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鹤》的飞散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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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以后殖民理论“飞散”为视角，通过对《小姨多鹤》中多鹤的民族身份;种族身份和飞散身份的分析，批判了传统的依据民族、种族建构身份的局限性，从而认识到身份是被建构的、是动态的。飞散的身份突破了民族和种族身份的辖制，是多鹤这样的“边缘人”进行身份认同的解药。
关键词：民族身份 种族身份 杂糅身份 飞散 《小姨多鹤》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小姨多鹤》是她的著名小说之一，讲述了日本女性多鹤在日本战败后，与中国农民结婚生子，由于她的日本血统导致的种族、民族身份困惑，使她作为中国妻子、母亲的身份不被认可，而返回日本作为日本人的身份也不被认可，由此展示了由种族、民族构建的身份观对人性的戳害，引发我们对身份的思考：对飞散者来说，身份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建构的，身份不是静止的、固化的，而是流动的、变化的。
飞散diaspora，最初是指由于殖民活动，人们离开家乡，到新的国家定居。這些人携带者故国的文化、语言、习俗……而与故国在情感上保持联系，同时由于文化、语言等不同很难融入定居国，或者很难被移入国接纳。他们变成生活在“夹缝”（in-between）中的人，不属于故国，也不属于移民国，身份认同遭遇危机，致使传统的依靠民族、国家来定义的身份观遭受质疑。《小姨多鹤》就真切地体现了作为一个“飞散者”，如何因为传统的“民族”“种族”身份观念，在移入国——中国无法进行身份认同的悲剧，由此质疑和反思了传统的身份观的局限性。
1.民族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女子多鹤作为“垦荒开拓团”随侵华日军进入中国东北，战败后，为了逃避被中国军人处死的命运，这些“垦荒开拓团”的日本村民以“民族”的名义集体自杀，多鹤作为幸存者被卖给中国农民张俭。张俭只把她当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原因是“国恨家仇”。首先，张俭的中国妻子怀孕8个月，被日本军队追赶，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其次，张俭的大哥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杀害。因此，“国恨家仇”之下，张俭不能爱多鹤，因为她来自于这个罪恶的民族，她等同于这个罪恶的民族。也就是说，民族身份决定了多鹤的身份，民族罪行等于多鹤对中国人的罪行？
真的是这样吗？
“民族，是指具有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民族并不是什么‘天然的实体，”（生，2011：47）而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中的大部分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安德森，2003：5）。“它总是容易分裂为更小的部分如氏族、部落或者由于语言差异或宗教差异而导致的不同群体。民族的这种不稳定性是其作为社会建构的必然结果。”（生，2011：47）
因此，民族文化把自己表征为同一、完整与同质的共同体。因为民族文化是民族成员所能共享的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它一定要是共同的。虽然有阶级、性别和种族的不同，但是民族文化试图把他们表征为同一。（贺，2012：151）由于民族文化是同一的、同质的，所以以此建构的民族身份也是同一的、同质的，个人就是民族，民族就是个人。
在这种语境下，多鹤的个人身份被表征为民族身份，民族身份就等同于多鹤的个人身份。尽管在日本民族这个同一的、同质的表征之下，存在着多鹤个人身份与之冲突、矛盾、不同的地方。
多鹤只是一个弱女子，是一个在“日本民族”的宏大叙事中，为了“民族”的利益可以被随意杀戮的弱者，是死里逃生后在菜市场被称斤买卖，任人处置的“物品”。以张俭为代表的中国人，把她的个人身份等同于“侵略中华”“杀戮”“罪恶”的“日本民族”身份，忽略了她作为一个弱者和边缘人与宏大的“民族”身份的差异。
多鹤是要被日本民族以“集体自杀”的方式处死的，作为一个弱者，她的意志，利益，阶层与“日本民族”所代表的“同一性”“同质性”是有差异的，她的逃跑表明了她只想做个人，而不是整个“民族”共同体。同样的，以“民族”名义的杀戮也表明了“民族”这个“共同体”忽略了个体，为了集体而牺牲个人。因此，把多鹤的身份等同于“日本民族”身份是不合理的，她只是一个想要求生存的个人，她背负不了“民族身份”这么沉重的名号。同时，把日本民族的身份等同于多鹤也不成立，因为在生死攸关的时候，是“民族”抛弃了多鹤个人。既然多鹤逃离了“日本民族”，“日本民族”也抛弃了多鹤，那多鹤只是她自己，与“日本民族”无关，“民族身份不是某种自然的、本质的、统一的存在，其内部也必然存在着差异。这样，在一个主流的、统治性的身份内部，必然存在着被压抑的、边缘化的身份。这些身份同样与主流的身份存在着一种差异关系。”（贺，2012：131）
可是以张俭为代表的中国人不认可多鹤是中国人的一份子，在利用完生育价值后被抛弃。多鹤九死一生找回家，发觉自己深深地爱上了中国人张俭，更爱上了这个国家——中国。“在和张俭相爱之前，她从来没有想过她要融入一个中国人的社会，要中国人把她当做同类来认识。她甚至没有觉得孤独过……但是这些都变了……她在这块异国国土上，性命攸关地爱上了这个异国男子……她再也回不到原地了……因为她渴望这块生养张俭的国度接纳她，把她不加取舍地融进去。因为致命地爱上了张俭，她不加取舍地接纳了他的祖国。”（贺，2012：143）
民族国家的身份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建构的，多鹤冲破了日本血统、民族、国家对身份的建构，她为自己建构了新的身份：中国人。身份既然是建构的，可以建立，也可以拆毁重建。尽管有着日本人的血统，尽管曾经深深地扎根于日本文化之中，但多鹤在中国生儿育女，与中国丈夫耳鬓厮磨，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水乳交融，她已经被中国文化洗礼，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希望中国文化接纳她做一个中国人。“文化身份绝不是永远固定在某种本质化的过去，它们要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无休止‘嬉戏。”（贺，2012：184）
本真中国文化身份的表征该如何定位呢？是把中国性或中国文化当做是一种本真的、不变的和排他的，还是把它看作是异质的、杂交的和不断建构和变动的。（贺，2012：191）文化不是纯洁的完整的，相反，文化是混杂的，因此透过文化来建构的身份也是混杂的。（贺，2012：218）
身份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建构的产物，其内涵要靠人们对它的表征。（贺，2012：187）
文化身份不是由同一而是由差异构成的，那么中国身份也不是同质的、单一的，它是由不同的阶级、性别、种族的人构成的。
2.种族身份
多鹤生了三个孩子：双胞胎儿子大孩、二孩;一个女儿丫头。
大孩，作为多鹤的儿子，在不知多鹤是亲生母亲的情况下，亵渎了多鹤，半夜偷窥多鹤的裸体;“一个男孩在月光下成了细细的黑影，这黑影潜行到一个床板边上，揭开蚊帐，看见一具白嫩的女体，汗衫被睡眠卷了上去……黑影子还嫌卷的不够，轻轻伸手，把那舊得快融化的薄汗衫一点点往上掀，看见两个嫩白，圆圆的东西……还不罢休，未成年的手朝那白嫩、圆圆的一对东西伸过去……。”（严，2015：216）
被亲生儿子乱伦，这是怎样的亵渎、羞辱与伤害，如果多鹤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被认可，她至少可以得到最起码的尊重。她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隐形人，所以可以被随便对待，可以被亵渎，甚至亲生儿子都可以亵渎她。如果说大孩亵渎她的肉体是因为张俭隐藏了多鹤作为母亲的身份，是因为大孩的年幼无知，那长大后的大孩公然用黄泥巴脚印践踏多鹤擦干净的地板，再一脚踹在多鹤胸前;向红卫兵告密，揭发多鹤的日本人身份;剔除自己日本人的体毛试图拿走体内的日本血统，则表现了他对多鹤日本人生活习惯的践踏;对“母亲”这一身份的粉碎，否认和仇恨;表明他痛恨自己的种族身份，因为这一身份而受到中国人的排斥。
大孩仇恨多鹤给了自己日本的基因与血统，因此他否认拒绝她做自己的母亲。这个惨绝人寰的悲剧是什么造成的呢？是对身份的固化的，静止的观念。大孩的身份由基因决定、血统决定，由于他有日本人的基因，所以他就是日本人，而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敌人，所以大孩就是中国人的敌人。他怨恨自己为什么是日本人，为什么自己的母亲是日本人，导致他无法选择地成了日本人，在那样的时代，日本人是中国人的仇人，日本人的身份是与中国人的身份对立的，是遭到中国人排斥的。
同样的，二孩在学校被同学殴打嘲笑，因为他是日本间谍的崽子，承受不住人格尊严的侮辱，12岁便申请“自愿上山下乡”，远走他乡到边远地区当农民。
丫头考上空军滑翔学校，因为梦话中夹杂的日本语被检举，因此被当做精神病人被退学。因为透露自己有一个日本母亲，有一半日本血统，在当时的政治风云中，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丫头只能接受被退学的命运。
多鹤被亲生儿子乱伦践踏的悲剧，以及这三个孩子的命运悲剧是什么造成的呢？是身份问题，而身份是由种族和血缘决定的吗？
他们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他们怎样才能成为中国人？做一个中国人的标准是什么？是中国人的基因、血缘吗？中国人的民族身份由中国的基因血缘决定的吗？我们能找到一个最正统、最纯洁的具有所谓“正统中国血统”的中国人吗？
所有关于种族差异的建构都是人类的发明，而不是生物学事实。从来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可以把人类简洁地划分为不同的种属，让不同的种属之间有根本性的区别。种族区别是一种以政治为目的的建构，以此来为特定人群的利益服务。（麦可里奥德，2000：110）
约翰·麦可里奥德（2000）认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都来源于西方，它的初衷是建构统一的民族神话，种族是建构民族共同体这个神话的最基本的策略，因为它决定了哪些人种有权利成为民族的一部分，哪些人种没有。它通过排斥和贬低不同种族的人，来建构统一的民族身份，然而，在被殖民过的国家内部，种族主义却会加剧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冲突。对外的种族主义是对外国人的憎恨，依据种族对国界线以外的种族进行歧视。对内的种族主义针对那些生活在国界以内，却由于他们先天的“种属”不同，注定了无法成为想象共同体一部分的人们。内部的种族主义会导致对“低等”种族最极端最暴力的种族屠杀或者压迫。
陶东风（1999）认为，“中华性”的思路继续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性、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思维，很可能造成以族性为不变的最高标准，把它“无条件地凌驾于其他价值标准之上，成为文化评价的最高的甚至唯一的标准”，使不同的文化之间无法进行理性的对话与沟通，更无法达成共识。用这样“本真”的族性来反对现代性和一些人类普适的价值标准“必然会引发严重的价值危机与民族对抗”。因此，他赞成建立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份的概念，来阐释文化身份（文化认同）与语境之间的关联性，化解而不是加深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流动的文化身份观念将使我们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在本土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中华性与世界性、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进行灵活的选择与穿越。
3.飞散者身份
中日邦交正常以后，多鹤回到了日本，但是无法适应日本人的生活，像她这样由于战争留在中国，之后又返回日本的人，日本人是不接受的。多鹤在中国时，中国人听不懂她的日本话，回到日本，日本人也听不懂她夹杂着中国话的日本话。多鹤跟不上时代，各种高科技产品不会用，回到日本只能做最低级的苦力。在日本人眼里，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眼里，他们是日本人。他们没有民族身份，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人，既不属于中国，也不被日本接纳。
像多鹤这样住在“夹缝”中的飞散者，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这让我们意识到传统的关于归属的理念不再起作用，传统的关于家园和归属的理念取决于一个定义清晰、静态的观点，就是属于某地，深深地扎根于一个民族团体或者一片特定的土地。民族就是最典型的把人归属于某个特定的群体和地理位置的词语，但是对于生活在“夹缝”中的人，民族这个词所建构的归属感已经不适应他们的现实情况。（麦可里奥德，2000：214）他们的身份是杂糅的，因为建构他们身份的文化基因也是混杂的。
多鹤发现自己的民族性格是杂糅的，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小环（张俭的中国妻子）的血液，“满嘴都是小环的语言，左一个右一个‘凑合，动不动就‘可美了，‘遭老罪”。（严，2015：308）
她很欣赏小环面对苦难的乐观与勇敢，这是日本人没有的，“她说大概走遍全日本也找不到一个像小环这样会吵架、又吵得这么好的人。她觉得日本人有愤怒焦虑，却没人把他好好吵出来，所以他们不快乐。”（严，2015：319）
小環对多鹤的同化和多鹤对小环的欣赏都表明，多鹤的文化身份发生了更本变化，变成杂糅的文化身份。多鹤依然保持她日本人的生活习俗：擦地板，爱干净，喜欢鞠躬;同时又具有中国女性在苦难面前的坚韧和忍耐，乐观和勇敢的品质，这是凡事追求完美，否则就自取毁灭的日本民族所没有的性格。多鹤的文化身份是杂糅的，穿越了中国和日本，不是单一的中华民族或者日本民族身份，是二者的杂糅的新变体。
飞散是界限的穿越，尤其是国家民族界限的穿越，飞散者并非纯正地保持家园的文化传统，而是将其在跨民族的语境中加以翻译，飞散反对固化的文化身份，提倡跨民族跨文化的杂糅身份。（赵，2010：116）
飞散的身份是杂交的、混杂的、异质的、变动的、不断建构中的。而非本真的、本质的，可以最终回归的。那种本真的身份是拉康的真实界，永远都达不到。（贺，2000：191）
4.结论
依据种族、民族建构的固化的文化身份，不适用于穿越国界的飞散者，导致了种族歧视和迫害。文化身份的杂糅性建构对中国人的身份建构具有积极意义，它解构了文化的同质性神话，以此来挑战任何的文化霸权，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杂糅性”反对中国文化身份的本质化建构，批判固定的、本质的身份观念，这种观念不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导致种族压迫，是多鹤一家人的悲剧的根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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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周霞，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世界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