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杜甫”：同时代人与“艺术的幽灵”（一）

霍俊明 王家新 雷平阳 张执浩 沈浩波

召集人：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诗刊》副主编、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参与嘉宾：

王家新（诗人、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平阳（诗人、散文家，云南省作协副主席）

张执浩（诗人、小说家，《汉诗》主编，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沈浩波（诗人、出版人，磨铁图书创始人，磨铁集团CEO）

时间：2020年7月18日下午2∶00 — 6∶00

整理：霍俊明

霍俊明：欢迎王家新、雷平阳、张执浩和沈浩波来参加今天下午的这次诗学圆桌对谈，而这种对谈形式已经成为近年来《扬子江诗刊》的一大特色了。庚子年成了改变世界的一年，甚至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世界观都变了，而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更是具有重新“洗牌”的意义。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诗人对什么负责？诗人为何写作？什么样的诗人才是伟大诗人？诗人与现实是什么关系？无论是日常状态还是非常时期，“诗与真”“词与物”都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杜甫几乎从未处于他那个时代诗歌的中心，但是他成就了最伟大的诗歌传统和精神共时体，由此他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而从终极写作和未来读者的层面出发，每一个人的写作又时刻充满了惶恐、焦虑和不自信。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论杜甫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和诗学价值。

从秦州到夔州：“文学中的晚年”或“晚期风格”

在夔州及其后的岁月中，杜甫在风格上作了最激进的试验，夔州诗的象征世界最神秘、最迷幻，达到了极端的复杂多样。

——宇文所安

霍俊明：可能越是随着阅历的增长和人生的淬炼，对于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我们的认识就会越深入，“人在青年时期，对于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或多或少有些‘敬而远之的思想，作为文艺爱好者，喜爱的往往是些不那么伟大而对于自己的思想感情能引起共鸣的作家，中年后，经历渐多，阅世日深，才逐渐理解到历史上经过考验的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自有它的理由存在。”（冯至《歌德与杜甫》）这几年在习字的过程中我总是隔些时日就会抄写杜甫的《秋兴八首》以及他的晚年之作。

雷平阳：十年前，我常用毛笔抄杜甫的诗歌，不经意地发现，杜甫诗歌高频率使用的词汇中，有两个是“白骨”和“白发”。我由此还做了总结——看到路边或旷野上太多的白骨，邀其入诗，忧心如焚，杜少陵的头发活活地被骨粉染白了。

霍俊明：《秋兴八首》是杜甫“晚期风格”的巅峰之作。765年（唐代宗永泰元年）4月杜甫好友严武去世，该年5月杜甫不得不离开成都沿江而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去蜀》）766年秋天，杜甫流寓夔州（即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奉节）时所作《秋兴八首》被认为是“才大气厚，格高声宏，真足虎视词坛，独步一世”（郝楚云）之作，秋风般的“暮年”气息和满纸的肃杀扑面而至，“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楼。竹叶于人既五分，菊花从此不须开。”（《九日五首》）在夔州的近两年时间，杜甫居然写出了380多首诗作——占其传世作品的四分之一，人生的暮年却激发出了“老去诗篇浑漫与”般的诗歌高峰。与此同时，这也会让我们想到“文学中的晚年”或“晚期风格”，“一种严肃冷静甚至忧郁沉重代替了成都诗中那嘲讽的、半幽默的自我形象。在夔州及其后的岁月中，杜甫在风格上作了最激进的试验，夔州诗的象征世界最神秘、最迷幻，达到了极端的复杂多样”（宇文所安）。杜甫诗歌的晚年确實将个人风格推向了极致，“晚年律更细，独立自苍茫”（徐子能）。1998年秋到1999年秋，从厦门辗转到天津的青年诗人马骅（1972—2004）就写下了向杜甫“致敬”的《秋兴八首》：“秋天还未开始就已结束，仿佛狂风中/突然苏醒的紫荆。西风在二更到来，又在/三更离去，满头的黑发在一夜之间/被一张纸染白。”这让我想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人冯至，他对歌德的阅读、译介和评价更多是聚焦于晚年的歌德而不是狂飙突进时期（早期）的歌德，“我数月以来，专心Goethe。我读他的书，仿佛坐在黑暗里望光明一样。他老年的诗是那样地深沉，充满了智慧”。1941年的时候冯至写有一篇文章就名之为“歌德的晚年”，“我天天在一切的努力和工作时，只看见那不是我的意志，却是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这个力的思想并不是我的思想”。

王家新：1997年我于德国斯图加特写下组诗《孤堡札记》，其中有这样一首：

在起风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你

杜甫！仍在万里悲秋里做客，登高望北

或独自飘摇在一只乌篷船里……

起风了，我的诗人！你身体中的

那匹老马是否正发出呜咽？你的李白

和岑参又到哪里去了？

茅屋破了，你索性投身于天地的无穷里。

你把汉语带入了一个永久的暮年。

你所到之处，把所有诗人变成你的孩子。

你到我这里来吧——酒与烛火备下，

我将不与你争执，也不与你谈论

砍头的利斧或桂冠。

你已漂泊了千年，你到我这里来吧——

你的梦中山河和老妻

都已在荒草中安歇……

解读这首诗不是我要做的事情，不过有两点：一是“你把汉语带入了一个永久的暮年”，这个“永久的暮年”和我本人在《文学中的晚年》（1997）中的一些思想有关。我一直认为在中国传统中有一种“时间诗学”，像赵翼的“赋到沧桑句便工”，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等等，都指向这一点。“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关”，这是杜甫对庾信的赞颂（我们不要忘了：“老到”，这才是中国古人判断艺术的一个至高标准），但实际上这往往是他自己才达到的艺术境地。杜甫后期的诗，几乎每一篇都“赋到沧桑”，甚至令人一篇读罢头飞雪。这正是我本人推崇杜诗的重要原因。我也想借助于这种推崇，与早先的那种“青春抒情”“先锋实验”彻底告别，把时间和历史的维度引入到我们在90年代的诗学探讨中，为诗歌确立一种更为“可靠”和“永久”的尺度。再一点：这是一首招魂之诗，安魂之诗，但诗中也有想象的对话和“争执”。争执什么呢？“父亲”有什么让我们不满足的吗？在同一组《孤堡札记》的另一首中，还有“为了杜甫你还必须是卡夫卡”这一句。这一句诗曾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最近还有人撰文谈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

霍俊明：显然老杜已经成为汉语的化身以及中国诗人精神的原乡，成为贯通每一个人的“绝对呼吸”。我记得1989年10月西川写过《杜甫》一诗——

你的深仁大爱容纳下了

那么多的太阳和雨水;那么多的悲苦

被你最终转化为歌吟

无数个秋天指向今夜

我终于爱上了眼前褪色的

街道和松林

在两条大河之间，在你曾经歇息的

乡村客栈，我终于听到了

一种声音：磅礴，结实又沉稳

有如茁壮的牡丹迟开于长安

在一个晦暗的时代

你是唯一的灵魂

张执浩：公元765年夏秋之交，杜甫携家眷离开成都，经忠州，抵云安，来到了夔门，也迎来了他晚期创作的最高峰。据载，诗人在滞留夔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写下了近四百首诗，这些诗篇大多以回忆、评论、怀古为主题，抒写日常生活的闲情琐事，唱酬赠答，变幻莫测，但总体意象更加集中，“沉郁顿挫”的个人诗学风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最著名的当然还是《秋兴八首》。长期的丧乱流离生涯早已把诗人变得面目全非，肺疾、风痹、疟疾、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缠身，秋风吹拂着诗人的风烛残年之躯，平添了几分萧瑟肃杀的人世气象。杜甫于此间写下的几乎所有作品都饱含着袭人的秋意，带有浓厚的总结人生的况味，这也意味着诗人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他即将行至人生终点，“诗是吾家事”的沉重感与紧迫性也愈发强烈起来，要求他用诗的形式做出坚定精准的回答。尽管在后面的日子里，这条小舟依然会随波向东，逐流而去，但终究敌不过命运的惊涛骇浪，倾覆之期终究会来。然而，可贵的是，清醒的诗人并未向老朽的肉身投诚，他依然怀着强烈的生命热忱，以《壮游》来总结自己的一生，将个人的遭际与过往的历史人物逐一类比，为自我挣得了“天地一沙鸥”的冠冕，唯有这个冠冕才算是杜甫亲手为自己编织戴上的。生而为人的局限，在经由了缩小、放大、再缩小、再放大的几番轮回之后，一种悲天悯人的柔情与自悯、自救的亲情水乳相融在一起。“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这些看似信手拈来的诗句，与诗人困苦不堪的心境相互印证，产生出了巨大的人生张力。我们一直都说杜甫是最擅长处理大时代、大事件的大诗人，却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忽视他那种独特的以小见大的能力，他的日常性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向内看，不断地从外部后撤，最终回归成为一个人、一具肉身的惊险而艰难的过程，其中蕴藏着巨大的人生意蕴。我在三峡水库建成前后，曾经数度到访过白帝城，每一次去都有大不一样的感怀。即便是在高峡平湖的时代，夔门之险依然隐约可见。想必杜甫一定无数次登临过我眼里的那些巉岩绝壁，眺望鬼斧神工造就的三峡风光，当他以孤绝之情写下《登高》这首近乎浑然天成的诗篇时，不知他想到过没有，那个衣袂飘飘、珍藏心间的青年，当年曾在兖州仰望东岳泰山，也许那时候的人生还只是一种假设，也许那时候的人全然不会意识到还有这时候。而在这一仰一之间，无尽的憧憬交织着无穷的岁月，无穷的岁月已将一具肉身洞穿，一如眼前滔滔不绝的东逝之水……

霍俊明：“晚年的杜甫”形象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实际上我们今天读到的杜甫的1500首诗作中，80%以上都是杜甫47岁之后所作。2019年溽热的夏天，在由北京开往天水（古称秦州）的高铁上我一直回想着公元759年天下大旱之际辞官的杜甫流寓秦州时所作《秦州杂诗》的情形，“边秋阴易久，不复辨晨光。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留得一钱看”的人生遭际该如何迎受呢？760年，困顿中的杜甫不得不转徙同谷（现在的成县），然后辗转经剑门入蜀。我记得沈浩波还写过一组诗，叫《秋风十八章》，里面有这样的诗句，“天空是一张 / 庄严的石磨 / 被磨损的灵魂 / 如同金黄的玉米 / 拥挤在磨眼里 / 它们将变成 / 漂浮在空中的东西 / 尘埃 / 或者光”。

沈浩波：杜甫的“晚期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他个人的命运，然而更重要的是他诗中的“真实”，这成就了他伟大的一面。当命运剥夺了杜甫飞黄腾达的富贵梦想，把他彻底逼成了一个穷病老丑的普通人、社会边缘人时，却又同时给了他成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全部品质。不仅仅是真实的力量，还有因为这种真实而带来的更接近于平民的日常精神，这种接近于平民的日常精神，令杜甫的诗歌获得了某种向下的、更彰显人性的、更真切的情感力量。这种气质的彻底形成，亦是在陇右期间。在《同谷七歌》中，他怀念自己的弟弟妹妹，“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都是最家长里短的牵挂，而正是这种家长里短，其情感才格外真切深沉。唯有真实最动人，唯有平常最深沉。正是在这样一种真切深沉的情感烛照下，他才写出了怀念李白的千古名句：“……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叶青，魂返边塞黑。……”杜甫诗中的伟大情感来自于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是一个“人”，具体的“人”，普通的“人”，日常的“人”，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文人、一个骚客、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官员，恰恰是祛除了这些标签遮蔽后的真实的人的力量，成就了杜甫。这样一个杜甫，在48岁这一年的年终，跋山涉水，来到成都。一个完整的，作为一个“人”的杜甫，一个既有作为普通人真实的日常精神，同时骨子里又深深刻入儒家知识分子心忧天下之高尚情怀的诗人;一个既有真实之心灵，又有真切深沉之情感的詩人，即将书写出中国诗歌史上最为丰富的诗篇。而这丰富，乃根源于心灵的丰富，根源于作为一个“人”的心灵。我现在每天都在读杜甫的诗，虽然我永远都不可能像他那样去写作，但是其实我一直是他的忠实读者。我一直想写一组诗来和他的《秋兴八首》，这太难写了，因为他写得太好了。你要用现代的意识、现代人的语言来写，想跟他拼，我觉得太难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高级程度作为现代诗歌的养分是非常强大的。永远不要低估传统的力量。传统的力量依然会灌注到更新的艺术形态上，即使你已经更新了美学范围。

王家新：杜甫这样一位诗人也在永远等着我们。近两年前，我有幸获得了一个以李杜命名的诗歌奖，去甘肃天水（即古秦州，杜甫曾在那里写下“秦州杂诗二十首”“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月夜忆舍弟”等名篇）期间，我写下了《访东柯谷杜甫流寓地》这首诗：

雨后，一条泥泞的黄土路，

几个流鼻涕的男孩和一个

含笑的豁牙大妈在村口

好奇地望着我们。

想必当年也是这样，

哪里来的野老，拖家带口，

每走一步都在喘气！

（人们现在说那是在“吟诗”！）

但那时的一轮山月知道他，

一只偷食的鸬鹚和他上山采药时的

连翘、五味子、鬼箭羽

也都认得他。

这里有一口古井，井口已被封死，

但如果你在这里住下来，

住到“苦柏可餐”的时候，

就能听到当年的回声。

穷途的诗人，大难不死的诗人，

你真的来过这里吗？

羌笛声声，吹皱了破碎的山河，

而大地仍在接纳。

雨后的鹪鹩会忍不住歌唱，

夜空有时也蓝得可怕。

那时你的左臂枯瘦，右肩疼痛，

能不忆起你的骨肉兄弟？

而在阅尽又一个迟暮后，你蓦然回首——

是不是李白又要找来了？

（“恐非平生魂”呐）

啊，诗人，你仍在那座茅屋里

吞声而哭，续写你的秦州杂咏吗

或是已翻山越岭而去，在一只

飞来凤凰的引领下？

而我们也来得太晚了。我们

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们也只能对那几个野男孩笑笑，

和豁牙大妈拉几句家常话，

然后乘坐旅游大巴离去。

和多年前的《孤堡札记》相比，该诗显然充满了更多的反讽意味和更切实的生老病死、骨肉沉痛之感（“那时你的左臂枯瘦，右肩疼痛”）。我想“还原”一个更真实的杜甫，或者说，想更真切地抵达历史的现场。但是，纵然如此，诗中仍指向了一种神话般的力量，那就是“飞来凤凰”对一位穷途诗人的“引领”。这出自我在访问杜甫诞生地河南巩县时读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时所受到的震动。一个孩子，开口即咏凤凰诗，这是多么令人惊异！这就是文明的神秘传承和造就。从此他也处在这种神话之翼的庇护和祝佑之下了，虽然他一生悲哀、多艰，虽然他临死也未能见到“凤凰”的一丝影子。这就是杜甫。在他的诗中，我们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命运发生了。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因为年龄和经历的关系，我现在也愈来愈“怕”读到《江汉》（“江汉归思客，乾坤一腐儒”）这样的诗了，因为它那么早就写出了我们的未来！不过，在颠沛流离、极度孤独和自我解嘲中，诗人并没有堕入虚无，而是将我们再次提升到一个“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的生命临界点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地精神”啊。因此，在天水写下的这首诗，仍是一份对诗人命运的认领，也是对一种精神馈赠的获取。至于诗中的“而在阅尽又一个迟暮后”，这出自杜甫自己的“他乡悦迟暮，不敢废诗篇”（见夔州时期的《归》）。有了杜甫这样一位生来属于诗，终生奉献于诗（“诗是吾家事”）的“诗圣”和先父般的存在，我们还敢轻易地谈论诗，还敢轻易地放弃和荒废吗？不可能。

沈浩波：

亲爱的侄子

你还好吗？

昨天你连夜回家

山路好不好走？

那么多子侄里面

我就看你亲切

有一种

阮籍看到阮咸的感觉

阮咸是一个

多好的人啊

我这个当叔叔的

确实有点懒

做人也随便了点儿

你千万别介意

你家种的黄粱熟了吧

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

常常会想起

黄粱粥从汤匙上

滑进嘴里的

那种感觉

听说霜后的小蒜最好

能不能

给几根？

这是我2017年写的一首诗，将杜甫流落秦州期间几首诗中的素材提取出来，化写成了一首当代诗。题目就叫“杜甫给侄子写的信”。信中无非是家长里短，嘘寒问暖，没话找话，套近乎，说好话。目的很简单，希望他的这位远方侄子，能够提携帮助，接济他一些吃的。“你家种的黄粱熟了吧/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常常会想起/黄粱粥从汤匙上/滑进嘴里的/那种感觉”，话都说到这个程度了，暗示得已经没脸没皮了，那个做侄子的，还能推托吗？这还不够，还得要得更直接些：“听说霜后的小蒜最好/能不能/给几根？”不过人情从来残酷，他的远房侄子杜佐并未因其动人的乞怜而给他送来黄粱和小蒜。我在这首诗中，并未做出任何修饰和夸张，句句都是杜甫的原意。来自杜甫的《示侄佐》和《佐还山后寄三首》这四首诗。杜甫的原作，本身就是四封写给远房侄子杜佐的信，投奔与乞怜之意，一目了然。我很喜欢这几首诗，日常、生动、真实、平民。这时的杜甫，既是诗人，亦是一个普通的渴望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的人。当诗人回归到一个普通人时，其心灵亦得到了自由，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诗，衣食住行，何处不是诗？而又能写得如此真实和真切。“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葵。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不就是向人家杜佐要点黄粱谷子吗？竟写得如此细腻而跌宕。“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把那种眼巴巴的劲儿，写得活灵活现，而“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像我这种年纪大的人，常常会想起，黄粱粥从汤匙上，滑进嘴里的那种感觉。真是写得可怜兮兮，且又生动真切。这个时候的诗人杜甫，不再是那个逃到凤翔、面见天子、官拜拾遗、苦尽甘来、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官宦;不再是那个激动不已地写下“麻鞋见天子，衣袖露兩肘”，故作平静而内心雀跃地写下“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心潮澎湃如处人生巅峰地写下宫廷体如“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的那个杜甫。48岁的杜甫，终于被命运强行洗去了一切铅华，短暂而微薄的宠幸之后，官职一贬再贬，仕途走到绝境，终于一无所有，流落江湖。而这困境和绝境，让杜甫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穷途末路，却也在重新打磨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心灵，打磨掉他的轻浮、浅薄与俗陋，从此之后，他只能做一个诗人。仿佛生怕他不会成为一个最伟大的诗人似的，命运对杜甫采用了最极端的办法——将他彻底打成一个普通人，一个穷人，一个流浪汉，一个社会零余人。

霍俊明：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杜甫的《秋兴八首》是“难懂的诗谜”，冯沅君和陆侃如在《中国诗史》中批评《秋兴八首》“直堕魔道”，冯至则认为杜甫的《秋兴八首》“不是没有接触到实际的问题，不是没有说到国家的灾难与人民的贫困，不是没有写出时代的变迁和自己热烈的想望，可是这些宝贵的内容被铿锵的音节与华丽的词藻给蒙住了”（《杜甫传》）。

雷平阳：说实话，我理想中的诗歌是优雅的、高贵的，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从在建筑公司工作到现在20多年的云南山水般的课堂里，现实生活带给我的震撼与胁迫，不仅彻底取代了灵感式写作，而且将我引向了试图动用山水反抗工业文明的注定要失败的精神战役之中。这场战役，对抗的不是时代，而是声势浩大的受伤的文明。它具有悲剧性，正如我的诗歌中不乏挽歌与悲鸣。我之所以一个人炮火连天，一个人电闪雷鸣，因为我爱着那一片山水，恶狠狠地爱着，不管不顾。

张执浩：游历、行吟、干谒、唱和……中国古代文人所有的人生行进线路，杜甫都曾经经历过，但似乎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能像杜甫那样，彻底地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然不顾地抛了出去，就像历史原本就是一条不归路一样，他也走在不归路上。“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终于到了命运的图穷匕见之时，杜甫也完成了从求官到弃官的选择。公元759年，他毅然踏上属于自己的萧瑟之途，越陇山，抵秦州，又辗转至同谷，然后历尽千难万险，最终到达成都。前方山山皆秋，山山险峻;身后战火连连，疮痍满目。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一旦决定离开旋涡险恶的政治中心后，他就把家眷也一并带上了那条风雨飘摇的小舟，此后的国事家事都将在逼仄的生活空间里展开，一去不回的意志与一步一回头的矛盾心境，两相拉扯，两相印证，让赤诚的诗人形象越发生动，令人扼腕。“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在万般艰难中，亲情的凸显终将化解人世的凉薄，催促诗人拔锚启程，更加果敢地驶入人生的下半场。在我所读到的关于杜甫的研究文章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很少有论者愿意把笔墨着力于诗人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中，即，当杜甫将自我还原成一介普通的大唐庶民之后，那种倾巢危卵般的惶惑、惊悸与不堪。即便有所涉猎，也缺乏公允独到的见解。而事实上，这才是我眼中最为真实的杜甫，他不再执迷于形而上的生活幻觉，求生的愿望与衰败的国运无缝衔接，更加紧密相连起来。因此，我们在这一时期看到的杜甫，或许才是诗人更加真实的形象：年过半百，百病缠身，贫困交加，拖家带口，一幅“穷途哭”的情貌。但在彼时的泥泞世道之中，普天之下，又有几人逃脱过这样的流民图景呢？在从秦州一路过来的路上，诗人的作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且佳作不断。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讲，还原生活的原形、回归生命的根部，才是创作的真正源泉。在经历了长期的颠沛之后，诗人从内心深处培育出了一种对命运的顺应之情，深沉，醇厚，兴许不再那么热烈，但生活的热情不减反增。“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在草堂生活的五年多时间里，诗人终于获得了与日常生活平视、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视角，这一变化对某些诗人来说并不奇特，但对于杜甫而言，却意义非凡，因为它们再度为几乎心力交瘁的诗人赋予了不竭的生命能量。与此同时，诗人骨子里的报国济世的思想并未被摒除，譬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这些诗中所弥漫的济世情怀，却来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酣畅浓烈。家与国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大与小的区分，只有洞悉国运世事的人，才能在国与家之间建设出一条隐秘的精神通道。在往后的日子里，杜甫就生活在这一秘境之中，即便他写下再独特的个人体验，也会直达那个时代的顶层，变成那个时代最不易喑哑的声腔。

作为“同时代人”和“精神共时体”的杜甫

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时代。

——冯至

霍俊明：如果我们将“时间”理解为“时代”和“命运”，那么任何历史、传统、时代、社会、现实和个人、生命、存在等都是相通的，而这正是我们理解作为“同时代人”和“精神共时体”的杜甫的一个起点，正所谓“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 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西川《杜甫》）。从终极写作及人类伟大的精神共时体来说，所有的时代都在为抒写一首“终极的诗”做着准备，正如雪莱在《捍卫诗歌》中所强调的，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所有诗作都是一首没有尽头的诗篇的一个环节、部件或插曲。这也是艾略特所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抱那种先入的成见去研究某位诗人，我们反而会发现不仅他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是最具有个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也就是他的先辈诗人们，最有力地表现了他們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杜甫在任何时代都是“同时代人”，他的诗总会在不同的时代引起共鸣，比如自称是杜甫肚子里蛔虫的金圣叹每次外出与友人聚必随身携带杜诗，甚至往往在醉眼蒙眬中予以批阅。

雷平阳：某些写作者只配得上某个时代，某个时代只能产生某种诗歌，某些诗歌未必惊人却最能勾画出某些诗人的命运。我忝列其间，如果不是为了避嫌，难说不会在诗歌中反复使用“白骨”和“白发”这两个词条。杜甫仙逝这么多年，还像他那样写诗，不知说什么为好，仿佛世界的前行全是假象，我们仍然活在从前，写着从前的诗。

霍俊明：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诗人们的视线几乎完全投向西方和异域诗人不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诗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诗歌的传统，这其中被更多提及的诗人自然是杜甫。杜甫越来越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正如冯至所说的“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早在40年代初，时在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任教的诗人冯至对歌德和德语诗歌的研究恰恰是与写作十四行诗和《杜甫传》同时进行的，甚至这两个话语之间出现了互补和共通性。只可惜中国诗人这种话语融合和对话在此后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搁置。“同时代性”成为当代与传统相互往返的重要依据，陈超先生在谈论诗歌现代性问题时曾如是说：“现代性，对诗而言不应是个价值判断词语。李白杜甫的诗，就诗人亲历的历史语境而言，同样具有‘现代性。由于对过往的历史语境是无法‘继承的，我们今天追求现代性，无非是要解决语言与扩大了的经验之间的矛盾关系，使语言更为有力地在现实经验中扎下根。”（《诗野游牧》）。

雷平阳：一次，在一所大学做演讲，偌大的阶梯教室，来了不少的“90后”学生。按照主办方的意思，我演讲的主题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但我临时决定放弃这个主题，即兴讲一讲我阅读经验中的杜甫及其诗歌，因为我觉得用杜甫来诠释“现实”与“诗歌”，可能更有说服力，也可以尽量减少我之于现实的悲愤和忧患。可当我说出自己演讲的方向，不少学生选择了离开，很显然，他们对这个遥远的话题没有兴趣，他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现代诗还是古典诗，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现实，而我在演讲中动用杜甫并放弃自己，说明我想说出现实主义的无边性，想說出远高于个人审美的诗歌的沉郁与绝望。我已经习惯了在少数人面前“自焚”。演讲开始，我说，读杜甫的诗歌让我明白，人的身体上有两样东西永远是白的：骨头和头发。没有人统计过，在一本《杜工部全集》里，杜甫到底使用了多少次“白骨”与“白发”这两个词。

我对杜甫诗歌的推崇是发乎心的，绝不是为了从他那儿借取写作的观念、立场、姿态，所以才会说自己也想像张籍那样，把他的诗集烧成灰，拌在饭里，吃到腹里去。他立身于现实，有感而发，同时语言又能拔地而起，让鬼神为之悲泣的写作，我视之为自己写作的方向。左边是杜，右边是杜，前方是杜，后边是杜。杜无所不在，在侧，在心，在上，在纸，在笔。他的“在”，促成了我与“现实”之间滴水不漏的雇佣关系，而且我也乐于在受雇于现实的写作历程中无节制地专注于“呈现”与“记录”，新闻性、决定性的瞬间、批判意识、敬畏与慈悲、在场等相关元素不容置疑的组合成了我诗歌语言的魂魄。为了从“现实”出发继而前往“诗歌的现实”，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高于现实的现实，杜甫式的存在于诗歌史中的现实，我将自己的目光执拗地投向了生活中的一个个“奇观”或“传奇”，力图凭借着个体的发现与洞见，在精神上客观而又准确地开示出时间和世界的真相。云南特殊、诗性的地理与人文在此期间为我打开了一扇天堂之门，乌蒙山、吉诺山、怒江、澜沧江等众多的山河，它们丰饶的通灵的异质文化，天生就有着高于生活的品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书写的“现实”，而且这种“现实”完全可以指认为某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只要我们敢于将工商文明明亮的脸谱之外的另一个暗影中的面具以及工商文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元素投放到这些山山水水之间，投放到菩萨、鬼魅和赤诚信徒的故乡，语言的风暴就一定会在瞬间产生，凡是有效的、合法的叙事或者抒情，都会让苍白的语言顿时拥有力量，任何一个迷狂的书写者一般都会因此而对“现实”失去戒心，一位某种天生具有时间落差的神性使命的诗学已经站在了自己的一边。事实也是如此，从写作《云南记》开始，到写作《基诺山》，再到写作《送流水》和《击壤歌》，我似乎从来也没怀疑过这种诗歌写作方法论有何不妥，并且现在我也仍然觉得这是以时代性作为表象的最有效的诗歌写作方法之一。

霍俊明：杜甫作为“诗史”“诗圣”和“诗传”的传统却曾在当代中国诗人这里经历了一段不短的空白期，甚至一些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限于时代的政治文化而对杜甫进行了误解甚至歪曲，比如认为杜甫是“封建时代的残疾”且“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此后，在“西游记”式的集体取法于西方诗歌文化的情势下，杜甫又一次缺席。近年来中国诗人越来越多转向了汉语传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杜甫”的当代回声。杜甫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或“艺术的幽灵”，“此刻”与“历史”在诗人的深度对视中获得了交互观照，“寻找通向已故作家暗道的目的，并不是要使死者复活，而是要从死者那里获得写作和道义上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一旦从死者那里发出，死者也便复活了”。（西川《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杜甫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能够一次次重临每一个时代的诗学核心，这是诗人和生活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超越时空的伟大精神共时体。90年代初王家新在读到米沃什的《诗的见证》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杜甫，“这就使我想起了杜甫的千古名句‘国破山河在。富有力量的正是一个‘在字——那养育了一代代生民的祖国山河正是一种‘无言的存在：不仅是我们在眺望它，也是它在‘目睹着我们。”（《在诗歌的目睹下》）王家新在读到杨键的诗《馈赠》（“树叶没有经过任何抵抗就落下了， / 风，又把它吹起， / 她也是没有任何抵抗地‘沙沙作响。

// 在它瘦小，枯干的身体上， / 爱，似乎比它在树干上的时候还要强烈……”）时直接想到的仍然是杜甫，“似乎在老杜诗中才有的那种发自肺腑的热情，甚至更早，《古诗十九首》中的那种最质朴的抒情力量，又再次从当今一个诗人的诗中涌现出来。这不能不让人感叹文明的不死。这古老的文明，正如诗人自己所曾表述的那样，虽然它每一天都在被毁灭，但仍没有忘记对一位诗人的馈赠”。（王家新《当代诗歌的几种阅读》）

张执浩：时至今日，我在阅读杜甫的时候还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呼吸和他的心跳声，我似乎特别理解他做出的自我放逐的选择，但在很多时候又不得不承认，我并没有真正读懂他。2013年，我在出版个人诗选集《宽阔》的时候，试图在自己的写作里找到一点传统基因，我发现在对日常生活的认知态度方面，我与草堂时期的杜甫有部分重叠之处。后来，我在诗集的后记中提出了“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自我诗学要求。明眼人都知道，“目击成诗”源于明末清初学人王嗣奭研究杜诗的专著《杜臆》，主要是针对杜甫的“诗史”性，譬如“三吏”“三别”所达到的诗学高度而言。这样的高度，我辈自然难以企及，但也不妨以此来约束自己，让自己的写作与尽量正在经受的日常生活步调一致，达成某种同频共振。在我的理解中，所谓“目击成诗”，并非是看见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要在生活中培养出一种消化生活的耐心，以及转化世相图景的言说能力，而这种能力必然要求写作者加倍诚实地面对自身的日常困境，唯有选择有困境的生活，才有望接近生活的本来面貌。否则，我们的文字不过是一个个水漂，水花在水面上欢快地跳跃，但永远到达不了信念的彼岸，写作者也只能在囹圄中打转，难以获救。而在杜甫的身上，我找到了这样一种根植于信的力量，因为有信，所以有情有义;因为有信，所以他能在多舛的命运漩涡中找到支撑;同样是源于这信，我们在他流传至今的诗篇中看不到一丝戾气，有的只是豁达，和自嘲似达观的人生态度。

霍俊明：在同时代人层面，杜甫是值得反复阅读的，甚至每次阅读，即使对于同一个人来说也会有新的影响，这是不断的重逢和精神辨认，“从那时到现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我有时长期不读他们的作品，但每逢从书架上把它们取下来翻阅，都如旧友重逢，并且在旧友身上又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冯至《歌德与杜甫》）杜甫也在终极层面考验着每一个当代诗人，这不只是技艺层面的——“早年感慨恕中晚，壮岁流离爱少陵。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冯至《自谴》）——也是灵魂和人格意义上，“这么多的诗，只是感觉到，他们虽有灵魂，却不能呈现。而我们国家，从先秦，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个朝代都有无数的人通过诗歌曾经透露过灵魂的消息。这大概就是诗歌的本意。我们钟爱的诗歌因而有着衡量一个民族灵魂质地的职能”。（杨键）杜甫为何永远不会过时？是不是越是在时代的转捩点以及诗人精神发生震荡的时刻杜甫就会变得不容回避？在“同时代人”这个意义上，杜甫并不是遭逢人生飘萍和安史之乱的“唐朝诗人”，而是“当代诗人”，他总会以各种面目和方式来到我们中间，“每一时代都从杜诗中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文体创造的无比精熟，特定时代的真实个人‘历史，创造性想象的自由实践，以及揭露社会不平的道德家声音”。（宇文所安）杜甫并不是单线的过去时的，而是作为“同时代人”来到“当代场域”以及每一个诗人中间。“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深层动因在于杜甫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代人”，真正的诗歌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如果杜甫（他生前看到唐朝文化的衰败）没有在大唐的首都长安（现在是现代工业化城市西安）的郊区沟上纳凉遇雨而写出‘雨来霑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我也不知道我们如何看待内华达山脉，不知道那些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奥克塔维奥·帕斯：《诗歌与地点》）当代诗人“发现”杜甫是精神交互和写作求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充满了各种立场和文化博弈。“同时代性”成为当代与传统相互往返的重要依据。

王家新：杜甫“来到我们中间”并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这大概应是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的事，这就像冯至在“七七事变”后携家人随校从上海辗转内迁，在颠沛流离中发現了杜甫一样。这里是一首他那时写下的诗：“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历史命运。否则，杜甫在那时有可能还会被我们错过。而在这同时，经历了80年代现代主义洗礼的一代诗人，在那时也不得不思考自身的文化身份问题，并回过头来重新处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过去”被重新引入现在，像杜甫这样的在传统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并具有充分经典性意义的诗人，其意义才会被重新引发出来。就我个人来说，正是在一种穿透历史苦难和迷雾的自我辨认中，杜甫成为某种“父亲”般的存在。

霍俊明：“影响的焦虑”与“影响的剖析”并不是对等的，对于那些带有强力影响的“父辈”和“艺术的幽灵”式的诗人，后续的诗人更多呈现为焦虑或“弑父”般的青春期写作的武断，而我们需要的则是对“影响”的对视和转化以及个人才能和当代传统的建立。

王家新：“父亲”会回来的，但往往是在被我们所“遗忘”之后。但这不会是一种简单的“继承”的关系，而是在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和视野下所重建的多重文脉关系。当传统对我们重新开口说话的时候，也正是中国诗歌打开它新的一页的时候。

霍俊明：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以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尤其是从“传统”“对话”的角度，我们会更感兴趣于“当代诗人”与“杜甫”的关系。1959年1月22日凌晨三点，在冬日的寒冷中何其芳完成了关于诗歌欣赏的一篇文章，其中专门谈到了杜甫的诗歌，尽管何其芳对杜甫的认识和评价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过于强调杜甫诗歌的思想性和现实痛苦的一面——臧克家在评价杜甫时同样强调杜甫诗中悲惨的时代画面抒写和“斗争的火花”而忽视了杜甫的其他意义和成就，但是作为一位重要的当代诗人，何其芳还是注意到了杜甫超越时代的非凡的伟大之处：“杜甫之成为伟大的诗人，并非仅仅因为他写了《梦李白》和《赠卫八处士》这样的作品，还因为他写了《自京赴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的诗。一个伟大作家所表现的生活及其成就总是多方面的。去掉了繁茂的枝叶就无法看到参天大树的全貌。”（《诗歌欣赏·之五》）任何一个诗人和作家都有深深的对抗时间的焦虑，他们也总是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穿越自己的时代而抵达未来的理想读者。而这样的诗人具有总体性以及精神共时体的特征，他们用诗歌对抗或化解现实境遇中的焦虑、茫然及对死亡的恐惧，从而借助文字世界得以永生。杜甫确切无疑地属于这样的“终极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