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扎尼克：失眠的女人

蔡天新

我无言的躯体

急切地打开

朝向露水的娇嫩

——皮扎尼克《情人》

自从在台伯河岸边的一座小村庄发迹以来，拉丁民族不断在欧洲蔓延，向西至大西洋边的罗卡角，向东至黑海之滨的多瑙河三角洲，衍生出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而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他们又拓展到了美洲的南方。这个载歌载舞的民族，在每个时期都不乏文学巨人和艺术大师，他们与如今那些无时不在绿茵场上闪耀的足球明星一样，在中国拥有不计其数的欣赏者。

可是，拉丁民族中的女作家却只有男性化的法国人乔治·桑有着世界性的影响。而在中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外国女诗人中，几乎清一色出自英美或苏俄，最多加上一个用瑞典语写作的芬兰人索德朗格。在新千年的两次远游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位极其重要而又有传奇经历的阿根廷女詩人——皮扎尼克，她与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诺堪称“拉美双绝”。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东欧移民家庭，她的父系来自一个波兰（今属乌克兰）的俄罗斯犹太家庭。在皮扎尼克出世前两年，她的双亲乘坐一艘国籍不明的货船，横渡大西洋来到拉普拉塔河边。诚然，皮扎尼克身上并未流淌着拉丁民族的血液，却是用纯粹的西班牙语写作的。她在阿根廷长大，念完大学以后，再去巴黎的索邦大学留学……

云中漫步的女生

一九五四年九月，南半球的又一个春天到了，皮扎尼克上大学了。据一位当年与她一起入学的邻居回忆，皮扎尼克在从家里出发去学校的路上兴奋不已，不断地和同伴谈论着法国文学，普鲁斯特、纪德、克罗代尔和超现实主义，此外，她也提到乔伊斯和克尔凯郭尔，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始终让她割舍不下。出于渴望阅读原著的动力，皮扎尼克学习法语特别用功并富有成效，大学二年级她便亲自动手，翻译了布勒东和艾吕雅的诗歌。

不过，依照皮扎尼克的美学趣味，还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们最让她感到可亲，后来她在巴黎与他们有了亲身接触。这个有着绿色大眼睛的女孩与老师和同学相处得不错，无数个星期六的夜晚，伙伴们聚集在皮扎尼克家里，研读那些法国文学大师的作品，由于父母的宽容，他们可以讨论直到深夜任何时候，还有威士忌供应，仿佛她们置身于巴黎。

南美洲的街区（barrio）分得很细，这是仅次于市一级的行政单位。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四十多个街区，因此比中国城市里的区要小，但比街道居委会管辖的范围要大。皮扎尼克的家依然在桦树区，通过该街区的“艺术之家”，她认识了住在同一街区的著名作家安东尼奥·波契亚。波契亚比皮扎尼克大整整五十岁，他出生在意大利南方，幼年丧父，十五岁时随母亲和四个兄弟姐妹一起移居阿根廷，而他的兄长则永远留在了故乡。为了帮助养活全家，波契亚拼命在港口和印刷厂工作，几乎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观察中，本能地出现了跳跃的词语，最终变成了一行行文字。他唯一的出版物《遗忘的声音》深受各国诗人的喜爱，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他本人也一直享受着诗人的荣誉。波契亚和皮扎尼克成了忘年交，他们相互交流、分析作品，在皮扎尼克的代表作《工作和夜晚》里收有一首献给波契亚的诗，标题就叫《伟大的词语》。

在皮扎尼克的大学时代，她还认识了堪称她文学之母的女诗人奥尔加·奥洛斯科。奥洛斯科出生在潘帕斯草原上的一个小镇TOAY，在大西洋边的布兰卡港长大到十六岁，然后随父母迁居首都，那一年正好皮扎尼克出生。因此后来奥洛斯科喜欢和人开玩笑说，她和皮扎尼克是同一年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在奥洛斯科长达五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里，出版了二十多部个人诗集，并赢得过多项国家级大奖。

奥洛斯科的诗有着鲜明的超现实主义烙印，有着一种不安的寂静，这一点与皮扎尼克比较接近。奥罗斯科在我抵达阿根廷的前一年去世，生前也曾参加过罗莎里奥诗歌节。在我看来，奥洛斯科在二十世纪阿根廷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美国女诗人玛丽安娜·莫尔，而她和皮扎尼克的友谊维持了一生，就如同莫尔小姐和年轻一代的诗人毕晓普一样。皮扎尼克二十二岁时写过一首题“献给奥洛斯科”的诗《时间》，这首短诗的最后两行写到，

我的童年和您的香水

都喜欢爱抚的小鸟

能与这样两位高水平的诗人交往，皮扎尼克的起点着实不低，她并不是某些人眼里的那种有着青春期骚动的年轻人。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两个皮扎尼克。一个是好动的，在现实面前无所畏惧甚至有些放肆，常常在大众媒体上发表犀利的文字；
另一个却是安静的，当她直接面对文学世界，她的呼吸会变得缓慢，把好奇的发现转变成一首首诗歌。一九五五年，二十岁的三年级大学生皮扎尼克出版了她的处女诗集《最后的天真》，艾利亚斯支付了所有印刷费用。这本诗集的第一首诗叫《拯救》，末尾一句是这样写的，

少女戴上永恒的面具

进入了如诗的境界

这无疑是皮扎尼克个人的真实写照，她虽然那么年轻，但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不真实性。

初到巴黎的美好

自从青春期开始以来，巴黎便是皮扎尼克梦中向往的地方。巴黎不仅有着迷人的风光，也是众多令她心仪的诗人和作家居住的城市。皮扎尼克大学毕业时，已经出版了两本小书，除了《最后的天真》以外，还有一本诗集《遗忘的奇遇》（1958），《时间》一诗便收入其中。这两本诗集的反响相当不错，皮扎尼克初步建立起了诗人的声誉。

在南美诸国，中产阶级向来有送子女到马德里、里斯本或巴黎留学的风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今，接近于所谓的“教育旅行”，只不过后来添加了一个可以选择的目的地——美国，那更像是一种“语言旅行”），加上皮扎尼克的双亲本来就来自欧洲，自从二十六年前移民新大陆之后两人再也没有回去过，又有一个伯伯居住在巴黎，可以在生活上给予照应，因此，当皮扎尼克提出要去巴黎留学时，他们欣然同意了。

一九六〇年秋天的一个早晨，皮扎尼克乘坐一艘客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出发，开始了她梦寐以求的横渡大西洋的旅行，那也是那个年代大多数南美知识分子要走的路线。相比之下，皮扎尼克选择的航路与前辈诗人博尔赫斯和聂鲁达有所不同。博尔赫斯和家人一起，首先抵达伦敦（他的祖母是英国人），然后才渡过英吉利海峡到巴黎，而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日内瓦（父亲要在那里治疗眼疾）。

一席流动的飨宴

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皮扎尼克和科萨塔尔的人来说，是无法了解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的。两人相差二十多岁，一个写简短的诗歌，另一个写长篇小说，却有着内心深处的那种知性的一致。一位与皮扎尼克一起乘船来巴黎的阿根廷人亲眼所见，科萨塔尔有一次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笔会，特意到文具店为皮扎尼克选购笔记簿，那是一种黑封皮的，内部是纯白的纸张。那时，她在索邦大学学习法国宗教和文学史，还是一位清纯的大学生。

在写诗、参与编辑杂志、与拉丁文人交往的同时，皮扎尼克也结识了一些法国诗人，包括超现实主义领袖安德烈·布勒东。从大学时代开始，皮扎尼克就翻译过布勒东和他的战友艾吕雅的诗歌，如今他已处于生命的暮年。来到巴黎后，皮扎尼克又喜欢上阿尔托、米肖、塞泽尔和博纳夫瓦的诗作，并着手翻译。与布勒东同年出生的阿尔托多才多艺，不仅是诗人和作家，也是演员和剧院创建者。他的见解对后辈剧作家如让·热内、尤内斯库和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影响重大，也是皮扎尼克精神上的父亲之一。

遗憾的是，阿尔托终身被精神疾病折磨，曾数度被送进精神病院，在皮扎尼克来巴黎之前十二年便已谢世。需要补充的是，阿尔托也是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家，后来因为布勒东加入共产党才愤而与之脱离关系，从此以后，他把精力投入到戏剧和电影表演，并亲自创建了一所剧院。从皮扎尼克所翻译的诗人名单可以看出，还是超现实主义最让她感到可亲，这种从她少女时代起就注入头脑和身体的新鲜感和影响力在她与那些主要代表诗人的亲身接触中丝毫没有减少。

超现实主义的革命性贡献并非自动写作，而是那种把生活转化成诗歌的激进姿态，是对布尔乔亚僵化的社会习俗的挑战，打开了潜意识和梦的大门。这一极度、虚幻的自由指引他们抵达了“超现实”的炽热时刻，取消了主体和客体、内部和外部、生活和诗歌的距离。这种自由既为皮扎尼克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美学图景，同时也诱导了她的青春期反习俗的个性。

不过，对皮扎尼克来说，更多的时候，巴黎是一艘失控的船只，一塊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土地，皮扎尼克在这个孤独的领地里自由栽种，有时一整天不吃饭不外出，关在屋子里写作或阅读，直到天明。在那些漫长的周末或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的失眠的夜晚，她是那样的孤独。那段时间她除了大量地阅读以外，还写诗、散文和日记。陪伴皮扎尼克后半生的失眠症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幸好那时皮扎尼克住在巴黎的中心圣日耳曼区，靠近圣米歇尔广场。

在我的记忆里，米歇尔广场附近的街道和店铺令人着迷。令皮扎尼克难忘的是一家叫“花儿”的咖啡店，正是在这家咖啡店里，她被一双美丽的蓝眼睛给迷住了，那双眼睛归一位叫乔治·巴特勒的年轻画家所有。他们时常在塞纳河徜徉到黄昏，到卢浮宫或其他美术馆消磨时光，可惜好景不长。在我看来，那种孤独和情侣交相陪伴的生活是艺术家最需要的，也是最富有激情的，可以说是一种近乎完美的生活。皮扎尼克后来承认，她在巴黎度过了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在皮扎尼克的朋友中，流传着她的一句口头禅：un joven bellísimo。意思是“一个绚烂的年轻人”，这通常被用来指那些对她来说有吸引力的男孩。从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她当时的心态是比较开放的。另一方面，从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来看，皮扎尼克并不属于美女这个范畴，这从她的朋友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可是一旦你与她接触和交流，领略到她的才智和目光之后，你就会被她深深地吸引住。

关于皮扎尼克巴黎时期的爱情和性生活，我们无法细致地了解，这里我想抄录她在巴黎期间写的一首小诗，

一枚鲜艳的花朵

离黑夜不远

我无言的躯体

急切地打开

朝向露水的娇嫩

——《情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旅居巴黎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如果你够幸运，年轻时在巴黎待过，那么它将永远跟随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飨宴。”

重返阿根廷

一九六四年，皮扎尼克返回了阔别四年之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巴黎活跃的先锋派艺术气氛相比，她的故乡更像是一个布尔乔亚社会，其时英国甲壳虫乐队的歌声正飘扬在这个城市上空，姑娘们变得大胆放肆了，超短裙在街头时隐时现，时髦女郎和模特骄傲地把大腿展露。可是，在文学、戏剧和绘画领域，新精神只是露了个脸，尚无法与巴黎相比。虽然三年前，博尔赫斯因为获得福门托奖蜚声欧美文坛，不断地接受邀请出访欧洲。

那年春天，博尔赫斯先是在从前一位女学生的陪同下，去西德参加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同行的有危地马拉小说家阿斯图里亚斯。接着，他来到巴黎，和翁加雷蒂一起出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纪念会。可是，皮扎尼克回到故乡时，却只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大学生，要是若干年以前，大概还属于博尔赫斯喜欢追逐的那类有几分姿色的文学女青年。当然，皮扎尼克也绝不是那种愿意为一点名利和虚荣心奉献自己的女人，她把诗歌和写作看成是一项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事业。

本来，皮扎尼克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因为父母的再三要求，

在母亲看来，她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原先，她一直把小女儿当成一个男孩子来看待，没想到文科教育和巴黎也没有将她改造成淑女，如今已经到了非“变性”不可的时候了。从皮扎尼克回家那天，婚姻的压力就使她喘不过气来。而她的父亲眼光更为敏锐，发现女儿不仅没有拿到新的文凭，神态里已经有了为诗歌献身的迹象，这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和愤怒，早些年的宽容大度逐渐变成了严厉和斥责。

皮扎尼克的内心陡然平添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因为经过了巴黎四年的生活，她已经属于那种完全把写作置于生活之上的人，尤其是在那些个虚幻的夜晚，为了探索知觉的前沿，从事波德莱尔所说的“天堂的艺术实验”。毫无疑问，皮扎尼克认为诗歌要求绝对的自由，一九六二年冬天，她在一则日记里这样写到：“诗歌与任何事情、任何地点都有关系，尤其可能与爱情、幽默、自杀或其他颠覆性的行为发生联系。”

幸好，在自己的家乡，皮扎尼克有像奥罗斯科那样真正关心她的前辈诗人和朋友。在她旅居法国期间，这位文学上的教母也曾来到巴黎。我见过两人在卢浮尔宫广场长椅上的一张合影，那种几乎一致的姿态和神韵表明两个人之间真诚的友谊和亲密。与此同时，皮扎尼克的诗歌也获得了圈内同行的认可和赞扬，《南方》杂志开始频频发表她的诗歌和散文作品。皮扎尼克的声望迅速攀升，尤其在年轻一代文学青年中，就像早年从欧洲归来出版处女诗集后的博尔赫斯一样。

尽管遇到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和种种不愉快，皮扎尼克的写作状态依然十分良好。同时，她也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咖啡馆和画廊的沙龙，乡间别墅的聚会，尤其是喜欢到佛罗里达酒吧街，那里云集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色面孔，从显贵人物到或单纯或堕落的少女，每个人都脱下了自己的面具。每逢周末，狂欢的年轻人把街道挤得满满的，令皮扎尼克不由想起巴黎的圣米歇尔广场。

皮扎尼克的内心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多面体，虽然失眠和爱情的不如意等因素让她度过了无数个疯狂的夜晚，她的精力并没有被那些冷嘲热讽的激情和酒精耗尽。为了写作和独立生活的需要，皮扎尼克离开父母，独自搬到蒙得维的亚街980号——那是离开港口不远的圣尼古拉斯街区的一座出租公寓——继续不懈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方面，她难于拒绝周围事物的诱惑；
另一方面，却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栽种到荒凉的土地——那些无处可以依托的词语之上。

皮扎尼克像牧师一样默默奉献自己的智慧，决不像某些丑陋的诗人通过非法手段谋取名利。一般来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在现今的世界里，在他或她自己的祖国，只受到很少一点点关注，其作品被批评家们偶然提及，或放置在教科书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幸好，还不断有年轻的一代诗歌读者出现，诗人才获得敬重。也就是说，诗人通过生命的消耗来树立声誉，但这必须建立在他或她的作品有价值的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同辈诗人会消失不见。

《工作与夜晚》

一九六五年六月，南美洲出版社推出了皮扎尼克的新诗集《工作与夜晚》。这部堪称力作的诗集一如既往地构建了灵巧的詩意空间，明亮可感触的词语获得了意味深长的效果，只是手法更加圆润了，如下面这首《遗忘》（El olvido），这是拉丁人无法回避的一个诗歌主题：

在黑夜的另一头

爱情是可能的

——带我去吧——

带我到甜甜的蜜汁中

在那里你的记忆会逐渐消褪

又如另一首献给女友爱娃·杜雷的小诗《从前》（Antes），诗人只用了短短二十来个字（在西班牙语里只有十个字），便把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我阅读以后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温馨，一颗烦躁的心顿时沉静了下来，且若有所思：

歌唱的树林

鸟雀隐约可见

我的眼睛是那

小小的笼子

诗中最后一行里的“笼子”和《遗忘》里的“蜜汁”一样，是皮扎尼克诗歌中的亮点和必要的张力，这也是她的艺术特色。她经常通过一个分量重的词，使一首小诗获得一种平衡。

从题材上看，皮扎尼克的这部诗集分成前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情诗，以上引用的两首诗便属于此列，这方面她可谓是一个高手。第二部分表现的是逝去的世界，或者说是死亡，因此所谓的“工作与夜晚”其含义实则是指“爱情与死亡”，这让我想起威尔士诗人狄兰·托马斯，这位与帕斯和科塔萨尔同龄的坚定不移的酗酒者有一部力作叫《死亡与出场》，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曾经提到，“任何想法，不论它是直感的还是理性的都可以形象地加以描绘，并且可以用身体的动作表现出来”。

在笔者看来，皮扎尼克也有类似的自信，只不过她没有用身体的动作，而是用心灵去感应。例如，有一首别出心裁的诗《寂静》（Silencios）这样写到：

死神依然没有走远。

我在倾听他的说话。

只有我听见了。

这首诗仿佛是婴儿王国里传来的天籁之声，或幼孩在白纸上描出的美丽画卷。

在一首冠名《遗弃》（Un abandono）的诗中，皮扎尼克写到一片人迹罕至的土地，最后三行是这样的：

只有鲜红的音乐

敢于定居下来

在一个如此空旷的地方

正是“鲜红的音乐”这个突如其来同时又让人想入非非的词，赋予了整首诗歌以生命的活力。这是皮扎尼克给人带来惊喜的地方，可以说，皮扎尼克有些诗的主题产生于日常生活中唾手可得的地方，却被其他人忽视或遗弃了。

失眠的女人

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皮扎尼克始终保持有童年的视角，她内心深处充满活力和敏感的那一小部分一直没有长大，明显属于有着“迟缓的童年”（infancia proiongada）的那一类人。正是这个鲜活的因素，使皮扎尼克的诗歌蕴涵了一种神奇诡秘的想象力，并充满了幻觉、冒险和死亡的诱惑。在写作文本上，皮扎尼克致力于表现对忧愁的调节和对死亡的谋划，至于形式则是次要的，如同她在一首诗中所写的，“不知是鸟还是笼子/是行凶的手还是年轻的死者”，“而张口如喷泉的女骑手/或许是街头艺人/或许就是站在高塔上的公主”（《形式》）。

这些有着“迟缓的童年”的人，如同安东尼奥·阿尔托在评论凡·高时所说的，既是堕落的天使又是有洞见力的人，既是疯狂的人又是孩子，既是智慧的人又是杀手。

在很多诗人身上都出现了“迟缓的童年”，中国诗人顾城就是一个例子。直到年近不惑，他仍生活在童话王国里，最后因为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冲突，他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用斧头砍妻后上吊自尽，成了阿尔托所分析的那类杀手。曾到访阿根廷的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夫妇也有类似的结局，但那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且两人是双双服药辞世。

不仅如此，在皮扎尼克身上还有一种孤儿的宿命感，这也许是她孤独的真正源泉。一九六一年，她在巴黎的一则日记里这样写到，“我充其量是一个安静、耳聋的孤儿，下跪和摔倒的女儿”。也就是说，从婴儿时代起，死亡和个人化的主题就得以确立了。还是在《工作与夜晚》这部集子里，有一首诗《节日》（Fiesta）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把孤儿身份打开来

在桌子上，像一幅地图

自从青春期以来，皮扎尼克就患上一种让她无法摆脱的周期性忧郁症。据说在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就带她去见过一个心理医生，可是这类有着艺术家倾向的精神异常是无法通过正常手段治疗的，唯有创造性的写作才能让她避免变得疯狂甚或崩溃。不过，一个好的心理医生可以通过灵性的交流让他的病人获得某种安慰。成年以后，皮扎尼克自己也感觉到这种需要，不过在巴黎期间这种治疗暂时中止了。

返回故乡以后，人们又间或看到她和心理医生在文人墨客云集的火绒草饭店（Edelweiss）里共进午餐或晚餐。在忧郁症发作期间，皮扎尼克通过写作或与朋友聊天来缓解病情。她羞于在公共场所露面，但却喜欢出席小型的朋友聚会。有时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袍，手持一朵红玫瑰，发表一些让人捧腹大笑的夸张谬论，制造出一种轻松神秘的气氛，或即兴，或有预谋。除了文人圈子的交往以外，她还与一位画家朋友在一座叫“工厂”的画廊举行了联合画展。

在皮扎尼克的心理医生里有一位是她的朋友的父亲，那个朋友叫马塞罗，也是个诗人，看起来他就像是皮扎尼克亲密无间的小弟弟（她身边这样的男孩不止一个），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不仅在于直觉和阅读，更因为对超现实主义的酷爱。在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世界里，语言与现实世界分离了，事物表面的真实部分被谋杀或剥离了。在符号化的想象和词语的世界面前，语言和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容易患上失眠症，与此同时，爱、痛苦与情感的冲突，过失和怨恨，也在蔓延。

俄国形式主义者、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认为，诗人在挑选词语的组合时，容易产生两种错乱，即“相似性错乱”和“邻接性错乱”，这两种错乱正是失语症现象的典型表现，而失语症与长期失眠密切相关。作为“语言的炼金术士”的诗人，“为赋新词强作愁”的诗人，首当其冲地容易被失眠所困扰。事实上，皮扎尼克与博尔赫斯一样，患有多年的失眠症。只不过，皮扎尼克的自制力差一些，药物对她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可能还有减肥药），以至于有朋友戏称她的公寓是一个药铺。

奢华的一族

博尔赫斯年轻的时候，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好几家并驾齐驱的先锋派杂志，如《马丁·菲耶罗》《船头》，而当皮扎尼克出道时，只有《南方》一家独秀了。皮扎尼克除了通过为《南方》杂志和某些报纸的文学副刊写稿、翻译得到一些少量的稿费以外，主要经济来源和赞助人还是她的父母。通过《南方》杂志，皮扎尼克与阿根廷的知识界和文化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一些国外著名作家的来访，如俄国诗人叶甫图申科和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

皮扎尼克巴黎时期的一个朋友曾经评论，当他初次看见她时，觉得她长相平平，但当她开始说话，她就显得迷人了，变得容光焕发，魅力无穷。她的声音，眼睛和从那里面发出的光芒，会在她的周围营造出魔术般的光环，仿佛洛特莱阿蒙笔下穿越梦幻风景的少女。这个如迷人的黎明般的女子，懂得巴黎的时尚和社交礼节，被叶甫图申科盛赞为“奢华的一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位接近皮扎尼克的年轻人或老年人，男人或女人，都会被她吸引。

在《南方》杂志社举办的叶甫图申科欢迎会上，阿根廷各界知识名流云集，英俊年轻的诗人被众人环绕着，但皮扎尼克还是获得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和他单独聊了半个钟头。实际上，两个人的父辈都来自乌克兰，虽然叶甫图申科不是犹太人，但一直为这个民族遭受的苦难愤愤不平并大声呐喊，他的长诗《娘子谷》（1961）便是为了追悼被纳粹屠杀的三万四千多名乌克兰犹太人，其中包括皮扎尼克家族的大部分成员。

因此，叶甫图申科与年少他三岁的皮扎尼克的共同语言就不止是诗歌了。此后不久的一个夜晚，叶甫图申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失踪了。好奇和嫉妒的人们普遍猜测，这两位诗人之间有过一夜情，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来访之时，后者既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又是一位颇有争议的随笔作家和政治思想家。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人间蒸发了。后来人们发现，在皮扎尼克的书房里，摆放着一本汉斯题献给她的著作，和一期刊发他作品的《南方》杂志，目录的名字被画上了着重号。

一九三三年，叶甫图申科出生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靠近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小镇济马（直译为“冬天”），雙亲是乌克兰流放者。他写成的第一首叙事诗就叫《济马车站》，那也是他的自传体长诗。叶甫图申科就读于莫斯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在斯大林死后成名。他一方面秉承前辈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式豪放、粗野的语言，另一方面恢复了早期俄国抒情诗和爱情诗的传统。

叶甫图申科是俄罗斯新一代诗人的领袖，有很多机会到欧美旅行和朗诵诗歌。但当他于一九六三年在巴黎（那时皮扎尼克也在）出版《早熟的自传》以后，出访的特权旋即被取消，直到他为一座水电站的建设写下一首赞美诗，才获准再次离开他的祖国，他到阿根廷来正是这个时期。叶甫图申科既保持了对自己独立思考的态度（譬如谴责了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和驱逐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又不愿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这正是他内心矛盾和引发争议的原因所在。

相比之下，恩岑斯贝格虽然比叶甫图申科年长四岁，但却更具现代感。他出生在德国东部的巴伐利亚，在纳粹统治下的纽伦堡长大。曾经被多位中国诗人和学者引用的一句话，“诗歌不再是民族主义的，现代诗中的大师，从智利到日本，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远远超过那些炫耀民族精神的作家”，便出自他之口（《现代诗的世界语言》），明显是冲着德语文学的权威——歌德。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德国文坛分成了两个阵营，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站在美国这边的援战派主将竟然是左派作家的领袖恩岑斯贝格。值得一提的是，恩岑斯贝格还是一位实验诗人，他曾为激光可视图象写作了两首同名诗《全息图》。第一首德文，开头是Dieser Satz hier liegt in der Luft（这句子躺在空中的此处）。第二首英文，开头是It is easy to build a poem in sky（在天空建立一首诗是容易的）。这是一种试图让词语离开书页，进入到空间的新尝试。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