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龙，押沙龙！》中黑人群体的种族创伤
时间：2021-02-03 10:08: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胡佩佩
摘 要：
《押沙龙，押沙龙！》，是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第九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种族问题尤其突出，种族因素在萨德本家族的悲剧中起了关键作用。本文利用弗兰兹·法农的殖民主义精神病理学分析理论，从人性的异化和分裂的自我意识两个方面，解析小说中黑人群体的种族创伤。
关键词：
奴隶制 种族歧视 黑人群体 种族创伤
引言
《押沙龙，押沙龙！》，是美国南方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于193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美国评论家卡尔认为该小说“无可挑剔”“是一部维系着所有重大美国主题的自始至终都精彩的作品”[1]（1）。福克纳本人称该小说是“有史以来美国人所写的最好的小说”[1]（7）。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及由种族主义产生的种族身份问题是福克纳小说中关注的永恒主题之一。虽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早期代表作已经涉及种族问题，但是作者并未对其进行深度剖析，种族问题只是小说中的次要主题。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种族问题成为最主要的探讨对象。《押沙龙，押沙龙！》是“对南方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制度的经典浓缩和深切关注”。小说中各种“种族仇视”与“种族亲密”共存[2]（2）。该小说标志着作者种族思想和创作思想的飞跃。
自《押沙龙，押沙龙！》发表以来，评论家从主人公萨德本的形象研究、南方的历史、神话原型、“老南方”文化、新旧南方的冲突及文体分析等多重角度对该小说进行了解读。值得注意的是，鲜有学者关注到小说中黑人群体的种族创伤及由创伤导致的一系列身份问题。本文将运用法国心理学家弗朗茨·法农的殖民主义精神病理学分析理论，结合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研究小说中黑人群体的种族创伤。从种族创伤的角度出发分析文本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小说中黑人群体的悲剧性命运。种族创伤是文化创伤的一个重要分支。《黑皮肤，白面具》是第一部系统分析殖民主义心理的作品。法农认为“白人文化和欧洲文化促使黑人偏离”，并使黑人产生了“自卑感”和“恐怖症”[3]（15）。通过典型的案例分析，法农系统阐释了黑人分裂的自我意识。同时，他进一步主张殖民主义导致了黑人群体的心理创伤，使黑人群体表现出神经质的倾向。小说中的白人施暴者为了维护南方的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制，不断贬低黑人，将黑人异化并否认黑人的人性。黑人沦为“牲口”“低劣”“丑陋”“愚蠢”“不道德”等的代名词。得不到主流文化认同的黑人群体产生了“自卑情结”，难以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小说中的黑人渴望变成白人，并在潜意识中按照白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评判自我。因此，小说中的黑人无一幸免地产生分裂的自我意识。
一、黑人群体的异化
由于普遍存在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内战前的美国南方社会充满压迫、血腥、暴力和剥削。整个南方社会赖以生存并繁荣的种植园经济都是建立在非人的奴隶制基础上的。1861年，美国作家凯恩斯曾写道：“奴隶主将所有的常规产业丢给了奴隶，最终也收获了所有的果实……”[4]（97）小说中的“萨德本百里地”正是依托南方社会盛行的种植园经济而发展起来的。“种植园制度对奴隶施加残酷暴行，同时也使奴隶主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一群人”[5]（36）。十八世纪是美国南方社会奴隶制和种族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从那时起直到内战爆发，南方社会便开启了漫长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老南方是“一个建立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压倒性的物质力量基础上的长期剥削和不断退化的世界”[6]（234）。非人的奴隸制使黑人群体被视为种族“他者”。南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践踏了黑人的人性，使黑人沦为赚钱的工具。为了维持南方的经济制度和白人的种族优越感，白人们不断地践踏黑人的人性并将黑人物化。
小说中“萨德本百里地”的成功建立艺术化地说明了种植园经济的本质所在。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庄园，种植园主首先需要一块土地和一群黑奴。然后，剩下的事情便是让黑奴们日夜不停地劳作。萨德本出身贫寒，年幼时父亲差遣他给庄园主送口信，不料“人家叫他绕着去走后门”[1]（227）。受到奇耻大辱的萨德本决心报复。他报复的方式便是“拥有土地、黑鬼和一幢好宅子”[1]（231）。因此，他去了西印度群岛，帮助那里的种植园主镇压了黑奴起义，并最终与种植园主女儿结了婚。生下儿子之后他发现了妻子的混血身份无法助力他实现蓝图，决心放弃一切来到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时年25岁。他通过一些不为人知的手段，从一个无知的印第安人部落手中夺走了数百英里的土地。然后，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群黑鬼和一个法国建筑师，从此便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庄园建设。
奴隶制是南方商品经济的基础。奴隶主剥夺了黑人的人性和自由，将其商品化。镇上的居民将萨德本弄来的那群黑鬼贴上了“萨德本那帮野黑人”的标签[1]（29）。他们是萨德本所拥有的财物的一部分。从奴隶制度开始起，为了消除良心上的不安，南方人竭力将黑人群体刻画成下等人种。“黑人是‘牲口，不变质的非洲人，他的特性由‘非洲的基因固定在原生质里”[3]（136）。那帮野黑人刚到杰弗生镇时，镇上的居民将他们乘坐的大篷车描述成“一条黑黑的隧道中满是一对对一动不动的眼珠子，充满了狼窟的气味”[1]（29）。他们的动物属性被夸张到了极致。他们没有姓名，无法说话，甚至无法思考。没穿衣服的他们身体上仅仅覆盖了一层湿泥。康普生认为萨德本像挑选牲口一样精挑细选了这群黑鬼。他们和萨德本一起从日出干到日落，终于在两年后从蛮荒的沼泽地里建立起了“萨德本百里地”。为了驯服黑奴并使其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种植园主往往会使用暴力压制黑奴。庄园建成之后，萨德本会定期和黑奴进行一对一搏斗，并邀请镇上的乡绅前来观看。萨德本1833年来到杰弗生镇，1835年建成“萨德本百里地”，他和黑人的搏斗一直延续到1850年。奴隶制本身就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暴力是使黑人位于“没有意志和权利的家畜地位”的唯一有效途径[7]（85）。
二、黑人群体分裂的自我意识
作为白人社会的种族他者，黑人对自我身体和肤色的认识是一个彻底否定性的活动。白人对黑人肤色的偏见，对黑人种族毫无理由的敌视，使黑人的肤色先于黑人本身，成为评判黑人的一切标准。“在集体无意识中，黑皮肤等于丑恶、罪孽、愚昧、不道德”[3]（150）。白人社会对黑人群体的持续拒绝不可避免地引发黑人的心理创伤，使黑人无法形成正常的自我意识。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人的自我意识“只作为被承认的存在而存在”[3]（171）。为了获得自我的确定性，自我必须首先得到承认。黑人最大的困境是“在当了白人的奴隶后，他们开始自我奴役化”[3]（150）。一方面，他们希望主流文化能够视他们为具有同等权利和人性的人。另一方面，作为白人文化的牺牲品，他们接受了白人的优势地位，并在潜意识中渴望变成白人并以白人的眼光审视自我。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引发了黑人分裂的自我意识，他们的自我认知常常伴随着困惑、羞耻、愤怒及自我否定等。
在对黑人的精神病理学进行详细分析时，法农深刻地揭示了黑人分裂的自我意识。“由于我发现黑人是罪孽的象征，我开始仇视黑人。但我看到自己是个黑人。为了避免这个冲突，有两个解决办法。要么我请求别人别注意我的皮肤;要么相反;我要人家发现我是黑人”[3]（154）。小说中的混血儿查尔斯·邦和他的儿子瓦·邦均采取了后者这种极端的做法。查尔斯·邦终其一生都在寻求父亲萨德本的承认。然而，萨德本却从来不愿意正眼看他，更不屑于和他交流。他的名字说明了萨德本对他的拒绝。康普生先生认为萨德本亲自给邦取了名字，“那是清理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255）。萨德本拒绝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黑人身份。南方社会有着大量被遗弃、不被承认的黑白混血儿，他们的存在本身对南方血统的纯正性和家庭的完整性构成了威胁。萨德本亲自去新奥尔良确认了邦的混血身份，并在内战期间将这一重要事实告知了儿子亨利。和邦结下深厚友谊的亨利本将他视作妹妹结婚对象的不二人选，却在得知他的混血身份后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并最终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混血哥哥。一旦邦的黑人血统被揭露，“一个人类的兄弟就变成了低于人类的黑鬼”[8]（187）。颇为讽刺的是，亨利“不能容忍的是异族通婚而不是乱伦”[1]（338）。萨德本的漠视和亨利的拒绝使邦彻底绝望。在邦和亨利的最后一次正面交锋中，邦充满怨恨地对亨利说：“我是将要和你妹妹睡觉的那个黑鬼。”[1]（340）这一句自我贬低的话是邦对种族歧视的白人社会的痛苦呐喊。
邦的混血儿子瓦·邦是小说中最悲情的黑人角色。瓦·邦出生并成长在新奥尔良。新奥尔良是法国和西班牙殖民主义的遗留地，这里有大量逃离海地革命的富裕的混血人。与内战前的南方不同，这里的有色人种都是自由的。按照康普生先生的描述，在新奥尔良“皮肤的色素与丝绸护臂、香味、玫瑰色的烛罩相比，并不具有更高的精神精神价值”[1]（194）。邦去世后，克莱蒂把12岁的他从新奥尔良接到了萨德本百里地，从此便开启了他的悲剧人生。法农认为，“一个正常的黑人孩子，曾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长大，一旦和白人世界有丝毫的接触，便会变得不正常”[3]（114）。在新奥尔良，瓦·邦是一个自由人，康普生将军推测“他还不可能听说过也不可能明白‘黑鬼这个词儿，他甚至在他掌握的那种语言里找不到相应的说法”[1]（194）。瓦·邦的悲剧在于作为自由人成长的他被迫移居到种族等级森严的南方社会。瓦·邦一进入白人世界就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由于他的混血身份的特殊性，他在白人世界和黑人世界里均无法得到安慰。最终，邦彻底地失去了自我身份认同感，产生了分裂的自我意识。
瓦·邦11岁第一次到萨德本百里地时，就因为克莱蒂赶走了和他一起玩耍的黑小子而感到困惑和震惊。克莱蒂凶狠地咒骂那黑小子并把瓦·邦赶回了宅子。弗洛伊德认为创伤“产生于意识保护屏障的一个裂缝或分裂”[9]（39）。“在创伤中，外在的事件没有经历任何中介进入了里面”[10]（59）。创伤对于个人经验来说是难以承受且无法理解的，因此创伤患者无法用正常的方式处理或排除创伤事件。这次经历在瓦·邦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并且预示了他后期的悲剧人生。11岁时和黑人一起玩耍的经历不断提醒他黑人是罪恶的象征。然而，最让瓦·邦感到痛苦的是他后来发现自己也是个黑人。瓦·邦14岁那年，“不是克莱蒂便是朱迪思，发现他在床垫底下藏着一块破镜子的碎片”[1]（195）。“破镜子的碎片”说明瓦·邦此时已经发现自己的肤色和白人不同。康普生先生设想瓦·邦在残镜前经历了“惊愕与欲哭无泪的时刻”[1]（195）。已经被克莱蒂教会去恨黑人的瓦·邦从此无法与自我取得和解。种族创伤摧毁了瓦·邦的自我认知。此后，克莱蒂便以“严谨、毫不松懈的警觉”阻止他和任何人说话，包括白人和黑人[1]（196）。克莱蒂的过度保护使瓦·邦最终“对自己身上黑人血液的反感远不如对身上白人血液的大”[1]（202）。他终生都活在对自己种族身份的创伤记忆中。他不断地和黑人进行暴力搏斗，无休止地再现自己的创伤记忆，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上血液厌恶的表现。最终，作为报复，他故意娶了一个智力低下且“煤炭般黑长相像猿猴的婆娘”[1]（200）。
结语
《押沙龙，押沙龙！》中描写的萨德本家族的故事，浓缩了美国南方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制度。种族因素在萨德本家族的衰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是导致美国南方衰落的关键性因素。福克纳以意识流手法，从黑人角色的心理视角出发，刻画了他们作为白人社会边缘人的艰难处境。通过对具有代表性黑人角色所遭受被异化、被分裂的种族创伤的描写，福克纳表明了坚定的反种族主义立场，深刻揭示了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带给黑人群体的毁灭性伤害。这种伤害并非单向的，本就良心不安的南方人因为这种罪恶的制度遭受厄运。按照罗莎阿姨的说法，南方是“一片充满厄运，已受詛咒的土地”[1]（15）。因为这厄运，萨德本和老南方都遭到了报应。最终，一心想要生个儿子继承家业的萨德本，只留下了一个黑人曾孙。南方因为内战的失败从此一蹶不振。以昆丁为代表的南方飘零子弟，则一直以自省的态度生活在老南方遗留的罪恶感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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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题来源：川北医学院2018年校级科研发展计划一般项目
课题名字：福克纳小说中的种族创伤和种族身份——从《押沙龙，押沙龙！》谈起
项目编号：CBY18-B-YB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