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从低处开始(外二篇):天空开始下雨
时间：2019-02-04 04:36: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当沮丧时，就回到最低点，重新开始。比如写作，这二十来年，毕竟经历了一些风景，虽未尽全力，也有了原创性很强的诗学体系。但每每提笔时，每一首诗都是从头开始。诗歌的经验完全是一次性的，哪怕你已经写了一辈子的诗，写出了很多的好诗，那也保证不了你未来的诗歌能够成功。除非你愿意重复自己，重复以往成功范例所形成的语象、思路、技巧。想获得安全感的诗人往往这么做，他们认为重复就是力量，重复有利于形成比较固定的风格。但在我看来，重复是与诗歌相悖的，也是对生活的不尊重，是对丰富的删繁就简。你面对的对象（也就是生活本身）是时刻在变的，你能用不变应万变吗？记得有这样一则笑话：下雨了，一个走路的人总是摔跟头，他干脆就躺在地上不走了，这样不就不摔跤了吗？有意地重复自己的人，就和这位仁兄一样，不摔跟头了，可也没进展了。
突破自己很难，也许我们自认为是突破，自以为上了一个台阶，举目一看，更高的山头早就有人影晃动了。怎么办？就我自己的经验，在没进展没突破的时候，我往往会放松了放开了写，甚至是乱写胡写。心里怎么想的，有什么样的感觉就直接写出来。尊重自己的感觉，抛开一切束缚，包括自己的诗学观念，这就是从低处开始。
帕斯在拜访弗罗斯特时，曾听大师说过，“每行诗，每个词都隐藏着失败的可能性。诗人写作诗歌时，开始是对未知的邀请，当第一行写成接下来又是未知。等待我们的下一行是什么是不确定的，或许是失败。致命的危险伴随在诗人所有的冒险之中”。就是这种危险的不确定性，构成了诗歌的魅力，同时也带来了在其他行业中难以遇到的挑战性、无限性。就诗歌而言，确实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失败是注定的。里尔克说过，挺住意味着一切。我常常和朋友们开玩笑地说，能挺住就站直了别趴下，挺不住了就趴一会，缓过劲来，接着站直了挺着，或者就是趴着在那挺着。趴着也是挺着。
一个诗人到底能否在伟大的传统中添加一星点的新鲜元素，这几乎是不可能在其生前就确定下来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对诗歌也是如此。从荷马、但丁、萨福开始，甚至从作者难以确定的史诗开始，诗歌已经形成了一个对所有后来者构成巨大压力的传统。无视这个传统只能是无知和虚妄的表现。如果想让自己的写作对这个传统发生作用，那就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历史意识，有自己的诗学本体论的思考，而不能凭冲动和个人喜好去随便涂抹。从自己的感觉出发，不对诗歌本身作深入的思考，可能写得轻松，也可能歪打正着地写出点“有效”的诗歌。所谓有效，就不仅仅是对自己有效，如果那样，随便什么人，随便写点什么，都是有效的。对自己有效是诗歌的起点，而非终点。对你是美味，对他人是毒药。
这里边就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在个人感觉和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区别，真正具有专业精神的诗人，都必定对此有所觉悟和平衡，那就是如何从个人出发抵达非个人的领域。艾略特对此问题的解决在其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他的基本结论是：一个诗人，即使再强大，在传统面前能做的也很少，他个人的成分只占很少的部分。叶芝认为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诗歌。他在《亚当所受的诅咒》中这样写道――
一行诗歌须花几个时辰，
而假如不像是瞬间的灵感，
我们来回推敲也属枉然。
还不如屈膝跪地，无论什么天气
去擦洗厨房的地板；
或者像个老乞丐去敲敲石头；
因为要准确地发出甜美的心声
要比这一切都更困难，
还会被饶舌的银行家、教员和牧师们
认作是游手好闲
而他的《马戏团动物的逃逸》整首诗的主题就是谈诗歌之难为，之不可为而为。“除去列举旧的主题，我还能做什么？”他称自己诗歌的形象来源于“街上清扫的垃圾，一大堆破烂，旧水壶、旧酒瓶、破罐子、废铁、残骨、破布、柜上收钱的长舌妇”，最后叹息“既然我的梯子已经抽去，我只得躺倒在污秽的心的废品铺”。惠特曼在写《草叶集》的时候，也曾感叹，草地上都已经种满了各种花草，如何再增添一个品种呢，于是，他把自己的起点定得很低，他的诗集的名字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么伟大的一个具有革新精神、开启了现代主义诗风的诗人，也会在传统面前谦卑到把自己看做一枚草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自诩自夸呢？
然而，中国的古人有句话似乎又给我们带来了一线生机，叫做“平时有古人，下笔无古人”。语出清代学者袁枚，他在《随园诗话》卷十中谈道：“平居有古人，学习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我揣测他说的意思，和我开头所说的“从最低处开始”差不多，尊重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觉，把自己所见所想表达充分、准确，这是艺术的最低点。高度很关键，有些事物在一定的高度就变成了虚无，有些在一定的低处就变成了大地。
人往往把自己放到最低，才最有力量，最强大。在最低潮的时候，往往更坚强。比如灾难和疾病，往往不能把人摧毁，却能给人带来了镇定、沉着、宁静。那时，生命最根本的东西显露出来，就和事物黑暗的根一样。那时，你会抓住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只有在黑暗和僻静之地，我们才能听见命运的低语，它像鸟鸣颤抖地从远方隐蔽的树丛后传来，或者像黄昏中模糊的人声，含混却吸引着你。
人生诸阶段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治学时，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境也。未有未阅第一、第二境，而能遽跻第三境者。
这三重境界的简单解释就是，其一，为求学识抛开一切的牵缠之心；其二，为求学识励精图治；其三，只要孜孜不倦终能登堂入室继而登峰造极。
禅宗中有著名的“见山是山”与“见山不是山”的公案。公案系出于宋代吉州（江西吉安）青山惟政禅师的《上堂法语》。他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乃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后来的人多把此话视为悟道的三种境界说。
这里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意味着对事物的直观印象，这时呈现在心智之前的只是混乱杂多的感性材料。“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强调人的主观性对外在事物的人化，是用人的先验的认识形式去规范现象的感性杂多。“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则是经由黑格尔“正、反、合”的辨证过程，回归事物本身，从而得到对事物的本质直观。
就我二十余年的写作经验来看，写诗也需要这么大致的三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把简单的（其实并不简单）东西写得简单，因为我们还穿透不了事物晦暗的外壳，让人的眼光透进去；中期的时候，技艺慢慢成熟，信心也变成了野心，我们就会把简单的写得复杂，但那是表面上的复杂，词语层面的复杂，是“复杂的单纯”；到了最后，如果我们有此幸运的话，我们将重新把简单的写得简单，但那已是饱含了人生智慧的单纯，是“单纯的复杂”，是树木即将进入秋天时抖落多余的叶子所剩下的光秃，是冬天的几何学。
就人生来讲，也大致可以分成几个不同阶段。美国诗人伯莱在《生命的两个阶段》中说：“在生命的第一阶段，直到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他将他的能量用于强化他的自我。在四十岁上下，一个人会有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往回走，而且将他其余的生命主要用来使自我的围墙变得更富有渗透性。他现在想走出自我，到青草和树木中去，到别人中去，进入黑暗，进入‘宇宙’。”生命就像一条河流，在其发端处，是涓涓细流，潺潺��；在中间是九曲十八弯，澎湃激越，左冲右突；而当河流逐渐壮大，即将入海时，却又恢复了它开端时的平静与缓慢，它变得开阔，不再计较自己的边界。而当它终于汇入了大海，加入了那永恒的循环，看似消除了自我，实则是真正使自我得以永恒了。
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对人生诸阶段的论述最为精辟。他说人的存在和发展有三个阶段：美学的阶段、伦理学阶段和宗教阶段。这也是生活的三种方式。
在美学阶段，人停留于感性、世俗，人所追求的只是物质和心理上的片刻满足，人的活动没有任何目的，只是个人情感和自然力的玩物，一切都充满了偶然性，被命运所左右。这一阶段的代表是无所事事的流浪汉、浪漫主义诗人和引诱妇女的好色之徒唐璜。
在伦理学阶段，禁欲主义和道德责任心居于支配地位，这是一个理性的阶段。人们注重的是心灵追求，强调的是善良、正直、节制和仁爱等美德。这个阶段的典型是苏格拉底，他能用灵魂完全驾驭肉体，用理智战胜感情，是保持对死的淡漠。
而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宗教阶段。这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人才能达到真正的“存在”。这个阶段的人认识到道德崩溃的最深刻根源在于原罪，而孤独使人走向上帝，加入超验上帝与个人的单独的对话，从而经过悔改而确认自己的存在。这时，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物质的引诱，也摆脱了一切道德原则的束缚，从而作为他自己而存在。他只面对上帝，只服从于上帝。《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就是宗教阶段的人，他为了表示对上帝的忠诚甚至愿意奉献出独子以撒来做祭品。
而这三个阶段不同于黑格尔的三段式，它们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完全是主观的、突然的，是由个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选择和决定的。
受难的幻觉
有人说，诗人总是有受难的幻觉。确实，诗人就像波德莱尔笔下的信天翁一样，被水手捉住，绑在甲板上，这些碧空之王一旦被缚，就显得笨拙而羞怯，又大又白的翅膀像双桨一样可怜地垂在身旁。诗人和这些云霄里的王者一样，在暴风雨中能够嘲弄弓手，可一旦被放逐到大地上，陷于世人的嘲骂声中，他巨人似的翅膀反而成了他的拖累，让他寸步难行。
诗人来自天国，为了某种使命，苦苦地把他并不完全属于个人的真理向世界传扬，在灰尘中流徙，回忆和思念着天堂的甘美景象。他们再也无法回去，因为他们的翅膀已经被捆绑。在一个经验的表象世界中企图�望超验的本体世界，这其中的鸿沟必然将苦难和分裂加诸其身。人类的本质痛苦就在于总是想以有限去企及无限。在目前的社会，人的精神生活基本退化为对自我的畸形关注，对物质欲望的即刻满足的追求，以情感为主的心灵生活也基本上被意识形态所渗透和左右，而更为高级的灵魂的回忆，只能在少数具有宗教情怀的圣徒那里闪射出星点的光芒。在这种情况下，受难就绝对不是幻觉，而是一种真实的处境。诗人的受难是人类痛苦的一个缩影和最为集中强烈的表现。
将诗人的受难简单地归结为个人性情与环境的不谐，归为个人的无能的过敏，那就是大大侮辱了这一神圣的命运。关于此，爱伦坡阐释得非常明确――“诗人（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包括各类艺术家）是些容易激动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觉得其原因并未得到广泛的理解。艺术家之为艺术家，全在于他对美的精微感觉，这种感觉给他带来醉人的快乐，但同时也意味着、包含着对一切畸形和不相称的同样精微的感觉。因此，在一般人看来，加诸一位真正诗人身上的误解和不公正使他恼怒的程度，与他身受的不公正正是完全不相称的。诗人从来也不在没有不公正的地方看到不公正，因此，诗人的这种有名的易激动性与庸俗意义上的气质无关，而与一种对于虚假和不公正的超出寻常的洞察力有关。这种洞察力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一种对于真实、公正、比例，一句话，对于美的强烈感觉的必然结果。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在一般人看来）容易激动的，就根本不是一位诗人。”
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我在《告别》一诗开端即声称，“受难远未结束，幸福遥遥无期”。我的中学同学们常讽刺地说，有些人“心理不平衡就怨社会”，他们想的是如何个人化地摆脱自己的不公正处境，也就是通过各种“不正常”的功利手段，而没有人思考这种不公正的起源，比如体制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不去思考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是一个劲地去“适应适应”，去屈服于环境的压力。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最后都认为“不公正是正常的”，都“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地“私了”，我想，我们的后代将会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他们将生活在一个由我们的逃避和不负责任所造就的更为恶劣的物质与人文生态环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