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

胡 旭

能到政协谋个职位，我算是安全着陆了，这辈子算是完美收官，没有其他想法了。在基层这些年，天天提心吊胆的，像蹚着地雷阵，要时时小心、处处谨慎，防范各种不测，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蹚到了地雷。一旦蹚到地雷，这一辈子就完了。发生在我身边的例子可以说数不胜数，他们似乎都比我聪明、都比我有能力，有的有背景、有的官比我大得多，或是运气不好，或最终没有完全把握住，现在不都进去了吗？一旦进去了，失去人身自由不说，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还给家人及亲戚朋友带来无尽的伤害。而他们过去干过的那些好事和有益的事，谁还能记得？

自从走上领导岗位，我在基层一共干了十六年，一年区委副书记，一届区长，两届书记，在全市正处级干部中算是年头长的了。那些比我下去迟的，干一届，或干个十年八年都提拔走了，有的已经提拔到省里，有的交流到外地，早已是正厅级了，我依然原地踏步，不知道组织上是怎么考虑的。按照我原来的打算或以往的惯例，我干一届区长再干一届书记就差不多了，该提拔提拔，不提拔也该找个相应级别的清闲地方待着。可是，干着干着，就又干了一届。十六年，除了第一年的副书记轻松一点儿，其余十五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不要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就是那些老板们下属们过年过节送的钱送的卡，我都不知道退掉和拒绝了多少个。我知道送钱送卡与那些安全事故一样，都是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就这样还不断有人举报我，说我贪，说我是腐败分子。要说这么多年我一点儿问题没有不现实也不客观，在基层干，又是多年的一把手，整天在钱里滚，无论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我认为，中国官场没有绝对干净的人，就像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总体污染了，无论你采取什么措施，也很难保证你吸进去的都是干净空气。但有一个好，那就是我胆小，运气也好，能掌握好尺度、把握住底线，吃吃喝喝可以，送钱送物送美人坚决不要，公家的便宜可以占一点点，私人的钱财我一分也不收。所以，他们怎么查也没有查出我有什么大毛病。现在上面抓得这么紧，就连吃吃喝喝都不允许了，更不要说那些不义之财，还是早一点儿离开权力中心，早一点儿安心。

如果有人问我在底下干这些年最怕什么？我说，既不是纪委也不是检察院，因为我心里明白，他们不会找我的，即使找了我，也不是我的事。我最怕的，就是半夜有人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个时候打电话，不是这里死了人就是那里失了火。这些事故几乎都是突发事件，比如车祸，比如矿难，都是无法预测的，也是无法掌控的，但只要死了人你就要负责，毕竟是在你这块地皮上出的事情。中国就是人多，哪天不死人？死人不要紧，但不能死得多，不能集中一块儿死，死多了，不管是不是我的责任，我这个区长区委书记就不要干了。还好，这十五年的地雷阵我终于蹚过来了——现在可以安全着陆了。

其实，当官就图个表面风光，前呼后拥的，小车来小车去的，到哪儿都有人引导都有人服务，说什么都是做指示。特别是在区里干这些年，整天有一帮人围在身边，听到的都是好话，我说什么都是对的，好像我这个人是万能的，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只要是我提出的意见，没有一个人敢当面说个不字。我知道，他们这样顺从我，都是想从我这里得到好处，没提拔的想得到提拔，已经提拔的还想提拔更大的官儿。因为这些都是我一句话的事，我想叫谁干就叫谁干。这样就有一些人整天围着我转，说好听的话，甚至送钱送卡，有的还通过别的途径，比如上级领导、我的同学或朋友，给我打招呼打电话。甚至有人为了一个副科级，找了不下十个人。这有什么办法呢，在机关干讲究的就是一个级别，没有什么能证明你的成绩，级别上去了，就说明你干得好，级别上不去，你干得再好，都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至少是不成功的。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时候年轻气盛，好面子，一根筋，就是想当官。认为只有当更大的官，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其实，我心里的苦心里的累没有多少人真正能够体会。因为既然当了，就要好好当、就要当好、就要负责任，上要对得起关心自己培养自己的领导，下要对得起信任自己的百姓。这就叫骑虎难下，不干吧，想干的人多得是，可以说是趋之若鹜，许多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干吧又有些吃力不讨好。当官无止境，谁都想当更大的官，但位子就那么几个，是稀缺资源，僧多粥少，这样就形成了竞争。为了今天這个副厅级，我比别人多付出十倍的努力都不止。这个副厅级，除了工资多拿一点儿，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想要的人多得是，据说是三个人争一个位子。当然了，这个我没有关心，也没有问，活到我这个年龄，对什么都看透了想开了。最后还是老丈人出面才摆平了这件事，今天的主席台上才有我的一席之地。

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邹海涛口口声声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现在偏偏和我坐在一起，而且都坐在主席台的第一排。你想想，一个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不在手术室里好好做手术，跑到这里开什么会！而且，凭什么要给他一个政协副主席的位子，是不是这样的位子送不掉了？我从左边上台阶往主席台上走的时候从他身边经过，我故意扭过脸不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我，拿着手机在玩儿。

离开会还有几分钟，人还没有到齐，大领导还没有到。我打开手机微信，看看朋友圈有没有笑话或段子之类的，这样的会实在是无聊无趣得很，自己要给自己找一点儿乐子。我抬头看看台下，黑压压的一片都是人头，都在低头玩手机。我有时想，现在的人三天不给他饭吃可以忍受，半天不给他手机肯定受不了。我点开微信，看了几条，没有什么特别的，都是一些励志性的心灵鸡汤。我终于还是忍不住点开邹海涛的头像，给他发了一条微信，就四个字：祝贺荣升！他很快就回了，几乎在我发出去的同一秒。他先给我发了一个笑脸，接着又发了一句话：我这是陪姑娘撒尿。

这话我懂。在我们老家，过去生产队时期，男女社员一起干活，大呼隆，一块儿来一块儿去，像赶集，但中间都要休息一下，是为了大家方便。这时男社员一般找一片庄稼地或小树林就地解决，女社员却要成群结队地回村里解决，有的还要顺便给孩子喂奶。有的女社员还是大姑娘，既不喂奶又没有尿，不需要解决，但也跟着回去了，就是陪着说说话，这就叫陪姑娘撒尿。我不明白邹海涛为什么把自己当选市政协副主席叫作陪姑娘撒尿！

我与邹海涛是初中同学，是一个公社的，但不在一个大队，小学不是在一起上的。我们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两家相距将近二十里。我们初中时就两个班，他是一班的学习委员，我是二班的学习委员，我语文好，他数学好。教语文的高老师喜欢我，教数学的马老师喜欢他。高老师是一班班主任，马老师是二班班主任。我们俩虽然不在一个班，但老师都是一样的，马老师来我们二班上数学课的时候经常提到邹海涛，高老师到一班上语文课的时候也经常提到我，因此，我们俩都是学校里的名人。校长对我们俩都很器重，学校举办什么活动，我们俩都要上去发言。我们俩虽然经常在老师办公室或老师宿舍里碰面，但从来没有说过话，因为他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其实，就是相互妒嫉，相互不服气。

那年中考，我们学校只有四个人考上了普通高中，两个是往届的两个是应届的，两个应届生就是我和邹海涛。

上了高中以后，我与邹海涛不在一个班，后来我学文科他学理科隔得更远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比上初中时好多了。吃饭时在食堂碰到了，或上早操时在操场上碰了面，我们也相互打个招呼，周末回家有时还相约着一起走。

毕竟是高中了，我们俩再也不像初中时那么引人注目了。班上比我们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多的是，根本显不出我们了。当时，我们对自己的前途都感到毫无把握，甚至觉得希望渺茫，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考上。考不上就意味着回家种田当农民，初中时期的光环早已消退得无影无踪。渐渐的，我们之间还有那么一点儿惺惺相惜的味道，这样我们反而走得越来越近了。

两年高中很快就结束了，幸运之神光顾了我而忽视了邹海涛，我以高出大专分数线两分的成绩被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录取，邹海涛却落榜了。

从分数线下来到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一直没有与邹海涛联系，我怕会刺激他、让他难堪，毕竟我们曾经既是对手又是战友。我到学校填报志愿的时候，偷偷地到理科班打听到邹海涛的成绩，听说他考得不好，没有发挥出正常水平，与录取分数线相差十几分。那时候高考录取率很低，分数差距很小，相差一分中间就会相隔很多人，何况是十几分呢！

后来我上的是本省外地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的的中文专业，毕业后就留在当地我曾经实习过的那所中学当老师，这样我与邹海涛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再次见到邹海涛是六年以后了。这时我已经在中学当了四年语文老师。

我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太阳像一盆火在天空中燃烧着，由于长时间没有下雨，校园里的树似乎都被烤焦了，蔫巴着叶子。那时候学校条件差，教室里连电风扇都没有，我在上面汗流浃背地讲课，学生在下面用书本扇着风。那天好像是讲杜甫的一首诗，因为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课文已经上完了，是复习，古诗词是必考的内容。我正講到兴头上，有同事在窗外喊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有人找。

我匆匆忙忙结束课堂内容，让学生自己看书复习。我走出教室，来到语文教研组。

我一进门就看见邹海涛坐在那里，地上放着一个大旅行包。邹海涛见到我立即站了起来，要与我握手。我摆摆手，示意他，手上都是粉笔灰。我立即走到洗脸架前，在水盆里洗了手，再转过身来与邹海涛打招呼，说话。

六年多没见，邹海涛似乎变化不大，除了成熟一点儿沧桑一点儿穿着讲究一点儿，与高中时期没有什么区别，好像还长高了一点儿。

我说，邹海涛，你怎么来了？

他笑笑说，我来找你呀，老同学！

听他这么说我也不好说什么了，屋子里还有其他人，毕竟是公共场所，我也不好问得过细。我立即弯腰提起他的大旅行包，说，走，我们到宿舍去。

自从落脚这个城市以后，老家来找我的人就没有断过，他们有的是我的小学同学，有的是家里拐弯抹角的亲戚，还有同一个村子一起长大的发小。他们不是来让我帮忙找工作的，就是向我借钱回家买化肥买农药的，要么就是帮他联系医院看病的，好像我考上大学住在城里就没有办不了的事情。

过年回家，临走时我曾跟父母交代过，我说你们在外面不要乱说，不是实实在在的亲戚，不是真的有困难，你们不要告诉我的地址，其实我就是一个穷教书的，办不了什么事。母亲有些不高兴了，说我们乱说什么了！人家问你在哪儿上班？好心好意的，我不能说不晓得吧！你毕竟是我们村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人家问你是关心你，是看得起你，人家好不容易找去了，你可不能怠慢人家，不然人家回来是会散你票子的。

我就是被这“看得起”三个字压得喘不过气来。老家每次来人我都得小心侍候着，生怕有什么闪失，能解决的就尽量给他们解决，比如借钱之类的，只要我手里有余钱，我就会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一时不能解决的，我也会装出很尽力的样子，陪着他们东跑西颠的，让他们回去后无话可说。农民的嘴是很厉害的，可以正着说，也可以反着说，散起票子来哗哗的，简直比下雪还壮观。

我被老家来人都来烦了，但是，邹海涛不算，他能来找我，我真的非常高兴。毕竟我们是老同学、同窗校友，而且我们曾经还是相互嫉妒相互看不起的对手。他现在能来找我，说明他已经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承认自己是我的手下败将，这样我就更应该好好招待他了。

邹海涛这个大旅行包还挺重的，不用看我就知道，里面装的肯定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用品，比如换洗衣服洗漱用品之类的。他来找我肯定是想让我帮他找事情干的，在城里随便找个什么事情干，也比在老家种田强。他只要向我开口，我会尽一切力量满足他的要求的。我的学生里面就有不少家长是当官儿的，我只要愿意矮下身子低下头求一次，他们一般是不会拒绝的。

我想，我这样做既能显示出自己的大度，也能提高我在同学和老家人心目中的威信。

可是，我优越感的火焰没有燃烧五分钟，就被邹海涛的一句话彻底熄灭了。

他说，我是来报到的。

原来，邹海涛刚从江南医学院毕业，分配到我们市，今天是来报到的。

邹海涛

那年高考我考了三百五十多分，与录取分数线相差十多分。听说胡旭考上了，我当然非常沮丧，因为中考时他的成绩不如我，总分比我低好几分，高一时他的年级排名也一直在我后面，而且差得很多。高二分科时，只有成绩差的才去文科班，特别是数学差的，因为高考文理科数学卷子不一样，文科数学要比理科数学简单得多。后来我听老师们说，胡旭高考数学几乎是满分，胡旭能考上大专多亏数学给他挣了分。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我的数学成绩都是最好的，高考时偏偏数学没有考好，一百二十分的卷子我只考了八十多分。后来我分析，我数学失分的主要原因是在最后一道大题目上。这道题是解析几何与立体几何的综合题，平时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就是因为不难，我太轻视了，把解题的思路弄反了，结果二十分的题我一分没有拿到。

我知道我只要补习一年肯定是能考上的，班主任王老师也找人带信，让我回去补习。但是，我没有回原来的学校，我不想面对那些曾经对我好对我抱有极大希望的老师，更不想和那些成绩比我差很多的同学一起补习。我跑到邻镇离我家相对较近的一个中学补习去了。当我拿出高考分数条，并说了我高中阶段的学习成绩时，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向我敞开了怀抱，欢迎我去补习，而且免收一切费用。我的学习成绩是摆在那儿的，他们几乎也都听说过我，第二年考上大学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只要考上了，哪怕是中专，也能为他们争取名次和得分。

不出人们的预料，第二年我果然考上大学了，由于是在补习学校直接报考的，我原来那些同学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对胡旭的行踪了如指掌，因为他在明处我在暗处，但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要与胡旭联系的念头。自从他留在北边这座小城工作，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在江南上大学时我就喜欢上了那座小城，那里雨水充沛，空气清新，四季常青，除了短暂的冬季，春夏秋三季，满眼都是绿色，走在大街上像走在绿色长廊里。那时候我就想，毕业后如果能够留在这座小城工作就好了。但是，有要好的同学对我说，想留在这座城市的人太多了，这里根本容不下那么多人。我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回家乡的县城，县第一人民医院也是需要我的。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被分配到这座以产煤而著称的到处飘满灰尘的小城，偏偏与我的冤家对头胡旭搞到一起了。也好，这样我一来就有个落脚的地方了。

由于我学的是临床医学，学制是五年的，而胡旭那时的大专两年就毕业了。因此，当我背着行囊风尘仆仆来到这个城市报到、开始工作的时候，胡旭已经工作四年了，已经是这个城市的老资格市民了。

年轻时的胡旭是个文学青年，喜欢写诗。那天晚上我们喝了一点儿酒，加上旅途劳累，我早早就睡了。当我一觉醒来，准备起来撒尿的时候，看见书桌上的台灯还亮着，胡旭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个雕塑。我凑着光线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十二点多了，我说你怎么还不睡，是在改作业吗？他说不是，写东西呢。

胡旭很勤奋，每天写东西都要写到大半夜。他还担任着学校的团委书记，校园里的那块黑板报基本上是他承包的。那时候我刚上班，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身边没有什么朋友，有时下了班就去找胡旭玩儿，我经常看到他在出黑板报。

胡旭出黑板报的时候我就站在边上看，他的板书写得很好，像印刷体一样规整，有时还画上插图或题图，显得既活泼又生動。他的黑板报是学校里的一道风景线，经常引来许多人观看。我一直认为，胡旭出黑板报是有私心的，想发表自己的东西。那时候他经常投稿，几乎每周都有稿件寄出去，但是，他投出去的稿子就像那泥巴做的牛掉进海里，一点儿影子都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在正规报刊上发表一个字。但是，他并不气馁，坚持不懈地写，外面不给发表他就在黑板报上发表。他出的黑板报上，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诗歌。他抄在黑板报上的诗每首我都仔细看了，有的还能背下来，还真像那么回事，比报纸上的有些诗强多了。

学校有一位教英语的女老师，姓刘，瘦瘦的，皮肤黑黑的，清清秀秀文文静静的，看着就很舒服。他们是同一所师专毕业的，是校友，她比胡旭迟两年毕业，年龄也比较小。她很敬慕胡旭的才华，经常找他借书看，借文学书，借文学杂志，声称自己也爱好文学，要多向胡老师学习请教。有一次她来还书时正好被我碰到了，她走后我对胡旭说，她是不是爱上你啦？我看她挺好的，你就跟她谈算了。胡旭很严肃地对我说，她有那个意思，我没那意思！我说怎么搞的？她哪一点儿配不上你！她大专毕业，父母都是工人，还是城市人，你一个农村来的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呢！胡旭说，城里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现在不都是城里人吗！我又说，你们两个都是老师，又是同事，又有共同爱好，不是挺好的吗？胡旭说，我俩想的不一样。

其实，我就随便说说，开个玩笑而已，也没觉得他们多么般配，只是觉得有人追是件幸福的事。我知道他和我想的不一样，胡旭长得帅，又有才华，喜欢他追求他的女孩子肯定多得是，他是不愁找不到他喜欢的女孩子的。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胡旭后来找的对象竟然是一家工厂广播站的广播员，只有初中学历。

有一段时间，我下了班没有事就骑车去学校找胡旭，总是找不到。有一次碰到他的一位同事，我就问，胡旭最近干什么去了，怎么总是不在学校？同事说，他可能谈对象了。我说，哦，难怪呢，他对象是干什么的？他同事用手一指说，是那家工厂的广播员。

学校附近有一家几千人的大型企业，有时我从那儿经过，正好赶上下班时间，人像潮水一样从大门往外涌。

接下来他同事的一句话让我笑了，他说，他是去给对象改广播稿的。

我想胡旭既然谈对象了，有人跟他玩儿了，我也就不去打扰他了。后来我也谈对象了，我们都有了自己的玩伴，都有了自己的生活，接触就少了，渐渐的就疏远了。不过他结婚时还是通知了我的。

胡旭谈对象不到一年就结婚了。他结婚的喜宴是在一家不太出名的酒店举办的，有十几桌，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也算是比较隆重的了。我结婚时就办了两桌，除了科室里的同事，就是老家的父母兄弟。

胡旭自己也没有多少客人，客人主要是对象那边的。我是他在结婚这一天才知道，胡旭的岳父是那家工厂的党委书记。

胡旭结婚不久就离开了学校，改行搞起了行政，调到区里任团委书记，成为一名年轻的正科级干部。那时候国家为了稳定教师队伍，老师改行是很难的，没有一定的关系是不可能办成的，而且，胡旭不仅是改行，还是提拔重用。难怪胡旭会选择一个有没有文凭而且是工人身份的广播员、而不愿找一个有大专文凭的教师做老婆，他自有他的打算。人各有志，谁都有选择的自由，何况是找对象这样的私事呢。不过胡旭的对象小季长得还是挺漂亮的，皮肤白皙，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头发，行为举止落落大方，而且谈吐不凡，有一种大家闺秀的味道，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胡旭的岳父老季是厂党委书记，正县级干部，是与区委书记平起平坐的，都是市委直管的干部，他们之间是能够说得上话的。

后来我一直认为，胡旭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自己有这方面的优势干嘛不利用呢？找什么样的老婆不是找呢？何况小季也不差。实践证明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胡旭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从没听说他有什么绯闻，他对老婆是忠诚的，他们的儿子也很出色。

有一段时间，胡旭还动员我改行从政，说卫生局缺一个团委书记，让我去补这个缺。这时胡旭已经升任团市委副书记了，他岳父老季也平调到市委组织部任常务副部长。胡旭对我说，只要我愿意改行，先到卫生局过渡一下，很快就把我调到市里去。他岳父就是管干部的，副县级以上干部都属于他管，我相信他这话没有多少水分。他还说，我要能够调到市里工作，我们就能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在官场上混没有几个得力帮手，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我知道他是真诚的，也是真心想帮我一把。当然，他也有自己的私心和打算，他想通过帮助我提高他在我心目中的威信。我当然不吃他这一套，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学习成绩一直比他好，学历也比他高，不能现在走上社会了，反而落在他后面，需要他来提携我了。我就是想当官，也要靠自己的真本事，靠自己去奋斗去努力，而不是依靠别人走捷径。自己蒸出来的馍吃起来才香，吃别人丢给你的馍没有味道。

我对胡旭这种赤裸裸的拉关系玩弄权术的做法非常反感，我不想给他机会，于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还进一步阐明了我的观点，我说，我一个外科医生，在大学里学了五年的临床医学，又在医院里做了五年的手术，现在已经是中级职称了，工资也不低于正科级干部，干嗎要去当那个破团委书记呢？

胡旭似乎有些生气了，说你不去就不去，干吗要说团委书记是破的呢？破团委书记！思想反动！

我说，你不要扣大帽子好不好？现在帽子不吃香了！我只是打个比方，就是不想去从政，我只想当个好医生。

这一次谈话我们不欢而散。

我说的都是气话，就是想气气他，就是看不惯他那春风得意的样子。其实，这并不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虽然喜欢我的专业，但我更喜欢当官儿，只是不愿意在胡旭面前承认罢了。

按说胡旭真是一个好同学好老乡，真心想帮我一把。过了几天，胡旭又给我打电话，我估计他已经猜到我心里的真实想法，认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

他说，人民医院不缺你一个外科医生，卫生局就缺你这样的有学历的优秀年轻干部。

由于这次是打电话，不是面对面，我的口气缓和多了，态度也好多了。我说，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岳父季部长的意思？

他说，都有。

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其实，我真的有点儿动心了，农村出来的孩子，哪个不想谋个一官半职。我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他们见过的最大的官就是公社干部，而且只是见见，远远地看一眼，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他们见到大队干部大气都不敢出，我如果能当个官儿，回老家也能吹吹牛，说自己是什么什么级别，也能让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的父母扬眉吐气一回。他们也可以在那些村官面前大声地说一句，我儿子比你级别高多了！

能当团委书记就能当党委书记，中间只是一步之遥。当了党委书记，所有的医院就都属于我管了，到时候我还是一个懂业务的内行专业干部，不存在荒废专业这一说。

可是，妻子坚决反对我从政。像改行换工作这样的大事，我必须跟妻子商量，还有她的家人。因为自从结了婚，我的命运就与她的命运以及她全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妻子说，你一个搞专业的人从什么政？就是从政也是从与专业有关的政呀，像科室主任、副院长、院长什么的，当什么团委书记！行政干部就是万金油，哪儿都能抹，什么病都不能治，而且行政干部风险大，喜欢你的领导哪天走了或退了，你就等着坐冷板凳去吧。

没想到妻子这么年轻，见识却比我广，看问题也比我深刻多了。妻子的话像一针清醒剂，是的，我应该在专业上多努力，多做出成绩，多出成果。如果我轻易改行，结果官没当上去，专业又丢了，那岂不太可惜了？

妻子也是一位医生，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爷爷是一位老中医，父母都是教师，恪守着自己的做人准则。认为平安是福，平平淡淡过日子才是人生的根本，有一项特长或有一门技术，这样的人生是最为安全和保险的，官场险恶，充满着罪恶和陷阱，我一个平民家的孩子还是不要涉足官场为好。妻子还说，我不像胡旭，他有老丈人这个后台，即使出一点儿小纰漏，也会有人保他，我无亲无故无根无襻，一旦出点儿问题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有人说，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妻子是个好女人，没有她也许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她是我的大学，我在妻子的大学里顺利毕业，我的人生也是按照她的规划一路走下来的，不能说处处顺畅，也算是有惊无险，才有了今天这个硕果累累名利双收没有留下什么遗憾的人生。看看今天官场上的那些人，当然活得好活得滋润的也不少，但进去的自杀的也不在少数。特别是近几年，简直有点儿“官不聊生”，我身边的人，或熟悉的人中，平时口碑声誉都不错，进去了以后才知道，一个贪字害了多少人。在利益面前、诱惑面前、有多少人能抵抗得住呢？如果我当初听了胡旭的话，走从政这条路，说不定今天也到里面待着去了。胡旭算是够精明够谨慎的了，还一次次被查，如果他没有老丈人这个后台，没有人打招呼，再没有人保他，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朋友之间经常调侃或开玩笑，说谁谁谁是妻管严怕老婆。有人就说，听老婆的有饭吃。这话对于我来说比较实用，我就是听老婆的没有改行从政，过了几年，我顺利地晋升副高职称，成为一名年轻的副主任医师。不久外科主任退休，我因业务过硬，被院里任命为外科主任。这时我已经是一名成熟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外科医生，一名主刀手，许多有地位有名望的人都排着队等着我去手术。此时，一个科室主任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但是，领导信任你，同事们也很给力，都希望我能上。

当外科主任没几年，市里一位新来的年轻副市长患胆结石，住进我们医院。他早就知道胆里面有石头，每年体检时医生都告诉他，但一直不疼，就一直没有做手术。这次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住进了医院，经会诊，需要立即手术。按说胆囊切除是个小手术，外科医生谁都可以做，我还有几个癌症等着去做。但是，他找到院长，指名道姓要我给他做。我推辞不掉，只好把其他手术往后推。

副市长住院期间我们混熟了，也很谈得来。因为我们是同龄人，又是同一年大学毕业的。他虽然比我大两岁，但上大学比我迟一年。他没有一点儿市长的架子，口口声声喊我老同学，我也不喊他市长，而是直呼其名，弄得那些来医院看他的下属和朋友目瞪口呆，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

他跟我开玩笑说，老同学，按照你现在的水平，完全可以当院长了。我说我连党员都不是，当什么院长？过了两天，他又对我说，老同学，搞专业也不错，什么时候也不愁没饭吃。我不置可否，点头说，还好还好。虽然我也羡慕那些进步快、有一官半职的同龄人，但有时也心安理得，毕竟我有一门技术，有求于我的人也不少。

出院那天，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老同学，谢谢你的手术，谢谢你多日来的悉心关照，以后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去找我。

副市长出院以后我们就没再联系，我确实也没有什么事要找他，不过在报纸上和电视上还是经常能够看到他的名字和身影的，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很亲切。

过了几个月，市委统战部一个考核组来医院，说要提拔一位非中共党员的党外副院长，而且明确要求，必须是业务骨干，是中层干部，请大家推荐。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都集中到会议室里，有二三十人，每人发一支笔和一张表格，要求写上一个人的名字和现任职务，还有推荐理由等，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写。大家拿着纸和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不知道填谁，想来想去只有我符合条件。有的人写上我的名字，写過之后还对我笑笑，有的人什么都没写，把表格一折交上去就走了。大家都没有当回事，因为这样的事以前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时候提拔干部老百姓说话算过数？都是上面想提拔谁就提拔谁。

我本来是无意当官的，当官首先要入党，这是惯例。党支部书记也曾动员过我，要我写入党申请书，我都以工作太忙推托掉了。当时我就想，我又不想当官，入党干什么？其他业务部室的主任都积极要求进步，早就是党员了，还有那些搞行政工作的，几乎都是党员。有的人为了入党，还请党支部书记吃饭，请支部里面的党员吃饭。党支部书记每次找我谈话时，好像都是一种恩赐，因此，我就更加不想入党了。

过了一个多月，上面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我以为考核只是走过场，形式主义而已。没想到有一天，组织部和统战部联合考核组又来了，上次来是推荐人选，这次来是正式考核，要找每个中层干部谈话，考核对象已经确定了，那就是我。几乎所有的中层干部都找谈话了，就是没找我谈话。

常言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果然一点儿不假。令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任命我为副院长的文件就下来了，我成为我们医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党外副院长。那些想当副院长想得发疯的科室主任鼻子都气歪了，他们哪个都比我付出的多，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精神上，甚至还有物质上的付出。对于我来说，这个副院长简直就是上天丢下来的一个馅儿饼，无意中砸到我头上了。虽然与我的初中同学胡旭比，还有很大差距，他几年前就是正处级了，当上了团市委书记，现在又当上区长了。他还年轻，仕途不可限量。但是，我与他的想法不一样，工作性质也不一样，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当更大的官，我有自己的专业，当不当这个官无所谓。就像人们常说的，年三十打个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

我原以为，当这副院长也没有什么。我是一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也不喜欢去管人，我还是当我的医生，最关心的还是我的病人，该我做手术的时候我还去做我的手术。无非是多分管一些行政工作，多担一点儿责任而已。我没想到当了副院长和没当副院长就是不一样，以前没当副院长时，各个科室都是平级的，科室主任在一起，关系好的、能说到一起的，开开玩笑，甚至吃吃饭打打牌什么的，关系不好的谁也不理谁，各人干各人的活儿，井水不犯河水。现在当了副院长，各科室主任对我都尊敬有加，以前像是弟兄关系，现在变成了上下级关系，见了面一口一个院长地喊着。开始我还不怎么习惯，时间一长就觉得这是应该的。过去不怎么打交道的人，甚至不怎么认识的人，现在见了面都主动与我打招呼。说起来也是，角度不同，辐射面就不一样，过去是一个科室，就面对那几十个人，现在面对的是全院，有上千号人。我分管的科室，许多事情需要我签字才能办成;不是我分管的，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我也有发言权和建议权。因此，大家都不敢得罪我，至少表面上对我都是客客气气的。权力这东西就像孙悟空手里的金箍棒，缩小了就像一根绣花针，看都看不见，一旦发挥威力了，那是无所不能的。

这些都是看得见、感觉得到的表面上的好处，还有许多隐形的看不见的好处更是我连想也没有想到，比如出国考察、进修、职称评定之类。当了副院长和不当副院长就是不一样，因为这些事都要拿到领导班子会议上研究，至少要互相通通气吧。过去这些事，你一个科室主任，想让你知道你就知道，不想让你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知道。现在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是第一时间知道的，没有什么事能瞒着我，只要我符合条件，只要是我想去想要想得到的，首先考虑的肯定是我。大家在一起共事，还要讲究一个和谐，还要相互照顾面子和关系，他方便你了，你也会方便他的。因此，自从我当了这个副院长，没有什么好事会少掉我的。这些年我出国考察、出国进修、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不下十次，那些没有当副院长、资历和水平与我差不多的科室主任，一辈子能有一两次出国的机会就不错了。还有职称评定上的优势，我是我们这一批同学中第一个评上正高职称的，也是我们医院为数不多的主任医师。

这次当选市政协副主席，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在我的人生蓝图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一笔。虽然我当了十多年副院长，在全市副处级干部中也算是老资格了。但是，全市副处级正处级干部有上千人，能坐上这个被称为人尖子的市一级的主席台，成为副厅级干部，我还是有些做梦的感觉。胡旭肯定也没有想到，他在官场上削尖脑袋奋斗了这么多年，搞到现在还是跟我平起平坐的，心里肯定不服气。我看他看我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样，说出来的话也是酸溜溜的。这有什么办法呢？有福自然来，人比人，气死人！如果他要知道范一来也坐在下面，和我们在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我们市的发展大计，一定会气得连觉都睡不着了。

范一来

早些年我回老家时，听初中同学说，我们这一届初中同学一共八十多人，只有四个考上学校的，一个大学、两个大专、一个中专，其中有两个毕业后分配在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工作，一个是胡旭，一个是邹海涛。我虽然没有考上什么学校，但也算是有工作的人了，因此都很看重，把我跟他们划成一类，是城市人。

胡旭和我不在一个班，上学时几乎没有打过什么交道。胡旭年龄小，可能比我要小三四岁，那时我们根本就不带他玩儿。初中时胡旭长得像个女孩子，脸白白的，个子矮矮的，说话还脸红，但学习成绩特别好，在年级是数一数二的，老师都喜欢他。他经常往老师办公室跑，送作业本、打别人的小报告。我也经常往老师办公室跑，不过是被老师喊去的，是去挨剋的，或者是去送检查的。邹海涛与胡旭一样，也是老师的红人，经常向老师打小报告，汇报我们这些成绩不好的同学的所作所为。因此，我既嫉妒他又恨他。我每次被老师批评了，都要想方设法报复他，找他出气。因此，我与邹海涛虽然是同班同学，但我一直不好意思去找他。

我初中毕业没参加中考就回家了，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我知道，我要那张毕业证也没有用。我也知道我考也是白考，只会降低学校的平均分和升学率，只会拖学校的后腿。我想了想，回家跟父母商量，还是省了那几块钱的报名费吧。这事除了我父母不高兴，没有人不高兴，不仅我自己高兴、学校高兴，老师也高兴。这大概是我留给学校和老师最好的印象吧。

父亲当了多年大队干部，我也是从小被宠坏的。原指望念完初中回来，父亲能给我找个事情干干，或者去当兵。哪知道分田到户以后，集体经济都散掉了，原来的加工厂都被私人承包了，我根本无事可干。当兵也不能直接提干了，我就不想去了。父母见我一个五尺高的大小伙子整天在家没有事情干，像旗杆一样晃来晃去的，怕出事，又怕我跟社会上的人学坏了，就给了我几块钱，让我去找在城里工作的叔叔。

叔叔当兵出身，也是我父亲给他搞当兵去的，后来他在部队提了干，经别人介绍，找了个矿工的女儿做老婆。叔叔干到副营长就不干了，转业到地方，在矿上当了科长。那时候，科长在矿上还是很吃香的。叔叔问我能不能吃苦，我说能。他就给我在矿上找了一个协议工，下井，当采煤工。

当采煤工很辛苦，常常是两头不见太阳，早上披着星星去，晚上戴着月光回，如果连续上几个白班，见到太阳比见到老娘都要亲。采煤工虽然辛苦，但收入很可观，一个月有好几十块钱，比分配到机关的大学生拿的还要多。

我干了几年采煤工，手里存了一点儿钱，父母从老家给我找了个老婆。结婚后我把老婆带到矿上，在矿上安了家，才有了稳定的生活。老婆刚来时没有事干，周边又没有熟悉的人，她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很是着急，就想找点儿事干。我说你什么都不要干，在家好好待着，只要把我侍候好就行了，我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你吗？老婆不愿意，她不想坐在家里吃闲饭，也不想像傻子一样待着。她说她有一双好脚好手，还有一身力气，干吗要吃我的！老婆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但从小干农活干惯了，浑身是力气，现在闲下来了觉得哪儿都不得劲。于是，我给她买了一辆三轮车，让她到批发市场批点儿水果回来，就在矿门口卖，每天一车，卖完收摊。

老婆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她为人实在，从不扣秤，嘴又甜，大叔大哥喊得亲热，加上人长得又不丑，矿工从漆黑的井下上来，看到女人比看到太阳还要亲。他们都喜欢到她的水果摊前站一站，说说话，逗逗乐，顺便买点儿水果带回家，或带回宿舍，一车水果往往不到两个时辰就卖完了。

老婆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看我每次下井回来都累得像狗熊一样，就劝我别干了，别下井了，井下那么黑那么危险，一天十幾个小时，累死累活的，还没有她卖水果挣的钱多，不如和她一样，也摆个摊子卖水果。我说，你真是一个妇道人家，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能跟你们这些家庭妇女一样，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井下再黑再暗再危险，我也是工人阶级，上面再亮，你们挣的再多，也是小商小贩！

其实，我一边这么说一边在心里笑自己口是心非。老婆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曾动摇过，甚至动过心，就是嘴上不愿承认罢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看惯了农村人对待老婆的态度，也学到了一点儿大男子主义，而且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就像我父亲对待我母亲一样，我对老婆的话绝不能当一回事，就算她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也不愿承认。我一个井下采煤工，而且还是一个协议工，有什么理想和追求呀？只不过是放不下架子、磨不开面子，不想跟在老婆后面混罢了。

事情的转变是从一次瓦斯突出事故开始的，这次恶性事故让我彻底放弃了一直让我自豪和骄傲的工人阶级岗位。那一年我们结婚已经五年，儿子已经三周岁了。

事故发生在除夕之夜，也就是年三十的晚上。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放过鞭炮喝过酒吃过年夜饭，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十一点多钟，新年的钟声还没有敲响，我突然听到外面乱糟糟的人声，接着就是警车的声音和消防车的声音。我知道情况不妙，井下可能出事故了。消防车是矿务局救护大队的，警车是矿务局公安处的，只要井下出了安全事故，都会出现这两种车的声音。

这一夜我睡得很不安稳，迷迷糊糊的，一会儿惊醒了，一会儿又惊醒了，而且噩梦连连。我不知道出事故的是哪个工作面，如果是我们队的工作面，小况的情况就很不妙了。这个夜班本来应该是我上的，但小况为了让我们一家三口能过个团圆年吃个团圆饭，主动与我换的班。小况是东北人，为人直爽，好助人为乐。有人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一点儿不假，从小况身上就能看得出来。小况上班还不到两年，才二十多岁，连对象都还没谈，平时我们都喊他小东北。我与小东北关系不错，他休班时经常来我家喝酒，我老婆还准备给他介绍对象呢。

本来我是不打算换这个班的，我们矿工平时换班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谁家没有个急事，有事怎么办？跟队长说一声，找人替个班。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你再给他替个班，换回来就行了。不然有事就要请假，如果请假的人多了，没有人干活，任务就完不成。但是，毕竟是大过年的，谁都想留在家里，与家人一起过个年，谁也不想在井下过年。

年二十九那天，小况主动找到我，说范哥，我与你换个班吧，年三十你在家陪陪嫂子和孩子，夜班我替你上了。我内心一阵惊喜，心想小况这孩子真是个好孩子，深懂我的心呀，没有辜负我平时对他的关照。但是，我还是有点儿不好意思，有点儿心不安。我说不合适吧，大过年的，别人也会说闲话的。他说，范哥，没事，我是单身汉，反正过年又回不了家。我说那好，你下班搞利索点儿，年初一早上我们等你吃饺子。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们在人世间最后的对话，也成为我们之间的永别。

出事故的正是我们队所在的工作面，当时有一百多人在井下作业，其中二十多人安全升井，有八十一位矿工兄弟遇难，其中八十位是我们班的，一位是别的班的，这个人就是小东北。这次瓦斯突出事故出得有些突然，也有些蹊跷，事前没有任何预警，甚至毫无征兆，所有数据显示都是正常的。但是，矿难还是发生了，这是我市矿业系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瓦斯突出事故，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矿难。

大年初一早上，当我来到矿门口的时候，矿井已被封锁，除了救护车和救护人员，其他人不得进入。省市领导都来了，中央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等在那里。当我得知小况兄弟遇难以后，我是既伤心又庆幸。伤心的是小况兄弟是因为我而遇难的，庆幸的是我命大，如果不是小况兄弟主动与我换班，我就在这次事故中遇难了。

由于这次严重的瓦斯突出事故，全市煤炭系统停产整顿，事后两位矿务局领导受到处分，我们矿也有两个矿长被免职。

半年后，当我们矿恢复生产时，那些在那次事故中安全升井的兄弟又悲壮地走向井口，走向他们多年来默默奉献的工作面。他们相信，像这种小概率的事故绝对不会重复发生的，更不会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个工作面。而我却心有余悸，当了逃兵，再也没有去矿上上过一天班，再也没有下过一次井。

我觉得那次事故是命运对我的一次启示，是上天向我发出的一个警告，如果我不能领会，还是一意孤行，只会像那次事故中遇难的矿工一样，葬身煤海。

矿难发生后，在妻子面前，我那工人阶级的自豪感荡然无存，只好小心翼翼老老实实地跟在她后面打理水果生意。我把那辆小的人力三轮车废弃了，又买了一辆大的烧汽油的动力三轮车。这辆大的动力三轮车一车水果相当于小三轮车的三车。到批发市场批发水果的事我也主动承揽下来了。我把水果拉回来，妻子只负责卖。

渐渐，我们攒了一点儿钱，我就想，批发市场的水果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能批发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我揣着家里所有的积蓄，悄悄地跑到水果产地，想拉一车水果回来，这样价格可能便宜些。

我第一次去的是本省的砀山县，那正是水果的收获季节。果然，那里的水果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价格也比批发市场便宜很多，过秤也很马虎，有时一车就称一两筐子，然后就论筐子数，而且只会多不会少。

我拉回来一车梨，到矿门口以低于批发市场两三分的价格对外卖，不到一天，三吨梨就全部卖完了，有成三轮车批的，有十斤八斤买的，总之，只要给钱我就卖。晚上我们回家一盘点，除了那些烂的破的小的看相不好的没有卖出去，除去成本，这一趟净赚好几百块钱，相当于妻子在矿门口卖半个月的。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正式做生意了，大大方方地做，明目张胆地做，不再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了。因为我尝到了做生意的甜头，做生意真的比上班强多了。我以前总是认为做生意不是正途，上班才是正道。记得上初中时，我们偶尔上街，经常会看到“打办室”的人追着做生意的人满街跑，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公家卖，私人卖就是投机倒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没收。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如果不是煤矿出了安全事故，死了那么多人，打死我也不会做生意的。

我贩水果、贩蔬菜、贩西瓜，什么赚钱干什么。一件事干得时间长了，渐渐也能摸索出一点儿门道。那就是凡事都要用心，就像胡旭、邹海涛他们学习成绩好一样，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面，肯定能学得好。我那时候就是贪玩，喜欢交朋结友，讲义气，还喜欢打架，就是不喜欢学习，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如果多花点儿心思放在学习上，成绩也会好一点儿的。

做生意很辛苦，也很操心，要与各种人打交道，但是，再累也没有在井下挖煤累。那是实实在在的，来不得半点儿虚假的，你不用劲一根梁就扛不走、一锨煤就攉不上去。做这种小生意虽然比当采煤工人赚钱多一点儿，但也仅仅是多一点儿而已，只能养家糊口，要想发财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的生活真正发生变化还是从贩煤开始的。煤炭是国家计划物资，以前矿上是无权卖的，更不准私人倒卖。后来煤矿多了，产量也高了，国家计划内的用不完，就有一些计划外的煤炭矿上可以自己销售。我叔叔是矿上的科长，知道消息比较早，就问我愿不愿意倒煤，如果愿意，他可以找人批点儿计划外的煤给我对外销售。

我当然愿意，但是，贩煤不像做小生意，手里有一点儿周转金就够了。贩煤需要大量的资金，我手里的那点儿积蓄只够买一两车煤的，一两车煤也不值得找人批。一火车皮是六十吨，三十火车皮就是一千八百吨，那得需要多少钱呀！

我说我没有那么多本钱。叔叔说，没有本钱不要紧，就怕你没有胆量！我没有吱声，不知道叔叔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量。过了一会儿，叔叔又说，你可以贷款呀！叔叔的话让我震惊，我从小到大没有借过别人的钱，更没有想到做生意还能贷款。

叔叔说，他有个战友转业在银行，现在是银行的信贷部主任，我们可以去问问。那天晚上，我提了两瓶好酒跟在叔叔后面，来到那位主任家里。主任很客气，说只要没有风险他就可以做主。叔叔说，你放心，我们是多少年的老战友了，我能害你吗？他是我亲侄子，他贷的就等于是我贷的，他还不掉我还！

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在涨价，特别是像钢材、水泥、煤炭这样的重要物资，几乎是一天一個价，你只要有钱，买一点儿放在那里，过两天价格就涨上去了，卖掉就能赚钱。所谓大钱能生小钱，就是指那个时候，只要你手里有资金，就不愁赚不到钱。所以，那位主任第二天就给我办了第一笔贷款。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这位主任家的常客，后来他升任副行长了，我们依然是好朋友，每逢过年过节我都要到这位副行长家里坐坐，送上好酒好烟好茶叶，还给他的儿子和女儿发红包。他家有什么红白喜事，我只要听说了，都会送上大礼。因为，如果没有他在信贷方面的支持，我的煤炭生意就做不成，没有在煤炭生意上的第一桶金，就没有今天当市政协常委的我。有一段时间听说他出事了，上面的纪检部门在查他，结果是不了了之。后来又听说他要调到别的市，还任副行长，结果他也没有走。最后他是在副行长的位置上正常退休的，没有出事。亏得他没有出事，否则我也脱不了干系。

可惜的是，我叔叔没有享到我一点点福。刚做煤炭生意的时候，我虽然手里有点儿钱，但不敢花，也舍不得花。煤卖了，钱收回来了，赶紧去银行还贷款，因为迟还一天就要多付一天的利息。还过贷款，再去贷款，虽然手里还有钱，但又要进行下一轮的生意了。我尽量少贷款，多用自己手里的钱做生意，这样就能少付利息，就能赚更多的钱。当时我只想着多赚钱，赚更多的钱，什么时候不用再到银行贷款就好了，因此，手里有钱也不敢消费。我总觉得，以后机会多得是，叔叔还年轻，总有孝敬他的一天。但是，当我手里的钱多得根本不需要贷款，甚至能借给别人用，能够获得比银行利息高得多的回报时，叔叔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叔叔死时才五十多岁。叔叔得的是癌症，发现时已经是中晚期了。为了给叔叔看病，我找到已经是副院长的邹海涛。如果不是叔叔生病，如果不是手里有了一点儿钱，心里有了底气，我是不会去找邹海涛的。在学校时，他是老师的宠儿，我是老师的眼中钉肉中刺。现在想想，我那时实在是太叛逆了！

没想到邹海涛一点儿成见都没有。是不是过去的事他一点儿都不记得了？还是他现在混好了，有成就了，大人不记小人过了？反正是他见到我很客气，左一个老同学右一个老同学，喊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又挺惭愧的。我本来是准备向他道歉的，看他这么热情，就把准备好的话咽到肚子里了。这是我与邹海涛分别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见面，此时，我们都是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了。虽然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居然一见面相互都能认出来，而且都能叫出对方的名字。邹海涛除了多了一副眼镜，人变得胖一点儿白一点儿之外，还是学校时那个模样，文文静静的，斯斯文文的，像个专家，又像个学者。

胡 旭

我听邹海涛说，这次来参加市政协会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初中同学，他就是范一来。我和范一来不在一个班，在学校时没有打过什么交道，但他的名声我是知道的。那时候范一来和我还有邹海涛，都是学校里的名人，就像没有人不认识我和邹海涛一样，在学校里没有人不认识范一来。范一来学习成绩不行，是打架斗殴的好手，还经常欺负小同学，同学们都怕他，老师们都讨厌他，我看见他就远远地躲开，生怕与他正面接触。我没有想到，他现在居然成为一名企业家了，据说做了不少善事，还是市政协常委。

范一来当市政协委员好像还是第一次，因为我是好几届的老委员了，只要是参加过市政协会议的我多少都有印象。这次是我的最后一届，又是政协副主席的人选，因此，我格外重视。当分组名单发下来时，我就开始研究每个人的来历，大多数人都是认识的，至少知道是干什么的，当我看到范一来这个名字时，感到有些陌生，似乎又有些熟悉，但想不起来是谁了，更没有与初中时那个痞孩子联系起来。已经四十多年了，如果没有人介绍，估计就是碰了面也认不出来了。

开会期间邹海涛没有跟我提起范一来，是散会后的一次饭局上跟我说起的，不然我当时会去见见他的，毕竟是老同学嘛，而且人家现在也是成功人士。邹海涛跟我说，他之所以在开会期间没有跟我提起范一来，是怕我生气，怕我说什么人都能当政协委员。其实，我生什么气呢？我有必要生气吗？他太小看我了，还把我当成几十年前的小孩子。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是面糠里爬出来的老油子了，什么人没有见过！用我们老家的话说，就是鳖有鳖路、虾有虾路，考大学当官也不是唯一的出路。有一句话叫什么？人间正道是沧桑！何况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很宽容很开放很法治了，只要你真的有能力有才华，总有你发光发热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不是随随便便成功的，成功的背后往往都是一把辛酸泪。范一来能当政协委员，自然有当政协委员的道理，我只能为他高兴，哪会生气呢！要说生气，真正让我生气的不是范一来，而是你邹海涛。你一个外科医生，一个拿手术刀的，拿着正教授的工资，还有许多隐形收入，比如红包，比如奖励，比如奖金，还有讲学收入、走穴收入什么的，加在一起比我们这些公务员收入高多了。你现在开着好车，住房有几套，听说省城还有一套房子。你的经济地位已经比我们高多了，为什么还要给你这么高的政治待遇？

我听邹海涛说，范一来原来只是个煤贩子，是倒煤起家的，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我在区里干时，接触过不少房地产老总，他们大多数没有什么文化，有的还有前科，是从劳改农场放出来的。他们有的人开始什么都没有，就是个胆大，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人们常说，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常说，某某某有开拓精神，其实就是有胆量，敢于突破禁区。我们国家第一批发财的几乎都是那些敢于突破禁区的人，我想范一来可能就是敢于突破禁区的人。现在他成功了，有钱了，经济上有地位了，就想在政治上谋取一席之地。这也是正常的，人之常情嘛，谁有粉不会往脸上搽，难道往屁股上搽？谁去管你的第一桶金合不合法，只要你现在遵纪守法，只要你现在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社会就会给你相应的政治待遇。

人们常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一个人从小时候的品行就能看出他以后的成长道路，现在看来，范一来那时候的痞也有他痞的道理，至少他比我们这些循规蹈矩的人有胆量，敢于与老师对抗，敢于跟不服他的人较量。我们那时候胆小，什么都听老师的，老师说对的就是对的，老师说错的就是错的，现在看来，也未必，至少从范一来身上很难看出当初的对与错。

我们这些人，上学时听老师的，工作时听领导的，在家听父母听老婆的，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单位是个好员工，在家是个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最多只能算个好人，是一个没有多大出息的人，终归发不了大财，当不了大官，成不了大事。听说范一来现在已经是身家过亿，老婆都娶了三个，前兩个都离婚了，但离婚不离家，而且三个老婆还能和平共处。这就是本事。网上有人说，有的腐败官员用NBA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人，结果东窗事发，身陷囹圄。与范一来比，这些官员实在是太愚蠢了，智商太低了。

邹海涛

那年范一来找到我时，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在这个远离家乡的城市，除了胡旭之外还有一个范一来。初中时我与范一来一个班，而且同班三年，因此，印象非常深刻。虽然我们已经二十年没有见面了，我也能一眼认出他来，能看出他当年的模样。

他是为他叔叔手术的事来找我的，他叔叔刚刚检查出胃癌，需要立即做手术。这时我才知道，范一来已经是这个城市的老市民了，他比我和胡旭来这里要早好几年。他初中一毕业就过来了。

范一来刚见到我时还有点儿不好意思，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检讨说，他那时候不懂事，不好好学习，就喜欢瞎哄，如果有什么得罪的话，请我一定原谅。我说，老同学，你说哪儿去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其实就是小孩子，哪有什么正相，瞎哄是正常的，年轻的时候哪个没干过荒唐事！

听我这么说，范一来平静了很多，脸也不再红了。

我说，老同学，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于是，他说他叔叔生病的事，并要求我亲自给他做手术。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安排好他叔叔住院的事，范一来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老同学，我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高兴还来不及呢，请什么客？

说真的，能在远离家乡的城市碰到知根知底的老同学，真的非常高兴。在这里能碰到范一来也算是他乡遇故知了，虽然那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但毕竟是同窗三年，与久别重逢相比，过去那些不愉快早就烟消云散了。能帮老家人又是老同学办点儿事，心里当然高兴。毕竟有人求到我了，说明我混得还不算差。至少也让范一来知道，我们那时在学校好好学习是对的，没有白白浪费时间。

他叔叔做手术的前一天下午，范一来到办公室找到我，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他悄悄地塞给我一个红包。我说，老同学，你这是干什么？你还不相信我吗？他说，现在病人家属都是这么想的，你不收她还不放心，这是我婶婶的意思。他说，他也跟他婶婶说了，不需要，但他婶婶不同意，如果我不收，说明他没有把事情办成。我也没再说什么，把红包塞进抽屉里。范一来走后，我把红包拿出来数了一下，整整两千块钱。

医生收红包，特别是主刀医生收红包，似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上面一再强调拒收红包，我们医院还组织过医生宣誓和签承诺书什么的，事实上怎么能做得到？老同学的叔叔做手术，都要给我这个主刀手塞红包，这有什么办法呢？我收红包也是有选择的，只收那些家庭条件好又是公费医疗的。家庭条件差或是农村来的、医药费不能报销的，我一般都不收，即使收了，手术后也会退还给他们。有的明明知道是癌症晚期，没有必要再做手术，保守治疗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天，但是，家属就是不死心，一定要做，还说，哪怕多活一个月也是好的。他们总是认为，只要钱花足了，肯定能延长寿命。其实未必，有时花钱未必就有效，甚至相反，钱花的越多死的越快。但是，我知道，这些人都是公费医疗，不怕花公家的钱，花钱再多，也不在乎。这样的红包我肯定会收的，因为这样的手术我不愿做，即使做了也没有一点儿成就感。

我与胡旭私下里相聚时，他也向我打听过医生收红包和开药拿回扣的事。我跟他实话实说，没有必要隐瞒，因为他既不是纪委的也不是检察院的，他只是好奇。我曾问过胡旭，你当区委书记这么多年，权力那么大，有没有人向你行贿？因为有一段时间听说市纪委接到实名举报，正在查他。他说，太多了，如果敞开收，一年不收几百万？我吃了一惊，说能收这么多？他说，当然，但我一分钱都不收，你知道的，收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送上来，结果是刹都刹不住。你们拿红包没人查，也没有办法查，我们这个一查一个准。就因为这个，我得罪了不少人，认为我收这个不收那个了，就举报我。

我做完范一来叔叔手术后的第二天，范一来又找到我，询问他叔叔的病情如何？手术是否成功？我说，凡是该我做的我都尽力做了，凡是肉眼能看得见的地方我都搞干净了，但不能保证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没有，因为已经是中晚期了，扩散是有可能的，因此，情况不容乐观。其实，我这样说是留有余地的，他叔叔已经是晚期了，转移的可能性非常大。范一来听我这么说，心情很沉重，深深地叹了口气，再也没有说话。临走时我把抽屉里的两千块钱红包还给他了。他推让半天，就是不要。我说，你把我们医生想得太坏了吧，你要是不接你就是撅我！我一激动把老家的土话都带出来了。然后他说，那钱我拿着，今晚我请你们吃饭，那天在手术室里的人都去。我说，算了吧，吃饭都吃够了，我只想晚上回家喝点儿稀饭。

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年后，范一来叔叔的病复发了，并转移到脑子里面，很快就去世了。

他叔叔去世后，我与范一来的联系就少了，但偶尔也能见一次面，比如在饭店里，在一些公共场合。在这样人多的场合，不适合多说话，我们往往只是点头而过，或打个招呼，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话。那时我就知道他煤炭生意做得很好，手里有钱，是个小老板，没想到他后来做得这么好，发达得这么快，发达得简直让我嫉妒和眼红。特别是这次政协会议，范一来作为工商界别的委员，被选为市政协常委，几乎与我和胡旭平起平坐了。我這个政协副主席可以说是捡来的，如果没有幸老我是不会当上这个副主席的。

我当上党外副院长以后，市九三学社田区支部的老胡书记有一天突然找到我，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填一下。老胡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他是某研究所的所长，我们是在全省卫生系统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的。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联系，走得比较近，他有熟人看病需要帮忙的都找我，但我从来没有找过他。我看看表格说，老胡，你这是干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请你加入我们九三学社。我说，我为什么要加入？而且加入的是九三而不是九四？他笑了，说老邹，你真会开玩笑，你是知名专家，又是党外人士，你不参加谁还有资格参加？然后他又说，做人要有组织，你一个大院长没有组织哪行呢！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成为市九三学社的会员。开会时，学会领导考虑到我是副县级领导干部，就把我增补为副主委。在九三学社期间，我认识了我们的主委——工业大学的幸教授。他也曾是我的病人，我为他爱人做过胆囊切除手术。这一次换届，幸老年龄到线，他一定要把九三学社的主委让给我。当然了，这是他向组织上推荐的，我并不知情，后来组织部门来考核我时才知道的。这样，我又稀里糊涂地成为市九三学社新一届的主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市政协的党外副主席。

我跟胡旭说，我这个副主席跟他这个副主席是不能比的，他是党内的，是驻会的，在政协拿工资。我是党外的，既不长级别，又不长工资，还在医院上班，陪你们玩玩而已。

自从那天我跟胡旭说到范一来的事以后，胡旭就不止一次跟我说，哪天我们三个同学在一起聚聚。而且，他一再强调，就我们三个，不带其他任何人玩。

我没想到胡旭现在还有这个雅兴，以前要想请他吃个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他当了区委书记以后，日程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中午晚上，一桌接着一桌，星期天也难得没有应酬。偶尔我们在一个桌子上碰到了，他也不能陪你到底，最多跟你干几杯就走，他还要赶往下一场，往往一晚上要跑好几个地方。

他哪是什么吃饭呀，纯粹是赶场子。当时我既羡慕又同情，羡慕他有权，天天有人请，或是请别人，而且他想请谁就请谁。同情他太累，当个基层领导真是不容易，要应付方方面面的人，谁也不能得罪，谁也不敢得罪，谁敬的酒都得喝，谁罚的酒也得喝，难怪都说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现在他不当区委书记了，当政协副主席虽然也是提拔，反而没有人请了，也没有权请别人了。胡旭没有场子了，身边变得清静了，开始可能有些不习惯，竟然主动要与他从来没有看在眼里的范一来聚聚。难怪人们说，在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看样子，胡旭也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家伙，前呼后拥的日子没有了，又想起我们这些不起眼的老同学了。

范一来

邹海涛打电话跟我说，胡旭不止一次跟他说，有时间我们三个聚聚。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只要你们俩有时间，我随时恭候啊，我是想请请不到。其实，我比他们俩都忙，胡旭现在虽然当了政协副主席，除了一年开几次会，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邹海涛虽然也当了政协副主席，但他还是副院长，还是医生，还要做手术，也还是有节假日和双休日的。我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自己不给自己放假，天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当然，有些事我可以委托助理或部门负责人去处理，但有些事必须自己出面。

在中国，民营企业主什么时候都难以挺直腰杆做人，政府出台的任何一项政策都牵涉到我们的生死存亡。因此，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老板，到哪儿都要寻求保护伞。我刚开始涉足房地产的时候也想去找胡旭的，毕竟他那时是区委书记，在政界是能够说得上话的，但是，我最终没有去找他，因为我怕他看不起我，不给我帮忙。人们常说，新光棍最怕老邻居，在这个城市，除了邹海涛，他对我的过去是最了解的。后来我有了别的保护伞，就故意躲他远远的。我的政界朋友中也有不少与胡旭关系好的，平时有交集的。有几次朋友请吃饭，听说有胡旭在，我就故意推辞说有事，没有参加。我怕与胡旭碰面，我的朋友中，没有人知道我与胡旭是同学。

开政协会那几天，胡旭在台上我在台下，经常是面对面脸对脸，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他在明处，我在暗处。那几天我真想叫邹海涛介绍一下，我们三个老同学碰个面，以后也好接触接触。但是，邹海涛似乎很忙，一散会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也没看到他去宾馆吃过饭。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胡旭现在竟然主动要求与我相聚，这既让我激动又让我不安。激动的是，我这个老同学今天混得毕竟也不算差，市政协常委、民营企业家，没有给他们丢脸，算是有里子也有面子了。不安的是，见了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把我们的聚会地点安排在一个温馨的咖啡屋里，毕竟是私人聚会，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排场那么隆重。我知道，混到他们这个级别的人，谁也不缺吃喝。现在他们缺的是情，缺的是知心朋友。官场上是没有真朋友的，很难听到真心话，下级对上级多是阿谀奉承，上级对下级多是诱惑欺骗，同级之间多是相互防范相互抵毁。当然，这不是我说的，我也没有这个水平，是官场上的朋友私下里总结的。

那天我特地带了一瓶高档的法国原装进口红酒，点了几样精致的小菜和点心，煮了一壶咖啡，一边听着包厢里的钢琴曲一边叙着话，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其实，我这瓶红酒的价格远远高于五星级酒店的一桌宴席。

胡旭说，他现在才发现，他其实是不适合当官的，当官就要像王某某那样，别人对着他的脸吐一口吐沫，他不但不生气，用手擦掉了还对人家笑，今天人家指着鼻子骂他，第二天他对骂他的人反而更好了。胡旭说，他就是做不到，他没有那么大的胸怀，也忍受不了那些委屈。他说的王某某，曾是他的副手，团市委副书记，后来接替他当了团市委书记，然后一路当上去，现在已经是省委常委了。胡旭还说起自己被举报的事，市纪委查了大半年，区里几乎每个科级干部都找去谈过话，还有那些在他们区有项目的老板们，都找去谈了，如果他不谨慎，现在还能坐在这里吗？早进去了！邹海涛也说起自己经常被病人家属误解，甚至还有被敲诈的事，当然，最终都化解了，有惊无险。总之，干哪一行都不容易，说起来都有一肚子的苦水。

说话间，他们流露出对我的羡慕，说还是我自由，只要不违法，没有人能管得着我。我当然没有表現出得意，也不想把自己创业的不容易在同窗面前吐露出来。我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上学时学习成绩不行，没有面子，现在手里有点儿钱了，也算是有点儿面子了，我不愿意把自己的苦难说出来。我说，我能有今天，多亏共产党的好政策，好机遇加上好政策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儿辛苦，才有我的今天。他们听我这样说，都频频点头，说是啊是啊，没有好政策，你有日天的本事也不行啊！

果然不出我所料，吃惯了大鱼大肉的胡旭和邹海涛对我的安排非常满意。胡旭说，下次还在这里聚，我来做东。邹海涛说，行，我们轮换着做东，经常来聚聚。我说，只要你们二位有时间，给面子，我随叫随到，这样的小钱我还是出得起的。你们给我机会，就等于给我面子，哪还要你们来做东啊。

吴子长：安徽庐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为《淮南文艺》执行主编。已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数百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有毒的太阳》《残缺的月亮》《璀璨的星星》，中篇小说集《逃离》，散文集《边缘人语》《倾听心灵的声音》，诗集《记住那片月光》等。近年来以中短篇小说写作为主，在《鸭绿江》《青春》《清明》《安徽文学》《阳光》《雪莲》《野草》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三十余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