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真人西行所见13世纪初期的丝绸之路

【摘 要】 本文叙述了13世纪初期的蒙古形势与成吉思汗诏邀长春真人西行动机。阐述了1220-1222年，丘处机应邀携十八名弟子西去拜谒成吉思汗，1223年春，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一行人于冬天抵达宣德府的历程。《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载的丘处机此次往返的路程及沿途风光，展示了13世纪蒙古帝国扩张以来的一条新型的“草原丝绸之路”主要干线及走向，它体现了绿洲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交汇，是蒙元初期草原与绿洲丝路交通线关系的具体反映。同时，也为当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可鉴的经验。

【关键词】 丘处机;成吉思汗;草原;绿洲;丝绸之路;中西交通

一、13世纪初期的蒙古形势与诏邀真人西行动机

《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是在长春真人丘处机仙逝之后，由当年跟随丘处机西行的弟子之一李志常编纂。此书细致还原了长春真人丘处机一行人西行觐见以及东归燕京的整个行程。其中，整个行程发生的背景是在13世纪初期，这一时期，对于东亚北部的蒙古来说，意义重大。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铁木真“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1]从此，蒙古政权正式的建立了起来，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刚即位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便开始着手整顿消除周边的各种威胁力量。其中，蒙古的宗主国——金朝，作为蒙古最近且最具有威胁的一支力量，且当时的金朝皇帝完颜璟“肆行暴虐”，[2]使得铁木真有意攻打金国。自从依附金朝大败塔塔儿后，铁木真部一直向金朝纳贡。当时，金朝派遣卫王允济来净州接受贡献，但铁木真却“见允济不为礼”因而得罪了金朝，[3]之后蒙金关系破裂。元太祖六年（1211），铁木真亲率大军伐金。经过野狐岭、乌沙堡、会河堡等战役，歼灭金军大量精锐;又战怀来、缙山，大败金军。元太祖九年（1214）三月，集兵金中都（今北京）北郊。迫金朝奉献岐国公主、金帛、童男女以及马匹后退出居庸关。六月，铁木真遣部将三摸合、 石抹明安率军，会合降蒙的金乣军进攻中都并于次年五月克城。元太祖十二年（1217），成吉思汗令木华黎指挥攻金战争，自率主力返回蒙古准备西征。成吉思汗西征的原因，据《草原帝国》载，1218年，一支大多由穆斯林组成的蒙古商队在锡尔河中游的花剌子模边境讹答拉（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遭到劫掠，商队中一百名组织成员被花剌子模总督处死。[4]成吉思汗怒并以此为借口，率师亲征。

伴随着蒙古大军踏上西征之路，成吉思汗却于此时诏邀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觐。从蒙古上层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便是成吉思汗个人希望延年益寿。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1219年成吉思汗已经将近60岁，在古时已属高龄。此时也正值蒙古帝国的上升期，成吉思汗的霸业蒸蒸日上，但是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因此，寻求“长生之术”便成为成吉思汗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再加上“邱公行年三百余岁”的传闻，[5]使得全真教具有长生之法的传说深入成吉思汗的心中。

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成吉思汗与丘处机初次见面的对话中也能够体现：

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诏而赴者，天也。”上悦，赐坐。食次，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师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实，设二帐于御幄之东以居焉。[6]

成吉思汗初见丘处机便询问“长生之药”，可见其对于长生不死之事的重视;以及将这一话题摆到了首要位置，足见铁木真的急切心情。

其二，便是成吉思汗的宗教宽容政策以及丘处机的全真一派教义在当时民间的极高威望。由于丘处机执掌全真教后，提倡“除情去欲，忍耻含垢”“以柔弱为本”，“苦己利人”不抗争、不谋利、鼓励百姓在困苦条件下逆来顺受。这些理念，既包含了佛释苦炼、修行、普济、利他等核心内容，又与儒家仁义道德、天人合一的处事哲理相符，将三教融合为全真教派之宗义。[7]因此，全真教在民间的威望急剧提升。

而对于成吉思汗来说，他对不同宗教的态度是十分宽容的，他所制定的《大扎撒》中就记载有许多关于宗教的法规：“对宗教要宽容，对寺院和教职人员以及长者要尊重，对贫者要慈悲。”“要不加区别地尊重一切宗教。他认为信奉宗教是神的要求”“切勿偏重任何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8]因此，蒙古上层统治者的这种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思想，加之全真教在中原人民中的极高威望，促使了成吉思汗对以丘处机为的代表的全真教的接受与尊重。

其三，便是成吉思汗出于稳定政局的考虑，希望通过丘处机来辅佐自己对征服地区的统治。当时的金朝、南宋等政权也相继邀请丘处机前去讲学。但丘处机均以：“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之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9]为借口拒绝前往。而丘处机此次应成吉思汗召西觐也是他审时度势的举动，在丘处机见到成吉思汗后曾经说过：“山野奉诏而赴者，天也。”便与之前的推脱借口相呼应，表明了丘处机认为蒙古具有统括东西之局，顺应了历史大势，因此暗生辅佐之意。王恽《大元尹公道行碑铭》提出：“至是师请曰：道其将行，开化度人，今其时矣！长春为首肯，决意北觐。”[10]尹志平对当前蒙古的形势用“今其时矣”来劝说丘处机，也就是有利于全真教之后的“开化度人”，商挺《大都清逸观碑》也云：“及南归至盖里泊，谓众曰：今大兵之后，人民涂炭，居无室，行无食者，皆是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11]其中，“时不可失”体现了对时局的精确把控，将立观度人弘扬教法作为第一要义，希望通过蒙古统治者来壮大全真教的影响。

而对于成吉思汗而言，由于宋、金两朝均对全真教如此重视，因此得到全真教的支持，无论从稳定民心，还是为日后的南下攻灭金、宋开疆拓土的政治层面考虑，都是十分必要的。在其征召丘处机的诏书中曾出现如：“岂不闻渭水同车 茅庐三顾之事，奈何山川弦阔，有失躬迎之礼……谨邀先生暂屈仙步， 不以沙漠游远为念;或以忧氏当世之务， 或以恤朕保身之术， 朕亲侍仙座， 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 但授一言， 斯可矣。”[12]的话语，以“渭水同车”、“茅廬三顾”的典故，表达了自己求贤若渴的心理，请求长春真人前来辅佐自己，传播教化。

因此，上述原因，如果单把其中一项或两项原因割裂开来作为成吉思汗诏邀长春真人的动机都是不完整的，只有将三种原因集中起来分析，才更有说服力。即：全真教一派的教义在中原地区吸引了广大人民的信奉，使成吉思汗看到了全真教的群众基础，并且因为其教义中的“以柔弱为本”，“苦己利人”不抗争、不谋利、鼓励百姓在困苦条件下逆来顺受的理论，使成吉思汗懂得运用道教思想管理自己的臣民使民心安抚，有利于自己对于今后征服地区的稳定统治。这两个原因缺一不可，用意在于借助全真教的教义传播系统及其在汉人地区的影响力，帮助自己笼络民心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加之成吉思汗将近60高龄身体每况愈下，但其霸业蒸蒸日上的现实，成为了最终遣使诏邀长春真人的最终动因。而成吉思汗之所以诏邀成功，当然上述丘处机的“山野奉诏而赴者，天也”“立观度人，时不可失”等主观想法也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双方共同作用，最终促成了此次西觐，进而促进了13世纪初期的“绿洲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两大地带的互动与交流。

二、13世纪初绿洲、草原“丝路”的交汇

众所周知，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开辟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线、沟通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地区的传统“绿洲丝绸之路”;而另一条丝路经济带——草原丝绸之路，也伴随自唐代参天可汗道的开辟走向更加完善的发展阶段，历经唐、辽两朝的经营，使得这条“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13]经阿尔泰山区诸地直至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逐渐繁盛成熟了起来。

然而汉唐时期从长安至中亚的古“丝路”在宋金之后逐渐衰败。[14]这为13世纪初蒙元“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条件。

元太祖十四年（1219）冬季十二月，成吉思汗遣刘仲禄等至东莱，“传皇帝所以宣召之旨。”长春真人领旨后，等做完上元节的大醮之后便随蒙古使者启程。元太祖十五年二月初，长春真人一行人到达济阳，二十二日到达卢沟（今北京西郊），进入原金中都燕京。金兴定五年、元太祖十六年（1221）二月，丘处机一行人从燕京出发，正式踏上西行之路。接着一行人从翠屏口北上，度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抚州（今内蒙古兴和县）、盖里泊（今伊克勒湖）、鱼儿泺（今内蒙东南的达里诺湖）。四月初至斡辰大王（成吉思汗四弟）帐下（今内蒙古新巴尔虎旗东），又西北行，经陆局河（今克鲁伦河），翻长松岭（今杭爱山），过石河（今鄂尔浑河）至窝里朵（即窝鲁朵）。七月，经鄂特洪腾格里峰（杭爱山主峰），到达阿不罕山（今蒙古国科布多东南部的宗海尔汗山），北面为镇海城（今蒙古国西部的科布多）。丘处机命弟子宋道安等九人建观，名曰“栖霞观”。丘处机与其余弟子于八月十五抵达金山（今阿尔泰山），经白骨甸（今准格尔盆地）。从八月底开始，先后到达阴山（今新疆天山东支博格达山）、和州（即火州，今吐鲁番东南）、鳖思马（即别失八里，其地在唐朝时为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九月至回纥昌八剌城（今新疆昌吉境内），过天池（今赛里木湖），九月底，至阿里马城（今伊犁霍城，察合台汗国都城）。十月中旬至大石林牙（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又西行至塞蓝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塔什干及奇姆肯特城一带）、塔什干城，过锡尔河。十一月至邪米思干（今撒马尔罕）。元太祖十七年（1222）三月中旬，经由铁门关（今撒马尔罕以南拜松）、碣石城（今撒马尔罕以南的沙赫里夏孛兹），四月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成吉思汗行营。

从长春真人丘处机一行人的西行路线可以看出，该线路与汉唐时期的西域交通线路完全不同。[15]结合当时东亚大陆的政治环境来看：仅亚洲北部地区属于蒙古帝国的控制范围，南部仍有金朝以及西夏政权未被完全消灭，这亦是丘处机的西觐选择自北上而西行路线的原因之一;而原因之二是因为当时蒙古帝国的缘起、发展以及向西扩张，基本均在北方，东西交通主要线路也自然以北方为基础了。[16]

而正是由于13世纪初期这条新道路的开辟，使得汉唐时期的传统“绿洲丝绸之路”与逐渐繁荣的“草原丝绸之路”发生了一次创新性的互动。

对于中原而言，通常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划分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南属于农耕文化圈，而长城以北则属于游牧文化圈。其实，对于西域地方而言，同样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将古代西域划分为草原游牧经济圈以及绿洲农耕经济圈，而划分两大经济圈的地理界限就是西域地区的地理核心——天山。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阴山”南北的不同情况。因为丘处机的西域行程路线大致是自北向南行，故以到达“阴山”为界，从前后沿途的景色与食物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草原与绿洲这两大经济带的特征。首先，在一行人到达阴山之前，长春真人一行过盖里泊后曾有诗云：“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丘陵没大山。五谷不成资乳酪，皮裘毡帐亦开颜。”[17]四月至斡辰大王帐下，大王曾以牛马百数车十乘送行。之后众人抵达一处平野，其旁“山川皆秀丽，水草且丰美”。[18]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还有对当地游牧民族的描绘：“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以上种种记载，不论是当地人的衣着习性，亦或是沿途景色，无一不是草原游牧地带的显著特点。伴随着丘处机一行人抵“阴山”后，继续西行沿途的景色有了重大改变，原本的“走石吹沙振大风”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水众能資稼穑干，名镇北方为第一”“历二小城，皆有居人”的农耕定居景象。并且，在食物方面，《长春真人西游记》对各种瓜果的记载尤为详细：“阴山前三百里和州（今吐鲁番东南）也，其地大热，蒲萄至夥”“时回纥王部族供蒲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至回纥昌八剌城……洎其夫人劝蒲萄酒，且献西瓜，其重及称，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19]不论是多次提到的葡萄，还是异花、杂果、西瓜、甜瓜等，种种作物与水果，无不展现了他们在西行阴山途中绿洲农耕地带的景象，与之前的游牧“行国”不同，此时众人所见皆为城镇，表明了当地人们的定居习俗。且水果味美甘甜，与中原存在很大的不同。究其原因，是典型的沙漠绿洲中日照强、温度高的特点造成了瓜果的味香甘甜。《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等到众人到达中亚大石林牙后，见此地“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蒲桃为酒。果实与中国同。唯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更是与之前所见的绿洲经济带的景色相印证。对于在到达阴山（天山）前后出现如此的景观特征对比。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指出，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在天山山脈北面铺展开来，山南则是绿洲，从而天山成为划分两种世界的一条界线。[20]

自古以来，人们往往把农耕和游牧作为一种对立体来看待，从农耕民族角度来看，草原民族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原始的、野蛮的;而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与之相比则是先进的、发达的。这样的观念使得两种经济生产方式以至于两种文化往往被叙述成为了一种矛盾。[21]而13世纪初期，蒙古使者与长春真人西行所走的这一条干线，则将这两种“矛盾”的经济带文明联系在了一起。

从元太祖十四年（1219）至元太祖十七年（1222）八月，丘处机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行宫觐见成吉思汗的这段时期，蒙古大军进攻花剌子模并连克数城，1220年，蒙古大军攻克都城撒马尔罕后又相继攻克你沙不儿（今伊朗东北部呼罗珊省内沙布尔）等十余座名城，直到里海之滨。蒙古大军西征扩张的同时极为重视驿站的建设，《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丘处机西行与东返途中，多有蒙古大小部落迎送护卫，宿有庐帐，食以佳肴，尤其是至阿里马城时当地的达鲁花赤安排丘处机住宿在“西果园”，品尝到了一种名为“阿里马”（即苹果）的水果，为当地特产。这样的记载亦说明了此时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与定居农耕经济方式的接触。并且，丘处机等人往返顺畅无阻，亦可见当时蒙古军事交通的成熟。因此，蒙古大军西征所开辟的这条军事干线，伴随着长春真人西行，不仅被赋予了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在文明交往方面，也被赋予了其独特的内涵，成为了沟通草原与绿洲的一条新型“丝绸之路”。

对于西域地区而言，自然地理状况与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是相互适应的，即：绿洲地带往往与农耕文明的分布具有一致性，并且在传统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绿洲作为决定性因素，它的分布在丝路延伸取向和定位选线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绿洲以及在绿洲农业基础上建立的城镇王国的分布与丝绸之路分布的主脉络也具有一致性。但传统绿洲丝绸之路在宋金对峙之后逐渐衰落，而《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所记录的新型丝绸之路则以天山为界线，再次打开了闭塞已久的东西南北的交往路线。贸易和文化交流一直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贸易与文化交流本身就具有连接不同文明的纽带作用，是建立多民族间友好关系和中外贸易合作的基础与生命线。长春真人西行的这条道路为13世纪蒙古时期军队、物质往来之主要干道，也是交通史上的一条重要线路，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更以天山为界，使得北部的“草原文化”与南部的“绿洲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造就了“草原丝绸之路”与“绿洲丝绸之路”的完美交汇融合。13世纪新型丝绸之路的形成与拓展，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文化交流、碰撞与传播中来，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开启了中外多种文化交流的新时期。

三、13世纪初新型丝绸之路对当今“一带一路”之意义

由上文的讨论可知，13世纪初期，伴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以及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西行，一条崭新的兼容草原与绿洲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新型“丝绸之路”应运而生。从此时期开始，随着这条道路的不断扩大，这条道路不仅接纳了蒙古军队、使臣以及商旅的往返交通，还为连接东亚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交往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马可波罗、鲁布鲁克等知名商人、教士，即多取此路来华。大蒙古国，作为横跨亚欧大陆的庞大帝国，不仅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也在13世纪初期新型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不断扩展，最终打通了中西交往对话的通道。蒙元帝国的建立，“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22]“行国”与“城国”的交流日益密切，一个“绿洲—草原”命运共同体的雏形，也伴随着蒙古帝国西征以及长春真人西行路线的开辟逐渐形成。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一主题，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下的中国，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013 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历史但面向于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中巴、中蒙俄、新欧亚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形成。近六年来，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并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从亚欧大陆到美、非、大洋洲，为国际经济互利搭建了新的平台，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谋求世界和平的良好意愿。上百个国家与地区的共同参与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舞台深得民心的证实。它将表明，在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在世界逆全球化抬头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加符合时代要求，更加符合世界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投资增长，增加了沿线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沿线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因此，13世纪初蒙元丝绸之路的价值并不是只是单纯的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学术理论价值，它的内在价值还体现在它对于现在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文明的伟大借鉴意义。中国，汲取了历史的伟大经验：在800年前，一条道路的开辟，使得之后亚欧大陆的两大文明区——“绿洲”与“草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当时的“命运共同体”;而现在，中国倡议并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努力与沿线各国共同画好“一带一路”这一宏大的美好发展蓝图，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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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东旭（1996.11—）汉族，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