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

摘要：新中国重视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埃及爆发“七月革命”后，纳赛尔上台执政。纳赛尔领导的埃及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与西方大国矛盾日益尖锐。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加深了埃及对新中国的了解，并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经过多方努力，埃及与新中国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关键词：新中国外交政策；
埃及“七月革命”；
埃及与西方；
万隆会议；
中埃关系

作者简介：安惠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前驻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兼驻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大使(北京100006)。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6－0003－07中图分类号：D371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冷战后中国对中东国家外交政策研究”(06JJDGJW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与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千山万水阻挡不住两大文明的友好交往。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的丝绸就经过中亚、西亚，辗转运抵埃及。据说埃及艳后克丽奥帕特拉就曾享用中国的丝绸。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中国史籍上最早出现的非洲地名，被称为“黎轩”、“乌迟散”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彼此的交往增多，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汉武帝派使臣到黎轩的记载。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20年，西海(即亚历山大城)杂技和魔术演员抵达洛阳，登台表演。埃及天文、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地理志》(约成书于公元150年)一书中首次记载中国，称中国为“秦尼国”或“赛里斯国”。到了明朝，中埃间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据《明史·西域传》记载，永乐年间(1403～1425)，埃及马木鲁克王朝派使节访华，英宗正方六年(1441年)，埃及苏丹再次遣使到中国。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最后一次船队到达埃及的艾得哈布。19世纪中叶以后，埃中两国的国际地位都发生巨大变化，埃及继续为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并日益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不能自主；
中国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尽管如此，中埃两国交往并未完全中断。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1922年埃及独立，从20世纪三十年代起，中埃两国恢复官方往来。1930年双方同意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1942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48年双方决定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一、新中国重视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埃及报刊普遍主张立即承认新中国，但埃及法鲁克王朝的政府却举棋不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埃及在对华政策上追随西方，继续与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当时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新中国宣布：“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后，周恩来总理认为：中东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汇合成一股巨大的洪流，极大地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战争政策。周总理还强调：阿拉伯国家处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前线，处在一个最重要的地位，一个关键的地位，掩护了非洲，又掩护了亚洲。年中国与印度和缅甸分别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随即爆发第一次阿以战争。这次战争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而告终，阿以处于敌对状态。阿拉伯国家理所当然地关注新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1950年1月9日以色列国外交部长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声明以色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合法政府。双方于1953年开始探讨建交事宜。1953年10月以色列更换总理，新总理担心发展对华关系会惹怒美国，影响美对以提供大宗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转持消极态度。我国在万隆会议后日益关注中东局势，把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提高到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鉴于阿以争端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中国决定冻结同以色列的建交谈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中东政策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推动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全面封锁，开创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外交新局面。不难看出，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对新中国来说无任何困难。当然，我国与外国建交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周总理深知是美国在阻挠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因此领导制定了“善于等待，不必勉强，增加往来，多做工作，促进关系，水到渠成”的工作方针。以后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二、埃及与西方大国矛盾日益尖锐

1952年爆发的埃及“七月革命”推翻了追随西方大国的腐朽王朝，确立了纳赛尔的领导地位。新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举措。西方大国对埃及实行的控制和掠夺政策受到埃及革命政府的抵制。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导致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爆发。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年生于埃及亚历山大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时代，他参加护宪游行并负伤，后任开罗学生执委会主席。1937年纳赛尔进入陆军军官学校。1943年已晋升上尉的纳赛尔担任军校教官，参加了1948～1949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战败后，纳赛尔等青年军官认清以国王为首的埃及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1949年2月纳赛尔和几位青年军官决定成立“自由军官组织”。中校纳赛尔当选为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1952年7月21日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废黜法鲁克国王，拥立纳吉布将军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兼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纳赛尔自任副主席，实为最高权力机构领袖。自由军官组织制定了六项原则：消灭殖民主义；
消灭封建主义；
消灭垄断、结束资本对政权的控制；
建立社会公正；
建立一支强大的爱国军队；
建立健全的民主生活。这些原则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1953年6月革命指导委员会下令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纳吉布出任共和国总统兼政府总理，纳赛尔任副总统兼内政部长。1954年纳吉布下台，纳赛尔出任总统兼总理，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七月革命”后，埃及采取了一系列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的重大举措。

(一)收回苏伊士运河。1914年埃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22年英国被迫承认埃及为独立王国。1936年两国签订《英埃20年同盟条约》，规定英国从埃及撤军，但在苏伊士运河区保留一万人的驻军。埃及人民多次举行反英游行示威，但由于法鲁克国王政府的腐败以及一些国际因素的牵制，英军始终留驻运河地区。纳赛尔掌权后，于1953年与英国谈判，1954年埃英签订《关于

苏伊士运河区军事基地的协定》，规定英军在20个月内撤离运河区。1956年6月最后一批英军提前撤离苏伊士运河区，从而结束了长达74年的占领，运河随后由埃及负责防务。然而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中44％属于英国政府，52％属法国私人所有。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和总办事处设在巴黎，决定大政方针。该公司还在开罗驻有全权代表，与埃及政府联系，有自己的密码、旗号，俨然“国中之国”。根据协议，埃及只能得到公司总利润的7％，而实际上就连这7％的利润都无法保证。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10月29日，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公然入侵埃及。埃及军民奋起反抗并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各地掀起了反对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浪潮。中国政府连续发表声明反对英、法武装侵略埃及，坚决要求英、法政府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并撤出埃及。北京青年学生纷纷到位于东城区正义路的英国代办处门口游行示威，高喊“英法联军从埃及滚回去”的口号(本人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员。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42年后我被任命为驻埃及大使)。苏联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扩大在中东的影响，明确支持埃及反侵略。美国也想排挤英法在中东的势力以取而代之，同时也担心苏联势力进入中东，要求英法立即停火。埃及终于取得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胜利。这次战争表明，殖民主义走向衰亡已是大势所趋，它使中东地区出现新的政治格局。

(二)反对《巴格达条约》。二战后，美国不断扩大在中东的势力，1956年美石油垄断资本已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中东石油的霸主，美在中东既利用又排挤英法；
既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又要确保石油和基地，需要建立自己控制的军事集团。杜勒斯出任国务卿后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注意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以抵制苏联渗入。他极力要在中东建立一个亲美集团，并极力把革命后的埃及拉进来，企图以此反对苏联，并钳制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浪潮。1955年伊拉克与土耳其签订了《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纳赛尔认为《巴格达条约》不仅反苏，也是西方国家在中东维护统治、压制埃及、破坏阿拉伯联盟中立地位的工具，因此不听美国劝说拒绝参加，并着手筹建与之相对抗的同盟。1956年3月埃及与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决定共同抵抗以色列的侵略，建立阿拉伯国家防务和经济合作组织，成立联合军事指挥部，约定不参加《巴格达条约》或任何其他外国军事同盟。随后也门、埃及和沙特签订为期5年的三国军事条约。这样，在中东和西南亚地区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一方包括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
另一方是埃及、叙利亚、沙特和也门。在革命后特别是在参加万隆会议后，纳赛尔举起反对英国和以色列的旗帜，揭露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亲西方面目，号召各国人民推翻亲英政府，他因此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日益提高。在埃及的影响下，西亚、北非各国的反帝、反《巴格达条约》、要求独立、捍卫主权的声势不断壮大，英法深感自己在中东的阵地越来越受到威胁，对埃及也日益不满。

(三)扩大军备以应对以色列威胁。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埃以处于敌对状态。埃及禁止以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为确立自己在中东的军事优势，以色列从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大量购买武器。埃及在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英美是埃及军火的传统供应国，法国也曾提供一小部分。由于埃及执行的政策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自1952年以来，埃及一再向美、英、法要求购买军火，除英国提供了少量武器外，均未成交。1955年2月，以色列伞兵部队借口处罚巴勒斯坦游击队，在加沙地带越过封锁线，摧毁埃及陆军司令部，杀死37人。这是埃以停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埃及人民义愤填膺，将士们要求报仇雪耻。埃及立即要求美国供应价值2700万美元的武器。美则故意要求现汇支付，刁难埃及。英国提出的条件是希望埃及支持《巴格达条约》，“纳赛尔到万隆开会时要保持缄默”。法国则要求埃及停止支持北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在西方的百般刁难下，纳赛尔被迫转向苏联寻求武器供应。

从1954年起，苏联的中东政策也开始出现转变。中东距苏联很近，西方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和军事集团威胁苏联安全。苏联既想排挤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又要阻挠美国进入该地区。鉴于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与西方结盟，苏联重点拉拢埃及等阿拉伯国家。1955年初《巴格达条约》签订后，苏联对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态度更趋积极。对埃及的武器要求，苏联欣然接受，后因担心影响苏与西方国家关系，改由捷克斯洛伐克出面。1955年9月埃捷正式签订换货协定，埃及通过捷克从苏联购买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埃及在12年内以棉花偿付。1956年3月双方又两次续订军火协定，总金额超过4亿美元。埃捷协定第一次打破西方在向中东各国提供武器方面的垄断局面，也是苏联插足中东的开始，削弱了西方在中东的影响，有利于苏联通过埃及抗衡《巴格达条约》，并在西亚、北非取得立足点。

(四)修建阿斯旺水坝。埃及粮食不足，人口激增，面对以色列的威胁，还需加强军备，纳赛尔决定修建阿斯旺水坝。该水坝一旦建成后，可变尼罗河下游的沙荒为良田，又可为工业提供强大电力，从而使埃及的国民收入增加1/4。这项关系埃及前途的重大工程需投资8～13亿美元，耗时10～16年。埃及自身财力无法承担，必须争取外援。1955年9月埃及向世界银行要求贷款，世行表示如美、英承担一半，世行可承担另一半。美、英为了排斥苏联和控制埃及也表示愿意提供援助。杜勒斯对访美的沙特国王说：“美国同意援建阿斯旺水坝，是因为看中它的长期性，可使埃及10年内依附美国。在此期间或是埃及疏远苏联，或是纳赛尔下台。”1956年5月美方又提出埃及公开宣布不再同苏联进行军火贸易，并促使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缔结和约作为贷款的条件。7月埃及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全部条件。此时美国内出现强大的反对声音：亲以色列政客认为美国此举会增强埃及反以色列实力，会使埃及棉花和大米增产，殃及美国棉花和大米出口，埃及会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的往来；
政府内有人担心援助会增加美财政负担。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美认为埃奉行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外交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因此美最终决定拒绝向埃及贷款。随后英国和世界银行也取消了贷款。美英的拒绝激怒了纳赛尔，他作出两项重大决定：一是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二是接受苏联的贷款修建阿斯旺水坝。

不难看出，自1952年埃及革命纳赛尔掌权后，埃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尖锐。与此同时，埃及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日益加强。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埃及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事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三、万隆会议使埃及加深对新中国的了解，两国关系不断发展

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尼万隆召开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次会议在与会29个亚非国家的共同努力下，排除西方大国的干扰和破坏，达到了预期目的，并取得了伟大成就，成为亚非两大洲人民

加强团结、友好合作的里程碑，长期受压抑的亚非人民第一次共同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这种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要求友好、团结、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斗争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中国代表团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杰出贡献。周恩来总理卓越的外交才能给与会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纳赛尔总统不顾西方大国的威胁，也在会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因为万隆会议，周总理结识了两位终生的朋友，一位是埃及的纳赛尔，一位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周总理在赴万隆开会前先去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会晤。周总理同吴努总理一起在机场迎接尼赫鲁和纳赛尔抵达，周总理与纳赛尔两人相差20岁，却自此成为终生的忘年之交。纳赛尔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政治委员会与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一起努力克服各种障碍，通过紧张的磋商，使会议通过了包含十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这十项原则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周总理在会上一再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中东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他指出，埃及人民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主权的斗争获得了许多亚非国家的同情。他积极协助与会的阿拉伯国家向有关国家做工作，使巴勒斯坦问题得以列入议程并最终宣布：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要求实施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的各项决议和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

万隆会议重点讨论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增进亚非国家间友好合作等重大问题。印尼、柬埔寨、黄金海岸、伊朗等国代表纷纷发言反对殖民主义。纳赛尔在发言中表示：殖民主义一向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因此必须予以铲除。然而《巴格达条约》成员国伊拉克代表在发言中集中攻击污蔑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的殖民主义”，公然宣称殖民主义已日益衰亡，应该反对的是共产主义。个别国家代表也发言随声附和。这种背离会议精神的言论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不满和反感。周总理于4月19日的发言中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的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正是周恩来总理这篇被称之为“求同存异”的发言奠定了亚非会议成功的基础。会议最后对殖民主义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周总理的这篇历时仅18分钟的发言受到普遍好评，纳赛尔也对记者说：“我喜欢他的演说。”

在会议期间，周总理同纳赛尔多次深入交谈，并设宴招待埃及代表团。周总理也出席了纳赛尔举行的宴会。双方介绍了各自国家的情况与对外政策，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使纳赛尔澄清了一些原来受西方媒体恶意诬蔑而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和疑虑，特别是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外交政策，弄清了中国共产党“不输出革命”的立场。关于中埃建交，纳赛尔谈了当时埃及的处境——同台湾断交困难，希望中国能予以谅解。在交谈中，纳赛尔还向周总理介绍了由于帝国主义控制棉花市场，埃及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周总理表示，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多消费一两棉花，中国就会用光埃及每年生产的棉花，并承诺进口埃及棉花。纳赛尔还要求提供武器以应对以色列的威胁。周总理表示十分理解和同情埃及的处境，但不无遗憾地说，中国的武器主要靠苏联供应，没有多余的可以出售，建议埃及向苏联购买。

纳赛尔被周总理深刻的见解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所吸引，通过与周总理的交往而对新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与周总理商定，两国将从贸易开始，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强调：万隆会议为加强埃中关系奠定了基础。

万隆会议使纳赛尔进一步认清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也看到亚非国家广阔的政治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从万隆回国后，他于1955年5月宣布：埃及将坚持积极的中立政策，且一直恪守这一原则。

四、水到渠成，埃及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52年“七月革命”成功后，埃及国内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声甚高，据埃及首任总统纳吉布透露，政府曾作出承认新中国的决定，终因受到美国的警告而搁浅。1953年，埃及因受到英国的经济制裁，其主要出口商品棉花滞销，埃政府委托商人昆地访华，商谈对华出口棉花问题。当时我国并不需要进口棉花，两国亦无外交关系，但为了支持埃及，我国政府毅然同意进口埃及棉花。1954年12月，埃及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中国非正式询问，可否在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向中国派驻总领事。周总理认为这种办法等于承认“两个中国”，中方不能接受，但可考虑接受埃及贸易代表以官方身份常驻中国。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与纳赛尔达成“从经贸开始，先互设商务代表处，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为此，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和埃及工商部长阿布·努赛尔进行商谈并达成协议，决定两国贸易代表团近期互访以商定两国政府间贸易协定和支付协定并互设商务办事处等有关事宜。

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里作为埃及第一位政府官员访华。在他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分别会见时，双方表达了反帝、反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共同立场，中方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和扩张的正义斗争。双方还签订了文化合作会谈纪要。为贯彻“纪要”精神，中国主管部门决定派一名教师、七名留学生赴埃任教和学习。杨福昌就是这七名留学生中的一员，并先后出任中国驻科威特大使、外交部亚非司司长、副外长和驻埃及大使等。

1955年8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率贸易代表团访华，与中方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同时确定双方互设官方商务代表处。商务代表处实际上享有高于领事待遇的外交特权。当时埃及尚未与台湾断交，设立商务处作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一个步骤，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随后，中国先后与叙利亚、黎巴嫩等国设立了类似的商务代表处。1956年1月，中国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正式成立。商务代表李应吉、副代表张越拜会纳赛尔并面交周总理的亲笔信件。同年2月，埃及在中国也建立了商务代表处。同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伊斯兰协会主席包尔汉率领中国文化艺术团访埃，双方签订中埃文化合作协定，确定互派新闻记者、语言教员、文化团和展览团等项目。3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访埃，中国在开罗举办大型商品展览会。当年中国又从埃及购买1000万英镑棉花，并用现汇支付590万英镑，对埃及给予切实的支持。

西方大国对埃及通过捷克向苏联购买武器大为不满。1956年4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英首相建议苏联以后不要与埃进行新的军火交易。苏联领导人未与埃及磋商就表示：如果西方承诺不运武器进中东，苏联也愿意这样做，并赞成联合国会员国都对中东实行全面武器禁运。在联合国会员国对中东全面禁运军火的可能前景下，1956年5月16日，埃及政府宣布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同时撤销对台湾当局的承认。5月27日，埃及革命指导委员会前发言人沙卡尔在《共和国报》上撰文说：纳赛尔听到关于艾登与苏联领导人就停止武器竞赛达成协议的传闻后就决定承认新中国。针对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举，美国政府反应强烈，美国务卿杜勒斯表示：埃及此举是使我们感到遗憾的举动。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纳赛尔宣布承认共产党中国，更使我们恼火。”

5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欢迎埃及政府这一友好立场。18日周总理致函纳赛尔总统指出：“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有利于促进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维护世界和平。”同一天，纳赛尔总统约见中国商务代表李应吉时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早已确定的事，前些时候未宣布承认，原因是想使西方大国减少对以色列继续大量提供军火。目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最好的时机。”当时有舆论认为，埃及宣布承认新中国是考虑到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可以不受联合国可能实行的对中东武器禁运的约束。其实万隆会议后，中埃两国关系日益密切，在国际政治上共同点日渐增多，两国建交实属水到渠成之事。苏、英针对中东禁运武器一事进行的交易，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而已。5月30日，中国和埃及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不久中国派出外交部部长助理陈家康为首任驻埃及大使。随后，埃及首任驻华大使拉加卜也到北京就任。埃及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中埃建交开启了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进程，表明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所奉行的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的认同。自此至1966年10年间，我国与10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它们是：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索马里、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在此期间，我国又先后与1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除去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的7国之外，还包括：几内亚、加纳、马里、扎伊尔、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刚果、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贝宁，形成我国与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的第一次高潮。

为推动新中埃建交作出重大贡献的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和纳赛尔都已作古，但中埃友好合作关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考验，始终健康发展，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深厚，两国间的合作空间也将日益广阔。

(责任编辑：孙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