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炮劝生，沦为繁殖工具，添丁破产……中国人不生的背后？
时间：2020-10-12 09:56: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相比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出生率12.95‰，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两个指标同时出现下降。
尽管我国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二孩数量却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高达51.2%，比2016年提高了11%。这是自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超过一孩出生数的情况。
也就是说，出生人口的总体下降，并不是因为适龄夫妇二孩生育意愿不够，而是很多夫妇连一孩都没有生育。
我们在这里不再做重复的解读，只是讲述4个小故事，用来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了。
第一个故事：嘴炮式劝生
1969年出生的上海人梁建章，在公众面前一直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互联网企业携程网的创始人，另一个是积极提倡生育的人口学者。第一个身份为他赚到了亿万财富，第二个身份给他攫取了无数声誉。
这种身份的“硬分叉”发生在2007年。在跟沈南鹏等人一起创办携程之后，没用几年的时间，携程就变成中国最大在线票务公司，并登录纳斯达克。到了2007年，用梁建章的话来说，就是“行业里拿望远镜也看不到竞争对手”。
这番听起像是马云语录的话，换成马云自己，也未必敢讲出来。但携程在垂直领域的地位，那会儿的确无人撼动。于是在2007年，梁建章便功成身退，公司业务扔给一起创业的范敏，自己逍遥地去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了。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梁建章在媒体上的发言，几乎全部与人口学有关。一方面，他频繁与顶尖人口学者发表专著和论文，并兼任北大光华的教授；
另一方面，他冲到舆论最前线，为放开生育管制而奔走呼号，变成提倡二胎的代言人。
对于这种转变，有著名商界大佬如此评价：梁建章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创办一个携程网。此番话听着顺耳，仔细品味却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扬梁教授为人民做出的贡献；
二是讽刺这两年店大欺客触犯众怒的携程网越来越差劲。
跟创办携程时赌对在线票务市场爆发一样，转型人口学者的梁建章也赌对了生育管制的放开。2011年，双独二孩放开，2013年，单独二孩放开，2015年，全面二胎放开。在人口领域，梁建章享受到了好哥们沈南鹏在投资领域的待遇：从胜利走向更加胜利。
但凯歌并未奏响多久，接下来发生事件就教梁教授重新做人。2015年，响应全面二胎政策的携程，给员工配套了具备日托功能的亲子园。2017年11月，亲子园爆出老师给孩子喂芥末的视频，携程的程序员悲愤地写到：“我在楼上写代码，你在楼下虐我娃。”
此后的事情便众所周知。这件事的讽刺意味在于：一个提倡多生多育的学者兼商人，拥有无数的资源和财富，却连自己公司员工的孩子都无法照看好，那些嘴炮劝你多生的人，有考虑过如何帮你养吗？
父母劝你生孩子，通常还得承担给你出钱帮你看孩子的责任，但在互联网上劝你多生孩子的大v们，一副观音送子的模样，他们动动嘴皮子的成本为零。当然，最大的嘴炮，肯定不是梁建章这种专家。
2017年人口出生率公布之后，包括梁建章在内的诸多人口学者，都对低于预期的数字大跌眼镜，他们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解读，字里行间的充斥着黑人问号：
为什么你们不生？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用梁建章2016年在博鳌论坛说的一段话来回答。在这个几乎被销声匿迹的视频中，他是这样讲的：
梁总可谓字字珠玑。所以，老百姓虽然没钱把孩子往外送，但面对这些劝生的嘴炮，心里还是有点儿B数的。
第二个故事：工具式产子
2015年12月，34岁的中科院理化所女博士杨冰，妊娠 26+周，住进了中国妇产科最好的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有长达十余年高血压病史的杨冰，当时还患有胆囊结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龄高危产妇。
这并不是杨冰第一次来到北医三院的妇产科。事实上，2011年她就在这家医院生下了头胎女儿。当时女婴早产 27 周，后因呛奶患得肺炎，被北医三院救活后，夫妻二人担心预后不好会影响智商，遂放弃治疗。在丈夫的申诉下，他们获得了北医三院 45万的赔偿。
在首次怀孕过程中，杨冰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引起的先兆子痫，并引发了头胎女儿的早产。这种极度危险的信号，并未减弱杨冰夫妻要孩子的愿望，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她很快就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怀孕。
第二次怀孕，由于孕前几个月去医院做过放射性照射，担心影响胎儿健康，主动流产。第三次怀孕，是宫外孕，杨冰不得不切掉一侧的输卵管。在她第四次怀孕之前，这位高龄产妇已经完整地经历过了早产、流产、宫外孕和重症子痫。
但在杨冰的丈夫眼里，这些都不能阻止他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这位从农村考上大学的80后丈夫，是家里的香火独苗，在他上面，还有3个姐姐。在计划生育的背景下，杨冰婆家有着什么样的生育观，明眼人不难推断。
早产过？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流产过？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宫外孕？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高血压？没关系，你得接着给我生；
……
2015年上半年，已经34岁的杨冰第四次怀孕，杨冰头胎所患的症状重新出现，演变成慢性高血压合并重度子痫前期，但家里通过途径得知是男婴，自然要去冒这个险。于是，这位中科院优秀的女博士，在无数因素的催促下，展开了一场跟死神的赛跑。
2016年1月11日凌晨，楊冰胸痛难忍，已在鬼门关上的她给丈夫手机打了11个电话，却无人回应，最后只能打家里座机，绝望地喊道：“你来吧，我前胸后背疼的难受。”这才把熟睡的丈夫从床上叫醒。endprint
几个小时后，杨冰主动脉夹层破裂，心跳骤停，经过多科室的联合抢救，最终带着尚未出世的儿子，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对于求子心切的丈夫来说，显然是无法接受的结果。由于之前在北医三院有过成功索赔的经验，轻车熟路的丈夫召集了几十个人，在北医三院的官方说明中，这些人“在病房大声喧哗辱骂，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
不仅如此，杨冰丈夫还搬来了老婆生前的单位—中科院理化所，出具了一份霸气十足的红头公函。由于中科院这种级别单位的卷入，以及北医三院正面硬刚毫不妥协的态度，使事件不断升级，被部分媒体冠以“顶级医闹”。
杨冰的丈夫提出了200万的赔偿，并在自媒体上“声情并茂”地悼念未出世的儿子：他将杨冰头胎出生80多天的女儿称为“女婴”，而对这次胎死腹中的孩子却称“我儿”。至于妻子，丈夫也“感情真挚”地写道：“你走了，谁来每天给我做早饭？”
杨冰的哥哥曾说：“假如让妹妹放弃这个孩子，或许能保住自己的命。”但很显然，是否弃子保命，杨冰的哥哥说了并不算，杨冰的父母也说了不算，决定权在她那个求子心切的丈夫手里。
这种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的糟粕观念，显然不是个案，杨冰的遭遇也在全国再三上演。2014年8月，湖南湘潭一名产妇遭遇羊水栓塞，医生要求切除子宫才能保命，当时在场的婆婆是这样回应的：
跟楊冰一样，湖南这位产妇最终也没能闯过鬼门关。她的死被家属和媒体炮制成臭名昭著的“裸死门”，变成了向医院讹诈的工具。多亏事件调查组做出医院免责的结论，否则这种置产妇性命于不顾的闯关模式，将成为竞相模仿的对象。
故事回到杨冰身上，那位把她推上鬼门关的丈夫，有房有车中年丧妻，无论是否能拿到几百万赔偿，都将是婚介市场上的抢手货。一位媒体人评论道：“或许用不了两年，在杨冰女士住过的卧室，张自强先生将会娶一位新太太，而他的新太太，十之八九还是要生育的。”
但这一切都跟杨冰没关系了，命运没有给杨冰重新选择的机会。
所以越来越多的现时代女性拒绝生娃。女生讨厌的从来都不是生孩子，而是自己的生育选择权被剥夺，怀孕给身体造成的不适被轻描淡写，生产带来的心理问题得不到理解，成为母亲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被否决，更别提有些长辈还重男轻女，有些丈夫自己都是个没长大的小孩。
我一直都觉得，如果一个女人选择跟一个男人结婚并且生下两个人共同的孩子，应该是她自愿的，生娃之后，她不应该以自己曾受过的苦难为由去绑架自己的孩子和爱人，与此同时，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把她放到孩子和丈夫身后，用“母亲”“妻子”的身份淹没她的独立人格。
第三个故事：破产式添丁
湖南人欧建新出生于1975年的五一劳动节，父母都是农民的他，从小学习成绩优秀。1994年，他顺利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入工程系统专业学习，1998年本科毕业，先是去了株洲一家研究所工作，2001年，他跳槽去了日后被万人敬仰的深圳华为。
2001年的华为，虽然已经是一家年收入高达225亿的超级企业，却仍然像一辆以200码速度狂飙的坦克，十六年后的2017年，它的收入还会再扩大29倍。欧建新在华为完成了作为中产的基本积累，2005年，他与妻子在南山区买了一套90平米的房子。
但他并没有完整地享受到华为的成长红利，在华为工作8年后，欧建新辞掉了工作，全职去南开大学读MBA。2009-2011年，是他全职读书的三年，这期间，他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深圳的房价也开始了飙涨之路。
南开的MBA学位，似乎并没有给欧建新带来职业生涯的大幅提升。2011年毕业后，他重新做回老本行，加入了老东家华为的对手-中兴通讯工作。根据日后他妻子丁艳的描述，2017年他的收入是30万/年，对于一个2001年就加入华为的IT工程师来说，这是个相对比较低的数字。
但他们在南山区房子的按揭早已还完，妻子也有20万/年的收入，所以欧建新30万的年薪仍然可以维持一家的中产生活。为了赶上深圳日新月异的房价，他们还在东莞松山湖买了一套房子用来投资，月供9000元。加上一个孩子的开销，家庭收支的那根弦，紧绷，但并不会断裂。
2016年，欧建新和妻子生了二胎。
新生婴儿，奶粉尿布早教得跟上，需要钱；
两个孩子，九十平不够住要换房，需要钱；
四个老人，养老看病来深圳探望，需要钱；
八口之家，吃喝拉撒的生活开销，需要钱。
事实上，第二个孩子带来的，不仅是作为父母的喜悦，更是某种无形的压力：紧绷欲断的家庭开支，已经不允许职场上出现任何一点挫折。作为妻子眼中的“经济支柱”，欧建新已经如履薄冰，容不得踏错半步。
但事与愿违，2017年12月，欧建新所在的中兴网信公司大规模裁员，42岁的他被公司劝退。此时，如果选择主动降低自己所谓中产的生活标准，并非不能挺过去这道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敢于面对“中年返贫”，欧建新显然已经失去了继续扛下去的勇气。
12月10日，他从公司研发中心大楼上一跃而下。
一个多月后，中国2017年人口出生数据公布，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双降。无数媒体在解读此条新闻时，引用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这句话貌似是一句总结，本质却是一句警告，但已经撒手人寰的欧建新，并没有在该听到它的时候听到。
第四个故事：焦虑式育儿
最近有一款游戏很火——旅行青蛙，让我们看到现实中的另一面。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养一只蛙儿砸只要手指动动割割草，就能过一把当父母的瘾。
蛙儿砸不出门你担忧，出门你也担忧，但是这种担忧更多的只是一种情感投射，并没有现实基础。
换句话说，你在养蛙的过程中感受到的“育儿焦虑”，是隔着屏幕的，那些所谓的担心更多的只是一种虚拟的情感释放。endprint
这与你玩其他游戏来逃避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这就好比“叶公好龙”的故事，天天喊着自己喜欢龙，但要是真龙现身，又会吓得半死。
在养蛙儿砸这件事上也是如此，你可以天天沉浸在当“老母亲”的剧情中，但要是真有一个娃出现在你面前，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崩溃。
这种崩溃，来源于焦虑程度已经超过了你承受的极限。
在养蛙游戏中，适度的情感投射带来的轻微焦虑，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害的情感刺激。
但是，在现实养娃中，你连自己的生存焦虑、收入焦虑、情感焦虑、升职焦虑都解决不了，再来一个育儿焦虑，你就真的崩溃了。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养娃游戏的火爆并不能证明年轻人的生育欲望，恰恰相反，证明的是年轻人躲避生育的惶恐和无助。
据说，2017年江苏人的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到34.2岁，即使结婚了，也未必会有生小孩的念头。
对于本就不自由的年轻人来说，生个小孩出来，什么都被绑住，责任这两个字太重了，谁都渴望像蛙儿砸一样说走就走。
孤独也好，佛系也罢，都是在逃避无力摆脱的困境，但是肩膀上的压力确实实实在在的。
随着人口出生减少，年轻人未來面对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
年轻劳动力减少首先冲击的就是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也会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冲击。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养老金，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年轻人继续交养老金，老无所依将成为普遍现实。
以前是几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到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年轻人养几个老人。
老一辈人总爱说，你们年轻人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但实际上呢？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苦恼，现在年轻人面对的焦虑不比过去少，拥有的选择也并不比过去多。
但是，现实终归还是现实，游戏也终归只是游戏。游戏之余，更重要的是学会面对现实、接受现实、改变现实。
尾声
Houseknecht（1987）统计了47个1975-1987年间对人们不愿意要孩子动机的研究，发现占据前几位的是以下几个原因：
不想失去个人的自由：79%
想要获得更高的婚姻满意度：62%
事业上的考虑和经济利益：55%
早期社会经验的影响，对自己做父母的能力的怀疑：31%
害怕生育、恢复过程中的生理痛苦：24%
最后，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要不要孩子，会越来越大程度地成为属于一个个体自身的选择。尤其是，一个女人，她能够有权利选择成为一个母亲，也可以选择永远不成为母亲。社会、父母辈、乃至伴侣，都不能用污名、用爱的勒索、用暴力剥夺这份权利。我们可以喜欢孩子，也可以不喜欢孩子——都不是罪。
我们相信一个人可以从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一生中，都获得可能有所不同、但同样丰富的许多东西。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