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缝隙中的冷静声音

[摘 要]近代白话文运动及其背后的文化论争对现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般认为，近代文白之争的双方是针锋相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白话倡导者，但历史还存在另一种声音，他们在赞成文学革命白话方向的基础上，反对废弃汉文，反对“文言已死”，主张客观认识文言的价值和现代作用。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中显得异常冷静，从现代汉语书面语发展的规律来看，他们的观点弥足珍贵，但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声音淹没在历史缝隙之中。

[关键词]文白之争，文学革命，温和改良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8-0062-05

在“西学东渐”与“民族危亡”的双重时代背景下，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与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白话”取代“文言”成为社会通行语言是影响最大的变化之一。应该承认，近代以来关于文白问题及其背后的文化争论结果，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的整体格局和思维逻辑。

在我们惯常的认识里，20世纪初的“文白之争”主要是两种对立学说的长期论辩：一方是以胡适、钱玄同等积极主张“文言已死，白话当生”理念的先锋派，另一方是坚持以文言为基础改良汉语书面语的学者，长久以来被学界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历史真的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在当时仅仅存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吗？仔细梳理历史缝隙，我们会发现在激进与守旧之间，还有一批学者，他们关注文字改良问题，但态度冷静、客观、温和，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温和改良者”，这些人包括朱经农、任叔永、黄觉僧、杨喆、梁朝威等。

一、对“废灭汉文”主张的坚决反对

“温和改良者”原则上是支持文学革命的白话方向的，这和“文化保守主义”有明显不同。但他们在支持白话文运动的大前提下，倡导客观认识文言的价值，吸取文言的营养为白话文服务，认为不能、也没必要彻底打倒文言，这又与激进的白话倡导者有着很大的分歧。这样的态度，对当时激進的白话文运动有一定的理性规约，在“二元对立”的争论中，表现出独特的历史价值。

“温和改良者”首先坚决反对部分激进的白话倡导者提出的彻底废止汉语文字的主张。比如朱经农在给胡适的信中总结当时社会上四种倡导文字革命的方式：第一种是“改良文言”但并不“废止文言”;第二种是“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第三种是“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文拼音代替汉字;第四种是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他对于“第四种”彻底废除汉文汉字而采用罗马拼音文字代替的理论“极端反对”。在朱经农看来，罗马文字不比汉文简单，也并不比汉文好，因为凡是罗马文字能表达出来的意思，汉文也完全可以表达出来，“‘舍己之田以耘人之田，似可不必”。不但如此，朱经农还指出拉丁文同样是“死文字”，甚至拼音文字要比汉文麻烦得多：“请看法文一个‘有字便有六十种变化（比孙行者七十二变少不多了），‘命令格等等尚不在内。同一形容词，有的放在名词前面，有的又放在后面，忽阴忽阳，一弄就错。一支铅笔为什么要属阳类？一支水笔为什么要属阴类？全无道理可说，西班牙文之繁复艰难，变复类此……”朱经农进一步拿西方不同国家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之间也无法统一为例，质疑让中国人把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声调腔口”全然抛弃，去重新学同样复杂的拼音文字，恐怕很难有好的效果。对于第三种保留汉语，但是废除汉字，代以罗马文拼音读写的主张，他也同样反对，他认为一切白话皆以罗马字书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举例说：“请教‘诗、‘丝、‘思、‘私、‘司、‘师这几个字，用罗马字写起来有何分别？”中国汉字有很多同音字，以拼音文字取代会很麻烦，如果另造新词来取代同音字，那就和完全取代汉语、汉字的做法没有区别了，并且不自然、不易记。不过，朱经农也不是彻底否定拼音文字的作用，他认为汉字同拼音文字的关系，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把拼音写在字的旁边，以作读音标准。事实上，这种做法也确实在以后的摸索实践中被逐渐采用，以拼音来为汉语注音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应该说，朱经农的这些意见比较客观和中肯。①

对于废灭汉文，另一位学者任叔永也不太同意，他首先对钱玄同提出“废灭汉文”的本意表示理解：“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为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貌似支持，但紧接着表明否定态度，认为这不是改良中国文学的根本的办法，对这种暴力式的改良，任叔永讽刺地说：“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流下来的。此种混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把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同灭绝中国人种一样，想依靠彻底废灭汉文来改变中国，显然是不妥当的。同时，任叔永还将矛头直指《新青年》一方面谈改良文学，一方面又要废灭汉文，既要废灭，还要改良，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主张。任叔永引用四川老家俗话“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②对“废灭汉文”这种改革文学的主张予以辛辣嘲讽。

二、对文言—白话关系持客观态度

在对文言和白话的关系上，“温和改良者”并不同意胡适等人所谓“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是活文字”的观点。比如朱经农给胡适写信说：“文字的死活，不是如此分法。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长生不死的;而用‘白话做的书，未必皆有价值有生命。”他进一步举例质疑“死活文学”之说：“平心而论，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固是‘活文学;左丘明的《春秋传》，司马迁的《史记》，未必就‘死了。我读《项羽本纪》中的樊哙，何尝不与《水浒》中的武松、鲁智深、李逵一样有精神呢？其余写汉高祖，写荆轲、豫让、聂政等，亦皆活灵活现。”无论是历史检验的结果，还是个人阅读的体验，许多文言经典作品仍然是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不但如此，朱经农还拿胡适的白话文译作进行比较：“就是足下所译的《老洛伯》诗，‘羊儿在栏，牛儿在家，静悄悄的黑夜，比起《诗经》里的‘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等，其趣味也差不多。所以我说文言有死有活，不宜全行抹杀。”层层递进，阐述许多优秀的文言作品是有价值有生命的，单纯以“文言、白话”为标准判定死活，似乎不妥。

当然，朱经农和“文化保守主义”不同，他强调优秀文言的价值，其目的是想理顺文言文同白话文的关系，他认为对文言和白话应该“并采兼收而不偏废”，要建设“文学的国语”，应该吸收文言和白话两者的优秀养分，采取一视同仁、量才取用的态度，合力形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正如他说：“有些地方用文言便当，就用文言;有些地方用白话痛快，就用白话。”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起真正的“文学的国语”。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还举例《新青年》所载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文章，本身就是文言和白话夹杂使用，没有完全抛弃文言，而胡适所喜爱的《木兰辞》《兵车行》、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显然也并非完全白话。因此朱经农说“主张专用文言而排斥白话，或主张专用白话而弃绝文言，都是一偏之见”。③

在这个问题上，另一位“温和改良者”黄觉僧也主张不能纯用白话。他有几点理由，首先文学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用，要让妇女和孩子都具备听和读的能力，既然如此，那么把不易懂的字词换成易懂的俗字俗语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用纯白话呢？其次，因为各地方言不同，认为方言是不好入书面语的。第三，从语文学习的角度考虑，他认为学习“么”“呢”等字，比“之”“乎”等字更加难学。第四，他认为文学在功用上应该区分应用型和美术型两种，从社会功能上来说，白话文可以使用，而文言作为美术文，它的发展趋势如何，没必要强行以社会功能为标准评判。文言作为美术文有它所从事和研究的内容，这与白话文的社会功用并不冲突，所以他认为“通俗的美术文（用于通俗教育者）与中国旧美术文可以并行，以间执反对者之口。旧美术文无废除之必要”。①

此外，杨喆也有类似观点，他承认白话文是大势所趋，“现欧美各国，大都言文合一，我国文字，虽根本上不同，而大势所趋，终必渐归一致”。可见，他是赞成白话文运动的，但同时他也指出在变革过渡的时代，白话虽然应该提倡，但使用文言的人仍然很多，要根据需要恰当使用白话或文言。他形象地比喻说：“如应用白话而用文言，此譬如着大礼服，戴大礼帽，而登于厕所，未免令人失笑。如应用文言而用白话，此譬如嘉宾宴会，衣冠济楚，忽有一披蓑戴笠之人，蹒跚入座，虽觉别致，亦未免令人白眼。”总之，杨喆的观点就是文言白话不能偏废，无论是选用文言还是选用白话，“宜以得当为要点也”。②梁朝威也不同意新文化派所主张的“文言为死文学”的观点，认为“不知人有死活，文学无死活。活人用‘死文字即死而不死;若死人用‘活文字，亦活而不活耳”。所以，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文言也好，白话也好，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非白话不足以明白，则白话可也;非文言不足以动人，则文言可也”。③任叔永也认为改良文学无须刻意区分文言与白话，“现在讲改良文学，第一当在实质上用功夫;第二要有完全驱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④试图消解文言与白话的二元对立关系。

对于温和改良者的这些观点，白话运动的旗手胡适都予以否定、驳斥，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其中有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针对“温和改良者”倡导同时吸收文言和白话两者的优秀养分，共同形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活文学”的提法，胡适回应说：“什么叫做‘雅？什么叫做‘俗？《水浒》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请问这是雅还是俗？《列子》说，‘设令发于余窃，子亦将承之。这一句字字皆古，请问是雅还是俗？若把雅俗两字作人类的阶级解，说‘我们是雅，‘他们小百姓是俗，那么说来，只有白话的文学是‘雅俗共赏的，文言的文学只可供‘雅人的赏玩，决不配给‘他们领会的。”⑤这与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的论调如出一辙：“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⑥可见胡适说到底还是强调文言和白话的阶级属性，这与“温和改良者”所肯定的文言艺术和功能属性有本质区别，在这一点上，“温和改良者”同胡适对文言的评价标准上存在着错位，这种错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胡适所刻意造成的。

事实上，胡适对传统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是认可的，这在他以后的治学领域与学术观念上均可佐证，但面临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观念之争时，每当有人阐述文言文的实用價值和文学艺术功能的时候，胡适常常从阶级属性角度予以反击，这一方面体现了胡适洞悉语言文字对思想的影响和控制，不彻底打破既有的话语权与话语方式，想传播新思想、改变社会观念必定难上加难。但另一方面，这种目的性极强的二元对立阶级论，让人们无法在白话文运动的过程中真正认识和客观评价文言在文学表现和文化传承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价值。

三、对诗歌语言尚存异议

“温和改良者”虽原则上赞成白话文运动，但是对白话诗的创作则多采取审慎态度。胡适曾说：“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堡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⑦比如任叔永和朱经农最初就是反对白话诗创作的，后来态度才有所转变。任叔永曾经毫不客气地批评胡适尝试创作的白话诗：“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①他虽然同意白话文运动，但强调白话自有白话的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而不能以白话作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吾人何必说西方有长诗，东方无长诗？但将京调高腔表而出之，即可与西方莎士比亚米而顿邓耐生等比肩，有是事乎？”在任叔永看来，如果白话都可以作诗，那么唱词戏文、民间俚语也就都和诗差不多了，这是他当时所不能认同的。另一代表人物朱经农在1916年8月写信给胡适时也认为“白话诗无甚可取”，“白话诗即打油诗”，认为胡适的白话诗“谓之返古则可，谓之白话则不可”。不过随着文学革命和新文学创作的开展，任、朱二人的态度都有所转变，朱经农甚至开始创作白话诗，他有“日来作诗如写信，不打底稿不查韵……觐庄若见此种诗，必然归咎胡适之。适之立下坏榜样，他人学之更不像。请看此种真白话，可否再将招牌挂？”对于此诗，胡适表示“诸句皆好诗也，胜其所作《吊黄军门墓》及《和杏佛送叔永》诸作多多矣”。②

任叔永等人虽然不再继续排斥白话诗，但对文言诗以及文言对白话诗创作的借鉴价值，则坚持与胡适再商榷。

首先，“温和改良者”认为白话与文言不是评价诗歌好坏的标准。任叔永认为白话和文言都可以做出好诗，“白话可做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做好诗呢”？事实上这是对胡适所谓“白话可做活文学，也可做死文字;文话只能做死文字，不能做活文字”观点的进一步质疑。在胡适看来，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行》这样的古诗，以及杜甫、陶渊明和白居易所作的许多诗都是好诗，因为他们属于古代文学中的白话流脉。任叔永首先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以上诗作很难说他们就是完全的白话，况且“就有唐一代而言，足下要承认白香山是诗人，大约也不能不承认杜工部是诗人。要承认杜工部的《兵车行》《石壕村》是好诗，大约也不能不承认《诸将怀古》《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诗。但此等是好诗，不但是文语，而且是律体。可见用白话可做好诗，文话又何尝不可做好诗呢？不过要看其人生来有几分‘诗心没有罢了”。应该说任叔永的质疑是有力量的，胡适为了树立白话文学的地位，特意梳理了古代文学中的白话文学传统，并做《白话文学史》，他所定义的白话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很难与同时期的文言作品区分开来，尤其在诗歌领域，说白居易是白话诗，而其他诗人就是文话诗恐怕难以服人。任叔永就是从这个角度对“文言”“白话”二分论来判断文学作品的价值产生质疑，认定只要能做得好诗，“白话不白话，倒是不关紧要的”。③

其次，“温和改良者”认为白话诗创作应借鉴文言诗体调。任叔永归纳中国传统诗歌的发展历程，从四言诗到七言诗，最后变成长短句，但无论怎么变化，诗词的音律平仄愈发讲究。这种单纯的格律讲究在他看来是可厌的，但是诗词创作所要遵循的“自然”规律却是不能轻视的，“创造新体的人，却不能不讲究。就是以后作诗的人，也不可不遵循一点”。因为古典诗词流传下来的体调，是经过千百年来无数人的试验所总结的符合汉语语音和组织表达的宝贵经验，“说他们不完备不新鲜则可，说他们不自然，却未必然”。基于这一理由，任叔永认为新诗创作应该借鉴文言诗的体调，“公等做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④利用前人已经总结出规律的古体古调，然后把精力集中到诗歌内容的创作之上，是任叔永认为的比较合适的新诗发展方向。朱经农也有类似观点，认为“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同样是强调白话诗创作应该遵循一定的规律和要求，如果过于泛滥无边“不如把诗废了，专做白话文的为是”。⑤

对于“温和改良者”的以上观点，胡适是“极不赞成的”。在主张诗体大解放的胡适看来，诗歌创作是不需要规矩的：“即以中国文言诗而论，除了‘近体诗之外，何尝有什么规则？即以‘近体诗而论，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的律诗，又何尝处处依着规则去做？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这基本符合胡适对于文学革命的一贯态度，仍然是强调白话文自由表达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胡适也承认：“我们做的白话诗，现在不过是在尝试的时代，我们自己也还不知什么叫白话诗的规则。且让后来做‘白话诗入门、‘白话诗轨范的人去规定白话诗的规则罢。”①无论如何，先作出白话诗再说。

破旧立新，开拓进取是新文化运动一代人的首要任务，过早地限定条条框框恐怕无论对文学革命还是对思想启蒙都没有好处，深谙这一点的胡适自然不能支持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的观点。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温和改良者”在肯定白话文的前提下，客观看待文言对白话文的借鉴功用，其观点是相当有价值的。

四、结语

“温和改良者”除了朱经农、任叔永、黄觉僧、杨喆等典型代表外，还有很多人曾经发声。比如张寿朋的《文学改良与孔教》，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6号，汪懋祖的《读新青年》，发表于《新青年》第5卷第1号，等等。多篇文章表达了他们对文白关系的态度。总体来说，“温和改良者”一般都赞成文学革命，认同白话文将逐渐取代文言成为主流语言的趋势，但是与激进的新文化派不同的是，他们强调客观认识文言的价值，在实际应用中根据需要适当选择语言方式。这些主张与新文化派坚决否定文言文、主张纯用白话文的观点明显不同。不过，“温和改良者”虽不主张彻底废止文言，但他们与学衡派、甲寅派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这种区别首先在于，以学衡派、甲寅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当时既有的汉语书面语为基础、适当吸收白话成分，侧重文言一派;而“温和改良者”则是站在白话文的大方向上，主张白话文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客观认识文言的价值，并且根据需要适当地使用文言，是侧重白话的。其次，“文化保守主义”者基本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派系，他们大多数人坚持以文言写作，并有自己掌握的理論阵地，诸如《学衡》《甲寅》《史地学刊》等，而“温和改良者”没有形成明显的派系，他们的观点多数以“通信”的方式表达，或发表在《新青年》等杂志上。

现在看来，“温和改良者”在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既能以开放的态度肯定文学革命、支持白话文运动，同时又没有受当时激进的社会潮流影响，能够冷静客观地从语言规律本身出发，认识文言价值，应该说是殊为不易的。从语言规律来看，文言和白话本出同根，二者虽有差异但是相互影响，并且，恰恰因为存在着文言和白话的微妙差别，才使得汉语表达有着更多的选择和迂回的余地，能够产生更丰富的变化和复杂的体验。这无论在人们的日常使用中，还是在新文学的实际创作实践中，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在民族危亡，急需思想启蒙的时代背景下，白话文肩负着全新的现代启蒙任务，新文化先锋派学者们没有耐心等。要知道中国的文言与白话分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在难度上都为言文一致设置了诸多障碍。胡适等人正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才一方面要为文学改良“猛着一鞭”，促进、催化、加快言文一致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彻底抛弃文言的决绝姿态倡导白话文运动。“胡适的白话文理论是从文学的现实状况出发，回应了时代精神的要求，所追寻的正是‘历史的现代性”，②任何可能影响这一事业的声音，都是胡适等人要坚决反对的。

只不过无论先锋派的意愿多么笃定，仍然不能完全走出语言规律的制约，不管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新文学创作都无法避免地带着大量文言的痕迹和色彩，白话文运动之后百年来，对文言价值的反思也从未断绝，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任叔永等人借鉴文言的观点是有实际意义的。历史记忆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此，学衡派、甲寅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被视为开历史倒车，不但承受了激烈的抨击，而且在很长时间的学术讨论中都被脸谱化，但这样反而让他们在历史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以朱经农、任叔永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的声音，却随着文学革命与启蒙运动形势的急速发展，以及新文学创作实践的日趋成熟，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缝隙中。

【作者简介】邹铁夫，中国民航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高等中文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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