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建设实践与邓小平改革开放决策思想的发展

【摘 要】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经济特区主要的倡导者和设计者。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不少重要决策思想直接来源于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实践。具体体现为：一是以经济特区作为试验场“先行先试”，全面探索改革开放的途径和办法;二是以经济特区作样板，推动改革开放由沿海到内地区域性发展;三是以经济特区为范例作出改革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论断，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排除思想障碍;四是总结经济特区的经验，提出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加快发展的一系列新的决策思想。

【关键词】经济特区;邓小平;改革开放;南方谈话

【中图分类号】K27;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5-0005-08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中国经济特区建设也走过了40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中国经济特区主要的倡导者、设计者。中国经济特区是在他的改革开放决策思想的指导下兴办、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实践对他改革開放决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不少重要决策思想直接来源于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实践。对经济特区建设实践与邓小平改革开放决策思想发展的关系做一些分析、研究，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经济特区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意义，而且能够更好地认识邓小平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品格。①

一、以经济特区作为试验场“先行

先试”，全面探索改革开放的途径和办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搬，也不可能很快拿出一个统一的方案和办法。怎么推动改革开放起步？1978年12月13日，在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不仅强调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紧迫性，还提出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办法，即“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②。

邓小平讲得非常清楚，改革开放从一个地区或者从一个行业先行先试。从什么行业先行先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的起点上铺开之后，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资金、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经验。1979年1月，邓小平提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①因此，补偿贸易、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邓小平提出从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这样，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便从汽车、旅游等行业先行先试起来。在很长时间内，汽车业、旅游业都是中国对外开放比较有广度、有深度的行业，为其他行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借鉴。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家搞改革开放，更需要在一些地区综合性地先行先试。中国经济文化发展地区不平衡，各种条件差别很大，而改革开放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及人文条件。显然，改革开放不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先行先试，而只能选择一些在各方面有优势的地方。广东、福建沿海一些地区，或者地接港澳，或者为侨乡，在对外开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邓小平早在1977年11月视察广州时，就提出在广东宝安（后来改名为深圳）和福建的一些地方试办出口加工基地的设想。当时他提出试办出口加工基地，主要是为了解决外贸创汇问题。根据他的意见和中央有关安排，广东省委和国家有关部门组织调查论证后，于1979年4月提出在宝安、珠海等地划出一块地方兴办出口加工贸易区的具体方案。这个出口加工贸易区正式定一个什么名字呢？此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确定，按照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考虑和广东省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设想，办这样的加工贸易区已不再是办简单的出口加工基地，而是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先行先试较全面的改革开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邓小平汇报时说得很明确：“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②邓小平以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也曾叫过特区作为例子，提出将其定名为“特区”。经济特区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先行先试全面改革开放的综合性功能。邓小平一直把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综合性试验场，直到1984年之后，他还经常讲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他讲的试验，当然不是单纯的对外开放的试验，而是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的试验。邓小平甚至把经济特区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样板。在南方谈话中，他提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③邓小平这里讲的广东，实际含义主要是指经济特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80年确定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之前，已于1979年7月确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④。因此，人们往往把广东省视为大特区。邓小平在一些谈话中谈到经济特区时，也常常不讲几个经济特区的具体名字，而泛指广东。

一个行业先行先试，更多的还是在对外开放方面，而且大多是领域性的、单向性的，不涉及带根本性的体制改革问题。而一个地区先行先试，就不可能是单纯领域性的、单向性的对外开放，而必然涉及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方面面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经济特区的规划和发展思路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9年7月，中央提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①在当时国际上，这是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试验。对于这个试验，中央最初的设想是比较谨慎的，特区的功能定位为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实际上，这时中央并未对特区规划和发展思路作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然而其后的几个月，随着特区各项筹备工作的展开，广东在考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中央文件所批准的“出口特区”的名字，已不能涵盖特区规划和发展思路的内容，为此提出：办特区已不止于仅仅涉及出口，更包括了经济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因此有必要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并终获中央同意。1980年3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经济特区”的名称正式写入会议纪要。1980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确定试办经济特区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明确提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经济特区主要实行市场调节;等等。②可见，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决定兴办经济特区，就是要在经济特区内实行一系列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和经济、行政管理体制，以市场调节为主，在计划、外贸、财政、金融、劳动工资、物价等方面实行新的管理措施，探索出一条打破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尽快发展经济的新路。

1981年5月，在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有关经济特区的规划和发展思路得到进一步提升。中央根据一年多以来特区工作的实践，并结合国外有关经济特区的经验，制定出关于经济特区发展的政策框架。在严谨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相结合的架构下，经济特区以蛇口工业区创办为先行点，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前进。蛇口工业区的创始者袁庚曾说：“蛇口，弹丸之地，又是由一个企业开发的，如果着眼于它每年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那何足挂齿。如果把它看作一根试管，也许会引人关注。如果孤立地研究这个区域的经济模式，未免小题大做。如果把它放在全国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考察，那就有所不同了。”③1981年11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时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介绍蛇口工业区时说：“蛇口的管理方式，为改革现行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④蛇口的管理方式及其带来的新观念、新做法、新作风被称为“蛇口模式”。“蛇口模式”，实际上是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性模式。“蛇口模式”对经济特区发挥了示范引领带头作用。

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证明，经济特区真正起到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场的作用。几十年中经济特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不仅在对外开放方面“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充当了“杀出一条血路”的“排头兵”，而且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创造了很多个“第一”的记录，提供了大量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早期就开始实行商事登记制、建设工程招标承包制、劳动用工合同制、政府大部门制、干部聘用制等。特别是经济特区一开始就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作了大胆的探索与改革。比如，土地利用市场化、发展股份制企业和资本市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劳动力商品化、建立劳动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及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等，为后来全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自始至终具体负责经济特区创办和领导工作的谷牧，后来将经济特区的功能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观察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前沿;二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三是通向国际市场的特殊渠道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新基地;四是改革的试验场;五是我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集中展示。①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功绩，深刻总结经济特区建设的宝贵经验，他说：“40年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②

二、以经济特区作样板，推动改革

开放由沿海到内地区域性发展

改革开放是从一些行业和一些地方先行先试的，推开发展也是从一些行业和一些地方开始的。从一些地方推开发展可以称之为“区域性推开发展”。比较起来，行业性推开发展还是带领域性的，区域性推开发展更带全面性和整体性，而不局限于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因此，改革开放的区域性推开发展，较之行业性、领域性推开发展更具整体意义和普遍意义。

1984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发轫的农村改革成效显著，对于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方面和领域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促进和影响。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势在必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比农村改革要大得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虽然不断推进，但取得的经验是初步的。经济特区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经验，可供内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借鉴。

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于1984年初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等几个经济特区。他认定中央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他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③1983年6月18日，他在会见华裔专家时说：“我们在广东、福建办了特区，看来这个路子走对了，当然问题还有。总的路子走对了。”④他视察经济特区，一是因为当时一些人没有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对经济特区有一些不认同的评价和看法，经济特区在创办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困难与问题，他不放心而想到实地看一看;二是他要实地考察经济特区先行先试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为即将进行的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范例和借鉴。

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后即同中央领导人谈话，从全局的角度、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全面肯定经济特区的工作，澄清在经济特区问题上的一些非议，促进全党形成继续坚持并扩大开放的共识。他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①建立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不是要收，而是要放，这是他从经济特区建设实践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在这个基本结论的前提下，他提出把整个厦门岛扩大成经济特区，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他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还要“开发海南岛”。②实际上，他是要把经济特区试验场取得的改革开放的经验推向更大區域，他是要以几个经济特区为样板，推动改革开放在具备条件的更大区域内取得突破性发展，以促进全国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根据邓小平的设想，1984年3月底到4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的大连至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城市向广大沿海地区扩大。1985年1月，国务院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确定将这3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出决议，设立海南省并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到长江以北的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和沿海其他地区。这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沿海经济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全面改革，不仅在对外开放方面而且在体制改革方面借鉴吸收经济特区的经验和做法，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大大促进了自身的改革发展，同时对全国全面的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长江沿岸10个主要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之后，17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内陆边境城市也相继对外开放。由经济特区点燃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1984年初春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筹备工作进入紧张阶段。这次全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作出一个关于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成绩和经验的肯定，对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观点，以及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许多政策措施，都吸收了经济特区的不少经验。特别是改变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同经济特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实践分不开的。经济特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改革，实际上是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这也是几年来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上最大的突破。

三、以经济特区为范例作出改革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论断，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排除思想障碍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自始至终有一个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社会主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能够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在改革开放之前较长一段时期内，客观上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孤立，主观上则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陷入僵化的“左”的错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视为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世界，中国处于一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在经济发展和科技、教育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内，不少人思想上仍未摆脱“左”的思想影响，疑虑改革开放会导致资本主义甚至会出现“和平演变”，不断制造“姓社姓资”的争论。这无疑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最大思想障碍。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密切注意改革开放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意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需要用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他反复讲改革开放是一个大事业，要大胆地改;改的好的就坚持，改的不对的就收回来。他这样讲，是因为这种革命性的改革，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成功的范例可搬用或借鉴，只能在探索和实践中前进。另一方面，他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反复指出改革开放不会受资本主义道路影响，影响不了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初他这样讲，更多的还是一种理论和政策上的把握，只有改革开放的实践才能最后说明这个问题。

经济特区发展的实践提供了答案。邓小平1984年初春视察几个经济特区之后，更确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6月30日他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联系中国几个经济特区和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实际说：引进外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我看不会的”②。10月22日，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对这个问题做了集中的阐发。他说：“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③1985年1月19日，他在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指出：“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如果真的导致了资本主义，那么我们的这个改革就失败了。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④

邓小平之所以在1984年之后更加确定地回答改革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这当然是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整体趋势和方向的判断，而经济特区发展的实际对他形成这一判断起了更直接的作用。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步子迈得最快最大的，当时党内外一些人“姓社姓资”疑虑的焦点就在经济特区，而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让邓小平对这场大试验正确与否更有了底。此时，广东已创办了三个经济特区，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到1983年，深圳已和外商及港澳商人签订了2500多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达18亿美元。与1978年相比，1983年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前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2倍，基本建设投资比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总和增加20倍。⑤

到1992年，经济特区又走过了8年的发展之路，经济特区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终于可以做最后的结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论断终于可以确定了。1992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特别是经济特区，他说对办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⑥对此，他斩钉截铁地判断“特区姓社不姓资”。他判断的主要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①连经济特区都是“姓社”，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会变成资本主义吗？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他获得一个更带普遍意义和战略意义的思想认识。在对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判断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②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确定的改革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和中国主要是防止“左”的论断，对于全党全社会克服“左”的思想影响的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南方谈话被称为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四、總结经济特区的经验，提出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加快发展的一系列新的决策思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不仅提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任务，而且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加快发展的一系列新的决策思想。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复杂。一方面，随着东欧国家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世界政治多极化带来经济全球化加快，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进行，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合作格局提供了机遇。中国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样，能否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进步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在这个关键时刻视察南方特别是经济特区，就是要深入考察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解答这一课题。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有一些是他一段时间以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有相当多是他在视察经济特区时形成的，有的则是他早已有所思考而在视察经济特区时进一步加深认识的。南方谈话，只能是在他视察南方特别是经济特区的谈话，打上了经济特区鲜明的烙印。谈话所提出的关于深化改革、加大开放和加快发展的许多重要的决策思想，同经济特区的实践和经验密不可分。

比如，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明确地讲这是深圳的经验，他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                                                       出新的事业。”③改革开放要敢试敢闯，这是他一贯的思想。早在创办经济特区时，他就向广东的同志提出要“杀出一条血路”。经济特区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改革开放有大的突破，就是因为敢试敢闯。

比如，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    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④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邓小平是讲得最明确最彻底的。早在改革开放刚起步时，他就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⑤由于受实践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认识的局限，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便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不可能的，需要先行先试。经济特区创办时中央的要求很明确，其中一条就是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体制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经济特区在探索市场经济改革方面已取得成功的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具规模。可以肯定地说，在经济特区市场已大大多于计划了。邓小平正是在市场经济最多的经济特区，看到了市场经济给社会主义带来的新的生机与活力，看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和發展前景，才下决心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又如，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发展经济要讲效益讲质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①邓小平还说他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这说明他是从经济特区发展速度的事实得到这一启发的。1984年他视察经济特区时，对深圳街头的一幅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印象特别深。“效率”一时成为经济特区的代名词。

再如，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这段话集中阐明了中国全方位全领域对外开放的目标和方针，这无疑也是打上了经济特区的深深印记。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时就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③经济特区在发展实践中充分发挥了这些“窗口”作用。中国的对外开放，正是从经济特区的“窗口”，一步步扩大的。正是从经济特区的“窗口”，人们更加看到了中国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博大精深，从中还可以找出很多与经济特区建设实践具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观点。这篇谈话，不仅在当时对推进   改革开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               共产党十四大贯彻落实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特区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新阶段，继续发挥着“排头兵”的作用，创造了新经验，做出了新贡献。

（杨胜群，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邓小平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