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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与方镇中

    时间:2020-06-20 03:39: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王仁宇

    近几年研究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和生平事迹,和冯友兰交往较多、过从较密的人自然也进入笔者的视野,方镇中就是其中一位,他和冯友兰有同乡之谊和师生之情。方、冯两家虽然都在河南唐河,但一在东边的井楼,一在南边的祁仪,两地相距百里,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这已经是很远的距离了。

    方镇中和冯友兰的交往始于1918年,是在河南甲等工业学校。那年夏天,冯友兰从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到这所学校任教,教授国文和修身课,这年秋天,十六岁的方镇中考入这所学校。他们年龄相差虽然只有七岁,却是两个时代的人。方镇中翩翩少年,聪明好学;冯友兰老成持重,知识渊博,彼此给对方的印象都很好,有一见如故之感。此前,他们都在唐河县县立小学读过书。这家县立小学是由崇实书院改建的,冯友兰的父亲曾担任过书院山长。和冯友兰一样,方镇中也是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教育成人,这就使得他们有更多共同的话题,也就拉近了他们师生间的距离。冯友兰的成熟和稳重,给聪明活泼的方镇中印象特别深,成为他深为仰慕的楷模。

    在工业学校,国文和修身自然是辅课,并且课程也不多。冯友兰刚从大学毕业,胸怀壮志,可在工业学校没有施展才华和实现雄心的机会。于是在教课的暇余,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韩席卿、魏烈臣、马戢武、王柄程(怡柯)、王芸青、徐旭生和徐侍峰等人自费出资,创办《心声》杂志,宣传新思想,传播新知识,响应新文化运动,和北京大学罗家伦等人创办的《新潮》杂志遥相呼应。冯友兰负责征稿、编辑等重要工作,编辑部就在他自己寓所。方镇中喜欢看这本杂志,还不时到冯友兰家里请教问学,对编辑情况也比较熟悉。

    《心声》杂志开始还顺利,每期发行上千份,可后来终因河南的闭塞落后,稿源缺乏、销路不畅而难以为继,没法比它还晚出的《新潮》杂志相比。后者地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又有校长蔡元培亲自划拨专款,在天时、地利和人和等方面都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都是《心声》杂志难以望其项背的。对于这些,冯友兰十分清楚并深有感触。到了1919年夏天,他就考取官费留学资格,秋天离开河南,接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这对方镇中影响很大,在失去了良师的同时,也深为冯友兰身处闭塞之地却心怀鸿鹄之志所感动。就在冯友兰离开开封之后,方镇中便从河南甲等工业学校退学。当时,方镇中姨家表兄郭须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总干事,是《心声》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也是唐河人,和冯友兰也很熟悉。在他的引导下,方镇中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是方镇中和冯友兰的第一次交往。

    方镇中和冯友兰的第二次交往是十三年之后的1932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四年,通过博士考试,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执教于河南大学、广东大学和燕京大学。1928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并担任校秘书长。1931年2月,《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在这年7月,开始出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来长期担任此职,并负责全校文科工作,与负责理科的叶企孙成为校长梅贻琦的左膀右臂。方镇中后来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系。1926年,在表兄郭须静的同学和朋友李大钊的关照和帮助下,在苏联大使馆签证,赴法国留学,先是就读巴黎法语学校和巴黎高级国际问题学院,1929年进入巴黎政治学院外交科深造,研究希腊罗马政治体制,期间还研读过《资本论》。他博学慎思,学有所成,1932年获得硕士学位归国。

    方镇中是自费留学的,有时家里接济不及,只得勤工助学,曾以不同笔名给上海《东方》杂志撰写一些时事报道和有关欧洲风土人情的文章以得些稿酬。法语学校同学何世礼(香港何东爵士之子)介绍他担任香港《工商日报》驻欧洲通讯员,他按期给该报撰写“欧洲时事评述”一类的文章,每月领取二百元的稿酬。因此,《工商日报》的老板何东认识到方镇中,欣赏他的才干,聘请他毕业后任《工商日报》总编。

    回国后,方镇中專程到北京拜会唐河老乡冯友兰等人。久别重逢,师生二人格外高兴,更为彼此取得的成就而庆贺:冯友兰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执牛耳者,清华大学文学院掌门人;方镇中也学有所成,术有所专攻,是政法学者。对于昔日的同乡和学生,冯友兰很是赏识。当时,冯友兰胞弟冯景兰的儿子冯钟豫与内侄仝俊杰(均为北京志成中学学生)因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学潮被逮捕,方镇中知道后,义不容辞,通过在巴黎法语学校的同学何世礼的关系,将他们两位保释出狱。方镇中的学识、热情和能力给冯友兰留下很深的印象,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主管清华文科的冯友兰就想聘任方镇中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可方镇中在回国之前,已经接受了香港《工商日报》请他做主编的聘请,有约在先,不能反悔,只能辞谢冯友兰的盛情美意。就这样,他们虽然相聚甚欢,可还是失去了一起共事的机会。在北京期间,方镇中还约见了刘莪青(河南唐河人)以及傅铜(河南兰封人),并会见了师大附中同学王思华、汪德昭以及北京法政大学同学侯外庐。由侯外庐引荐,北京法政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欲聘任方镇中为教授。也是因为和香港《工商日报》有约在先,方镇中婉言谢绝。就这样,方镇中告别师友,赴香港任职。

    这次分别后,方镇中和冯友兰天各一方,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克尽职守,报效祖国。冯友兰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文学院院长,在教学和行政之余,继续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于1934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下册,成为这一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就在这时,国难日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趁中国自相残杀、内乱频仍之际,加快侵华步伐:1933年初,进攻热河,承德沦陷;1936年,侵犯绥远(内蒙古),归绥(呼和浩特)失守。冯友兰作为清华领导,代学校起草宣言和通电,抗议日本侵略行径,敦促社会各界抗日;积极参加抗日公会,从事募捐活动,支持前方抗日将士。抗战全面爆发后,冯友兰随校南迁,供职于国立大学,服从于抗战大业,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鼎力相助梅贻琦办好了西南联合大学。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之余,冯友兰焚膏继晷,发愤著述,写下《贞元六书》,建立新理学体系,寻求中国自由道路,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坚定民族自信,鼓舞抗日士气,为民族抗日大业做贡献,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著名哲学家。更让人敬佩的是,冯友兰并不只是讲讲写写,他还送自己亲生儿子冯钟辽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寇。

    方镇中则在另一条战线上抗日救亡。在担任《工商日报》总编后,方镇中旗帜鲜明,宣传抗日,遭到广东主席陈济棠和香港英国殖民政府的多次勒令,以停刊和罚款相威胁。1933年夏,方镇中被迫辞职,到了南京,寄居在唐河同乡中央监察委员刘峨青家中。1934年,傅铜出任安徽大学校长,由刘峨青推荐,傅铜聘请方镇中任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此期间,他与同仁周予同、许杰和詹剑峰等过从较密。1935年暑期,安徽大学法学院停办,方镇中去北京另谋职业。当时正在合译《资本论》的王思华与侯外庐深感学习日语的重要,鼓励方镇中东渡日本,进入东京“东亚日语学校”学习。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政变,军国主义势力得势,方镇中感到日本侵华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决定返回祖国投笔从戎。回国后,他积极寻找抗日门路。几经周折,由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官的巴黎政治学院同学万锡九引荐,1938年2月,方镇中在武汉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十四期中校政治教官。1939年3月,他被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历任上校政治教官、训育科长、教导部少将副总教官兼教务科长、少将政治总教官以及该团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等职。抗战八年,方镇中戎装八载,夙兴夜寐,参与培训黄埔十四期,止于二十一期,共约四万名学员。他在《战干》杂志发表的《一年来训育工作概况》和《本团四年来之训育》,以及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十九期受训学员的《工作报告提要》(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一系列文章,都贯穿着“抗战建国为目前急务,愿以血以剑,鞠躬尽瘁,奉献刍荛”,“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重在以身作则,籍收潜移默化之效”的尽忠思想和报国精神。他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实施“管教训合一”,并总结出一整套、十几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在军政文化训育方面独树一帜,被称为“方教育长”、军政文化教育家。正是有这段经历和贡献,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由“中央秘书处保举”,方镇中获得国民政府特授的抗战胜利勋章(有关档案现存台北国史馆)。

    抗战结束后,方镇中谢绝了一切升迁和任命,由教育部次长田培林推荐,到国立河南大学任教。他留学法国,研究政法,博览慎思,学殖深厚;在战干团时,他编写讲义,登台教学,经验丰富。重返大学讲台,他轻车熟路,左右逢源。短短三年时间,他成就斐然,声誉日隆,由从经济系教授一路走来,到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一级教授,同时还受聘于开封嵩华学院。他知识渊博,思想敏锐,与时俱进,在课堂讲述过《资本论》,让人耳目一新,深受学生欢迎,成为国立河南大学法学院的台柱子。冯友兰在抗战胜利后随校回到北京不久,就应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宣传中国文化。讲义以《中国哲学简史》的书名出版,后来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必读书。

    方镇中和冯友兰的第三次交往是在1948年9月。这年6月,解放战争中的豫东战役爆发。为使河南大学免于战火,南京教育部下令河南大学迁往苏州,方镇中和河南大学绝大多数师生们一道随校迁到苏州复课。这年9月下旬,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开第一届院士会议,冯友兰参加会议。会后,他到苏州,看望河南大学的朋友并讲学,演讲共有三次。9月29日《苏报》有题为《冯友兰教授在河大讲课——都是故乡人应谈故乡事》的报道,文中说:“名哲学家冯友兰,自美讲学归来后,最近因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南来参加会议后,顺道来苏,前日中午抵苏后,即赴各名胜游览。昨日上午,应河大之邀,在苏州大戏院作学术演讲,讲题为‘美国现状与世界大势,河大师生均往听讲。下午游拙政园、狮子林,并在河大法学院演讲,今晨将在三元坊河大文学院作学术演讲。冯氏原籍河南,此次来苏适逢河南大学亦南迁在苏,他乡遇故知,倍形亲切之感,渠对河大同学深为关切,讲演时再三勉励同学能在安定中共求进步。”冯友兰是知名学者和社会贤达,又是河南同乡和河大校友,他的演讲对河南大学人心稳定、安心留下来起了不小的作用。冯友兰在苏州期间,方镇中全程陪同,并邀请他到家做客。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多,既叙阔别之情,又谈国家大事、民族命运和个人前途。方镇中长女方西峰当时七岁,上小学二年级,已经懂事,当时的情景她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回忆说,和其他西服革履的客人不同,冯伯伯一袭长衫,三绺胡须,道风仙骨,给她印象很深。他们谈话时神情严肃,好像在谈论很重要的大事,临别时方镇中亲送冯友兰许久未归。冯友兰是哲学家,方镇中是法学家,以他们对历史的熟悉和对现实的洞察,面对着国家巨变和个人去留,他们无论是出于同乡之谊还是师生之情,都会推心置腹,促膝畅谈。后来,方镇中和冯友兰都留在大陆,应在那时已经达成共识。

    就在这次会面后的几个月,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年12月中旬,平津战役爆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离校南下,12月15日,清华大学教授会推举冯友兰为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此前的1930年到1931年间,在罗家伦辞职之后梅贻琦到任之前,冯友兰曾代理过校务会议主席),他担当重任,不负使命,深得师生好评。这次他再作冯妇,深孚众望,领导校务会议维持教学秩序,保护师生安全,把清华大学完好地保护下来。中共北平军管会接管清华大学后,仍任命冯友兰为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直到1949年5月5日叶企孙接任此职。

    在南方,1948年12月国立河大校长姚从吾辞职赴台,不久,国民党教育部撤退到广州,河南大学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师生员工拒绝随教育部南迁的命令。1949年2月代理校长、教务长郝象吾教授领导的三人小组,因没有拿到教育部发放的办学经费,被迫集体辞职,国立河南大学群龙无首、断粮断炊,一片混乱,人心浮动,濒临解散。此前,中共河南大学地下党支部接到沪宁苏地区地下党的指示:“河南大学不能在苏州解散,更不能葬送在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过长江的胜利时刻。选出最可靠的人维持河大,这是沪宁地下党组织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保护文教事业、保护河南高等学府的一项重大决策。”为了使学校不至于解散,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决定由民主公议,选举学校领导班子。最后,各方一致推举方镇中为河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该校校史资料有这样的记载:“河南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是在地下党领导、学生自治会党小组具体周旋,由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推动而诞生的。是在教授会、讲助会、职员会、工友会和各学院代表的多次协商,以及全体师生员工的积极参与下……大家认为法学院院长方镇中、工学院院长郭暄是最佳人选,而方镇中、郭暄二位院长政治身份都是无党派人士,请他二人担任正、副主任也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支持。”方镇中是临危受命出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的,他勇于担当,敢于办事,领导校务委员会带领河南大学渡过难关,完成了河南大学六院十六系师生员工“整建制”留在苏州的使命。4月26日,解放军占领苏州。4月29日,苏州解放的第三天苏州军管会接管了河南大学,肯定河南大学校务委员会的工作,在进驻国立河大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徐步领导下,以方镇中为首的校委会配合军管会负责全校事务。此后的日子里,军管会和校务委员会合署办公。在维持学校秩序、保证学校正常运作的同时,主要展开以下工作:首先,组织学校全体师生在军管会登记造册,并发放薪水和粮食,办理了一千七百余青年学子参军和参干手续,组织学校返迁开封。方镇中带领校务委员会,日夜忙碌,清理账目,核实人员,对图书和仪器等校产登记造册,打包装箱,到6月底,这些工作全部完成。1949年7月2日,在刘伯承、陈毅、韦国清等军政领导的关怀下,苏州、南京和徐州等地政府调配车辆和渡船,组织人力与物力,一路护送,以方镇中为首的校务委员会带领国立河南大学六院十六系,六百余位教职员工、八百余名学生,一千五百余箱校产,千里奔波,日夜兼程,于1949年7月9日顺利返回开封校园。这段“完璧归赵”的历史成为河南高等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充分展现国立河南大学师生共赴时艰,同心同德,热爱教育、忠于职守的高贵品质。

    历史是发展的,可也是曲折的,历史毕竟是公正的,终究不会忘记那些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们。改革开放之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冯友兰以八十五岁的高龄,老当益壮,重写中国哲学史,不依不傍,写下了一百五十万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鸿篇巨制,创造学术奇迹。和此前的《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简史》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座丰碑,冯友兰成为这一学科的集大成者。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的著作一版再版,经久不衰,畅销全球。二十一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不同级别的冯友兰研究会,纪念他的活动年年不断,研究他的文章汗牛充栋。2019年12月4日,北京大学把冯友兰晚年居住的寓所三松堂作為“冯友兰故居”对外开放。

    方镇中曾在抗日战争中做出贡献,在他逝世四十七年后获得了应有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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