滑稽;
这个人用烟蒂头逗弄着它的嘴壳，
那个人模仿着它的伤残难飞。
诗人正像这云中的王子，
驱策风暴，睥睨猎人，
一旦落到尘埃，便引起嘲笑，
垂天的巨翼妨碍它自由前行。
不厌其烦列举了三人的同诗译作，供青菜、萝卜、豆腐之选。至于孰长孰短，当然并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如风筝，跑远了再扯回来，回到书。出版《〈恶之华〉掇英》的怀正文化社，是刘以鬯（1918—2018）创办的。刘在一篇文章中说：“‘怀正文化社这名字就是他（徐■）给取的，一开始不叫‘文化社，叫‘怀正出版社。他认为叫文化社覆盖面更大，业务上同时也可多做一些。他刚来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出版社的亭子间。”这亭子间在三楼。另有写小说的姚雪垠，住在二楼放书的房间（仓库）里。
在另一处回忆中，刘以鬯说：“抗战的时候我的父亲在上海。我父亲在上海死的时候，我在重庆。我父亲留下一笔钱，这笔钱分三份，一份给我的母亲，一份给我哥哥，一份给我。上海有两栋房子，一栋给我哥哥，一栋给我。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以主笔名义编上海版的《和平日报》副刊，前后大约一年。1946年，我离开《和平日报》，开始创办‘怀正文化社，主要出版中国新文学作品。社址就设在我那栋房子，我家里。”刘以鬯家即社址，从版权页可知，是在上海江苏路九十九号A。
《〈恶之华〉掇英》被编入“怀正文艺丛书之三”，从书中尾页的广告看，丛书另有长篇小说《铁花》（熊佛西）、剧本《好事近》（李健吾）、短篇小说集《风筝》（许钦文）、理论《西洋文学近貌》（赵景深）、散文集《待旦录》（施蛰存）、剧本《浮生六记》（费穆）、短篇小说集《望八里家》（丰村）。丛书主编由刘以鬯担任，发行人刘同缜则是刘以鬯（原名刘同绎）的胞兄。
当年门牌号码为江苏路五百五十九弄九十九号A、B栋的两幢房子，均为三层，结构、式样完全相同，两幢各自独立，但在三楼却有过道相连。据说，院内有假山、水池和草地，环境幽雅。徐 从美国回来后受邀住进此地，并将鲁迅赠他的“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横幅书法张挂在社中客厅。
1948年2月，戴望舒《災难的岁月》由星群出版社出版。与其他诗人在该社出版的诗集不付稿酬，甚至需贴补印刷费用不同，曹辛之还付给了戴望舒一笔稿费，数目不详，但从印数仅为一千册看，估计不会多。此前，这本诗集已被数家出版社婉拒。这本只有二十五首诗歌的诗集收有抗战前后戴望舒的作品，大抵是他另一种形式的、再一次的自我辩诬。因为，数月后，戴望舒被自己服务的学校以“汉奸”之名向当局举报，不得不携全家逃回香港。《灾难的岁月》成为戴望舒生前最后一本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