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愁予与哲性乡愁

朱泽礽

摘  要：乡愁是中西文学长久以来广泛关注的主题，围绕此展开的构思与创作各有千秋。龚刚教授提出“乡愁三境”概念，明晰地对不同形式的乡愁予以系统划分，而其中最高境界则是哲性乡愁。本文将阐释离散诗人的代表郑愁予对于这一终极问题的思考与解答，从哲学和美学的维度探究其笔下哲性乡愁的具体建构，并分析这位侠客诗人哲性乡愁创作的源泉。

关键词：哲性乡愁;郑愁予;性命安顿之所;精神本真;诗性还乡

龚刚教授于《论台湾离散诗人的三重乡愁》一文中，通过对洛夫诗歌的分析，总结并划分出乡愁的三重境界：“洛夫先生离开大陆后的故土之思是地域的乡愁，侨居北美时对中华文化的怀恋是文化的乡愁，他对性命安顿之处和本真状态的追寻则是哲性的乡愁，也就是为‘终极信念而生的终极乡愁。”？譹？訛同为离散诗人的郑愁予，也在长期漂泊中自然地生发出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思考及对终极精神家园的追寻。超越地域、文化乡愁的视角，可以为郑愁予诗作研究增加新的审美可能性。笔者将从富含诗人感性体悟、审美思索的《乡音》九首？譺？訛，即《归航曲》《乡音》《偈》《定》《客来小城》《错误》《港夜》《风雨忆》《赋别》切入，探讨郑愁予心中哲性乡愁的激荡，在哲性的天空下聆听属于这位灵魂觉醒者的“乡音”。

一、郑愁予对哲性乡愁的多种诠释

（一）“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他者对我们的凝视、评价和判断，迫使我们自我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从而使主体产生一种自我意识。”③可见，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自我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在这一哲性维度上，郑愁予的诗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判断和自我区分意识：

“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

宁愿是时间的石人。

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

地球你不需留我。

这土地我一方来，

将八方离去。”？譼？訛

（《偈》）

有别于常见乡愁抒情中出现的故乡的人事物，郑愁予引入星空、流星、宇宙、地球等客观存在的大概念，即“他者”，构建了全新的抒情框架与想象参考，与人所熟悉的周遭环境产生“奇异化”与“陌生化”，实现人的异化，塑造人的“自我”定位。这种空间上鲜明的缥缈与疏离感，体现了在境界上他不是中国大陆人、不是中国台湾人，也不是旅美华裔，就是单纯地当一个漂泊的个体“人”或是“处在宇宙中的浪子”，来衡量在浩大世界中的位置和归属，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主动地发掘内在的生命价值。

马斯洛论及人的自我实现时，引入了“高峰经验”（Peak experience），即“产生一种类似宗教经验的感动。自我从其中升华而整个人觉得非常地有力量，自信而坚决”？譹？訛。《偈》先是感叹并衡量“空间”，接着凝望并考察“时间”，再自由地畅游“宇宙”，直到最后谢绝“地球”的挽留，对着“土地”潇洒告别，其中无论是时空界定还是宇宙方位，格局都恢宏浩大，极具表现力和画面感，情绪上更是自信而超然。诗人在自我意识觉醒中显然触摸到了高峰经验，使得诗歌境界上的力度和张力都有了质的升华，读者在欣赏诗歌时也会有极强的代入感，为《偈》的画面所感染，心中涌现出豁达与感动。

哲人康德不时仰望星空，每当思索许久后，他都为之惊异又深感严肃，繁星满天的缥缈、宇宙的浩大广阔，给了他视觉上深邃和神秘的感受，令他的灵魂深处深刻认识到人在大千世界里的渺小。郑愁予强调的却是个体生命在大环境笼罩下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不论是游子自如地畅游宇宙，还是不必偏安一隅地停留于地球上的“一方来，八方离去”的豪气，都尽显离散诗人在漂泊中释怀的潇洒，平等地考量人与天地的关系，而不是沉湎于渺小无力的感伤与孤独。

（二）于时间维度思考永恒

时间单向前进，以生为始，以死为终，而且具有不可逆性，任何人都不能重回过去或在任何一个经历过的时间段驻足。它本就无情，诗人李白有“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的感悟，周围熟悉的人事物、所爱的一切终将消亡，消失在时间的漫漫长河里。时间一直在“动”，郑愁予似乎在寻求“定”的境界——

“我将使时间在我的生命里退役

对诸神或是魔鬼我将宣布和平了

让眼之剑光徐徐入韬，

对星天，或是对海，对一往的恨事儿，我瞑目

宇宙也遗忘我，遣去一切，静静地，

我更长于永恒，小于一粒微尘。”？譺？訛

（《定》）

对时间永恒与生命有限的追思，反映了郑愁予对生命本真的哲性思考。长期的漂泊给离散诗人带来了世事无常的幻灭感，他的早期诗作如《旅梦》《想望》，故乡记忆都在梦里，乡愁也借想象呈现，他知晓曾经的美好终究是回不去的曾经。而在《乡音》九首中，他有新的顿悟，一方面他珍惜时间，追逐时间，希望时间“定格”，甚至有“长于永恒”的超越性渴求;另一方面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个体追逐在漫长且近乎永恒的时间长河中的卑微与无力，即一切也终将被遗忘，悄无声息。不感伤于愁思和幻灭，郑愁予更宁愿当一个“时间的石人”，将有限的生命投放于无限，在永恒的时间里默默地注视沧海桑田;作为生命的“歌者”，在《生命》一诗中，他更是明确地道出“够了，生命如此的短，竟短得如此的华美！”这也符合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揭示的“死亡在最广的意义上是一种生命现象”，生命的意义即“倒计时法”——“向死而生”③，尽显生命的洒脱与超然。可以说，诗人正突破线性时间的束缚，从而更加靠近时间的总和，也就是海德格尔所推崇的“真正的时间”。奔走于线性时间中的人注定疲累，这种拘泥于此时此刻的生存模式束缚着人的生命，人也不理解时间的真谛，诗人感召我们停留于审美时间，用有深度的方式去经历人生，即审美思考的维度。

《定》揭示了深刻的时间内涵：现代人终日与钟表相伴，少有人探究反思时间这一概念。人们看似有非常系统完整的“时间观”，即在一定的时间干规定的事情，但这只是关注于线性时间的“时分秒”，做到幾个数字的对应和长短的限定，而时间的内涵，即阐发的生命意义始终是被忽略的。时间停留在科学理性层次，之于人，只算得上物理维度做规划的媒介罢了，这种理性的生命表面规律而充实，实则混乱而空洞。

少有思考时间的重要原因在于常人不想触及个体生命维度上的终点，即“死亡”，对于时间的无力感引来更多的是悲伤，反观《定》，对“死亡”淡然地解释为时间的退役、人被宇宙静静遗忘。个体生命意义上的“人”并不单是物理上的躯壳，人的思想可超越时间，不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逝于历史洪流。郑愁予的死亡哲学与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达观相吻合：人生如梦一场，不必过度悲伤，看清这一切，死亡是大流且不可逆，生命的价值在于灿烂地活过，“存在”过，而不在“必死”。一切哲学都是从思考死亡开始，生死二者是无法抗拒的二元对立。死亡是每个人终将面临的，恰如《定》中无法逃避地被时间“遣去一切”。不论生之起点有何不同，生命的归途都相同。正如作家冯丽的死亡主题小说《如归》的标题，“如”可理解成“如同”，可解读为动词“到……去，往”，人活着的日日夜夜都如同“如”的状态，走向“归”。人类不回避旅途的终点，直面老与死是珍惜时间，为了更好地活着，有此哲性顿悟可生而无憾，兀自精彩。

（三）命运无常，聚散注定

命运无常，美好只是短暂的，痛苦却是永恒的，可以说人生而伴随着挣扎与痛苦。《庄子》云：“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譹？訛佛教则用“因缘和合”来解释命运，命运的决定权在于因、缘这两种内部、外部条件的作用关联，而不是个人意志作用。“无常感”就来源于命运的难以预知，似乎早有定数，其间变化快速且纷繁，引发人事物都不能为人所决定的无力与不甘。哲性乡愁显然已超越了对故乡不由自主的挂念，上升到了对生命无常的深刻体悟。在有哲思的诗人眼中，人生不是一出荒诞凄凉的悲剧，而是如同一列行进中的列车，途中有人上车同行，有人下车离开，对于相逢没有过分喜悦，对于分别习以为常，不过度悲伤。郑愁予在离别时写下——

“露重了，

夜百合开了;

[……]

露太重了，像泪珠滚下唇边，

百合花的嘴张得太大，像在惊讶。

[……]

露珠就这样干了，

百合就这样谢了……”？譺？訛

（《风雨忆》）

内在投射（Introjection）的概念源自荣格，指的是“将主体内容转换进入客体”③，风雨夜的百合花与露珠即诗人的内在投射，他将旅途中与女子由相遇、相知走向等待、分离的主体情感代入客观景物之中，花开得再艳丽也有凋零的一天，露珠再晶莹也有蒸发的时刻，知晓了美的短暂和易逝，人才会加倍珍惜，这份美在心中的价值也更高。景如此，情亦然，在旅途中的聚散无妨，人可寻求一种心理的补偿：珍视、回味相处的美好记忆。

同样是写分别，《赋别》是他诗境的诠释，诗中没有如柳永《雨霖铃》离散时“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那直观的痛苦、凄凉的情感宣泄，而是轻轻地说声道别，唯愿彼此珍重：“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譼？訛定下淡然与豁达的基调，再自然地将与恋人结伴同游中的点滴娓娓道来，“寂寞的路”揭示了或多或少的感伤，可两人的分离更多的是“留我们未完的一切，留给这世界”？譽？訛的超然境界。以“这世界，我仍体切地踏着，而已是你的梦境了……”⑥结尾，诗人悄然离开，继续踏上人生路途，又会迎来新的相逢相知，不愿惊扰已然睡着的恋人，那就让她做个好梦吧。诗人是重感情的，可也清楚地认识到所爱所求所遇如昙花一现，没有人能永远陪伴自己，人生旅途漫长，聚散离合皆无常，珍惜共同经历的短暂美好，不让别离后的回忆浸染痛苦，才是人能做也该做的。他安然静坐，回味点滴冷暖，不拘泥得失，不强求厮守，悠然自如地看着人事物来来去去。

离散诗人因为长期处于与母体文化分别的状态下，客旅他乡的“离愁别绪”往往是打不开的心结，每到一处常常定位自己为“旅人”，心中满是“旅人”的回归之思，而郑愁予则是将自己始终当作“过客”。面对早春的江南小城与象征着安歇与停泊的港湾——两处最能唤起浓浓乡愁的场景，不论是《客来小城》所描摹的那闲美风物，还是《港夜》中幽邃静谧的夜港，都是“景静”，正是诗人“心静”的体现，四处做客，聚散早已看淡，与其挣扎着痛苦着，不如享受做生命的过客，以一种潇洒随性的“侠客”情怀诠释自己的人生。

（四）寻觅灵魂归宿，向往“孤独”

马斯洛谈及人的自我实现需求（Need for Self-actualization）？譹？訛，认为这是完全出于自我内在价值考量的最高层需求。笔者认为，如果说人的基本需求是“身体、心理”的需求，这便是“灵魂”的需求，是主动地追求美、思考生命、提升精神境界的生命哲学。

郑愁予的哲性乡愁也能提炼出这种超越性的精神需求，《归航曲》中他笔下的乡愁是对回归的渴望，但回归的不是记忆中的故土，也不是母体文化，而是那象征着浪漫的远方，那是他生命的价值所在——

“漂泊得很久，我想归去了

仿佛，我不再属于这里的一切

我要摘下久悬的桅灯

摘下航程里最后的信号

我要归去了……

每一片帆都会驶向

斯培西阿海湾？譺？訛

像疲倦的太阳

在那儿降落，我知道

每一朵云都会俯吻

汨罗江渚，像清浅的水涡一样

在那儿旋没……

我要归去了

天隅有幽蓝的空席

有星座们洗尘的酒宴

在隐去云朵和帆的地方

我的灯将在那儿升起……”③

地域的疏离和文化的分离带给离散诗人感性的离别之思，但作为审美主体的艺术家们的灵魂深处却享受着“漂泊”的孤独感，渴望“诗与远方”。郑愁予想“归去”，是游子的本能，但自始至终没有道出目的地，因为他寻觅的本就是灵魂的安顿与精神的家园，实实在在的地域不重要。向往雪莱失踪的“斯培西阿海湾”以及屈原投江的“汨罗江渚”，反映了诗人对极致浪漫的追求;想扬帆去天邊，与星座为友，与云朵为邻，更是一种对洒脱潇洒之美的向往与赞颂，以心为帆，心之所向，航向无问西东。他的哲性乡愁寻觅的那种无形的归宿，实际上只要灵魂一直在路上，处在一直寻觅的过程中，便足矣。

吉普赛人（Gypsies），这一称呼带有歧视他们是流浪民族的戏谑意味，殊不知吉普赛人四海为家，比起长期呆在一处的可怜人，这种“流浪”更能品尝大千世界，欣赏到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流浪作家三毛享受旅行，正是有了不断流浪的经历，她笔下的撒哈拉沙漠才会极具表现力和画面感。2018年意大利奎拉国际文学奖获奖诗人杨炼推崇的是“长期的波西米亚式的流浪”，根植大地又超越乡土的流浪情怀，让哲性乡愁更加富有深度和张力。

如果说地域、文化乡愁带给离散诗人的孤独感是远离母体的靠“依赖与被爱”得以排解的“低孤独”，那哲性乡愁带来的则是“高孤独”。“高孤独”？譼？訛这一概念最先由日本心理学家箱崎总一提出，指“主动追求的孤独”，可以理解为不为环境、他人所拘束，源于本心且忠于自我，有明晰的人生航向——不断追求并提升生活的境界，是自我构筑的生活模式和生存状态。对于离散诗人来说，“漂泊”的状态就是“高孤独”，这种情感抒发上升到了哲性维度。漂泊流浪给游子的诗性启发和哲性思考是长期扎根本土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没有孤独浸染、旅行润色的人生体验便去进行艺术创作，没有精神写实的空间，只能是千篇一律的生活下的白日做梦、无病呻吟。

哲性乡愁的书写是郑愁予创作观的体现，也是他“诗境”的“第三境界”，即“谈到了宇宙本体，谈到了人和自然的结合，谈到了生和死”，他认为诗“表现的是生活，也是自然，你生命的位置，在这一刹那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人类追求的最高、最安详、最与自然无间的境界”？譹？訛，他的哲性思考完美地诠释了千古文人心中的田园梦及侠客梦。郑愁予踏上了一班寻觅灵魂安歇与生命本真的“无终点的列车”？譺？訛，他达达的马蹄带来的错误本就是美丽的，他也享受一直在路上的过程，他的乡愁书写，在哲性的维度上，融入了他的人生体会、审美体验以及超越性的生命之思，也是属于这位“侠客浪子”那本潇洒豁达的信仰圣经。

二、溯源郑愁予的哲性乡愁

（一）存在场域：家园感的破碎

家园感（Sense of Home）可以理解為人对自身归属的向往和对稳定状态的感性认知，龚刚教授提出的“乡愁三境”都指向家园感的破碎。乡愁的第一重境界，是心系故乡的牵挂，思念引发地域乡愁，源自地理空间上家园感的破碎——异乡流离，离家失居。乡愁的第二重境界，是对故土文化的认同，情思激荡于文化热诚，源自文化空间上家园感的破碎——在另一文化文明中难以寻得认同与归属。乡愁的第三重境界，对于性命安顿之处和本真状态的追寻引发出的哲性乡愁，是超越层次的乡愁，源自精神上家园感的破碎，追问全人类的精神危机——何为精神家园？何处觅得心安？此身归处往往不是此心安处：人有“家”，有一方居所且被保护着，本应充满安全感和归属感，但反倒心中无“家”可归，充满了失落与迷茫;肉体上享受着科技化、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物质上的富足，而精神家园支离破碎，一片荒芜，心中忧虑沮丧，甚至空虚焦躁。

离散诗人对这种精神危机有更深的体会，他们长期处于波动状态，经历跌宕起伏，不安定因素、变化感、无常感相伴左右，和哲人追问“何处是我家，何处是故乡”一样，他们心中也追问“何为安稳，何为平静”，潜意识里渴求精神的稳定家园感，于动中求得一丝“静”，因而推演出哲性乡愁。

郑愁予少时便随父亲四处奔波，成年时旅居海外，辗转于台湾地区和美国，每到一地，都是新的适应过程，他那两岸芦花白的故乡终究只能积存于记忆深处。早年他是行匆匆、不久居，城市、房屋能短暂停歇，庇护诗人的身体，可心灵的“安居”无法获得，精神的窘境与思绪的困苦不是物理的隐蔽能简单排解和宣泄的，唯有在精神空间上不断渴求和寻觅“家园感”。家园感已然破碎，但对“稳定、安居”的思索对离散诗人的灵魂有着神奇的魔力，吸引着他追问本源，思考生命本真和性命安顿，试图在感性探究中一步步接近精神故乡，触摸家园的温暖。

“家园”（home）和“故乡”（hometown）能真正带给人家园感，而不是冰冷的没有温情的“房子”（house），家乡是感性的、有温情的，而后者只是物化的僵硬实体。现代社会，故乡多是一个冰冷的地理方位及一地回忆的碎片。“破碎”正是这种感知，或许特定时刻或一段时间人类能隐约地触摸到安稳，但终究是短暂的慰藉，精神的长期空洞无法弥补，需要借助更深层次的思索，从哲学的维度予以重构。

家园感的破碎是迁客骚人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也催生了哲性乡愁的思考空间。郑愁予于《归航曲》《乡音》直接抒发了精神的飘零无依与弥补空洞不安的迫切;《风雨忆》《赋别》是对周遭人事物无常的感叹;《定》《偈》则是构建时空新维度，确立自我意识，投身大境界及新世界，试图重拾家园感;流水潺潺，巷闾寂静，走过石桥，轻叩门环（《客来小城》），慵懒的波涛、幽邃的渡口石阶、被母亲的手抚睡的静静的港口（《港夜》），柳絮不飞，街道向晚，春帷不揭（《错误》），诗人在这三首诗中反复描摹咏叹“静”的事物，对“江南”和“三月”也有独特的热衷，都反映他追求安静柔和的状态“静”，由稳定与宁静中获得慰藉，弥补精神上破碎的家园感。可见，《乡音》九首都是诗人对于性命安顿之处与本真状态给出的解答。

（二）主观动因：诗人的美学放逐

海德格尔认为，人降临于世都处于一种“被抛”的状态，就是处于“放逐”的被动境遇中。离散诗人充满了悲剧的意味，身体被放逐，远离故土和母体文化，精神也是被放逐般地终日漂泊，但他们是“悲剧英雄”（Tragic Hero）。地域、文化上的乡愁境界有悲剧色彩，浸染在难以散开的忧伤云雾下，而哲性维度的乡愁却拨开云层后有深厚的美学观感，远比前两种境界更能打动人、感染人，它与“悲剧美学”不谋而合：苦难造就了美感，漂泊给予了灵性，创作中对生命本真的哲思承载了更多的审美可能性，可以理解为对灵性（inspiration）与美感的追寻，是诗人对于美的认知，回应美的呼唤。这与前文提到的郑愁予《归航曲》中主动营造的“高孤独”相互佐证，怀想雪莱与屈原超然的灵魂，名为“归航”实为“美学放逐”。纵观郑愁予的诗，大量主题突出这种“放逐境遇”，或者说是“游历出逃”：“异乡游人”“水手”“船长”“边塞旅客”“登山者”“看海人”，角色都有共性的特点——距离美。他主动保持也享受着漂泊感与距离感，因此，能在构建的诗境中投入自我价值的探讨，进而于感性氛围里凸显人个体生命的生气与灵性。诗人主动创造哲性体悟，放逐同时实现精神自救，本就是美的，可令诗作大放异彩。

论及创作美学，“艺术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说出全新话语的困难。他不是上帝，却企图创造世界”。？譹？訛郑愁予的诗语言有着丰富的审美内涵，一景一人，哪怕是一个动词都具有非常广的内涵和意蕴，他确实在创造“新世界”，利用诗的语言抒发情感，构建形象，营造意境，他的哲性乡愁对接受者情感状态给予触摸和感动，让读者不自觉地思考人生与生命。《乡音》九首不乏令人意犹未尽的结尾，都是这种“美学感动”的再延续：“我更长于永恒，小于一粒微尘”（《定》）;“这片土地我一方来，八方去”（《偈》）;“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风雨忆》）;“这世界我仍体切地踏着，而已是你的梦境了”（《赋别》），显然他做到了以诗移人性情，荡漾的不是失落茫然的负面情绪，而是诗人“自我放逐”的潇洒快意，孤独却不悲凉，以更美更深的哲思与领悟打动着读者的内心，因此，这位“侠客诗人”的诗脍炙人口。

按照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接受论，文学形式作为艺术品，应该面向大众，寻求大众的审美欣赏与接受，在此维度上文学是服务于大众的。而诗歌在文学门类中一向是“孤独”的，借用诗人海子的名句“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诗不是面向大众而做，更像是面向大海而歌。不同于大众文学，诗歌往往是阳春白雪，甚至有些高处不胜寒，但诗为短篇，这更便于融入片段性的情思或是灵性的闪光。“诗”也与“思”同源，《定》《偈》中蕴含着高深的哲思与美学内涵，抒发的哲性乡愁与读者有一定距离，但诗该有启迪人生、引发思考的深度和哲性，若盲目抒情或是陈述俗世琐碎，诗也就失去了审美价值和诗的灵性。所以在文化接受上看，诗恰是不求懂的人多、看的人多，懂的人自是会懂，读者与诗人能有片刻的精神情感共鸣或是读后能有哲性的思考就够了。

对比修行者、僧人的遁入空门，即那种与世俗隔绝、排斥的处世之道，诗人的美学放逐是自成方圆，他们内心有一方审美的天地，符合龚刚教授的新性灵主义诗学所说的“有神韵”，寄托着独特的诗情与灵性。他们的灵魂热烈，“抒性灵”，内心情感尤为细腻丰富，也不乏思维的跳跃，写出灵光乍现的“神来之笔”。

人作为群居性的动物，都渴望理解和陪伴，而作为诗人群体，唯有追寻“诗与远方”的遥远呼唤，自我进行美学放逐，保存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耐住寂寞，提升灵魂境界，方能写出感人的好诗。诗语言的穿透力与感召力同诗人對哲学的理解与放逐中的精神提升呈正相关。

（三）根本源泉：诗性还乡

论及乡愁与还乡，“钱钟书在阅读中国神秘主义者的著述时，发现了一个堪称所有道家及禅宗说教之核心的隐喻，即漫游者回归故土的隐喻，也即‘还乡隐喻，这一隐喻是以还乡或乡愁暗示人类对于本质真实的直觉、回归，或掌握本质真实的愿望。”？譹？訛可见，“还乡”标志着一种趋向性，是复归本真状态的隐喻，而笔者认为，“诗意”是人类灵魂之所在，人类灵魂趋于回归本真，实现对自然以及精神本源的回溯与复归，便是哲性乡愁书写的源流——“诗性还乡”。

人的天性在自然，为探觅生命本真，诗性还乡首先得回到初始——自然。人诞生于自然，以自然为师，自然塑造人性，这是大自然对于诗人灵魂的召唤——找回逐渐失去的质朴与纯真。正如郑愁予本人所言：“自然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没有自然，我几乎不能写诗了。”？譺？訛对于诗人，诗性还乡是一种对朴素自然观的回归。当人的生命浸润在社会的大环境下，人与人、人与工作、人与物质的关系千丝万缕，一切的思考自然有浓郁的社会性因素，但文学的创作不该如此理性且功利。海德格尔推崇的单纯“天、地、人、神”四个位面，人与自然天地相互契合感应，自然引发人的感性思考，“人性”浸润于朴素美好的自然将得以还原，人类便可实现“诗意的栖居”。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点出人类可受教化于自然，即大自然“大力回容，有镇训骄伤之功”③，不计较俗世的纷繁，更好地实现对人性的思考，追问当空明月能否照亮前程，怀想璀璨星河能否点亮远方，郑愁予《乡音》九首中由流水、风、雨、泉水、蓝天、白云、露珠、百合花移情代入，万物皆有情;他对“山”更是由衷热爱，《五岳记》收录了18首由山河？譼？訛的自然壮美推及深化出的人生哲思，行走在天地间，主动贴近自然，感慨并追问“流落久了……智根生于何处”？譽？訛，自然皆是哲思的源泉，从中寻找与生命的契合，心中的诗性与文采自由而畅快地展现，返璞归真的人性也更显纯澈。

回溯自然提供诗性的灵感，涵养完善了诗人的人性，“诗性还乡”中复归精神本源世界则是诗人提炼生命、升华精神的哲性追问。钱钟书指出：“还乡既是休歇，也是复归。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目的都是终止心理活动，从而使受怀疑、悔恨、困境、疑难所破坏或困扰的精神恢复稳定或平衡。心灵厌恶令人烦扰和忧心的不确定程度不亚于本性之厌恶虚空;每一次从固定状态出发的漫游都包含着回归的意象。”⑥哲性乡愁不论是对心境的平和的寻觅、对自我价值的追问，还是对存在意义的探讨，无不是企图走出精神状态的困境，是对精神本源的自我救赎与复归，可谓是诗人的觉醒——主动把握精神本真，符合海德格尔“诗人的本职就是还乡”的论述。普罗提诺（Plotinus）说：“灵魂的自然运动不是直线式的……相反，它是围绕某个内在的事物，某个中心而周行的。而灵魂周行所围绕的中心正是灵魂自身。”？譿？訛人是该让躁动不安的灵魂寻找一方休憩之所，让它安静放松片刻，再踏上旅程。对离散诗人而言，哲性乡愁做到精神上的诗性还乡是灵魂恰切的休歇、复归。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令人魂牵梦萦的实体故乡不一定非得存在，重要的是文学境界给人的审美观感，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呼唤人类灵魂的“回家”，精神层面上的“故乡”作为寄托的诗性远比完整意义上的“原乡”更有价值;海德格尔所说的“故乡”给人的“极乐感”也正是诞生于人不断朝着精神本源亲近的思考过程中，诗人是不断进行“自身”和“故乡”的对望、审视、互动，进而生发出美感与深度。作为主题，“还乡”不仅是时时给人类异化的心求一丝心安，更是人类的直觉与不可名状的本能进行探究心性的人文思考。

在科学主义引导下，系统化且重逻辑的诗歌创作淡化了感性之悟、灵性之思，更淡忘了人文关怀这一文学的初衷，那些试图恢复精神平衡，安抚灵魂，企图从异化、物化的洪流中脱身的诗人，都是渴望诗性还乡的哲人。在此意义上，诗性还乡折射了对人类文化、文明进程的思考，以及对全人类命运前路的观照，是诗人作为见证者的觉醒与反抗。郑愁予直言：“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样东西，像声音，只要你反复诵念，你的声音就会帮助你进入一个像涅槃一样的境界。这是一个基本的节奏，这种节奏每个人不同，我发现属于自己的是一种安静的、没有动乱的节奏，一种有永恒感的境界。我便在这个基调上写自己的作品。”？譹？訛还乡之音是精神本源需要复归对诗人永恒的无声呼唤，可以理解为灵魂趋向平和的冲动。真正的文学是为人而写，直接与灵魂对话，创作不正是为了保持那份最初的心安吗？

在种种意义上的家乡都已失去或被淡忘的日子里，在文学仍强调开拓性与创造性的“前进式”的发展阶段中，诗性还乡是带有深思、反省意味的“反前进式”的前进。在诗的世界中为自己求得一个更广阔、更自由、更超脱的精神家乡，叩问自己的内心，以哲人的姿态感性地思考自我价值，就是实现精神本真的复归，诗性还乡也是以郑愁予为代表的离散诗人哲性乡愁写作的原动力，是他们对文学意义的终极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