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楚辞通释》整理之创获

杨新勋

摘 要：
《楚辞通释》是王夫之《楚辞》研究的代表作，在编纂体例、语言阐释、历史考订等方面尤其是思想揭橥上多有创获，在我国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次整理在全面考察存世的八种《楚辞通释》版本源流关系的基础上，以同治本为底本，力求内容全面，体例完备，校勘精审，文字、标点正确。

关键词：
王夫之；
《楚辞通释》；
康熙单刻本；
康熙合刻本；
同治本

王夫之的《楚辞通释》，是明末清初《楚辞》研究的一部代表作，以不囿前见、大胆创新、特色鲜明著称，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一、王夫之生平及思想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衡州府衡阳县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先生。

夫之十一世祖仲一随明太祖定天下，功授千户，其后人多为宦地方，因成任衡州指挥司同知而籍衡阳。父朝聘（1568—1647），師邹守益，克己务实，重真知践履，学者称武夷先生。

夫之幼受庭训，崇祯十五年（1642），以《春秋》魁列乡榜之五。次年欲北上参加会试，因李自成克承天、张献忠陷蕲水未果。崇祯帝自缢后，夫之转而联合地方义军抗清。清兵入湘，他转赴桂林。顺治七年（1650），任南明永历朝行人司行人，因上书弹劾王化澄结奸误国受到排挤，转投桂林瞿式耜。瞿氏殉难后，夫之辗转郴、永、涟等地。顺治十七年隐居湘西石船山，筑室败叶庐、观生居，后十二年徙湘西草堂，著书讲学。

夫之曾书其居：“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博学多才，又敏思明辨，敢于创新，矻矻穷年，撰著甚丰，涉经、史、子、集，约百余种，四百余卷，卓然成一大家，开一代学风。谭嗣同曾云：“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概而言之，经历了南明的腐败和灭亡，夫之的思想重在扶持道德人心：一是有惩于晚明王学泛滥导致的情欲流衍乃至伦理混乱，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以明正学为己事，以彰人道为实学，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其潜心学术即为明证；
二是承张载道气论，糅合道家的天道说，进一步发展为天人理通，道合内外，理通万事，要人尽天道，行仁义，与天合德，其抗清复明、立身行道正践履了这一点；
三是对程朱等的心性情之论进行矫正，朱熹以心统性情，以未发、已发来区分性情，故四端为情，强调动静和天人的区分，对二者的转化和道德的渗入缺乏清晰说明，夫之以四端为性，认为已发的合道德的亦为性，性情合一，由此重节和气，既为道德实践提供说明，也警惕离性言情。这也影响了夫之对《楚辞通释》的撰写，他多以节和气论屈原和他人。

二、《楚辞通释》的思想特色

《楚辞通释》完成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八月，距崇祯帝自缢已四十二年，距南明灭亡也已二十五年，夫之已六十七岁，后七年辞世，属晚年之作。《楚辞通释》的内在思想和夫之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也寄寓了他晚年的政治心声。

首先，从选文到注释，此书都以思想为准，褒扬忠贞，贬黜奸邪。对于楚辞的选文，王逸承刘向全录屈原作品，屈原以下辞赋家多录拟屈之作，兼收悼屈之作，洪兴祖《楚辞补注》沿之；
后朱熹的《楚辞集注》在全录屈、宋、景作之外，认为汉人之作“意不深切”，类似无病呻吟，遂删去《七谏》《九怀》《九叹》《九思》，仅存《惜誓》《哀时命》《招隐士》，同时增加了贾谊的《吊屈原》《鵩鸟赋》和扬雄的《反离骚》，思想标准更为明确。朱熹定本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楚辞》注本多有承者。《楚辞通释》承朱熹《集注》全录屈、宋、景之作，汉人之作只收《惜誓》《招隐士》，此外收江淹的《山中楚辞》和《爱远山》，以己作《九昭》为殿，思想标准较朱熹更为明确，也更为严格。夫之认为：屈原作品一出于“忠爱之性”“忠贞至性”，系心君国，前后一致，不以己之遭遇、用舍为怨尤，不忍见宗邦沦没而自沉，其忠贞千古独绝，能与日月争光；
宋玉能深晓其师悲悯君国之志，故能嗣三闾之音；
而《七谏》以下之汉作未免涉私情、戾气，寄怨恨于一己得失，言倍词鄙无非无病呻吟而已；
江淹能不忍忘君之意，其作品高出汉人赋作。可见，夫之选文，着眼于作者的思想动机，从忠贞的政治伦理观念入手，深入到作者内心去明辨忠贞与私怨，追求忠贞的彻底、纯粹，以之为高尚。

在注释中，夫之也时时注意阐发、辨析屈原忠君爱国之热忱、之纯粹。在《序例》中，夫之就明言“蔽屈子以一言曰‘忠”；
对于班固、王逸等以患失、尤人解《离骚》《九章》，夫之斥之“何其陋也”。对于屈原沉江，夫之在注释中反复申明屈原绝非出于一己用舍、得失，亦非一时愤世疾邪、心迷意惑，而是“矢志已夙”，是“因时以决”“要终以靖”，以死明志，因此才能“无所疑惧也”。将忠和死连在一起，把屈原的忠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纯粹而高尚的境地，也因此对朱熹《集注》认为屈原之忠是“忠而过”“过于忠”大为不满，多有反诘。可以说，夫之《通释》是一次从《楚辞》阐释史上对屈原忠贞思想的全面廓清。

与赞扬屈原忠贞相对，夫之又多次对张仪、秦王欺诈侵凌加以声讨，对靳尚、郑袖、子兰等奸佞误国大力鞭挞，指出“小人险诐害政”，是亡国祸本，是非分明，大义凛然。这里尤需指出的是，夫之对刘向、王逸等人从势利、私怨以及恍惚、迷惑等方面推测屈原的言论加以驳斥，认为这些言论正见出汉人意气的不足。即使是贾谊的《惜誓》，夫之也认为不足以曲达屈原九死不迁之幽忠，存之仅仅是因为它合于爱惜人才之心而已，进一步说明他心目中的《楚辞》一书应以忠贞的纯洁性为标准，诠释者也应以揭橥屈原此志为旨，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其次，高扬屈原忠贞忧国、贬抑奸佞误国的同时，夫之还把责任明确指向了楚王，极言楚君之不足有为。如他在解释《离骚》时，一则说“今楚何时，而王犹不寤，非天下之至愚者乎”，再则说“今怀王之不足有为如此，故谗言交张，祸且及身”，“群臣一旦靡然从邪佞而为党，唯君德不修之故”，认为谗言、祸患皆因怀王不用贤、不修德所致，他认为在国祚将迁之际君德尤国命、臣心之所系。又如他在释《天问》时说“君唯无道，而后奸色淫声得以中之”，认为“郑袖之惑怀王而倾楚，亦怀王自貽也”，都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王。夫之在此尤其强调君德，他说“君德已非，风俗尽变”，将君德提升到了国风乃至国命所系的高度，甚至认为君德不修是谗言、奸佞交兴的原因。这样的言论，更多反映了夫之针对晚明朝廷现实的政治意识，也可以说他是借注释《楚辞》浇自己胸中块垒的一种体现。

再次，夫之指出人臣要勇于与奸佞斗争，并认为这是屈原的遗憾。对于《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妬。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语，夫之释为“以上言小人以私心絜度而猜疑，因谮己而一空善类；
余非不能与众正竭力以争胜，而固非所欲，是以屈而见放”，认为屈原本可以战胜贪婪小人，但却志不在此，“不与小人争得失”，反而因此被放黜，这让夫之唏嘘叹息。为此，夫之在《九昭·汨征》中专门立言“恢画画以申猷兮，悔曩辞其犹未半”，自注云“然及今思之，未即追原祸本，以攻发谗佞，不能无悔，盖均之取怨于人，不如直揭其奸慝”，认为屈原应该勇于揭露奸佞的谗慝，与之对抗和斗争才是。对于屈原未能与靳尚辈一争生死，“投鼠忌器而留祸本，以使蔓延”，夫之认为这是终致屈原沉汨的遗憾，所以要再次严正申明。

此外，以退隐闲居和养生乃至炼丹释《楚辞》也是《通释》的一个特色。这在《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惜誓》等篇的注释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以养生和炼内丹理论来系统阐释，尤其体现对《招魂》和《远游》两篇的注释中。对此，楚辞学界已有论述。需指出的是，这虽与夫之自己后期的生活和精神有关，但在《通释》中养生和炼丹更多表现为工具理性，这和《楚辞》的游天、游仙手法相似，对屈原沉江自靖之举起铺垫和反衬作用，宗旨上服务于总的政治伦理思想。

三、《楚辞通释》在《楚辞》内容、体例等方面

的新见解

《楚辞通释》前有《序例》，是对该书选文动机及各篇性质的总说明，也驳斥了历来的一些说法，表达了夫之的撰写宗旨。书内各篇，首先是解题，或考释作者生平，或说明创作背景，或阐发微言大义，或纠正旧说之误，简明扼要，多有新见。对于正文，该书采用“分节立释”的方法，在每节之后撰解释文字，一般是先简洁训释字词、名物，不做繁琐考证；
然后以“以上言”“此言”“言”等字领起作通释，疏通文意，揭橥思想，阐明道理；
最后以圆圈隔开是校正文字，间或说明文字关系（此部分自同治本始移正文下，影响了此后的铅印本）。还应说明，康熙本、道光本行右有圈点和评语，所以康熙本和道光本首叶书题“楚辞通释”下有小字“评点并载”；
同治本行右仅刻评语，删去了圈点，故首叶小字改作“评语并载”。评语十分简洁，点到为止，多着眼艺术，也偶尔阐发思想。

夫之博览群书，识力精深，又能慎思明辨，故而《楚辞通释》在具体的文意、内容、体例等方面的认识上颇多值得称道处。

对于九歌，王逸曾有“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之说，夫之认为《九歌》为颂神曲，虽然不能说必无“托以风谏”之情，但“婉娩缠绵，尽巫与主人之敬慕，举无叛弃本旨，阑及己冤”（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藏清康熙单刻本《楚辞通释》卷二《九歌》解题），因此夫之对王逸过度从寄托、比拟等方面附会《九歌》多有驳斥，而从具体内容和楚俗、宗教等方面去客观体察，“就文即事，顺理诠定”。如对于湘君和湘夫人，历来众说纷纭，夫之云：“盖湘君者，湘水之神，而夫人其配也。”（《楚辞通释》卷二《湘君》解题）可谓一扫前人加在二湘上的迷障，拨云见日。又如对于《大司命》和《少司命》，夫之用文中描写神的语句来反驳司命是文昌第四星之说，进而指出“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以其所司者婴稚，故曰‘少，‘大则统攝之辞也”，以此释“大”和“少”，甚有见地。再如，夫之认为《礼魂》为《九歌》送神之曲，“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楚辞通释》卷二《禮魂》解题），已被学界所认可。夫之曾云“《九歌》皆楚俗所祠，不合于祀典，未可以《礼》证之”（《楚辞通释》卷二《东皇太一》解题），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见解。

对于《天问》，王逸曾云“不言‘问天，而言‘天问，天高不可问”，将《天问》的对象理解为“天”，与作品内容不符。夫之云“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楚辞通释》卷三《天问》解题），认为所问皆自古以来悖逆、怪乱之事（夫之认为此类多合于物理，正历史兴亡之征兆），以此责问、警醒楚之君臣，“欲使其问古以自问，而蹑三王五伯之美武，违桀纣幽厉之覆辙”，可谓独具只眼，深切著明。具体解释中，夫之能对《天问》中众多荒怪之事，客观解释，合情合理，如对“顾菟在腹”“河海应龙”的解释；
有时夫之也作理性分析，如对康回怒触不周山，夫之云“寓言耳”，对烛龙神光，夫之云“以意想像然尔”，对羿射九日云“当亦喻言”，对延年不死云“死于崖谷，人无知者耳”，认为屈原之问“原本天地，推极物理”，目的是使人辨明不惑。这样的认识，都是表现出具有进步意义的大胆新见，对《天问》的解释也多有合理性，富有启发意义。

对于《九章》，夫之承洪兴祖作于顷襄时之说，认为当时屈原已决意自沉，所以其词“直而激，明而无讳”（《楚辞通释》卷四《九章》解题）。《哀郢》首四句，旧注以为是屈原被放逐之词，夫之一反此说，“原迁沅湘，乃西迁，何云东迁？且原以秋冬迫逐南行，《涉江》明言之，非仲春”，“东迁，顷襄畏秦，弃故都而迁于陈。百姓或迁或否，兄弟昏姻，离散相失”，认为屈原由西而南至汨罗，《哀郢》“方仲春而东迁”云云所言为顷襄东迁陈之惨狀，甚确。后郭沫若、金开诚等沿此断定屈原自沉于此年。当然，夫之也没有僵化理解《九章》，如他认为《惜诵》是追述“未迁已前，屏居汉北之情事”（《楚辞通释》卷四《惜颂》解题），“无决于自沉之意”，这和《抽思》所言有些类似。虽然夫之还不明白《惜诵》之“惜”通“昔”，但他对文意的理解已经十分准确了。他对《惜往日》也作了类似的理解。

对于《卜居》，夫之也不认可王逸的屈原亲往太卜家稽问占卜之说，认为是“屈原设为之辞”，假托问卜，“以旌己志”。在接下来的注释中，夫之云：“太卜，为国掌卜筮之官，自应不离国中官守。原放在外，何以得见？且卜则不筮，筮则不卜，而兼言端策拂龟，其为托辞明矣。”此为秉烛之见。

还要说说夫之的“以节立释”，这是理解《通释》的一个门径。夫之《序例》云：“自《周易·彖》以韵制言，《雅》《颂》《风》胥待以成响；
然韵因于抗坠，而意有其屈伸，交错成章，相为连缀，意已尽而韵引之以有餘，韵且变而意延之未艾，此古今艺苑妙合之枢机也。因韵转而割为局段，则意之盩戾者多矣。今此分节立释，一唯其意之起止，而余韵于下，以引读者不倦之情。”夫之认识到韵文创作有韵、意两方面考量，韵、意的基础和目的不同致使二者时有歧出，他注释《楚辞》是以意分节，一节或多至二十句以上，或短至两三句，一以文意起止而定，不再顾及韵脚是否变化，这就完全根据作品内容的层次性和阶段性来进行划分，避免了对文意的割裂，也避免了饾饤的注释将作品内容碎片化。《通释》“以节立释”是一种根据作品文意的内在逻辑性和完整性来进行诠释的方式，是夫之“就文即事，顺理诠定”的具体性、阶段性体现，使其能够深入、准确地把握作品内涵；
同时，这也是一种注释的体裁，注释以表意为主，以训释字词和考证名物为辅，分节的注释与分节的正文相互对应，相得益彰。

四、《楚辞通释》在训诂、名物上的大胆创新

虽然训诂字词、考释名物不是《楚辞通释》的重点，夫之只是择要解释，但是他不囿成见，敢于突破旧说，还是颇有些胜处，推进了楚辞学的发展。

一是夫之能从上下文著手，在具体字词训释上有突破。如《离骚》“余旣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王逸言“志数变易，无常操也”，以多次、屡次释“数”，于文无著，洪兴祖、朱熹承之；
但夫之改注“数，亟也”，与上文“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齋怒”的“齋，音齎，疾急也”配合，以急速释“数”，殊有见地；
同篇之“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之云“前后，古今也”，也是立足上下文得出简洁传神之释；
又同篇“飘风屯其将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夫之云“屯，聚也。离，丽也，附也”，明显是看到王逸注相离与屯聚龃龉，与上下文不合，改以“丽”读“离”，极合文意。又如《九章·惜诵》在列举隐士接輿、桑扈和直臣伍子、比干后言“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夫之云“与，数也，历数前世之贤而不用者”，此释足备一说。又如《渔父》“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夫之据“扬其波”释“淈，扰乱之也”，胜于洪兴祖的“浊也”，郭嵩焘在《礼记质疑》中云“淈谓扰乱之，于义尤顺”（郭嵩焘：《礼记质疑》卷九，清光绪刻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一段文字，夫之云：“兰、椒，旧说以为斥子椒、子兰。按：子兰，怀王之子，劝王入秦者，素行愚顽，固非原之所可恃；
且以椒、兰为二子之名，则榝与揭车、江蓠又何指也？此五类芳草，皆以喻昔之与原同事而未入于邪者。当日必有所指，而今不可考尔。”此解不移。可见，联系上下文，“就文即事，顺理诠定”是夫之字词训释的方法。回过头来看，针对《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夫之云“灵，善也。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从文学创作的文体上给出解释，也是远胜于王逸之说的。

二是夫之能揭示《楚辞》用字的特点，用古今字①、通假字、联绵词来解释文中字词，不乏卓见。如《离骚》“鼂搴阰之木兰兮，夕揽中洲之宿莾”，夫之云“阰，与‘陂同”，“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夫之云“埃，当作‘竢，传写之讹”，“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夫之云“相，与‘倘通。相羊，徙倚也”；
《九歌·湘君》“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夫之云“陫侧，与‘悱惻同，欲言不得而心不宁也”，“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夫之云“灵，当作‘ ”，《湘夫人》“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夫之云“荒，与‘怳同”；
《天问》“遂古之初”，夫之云“遂，与‘邃通，远也”，“九州安错”，夫之云“错，与‘厝通，安置也”；
《九章·惜诵》“行不群以巅越兮，又众兆之所咍”，夫之云“巅，与‘颠同，仆也”，《悲回风》“轧洋洋之无从兮，驰委移之焉止”，夫之云“委移，与‘逶迤同，曲折自如也”，“泛潏潏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夫之云“伴，与‘泮同，回散而无常之意”；
《九辩》之四“独守此无澤兮，仰浮云而永叹”，夫之云“无，‘芜通”，等等，均以古今字、通假字、连绵词解释《楚辞》所用字词，而且大多正确或合理，富有启发性。此类字词解释，俯拾即是。如此之多，说明夫之对《楚辞》用字的这些特点已有学理认识。

三是有些名物考释见解独到。夫之次子王敔（1656—1730）在《姜斋公行述》中云：“于《四书》《易》《诗》《书》《春秋》各有《稗疏》，悉考订草木、虫魚、山川、器服，以及制度同异、字句参差，为前贤所疏略者。”对于《楚辞》草木、山川、器服等名物，夫之也多加考释，于众说纷纭中定一是非，择善而从，不少见解十分独到。如《九歌·东皇太一》所祀神自五臣至洪兴祖等皆以星为说，夫之云“旧说中宫太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则郑康成《礼注》所谓耀魄宝也。然太一在紫微中宫，而此言‘东皇，恐其说非是”，其反驳信而有征。又上文谈到他对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的考释，也不乏卓见。《天问》“受赐兹醢，西伯上告”，王逸、洪兴祖、朱熹皆以接受释“受”，夫之明言“受，纣名”，甚确，已被清儒、今人所证实。

郭在貽在评述《楚辞通释》时曾说：“该书不仅长于探赜文心，烛照微旨，其注语也颇富文采，绝无注疏家饾饤故实、质多文少之病。”[1]550该书训释简洁，语言工整，确如郭氏所言。

毋庸讳言，该书在文字训释和名物考证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夫之对传统注释重视不够，也由于此时文字学、音韵学还处在发展阶段，这使得该书的大胆立说有时过于随意。对此，郭在贻、洪湛侯等均有指摘，以下仅就《离骚》举三例：“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夫之云“修名，长久之名也”，未免望文生训，修是美好的意思；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豈余心之可惩”，夫之云“惩，改也”，不及王逸“惩，艾也”、洪兴祖“谓惩创也”准确；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妬”，夫之云“如心之谓恕”，杨按：恕，从心，如声，意谓推己及人，王逸所云“以心揆心为恕”是。至于名物之不足，吴冠君曾撰文列出十条[2]，不赘。

五、《楚辞通释》版本考论

本次整理所见本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刻本（简称康熙单刻本），湘西草堂《王船山先生书集》本（今称康熙合刻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船山遗书子集》补刻本（简称道光本），同治四年（1865）金陵节署《船山遗书》刻本（简称同治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平洋书店铅印《船山遗书》本（简称太平洋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铅印本（简称中华本），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铅印本（简称上海本），2011年岳麓书社出版之《船山全书》本（简称岳麓本），共八种。

对于《楚辞通释》初刻，据丁光祺《刊楚辞南华附识》、王扬绩、王扬绪《跋》及正文首叶，知剞劂始于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丁光祺、丁光裪、王扬绪、王扬绩出资，王敔校补，历十月，至次年七月毕。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康熙单刻本。康熙单刻本是初刻本，传世有两部：一存湖南省图书馆，原为南岳图书馆旧藏，入湖南省图书馆后为学人所识，声名鹊起，岳麓本即以此为底本；
一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鲜有人问津。两书均竹纸，两册，不分卷，版式全同，均为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鱼尾上刻书目，下刻篇名，版心下刻叶码，以篇计葉（据此也可分为十四卷或十五卷），半叶八行，行二十字，双行小字同，两书目录、版式、行款、正文内容、大小字体完全相同；
又此书正文行右有评语和圈点，此为评点，正文和释文行右均有句读，两书评点、句读亦完全一致，确属同一版本。但还是略有差异：一是湖南省社科院藏本字迹更为清晰完好，刷印更早；
二是湖南省社科院藏本没有缺损，扉页无题签，上册正文前依次刻张仕可序、潘宗洛《船山先生传》、《史记·屈原列传》、《序例》、《目录》，《目录》后有“私淑门人王后较编”字样，下册正文前刻丁光祺《刊楚辞南华附识》，正文后刻储大文《书王姜斋先生九招后》和王扬绩、王扬绪《跋》；
湖南省图书馆藏本书略有缺损，首列王扬绩、王扬绪《跋》①（前半叶脱去大半②，仅右下角残存三行十八字，左半叶亦有残损），次《序例》、张《序》、丁《附识》、《史记·屈原列传》及《目录》（亦有“私淑门人王后较编”字样），书后为储大文《书王姜斋先生九招后》，无潘宗洛《船山先生传》。两书均有一些校记，今已无考，但自印刷、完整和编次看，湖南省社科院藏本更优。

其次，需要说明一下康熙单刻本和康熙合刻本的关系。对此，学界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康熙合刻本是后于康熙单刻本的递修本，二是杨坚在岳麓本《编校后记》中云，康熙合刻本与康熙单刻本相比，无序跋和序例，正文无《九昭》一篇，书后附《史记·屈原列传》，但版式、字体同一，序跋及《序例》之删盖因时疑忌所致，不必区分。今按：确如杨坚所云，康熙合刻本与康熙单刻本版式、字体同一，今细核二书正文行款、内容、评点、句读、字迹等完全一致，确系同一版本；
但是，仍有区分的必要：一是康熙合刻本合刻在《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中，丛书有一扉页，中央大字刻“王船山先生书集”，两边依次刻“老子衍”“楚辞通释”“庄子解”“张子正蒙注”“俟解”五种书名，左下刻“湘西艸堂藏板”，且用纸远好于康熙单刻本，三册，至今仍泛白柔韧。二是康熙合刻本无序跋、《序例》及《九昭》，《目录》亦无《九昭》及“私淑门人王后较编”字样，书后为《史记·屈原列传》，如杨坚所云应确系有意为之，这本身已说明了其存在的特点。三是康熙合刻本文字明显不及康熙单刻本清晰，其刷印当在湖南省图书馆藏本之后。四是康熙合刻本《招魂》脱落“青骊结驷兮，齐千乘”句下一叶③，后道光本、同治本以及太平洋本、中华本、上海本皆承此，如果不区分康熙单刻本和康熙合刻本，则无法说清此事。五是王敔晚年所撰《湘西草堂记》云：“敔年六十，从游者数十人，醵金为余寿。余受其金，授子胥曾生重建草堂，易瓦为葺，支椽以栌，炼砖以砌。敔年老病羸，以餘年读遗书于其中，而从游之有志及姻友之有力者，续捐赀刊先子遗书数种，藏板于右阁。”文中“姻”指丁光祺，“友”指丁光裪、王扬绩、熊成章等，“续捐赀刊先子遗书数种”指敔将收集到的此前上述数人捐赀刊刻之所有船山遗著板片数种，庋藏于右阁。此文并非针对《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①，更不专指《楚辞通释》，不能确定《楚辞通释》的刊刻时间，亦无递修之说。但是，据《王船山先生书集》扉页可知，此五种书出湘西草堂藏板，康熙单刻本《楚辞通释》之板至此已入藏湘西草堂，康熙合刻本据此刷印，时在康熙五十四年之后。②康熙合刻本距康熙单刻本已过多年，随著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文网渐密，其删去序跋、《序例》及《九昭》确与政治气候变化有关③，所以《目录》也因之做了调整，并挖去“私淑门人王后较编”字样，而文字略显模糊系因年月及刷印所致，盖亦因此致《招魂》末叶板片阙失。可见，康熙合刻本与康熙单刻本不可混同，尤其在说明《楚辞通释》版本传承中意义巨大，只是相较康熙单刻本已没有了校勘价值。

再次，需要澄清一下道光本。雍正、乾隆年间，夫之著作渐行遭禁④，终至毁版，其间修《四库全书》，仅收其四部经注，都十五卷，不足二十分之一，且多有删削，《楚辞通释》被摒弃不收，也罕闻有刻本。嘉庆后，马倚元汇江书屋曾刻《楚辞通释》，今无见。道光二十八年（1848），分巡衡、永、郴、桂道俞焜补刻《船山遗书子集》五种于衡阳学署，董其事者为衡阳县教谕郭孔岚，其中收有《楚辞通释》，所以此书也称学署本、郭孔岚刊本。《子集》书后有郭孔岚《跋》，云：“衡阳王船山先生，苦节邃学，著述宏富，所撰经疏史论，先后梓行，海内争先睹为快。惟子、集诸部，不甚流播。其庋于臨蒸黉舍者，有《老子衍》《庄子解》《楚辞通释》《张子正蒙注》《俟解》若干卷，岁久漫漶，多脱简，读者苦之。钱唐俞耘史（按：俞焜字）先生由北河观察移节衡南，勤宣庶政，尤奖士林，崇实学，谓先哲绪言不可泯，爰购善本，属补刊并详校焉。四阅月，剞劂乃竣。”临蒸黉舍即衡阳学署，所藏正《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书板片。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跨越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历百余年得以保存，实乃幸事，也是《书集》汇编的成功。因五种书分属子部、集部，与当时流传的夫之经部、史部之作异，故易名“船山遗书子集”。此次补刻以《书集》板片为基础，稍作修补，并非重刻，故而仅四月告竣。第七、八册为《楚辞通释》，扉页有“王船山先生遗书”“楚辞通释”“道光二十八年补鐫”字样。此书首列张仕可《序》《序例》《史记·屈原列传》，后为《目录》（有《九昭》，但无“私淑门人王后较编”字样），无《书后》《跋》，版式、行款、正文、评点、句读和大小字体同于康熙单刻本和康熙合刻本，只是较康熙合刻本多《九昭》一篇。今细校此本与康熙合刻本：一是此本字迹明显较康熙合刻本模糊，多有漫漶及残泐处，说明板片历百年颇有损坏；
二是康熙合刻本或康熙单刻本全书字体工整一致，而此书张仕可《序》《序例》《史记·屈原列传》《九辩》末叶（仅半行）及《九昭》一篇与全书字体差异甚大，较为笨拙，应为补刻，补刻内容约占全书十分之一；
三是叶幼明、杨坚曾指出道光本、康熙合刻本均脱《招魂》末叶，可能刷印康熙合刻本时，板片已脱此叶，道光本刷印者亦未察觉；
四是叶幼明、杨坚曾指出此本补刻文字有异于康熙单刻本处，有据《史记》订正者，也有遗漏、臆改者，今校发现补刻文字与康熙合刻本句读亦有不同处。可见，道光本是康熙单刻本的递修本，其递修是在康熙合刻本基础上的补刻，从康熙单刻本到道光本反映的是其间政治气候的变化。

接下来说说本书底本同治本。同治二年（1873），曾国藩于安庆设局拟刊《船山遗书》，经费源自国藩、国荃兄弟捐助和募集，后移金陵节署，欧阳兆熊、董其役，张文虎、刘毓崧分任校讎，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共刻書凡五十八种，三百二十二卷。此本《楚辞通释》也称金陵本、《船山遗书》本。据叶幼明、杨坚考证，同治本源出道光本，所以书序、《目录》、内容一同道光本。需要说明的是：一是自同治本始将《通释》明确分为十四卷，《九昭》附卷末，以此书分卷十分合宜，又清晰明了，此后太平洋本、中华本、上海本、岳麓本皆依此分卷；
二是此本基本照录了底本的评语，同时删去了底本的圈点和句读，因此在首叶大题“楚辞通释”下注“评语并载”，应该说原书圈点过多过泛，且不像评语那么表意明确，删去也无大碍；
三是此本将原释文“○”下的校语，均移于正文之下，虽然还没有准确地放置在所校文字之下，但已较原来便于读者省览了；
四是正如叶幼明、杨坚所云此本对底本作了详细校勘，订正原本讹、脱、衍、倒等多达一百一十七处，用功深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本已发现底本《招魂》脱末叶，将其中所阙的正文九十一字补出，这也影响了太平洋本、中华本、上海本；
五是此本也有一些不足，如底本有些讹误此本没有校出，此本有校改不当致误者，也有刊落评语和校语者，又有新增的文字讹误等。然瑕不掩瑜，同治本确为后出转精的善本。

太平洋本、中华本均出同治本，继承了同治本的优点和缺点，对个別地方也作了一些校正，但也新增了一些不应该的排印错误，对此叶幼明、杨坚均有指出。出于排印考虑，中华本删去了同治本的评语。中华本还是第一个新式句读本，相较康熙本不甚精当的旧式句读，中华本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是其中错误甚多，叶幼明曾统计有一百处之多。上海本基本是中华本的再次印刷，杨坚指出上海本对中华本的文字和句读也有所订正。

岳麓本是迄今见到的最佳本。据此书《编校后记》，此本以“草堂本”（实本文所言康熙单刻本）为底本，参校众本及前人校记，由叶幼明点校，胡渐逵覆审。此本优点甚多：一是校勘精审，凡校记一百二十二条，对讹、脱、衍、倒等情況多有订正和说明，用功深著；
二是内容较为完备，补排了自中华本以来删去的评语，增补了自康熙合刻本而来的《招魂》末叶脱文，附录了张仕可《序》、丁光祺《附识》、王扬绪、扬绩《跋》及中华本《前言》（节录）、上海本《出版说明》；
三是首次采用新式标点，订正中华本标点错误近百处，其功甚伟。当然，毋庸讳言，此本也有不足：一是对康熙单刻本与康熙合刻本的关系认识不够明确，将二者混同，此本实际以湖南省图书馆所藏康熙单刻本为底本，校记及后记均标“草堂本”；
二是自乱体例，此本《编校后记》言以草堂本（本文所言康熙单刻本）为底本，但却以同治本分十四卷，校记则每每言“草堂本”，又《后记》言学署本（即道光本）为草堂本之再刷，但于同治本补刻之外的大多校记中也是屡言“学署本”，均让人难晓；
三是《楚辞》正文、夫之释文和评语均有漏校漏刻者，此外有些校记有未确者，有些标点也有可商榷者；
四是由于以湖南省图书馆所藏康熙单刻本为底本，所附王扬绪、扬绩《跋》颇多缺文；
五是限于船山全书体例删去《九昭》。

考虑到同治本在分卷、体例、校勘等方面的优点，本次整理以同治本为底本，参校湖南省社科院图书馆藏康熙单刻本、道光本、太平洋本、中华本、上海本、岳麓本以及前人和今人的校记及研究成果。

整理过程中，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为版本校勘提供了方便，深表感谢！

【 参 考 文 献 】

[1] 郭在贻.楚辞要籍评述，郭在贻文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吴冠君.楚辞通释考正与补注.湖南师院学报.1983（2）.

（编校：章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