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准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突破口

张浩良 罗流发

[摘要]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加速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建设创新强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资金短缺、商业运营模式探索艰难、资源要素紧缺等瓶颈。要处理好存量和增量、市场和政府、供给和需求、发展和安全、局部和整体几组关系，在顶层设计、配套政策支持、加强前瞻性技术研发、创新投融资方式、推动新型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加速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关键词]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经济   稳投资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0）05-0100-07

[作者简介] 张浩良，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研究方向：产业金融、投资经济、新经济;罗流发，广东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投融资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方向：投资经济、工业经济。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呼唤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本文简称信息化新基建）加快配套。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年多来，中央高层会议多次提及新基建投资。今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要求“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加快推进信息化新基建，已成为当前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的重大举措。

一、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

紧迫性与必要性

1. 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引擎

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已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程，到“十三五”末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以“铁公机”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峰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量显著下降。如交通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从2010年的59.8%逐年回落至2017年的43.9%①，2019年交通投资仅增长3.4%。一方面，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突出，在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以及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仍需继续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补短板工作。另一方面，在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际，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新基建需求显著加大，将成为加速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引擎。

2.  建设科技创新强国、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抓手

基础设施从“旧”到“新”，是因时而变、逐步迭代的过程。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基建投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伴随发展阶段的演进，“新”基建可能成为“旧”基建。如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技术革命/工业1.0），以铁路和运河建设作为基础条件，全球范围内迅速开启机械化生产之路;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技术革命/工业2.0），以电网、高速公路建设作为主要支撑，标志着“电气时代”的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工业3.0），以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础支撑，引领人类社会迈入“信息时代”。总体来看，前三次工业革命均以所处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标志和基础支撑条件。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更具颠覆性、革命性和爆炸性，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信息化新基建，正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和投资布局的战略性关键领域。

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先后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均发轫于西方国家并由其主导。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ICT（信息通信技术）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在工业4.0进程中，我国第一次作为原发性国家，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迅速跻身于追赶第四次工业革命竞争中的第一梯队。持续发力并推进信息化新基建，有助于我国抢抓窗口期，努力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球领导者，也是建设科技创新强国、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抓手。

3.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新基建投资有助于推动供給侧结构性改革，持续释放新动能。相比传统基建，信息化新基建作为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呈现出新技术、新经济、新模式、新动能的“四新”特征，覆盖面更广，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度更深，参与主体更多，支撑业态更丰富，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重要内容。同时，5G等技术商用化将催生融合互促的新生态，驱动产业链边界穿透、交叉赋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动能。

信息化新基建投资有助于我国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占据主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使得生产环节更加软性化和个性化，对全球产业链产生革命性影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我国科技龙头企业实施的科技封锁和全面遏制，我们要做好长期应对准备，努力突破“卡脖子”等关键技术。加快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华为、中兴等企业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在应对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占据主动。

信息化新基建投资是对冲疫情影响及稳经济、稳投资的重要手段。基建投资具备强外部性，既是调整经济下行状态的最佳切入点，也是稳投资的重要发力点。传统基建对优化投资结构的作用在减弱，还可能带来潜在的地方债务风险。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动下，基于边际收益递增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其投资体量巨大，能够促进工业技改、设备更新以及产业链各环节等领域的协同投资。新冠肺炎疫情下，当国内社会生产力水平出现停滞时，优先投资布局新基建，能够起到带动上下游产业投资的显著效果。后疫情时期，更需发挥新基建对稳投资、稳就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进展及面临的瓶颈

（一）建设进展

1. 5G网络。2019年6月，5G商用牌照正式发放，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正处在4G向5G产业升级迭代的关键时期。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建成5G基站超13万座。5G网络部署主要采取非独立组网（NSA）、独立组网（SA）两种模式，与美、韩等国采用4G和5G的NSA组网①不同，我国5G网络建设最终以独立组网为目标，并于2020年起正式大规模投入建设。未来1～3年，我国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投资高峰期。例如，广东计划到2020年和2022年分别建成5G基站6万座、17万座，5G基站累计投资规模分别达300亿元、800亿元②等。国内5G网络建设的加快推进，将进一步带动器件原材料、光模块、基站天线、小微基站、网络设备、光纤光缆等上下游产业发展。

2. 人工智能（AI）。人工智能正在从概念阶段迅速进入应用落地阶段。未来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其主要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内生动力。人工智能每3.5个月的计算量翻番，传统芯片按摩尔定律演进难以满足，AI基础设施是应对数据量快速增长的唯一解决方案。二是潜在需求。除了交通、政府、公共事业、健康等传统领域，将有更多的传统产业加快AI基础设施的融合部署。艾瑞咨询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布局人工智能领域的企业总数超过2000家，其中应用层占比接近八成。布局基础层的国内企业多集中在北京，为第一梯队，广东和浙江处于第二梯队，其中广东企业主要布局在AI传感器以外的其他各细分领域，如腾讯、华为、云从科技、商汤科技等。

3. 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可从制造业扩展延伸，成为各产业领域网络化、智能化升级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包括三大功能体系：网络、平台和安全。网络是基础，平台是核心，安全是保障。网络体系方面，标识解析系统是维护工业互联网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其作用类似于互联网领域的域名解析系统（DNS），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武汉等五大国家顶级节点已全部启动，并规划总计超过20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二级节点建设和行业应用。平台体系方面，据统计，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已超过国外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总和，其中有接近一半的平臺由制造企业投资建设。安全体系方面，已初步建成的国家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和态势感知平台，基本实现国家、省、企业三级协同联动，能够针对工业互联网平台、关键设备等开展主/被动的监测分析。

4. 物联网（IoT）。物联网的生态构建和产业布局已在全球加速开展，正从浅层次的工具和产品，深化为重塑生产组织方式的基础设施和关键要素。从构成上看，传感器、芯片、无线模组、通信网络、平台、操作系统分别相当于物联网的“五官”“大脑”、联网器件、通道、基础和“动脉”。在芯片投资方面，我国物联网芯片投资不足，设计水平偏低，芯片封测则具有规模优势。在通信网络投资方面，低功耗广域网快速崛起，其中NB-IoT和eMTC成为全球主流技术。由于部署进度快，我国布局全球领先，国内运营商已基本完成NB-IoT网络初步建设。在操作系统方面，如谷歌的Brillo、微软的Windows 10 For IoT、华为的LiteOS和2019年8月正式发布的HarmonyOS（鸿蒙），其中鸿蒙系统主要面向5G物联网开发。

5. 数据中心（IDC）。5G、AI和IoT等信息化新基建投资的加快推进，客观要求加大数据中心投资力度。按照工信部数据，国内规划在建数据中心的总体规模超过100万个，未来几年将保持30%的高速增长。从全球范围看，数据中心投资呈现大型化、集约化趋势。Synergy Research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全球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增加到504个，比2018年增加74个;美国仍占据主要云和互联网数据中心站点的40%，我国大型数据中心占全球份额快速提升至10%。当前云计算巨头仍是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主要投资方和拥有者，如阿里云、腾讯云、金山云、华为云等，但未来数据中心的投资方向不再局限在云数据中心，新基建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延伸，将催生边缘节点和超算中心等的加快建设。

（二）面临的瓶颈

1. 投资规模和资金缺口较大

以5G网络建设为例，基站更密集、能耗成本更高、投资成本更大，无线基站设备单价高、5G频率高，大带宽增加了传输网络的需求，整体投资成本骤增。根据中国移动公开披露数据，单个5G基站建设成本约48万元①。但因5G频段穿透力弱，单个5G基站的覆盖范围远小于4G基站，要实现相同面积的覆盖，5G基站数量约为4G基站的3倍。截至2018年底，我国4G基站总数达到372万个，在SA独立组网情景下，未来我国5G基站总数约1100万个，累计投资将高达5万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投资体量，投资方的资金筹措能力将面临较大考验。

2. 商业模式尚待探索与创新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应用场景、商业模式尚不清晰，运营商、平台商等均是边投资边探索新的运营和盈利模式，针对信息化新基建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和投资回收期较长、变现能力较差等问题，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应当重点考虑如何更好地匹配项目收益和风险。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要发挥其真正的效用，离不开应用场景的拓展和成熟产业链的搭建，但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下游应用场景尚未完全打开，未来仍需很长一段时间去试错和探索。

3. 体制机制不畅

不同于传统基础设施，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缺少可借鉴、可参考的规划建设范式、投融资模式和管理体制机制。一是规划衔接不畅。如在5G网络建设方面，5G通信配套设施难以实现与主体建筑的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亟需尽快将5G基站建设纳入国土规划及控制性详规。二是统计口径缺乏。目前尚未建立信息化新基建投资的统计口径，是比照现行基础设施行业统计口径，还是建立一套新的统计体系未有定论。三是投融资模式尚需多元化。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涉及政府部门和运营商、平台商、IT业巨头等主体，在投融资模式上，亟需探讨如何利用资本市场、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方式来撬动多方投资的积极性。

4. 资源要素紧缺

一是高端人才缺口大，相关应用技术岗位需求量大增，岗位薪酬水平水涨船高，凸显出企业对高端人才的迫切需求。二是能耗成本高，5G基站的能耗成本是4G的3.5～4倍，用电量占5G网络运营成本的40%以上，如中国移动的5G基站空调年耗电量高达100亿千瓦时。据工信部数据，我国各类在用数据中心耗电量约占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的2%，迫切需要加快探索绿色数据中心建设。三是频谱资源稀缺，目前已经划分了5G频段，但随着应用进一步提速，5G网络建设需要更多的频谱资源。在4G、5G套餐并存，4G套餐尚未清零的情况下，4G使用的频率难以腾换给5G应用。

5. 核心技术开发和标准制定等瓶颈问题亟待突破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发达经济体对核心前沿技术封锁全面升级，部分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风险上升，未来亟待实现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核心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等相關产业“卡脖子”技术的重点突破。同时， 5G标准、区块链技术管理标准、物联网技术标准等制定权，也是信息化新基建领域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关键，未来需要主动参与，积极抢占话语权。

6. 新冠肺炎疫情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信息化新基建投资进度

在疫情影响下，我国信息化新基建投资进度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迟。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企业复工复产难以按计划进行，正常返工率低于往年，物流不畅等问题导致有关设备无法到位，使5G基站等领域的在建项目可能出现延期交付情况。另外，疫情也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作为我国重要的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武汉就有光棒产能位居全球前十的长飞光纤、烽火通信，全球5G光模块的主要供应商华工科技、光迅科技等。再如日韩等经济体的半导体供应链，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中也是举足轻重。若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对于信息化新基建的影响将不言而喻。

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中

应处理好的几组关系

（一）存量和增量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逐步迈入相对成熟阶段，潜在投资空间在收窄。为进一步提升投资的整体效能，要处理好传统基建投资（存量）和新基建投资（增量）之间融合和改造提升的关系。例如，在5G网络建设前期采用的非独立组网中，5G建设可共用4G铁塔、光缆、电源等设施;已建成的高速公路、能源骨干网络等，可利用5G、数字技术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实现智能化改造和升级。

（二）市场和政府

传统基建投资大多以政府投资或PPP为主，而新基建投资的社会资本介入程度更深，要求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开放更大的参与空间。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需要在切实保障运营安全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分工明确、权责明晰、密切合作的关系，如产业基金组建及运营、重点建设项目遴选等，其中政府部门要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在顶层设计、法规标准制定、统筹协调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供给和需求

新基建投资是刺激短期需求和增加长期供给的重要政策工具，推动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供需两侧发力。在供给侧，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要求，围绕信息化新基建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尽快形成投资实物量;在需求侧，既要以投资促投资，即在稳投资背景下以信息化新基建投资协同拉动自动控制和感知硬件、工业核心软件、工业互联网、云平台等上游领域投资，也要以投资促消费，即丰富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应用场景，以信息化新基建投资扩大各类场景消费。

（四）发展和安全

在5G、IPv6等环境下，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中系统的大规模集成、互联，使得其脆弱性和安全风险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网络安全的要求凸显。技术、应用、治理、监管四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安全监管能力建设面临巨大挑战。要把握好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在信息化新基建投资布局中确保对应的安全保障手段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提升设施的安全防护能力。

（五）局部和整体

信息化新基建投资成本高，短期内实现全范围覆盖难度大，在空间布局上宜以重点地区为突破，点线面结合，有序扩大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的覆盖面。要关注不同地区、行业、规模的企业对信息化新基建的真实诉求，利用好已有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避免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甚至恶性竞争。

四、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做好一揽子顶层设计，实现信息化新基建投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

1. 做好战略和规划的顶层谋划

信息化新基建投资应当体现国家意志，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探索“规划先行、需求引领、市场化合作”的新基建投资路径。重点结合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目标任务，加强信息化新基建投资与“十四五”规划纲要及有关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衔接，推动重点地区、重点领域、主要行业的信息化新基建投资布局。相关战略规划及工作方案的制定，既要提高前瞻性、科学性，也要秉承经济性原则，对相关领域投资予以方向性指引，特别是要密切跟踪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科学布局区块链、F5G（第五代固网）、边缘计算、V2X（车联网）等其他新基建投资领域。

2. 协调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

产业政策是推进信息化新基建投资的重要手段，在符合市场经济和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可借鉴美国硅谷、德国慕尼黑、印度班加罗尔和深圳、杭州等地的成功经验，使信息化新基建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既符合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又贴合我国国情。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呈现互补相容特征，产业政策主张扩大规模，竞争政策亦不否定规模经济，更不反对依靠技术创新取得的市场垄断地位，两类政策应当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信息化新基建投资。伴随信息化新基建投资的不断推进及上下游产业的日益成熟，产业政策的实施动机和诱因在减弱，此时产业政策应适时由选择性转向普惠性，甚至尽量取消各类相关产业支持政策，为竞争政策实施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

（二）建立和完善配套政策体系，引导社会各方加大信息化新基建投资力度

1. 加强土地、能源等资源要素保障

对于信息化新基建投资项目涉及的土地、电力接引、环保评测、市政设施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给予积极的要素保障。地方政府要将独立占地的信息化新基建设施用地需求纳入年度计划，加大供地保障力度。在5G网络建设方面，规划、国土、住建等部门要统筹协调解决选址难、协调难等现实问题，电力部门在电力增容和直供电改造上要提供必要的便利。针对数据中心高耗能问题，要推广应用合同能源管理，加快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步伐，推进对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的老旧数据中心的节能与绿色化改造。

2.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研究信息化新基建相关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根据《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主要领域，建议中央层面将信息化新基建纳入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范围，以享受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完善支持信息化新基建企业参与疫情防控的税收政策，对于信息化新基建企业开展支持疫情防控的研发活动，建议进一步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用足用好当前专项债券政策，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建议新增资金优先考虑投向以地方政府为主要投资主体的信息化新基建领域。

3. 开展地区应用试点示范

在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具备较好的应用示范条件和产业基础的重点区域、主要城市，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从特定行业和特定应用场景切入，加速示范地区的产业集聚和应用试点，推动信息化新基建的规模化投资、产业化应用，打造各有侧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先行区。

4. 构建信息化新基建考核评价体系

考核评价体系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应体现考核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可实行分级分类考核，信息化新基建投资涉及的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均要有所区别，以充分调动各级部门和有关国企的工作积极性。统计部门要尽快开展信息化新基建统计分析，科学设计统计调查项目，避免信息化新基建与传统基础设施内容重复和冲突现象，加强后续统计分析和数据解读等工作。

（三）加强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研发，提升信息化新基建技术供给水平和质量

1. 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

把握时间窗口，根据制约信息化新基建投资的“卡脖子”技术清单，支持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实现引领性原创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对承担国家相关重大科技专项的企业，地方政府要予以资金配套支持;对认定为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且产业化成效显著的项目，可按其研发投入的一定比例予以资金支持。

2. 持续优化产业生态体系

营造开放型产业生态，以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加速全球资源要素聚集和成果转化，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等主体应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国际交流合作体系，深化技术、标准、产业、应用等领域的国际合作。鼓励对5G、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新基建领域的创新创业投资，对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尽可能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态度。同时，标准话语权与话语权体系建设也不容忽视。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全球竞争态势，在我国具备世界领先的前沿科技领域，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特别是要高度重视信息技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SEPs），进一步增强国际标准话语权。

（四）推动投融资模式创新，解决好资金缺口、投资意愿等问题

1. 拓宽投资主体

有别于传统基建投资，信息化新基建投资要重点考虑“谁来投”的问题，要培育多元化的新型投资主体，降低各类准入门槛，考虑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可产生一定收益的项目，切实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发挥好头部运营商、设备商、平台商等主体的作用，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通过合资成立新公司、参股初创企业、垂直基金投资等方式，加大信息化新基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在保证国家安全、行业安全的前提下，可允许外资进入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关领域。

2. 创新投资建设方式

面对前期建网、建平台等大规模投资难题，为有效降低5G网络建设和运维成本，探索采用“以租代建”等方式，寻找对运营商、制造商、金融机构等主体均有益的投资建设模式。做好信息化新基建的集约建设统筹和存量设施资源共享，整合现有站址资源，推进多杆合一、一杆多用，促进各类设施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维。电信运营商和铁塔公司要拓展与市政、能源、交通等行业的合作领域，降低建网成本和设备租赁成本。

3. 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可借鉴浙江省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基金等模式，引导省、市、县、独立第三方社会资本方共同组建信息化新基建引导基金，采取定向/非定向基金的模式运作，重点投向信息化新基建领域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项目。考虑信息化新基建投资前期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等问题，商业银行等直接融资难以匹配未来大体量的融资需求，要积极拓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提升股权、债权等直接融资方式对信息化新基建的融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信息化新基建企业，鼓励在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挂牌上市，支持利用资本市场发行各类债券产品，将新增募集资金引导用于信息化新基建领域的技术开发和市场拓展活动。

（五）推进垂直产业链渗透应用投资，有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促进信息化新基建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5G的大带宽、高可靠、低时延和支持海量连接的特性，能够加速5G网络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创新应用实践，为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创造难得机遇。同时，本次疫情导致的假期延长及对返程流动人员隔离观察等因素，倒逼部分企业加速信息化新基建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为此，应充分依托“5G+”和“智能+”，協同推进信息化新基建投资和工业技改投资，支持上海、深圳、苏州、佛山、东莞、无锡等制造业强市规划建设“5G+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园区。

2. 拓展信息化新基建在社会民生领域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5G、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创新应用，彰显了信息化新基建的重大社会效益和应用前景。要结合网络分片及垂直行业低时延的业务要求，加速5G+4K/8K超高清视频+AI、5G+远程健康医疗、5G+智慧城市、5G+智慧公安、5G+智慧教育等新模式新业态应用和普及。培育和创新一批示范应用场景，对可复制性强、社会带动效应显著、具备创新和重大推广价值的应用场景，地方财政可予以适当奖励。

[参考文献]

[1] 郭凯明， 王藤桥. 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的影响[J]. 世界经济， 2019（11）：51-73.

[2] 胡冰洋. 推动我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及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分析和建议[J]. 中国经贸导刊， 2019（15）：30-33.

[3] 黄群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366（09）：7-25.

[4] 冷永生， 王朝才， 韩津萍.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探究——以网络型基础设施产业为例[J]. 税务研究， 2012（12）：38-41.

[5] 马荣， 郭立宏， 李梦欣. 新时代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模式及路径研究[J]. 经济学家， 2019（10）：58-65.

[6] 于良春. 中国的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作用、关系与协调机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10）：57-64.

Selecting the Key Breakthrough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Zhang Haoliang， Luo Liufa

（Guangdong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stitut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30）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forming China"s economic mode，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present， China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5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ial Internet and Internet of things， but still faces bottlenecks such as funding gap， difficulty in exploring business operation mode and shortage of resource elements. To deal with inventory and incremental， market and government， the supply and demand，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local and whole sets of relationships， at the top level design， form a complete set of policy support， strengthen the forward-look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way， promote effectively assign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he real econom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ormation foundation design of high quality.

Key words：
New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Stable Invest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20-03-13   責任编辑：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