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看点 美元贬值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等:博鳌论坛的金融看点
时间：2019-02-07 04:30: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美元贬值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由于美国大量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美元在过去六年里一直走低。去年夏季以来，更由于美国的次级房贷所引发的金融市场的恐慌以及观察家们对美国经济预测的调低，美元下跌的速度更是加快。
从2001年到现在的近六年间，美元对欧元、加拿大元、澳元等货币的贬值幅度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与英镑的汇率也贬值近百分之三十五。由于日本元和港元的汇率基本上是随着美元而起伏，所以美元对他们的汇率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
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的贬值对中国经济结构和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从2005年7月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累积幅度已经达到百分之十点六。但是，由于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的汇率又主要是采取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相对于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而言，人民币则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
两年多来，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分别贬值了百分之八点二和五点一。这对于中国和其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种状况不仅仅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非常不利于中国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由外销转向内需。
美元的贬值还使得国际市场上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上涨。一方面，因为这些商品主要是以美元计价的，所以他们的价格上涨是对当前美元贬值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反应。但是由于市场对美元继续走软的强烈预期，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远比美元的贬值幅度要大。这对中国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国际市场的能源和重要原材料的进口的依存度非常高。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在推动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形成：方面正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为了进口与过去同等数量的能源和原材料，现在需要出口更多的商品。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贸易条件的恶化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的福利正在受到侵蚀。
美元贬值还对中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努力带来了新的困难。美元贬值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世界上的许多投机资本加速向中国流动。除非中国政府采取更加自由的汇率政策，允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幅度升值，否则，中国政府便需要不断地投放人民币来购买美元以缓接市场的压力。而不断增加人民币的投放，则意味着中国政府失去了通过紧缩银根来冷却过热的国民经济的政策选择。这一点正是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奏效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元贬值对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也造成了直接的损失。由于美元是当今主要的国际结算货币，许多国家都持有美元资产。美元贬值相当于美国将其巨额的外债与债权国进行分摊。截至去年底，在美国政府的近九万亿美元的债务中，有近四万亿美元的债务由外国政府和公民持有。假若美元贬值百分之二十，其所欠境外投资者的债务就将蒸发掉八千亿美元。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至少有八千亿以上是美元资产。因此美元贬值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对不是个一个小数目。
正名为宏观调控
为了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澄清三个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观调控，(2)如何进行宏观调控，(3)宏观调控与改革及民生的关系。目前在媒体上、政策部门甚至学界中，“宏观调控”的含义被随意延伸，概念的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
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
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过热”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局部过热”的说法将总量偷换为具体行业、具体市场甚至具体产品的暂时供需失衡，是为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来做舆论的铺垫。同样，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总体水平的上升，将通胀解释为个别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文过饰非，就是为具体产品价格的行政管理发放通行证。
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不管供给，因为关于产品、产量、销售、价格的决策都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只要符合法律，政府不能以任何名义进行干预。同理，投资和融资也是重要的企业经营自主权，完全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政府只能通过利率和税收等间接的手段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从法理上讲，控制牛肉面和商品房的价格是剥夺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而审批项目或责令项目下马则侵犯了企业的投资自主权。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既不可以也不应该管理供给，因为政府不可能比价格机制更有效地衔接供给与需求。凡供不应求，价格必然上涨，抢先增加产出者可从高价获得超额利润，厂商的趋利导致供给缺口缩小，价格回落，无需政府干预，市场自动实现新的均衡。
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
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
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 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
公司债是2008年一大看点
目前我国直接融资结构严重失衡，直接融资本来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股票，另一条腿是债券。但现在股票市场市值已经超过32万亿元了，而公司债券市场还只是个零头。
从国际市场来看，通常债券市场规模远大于股票市场，而我国目前债券市场规模太小。直接融资比例很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债券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如果债券市场特别是公司债不能充分发展，证券市场将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
现在我国公司债发展步伐太慢、门槛太高、审批制度不明确。公司债发行说是先从上市公司开始，但目前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却发不了公司债。――上市公司既然能够发行股票，而且能够从银行贷款，就应该可以发行公司债。因为发行公司债由公司自己承担风险，而债券风险比股票低很多。
因此要简化公司债审批手续，降低发行门槛。公司债发行应该比股票发行门槛更低、通道更宽，而不是相反。由于不能发行公司债，目前公司对银行贷款基本是短贷长用。如对于大量1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在到一年期后公司会还旧借新。如此短期信贷资金被长期占用，会增加金融风险。而公司债可以发行3年或5年期不等，上市公司资金来源就比较长期化，不用到一年期后赶紧筹措资金还贷，然后再借新资金。这样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因为不用频繁地借与还，而且发债成本低于银行贷款利率。这还有助于金融脱媒，使银行不再过度依赖传统的存贷业务，而去发展新的中间业务。目前沪深两市近1600家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未被允许发行公司债。如果允许的话，相信大量上市公司会普遍选择发行公司债。
2008年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作用，重点是大力发展公司债，这将是今年资本市场的最大看点。还应该看到，发展公司债有助于回收市场上的过多流动性。由于公司债的利息显著高于银行存款利息，它对普通投资者跑赢CPI，增加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也都有积极意义。
基金制造了中国的股价泡沫
现在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这样的上涨是否正常(会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破裂)?
笔者认为，导致股市价格上涨的最直接原因是基金规模的超常规增长。有关统计显示，今年4月以来，仅仅6个月的时间里，国内基金业的成长迈过了3个台阶，基金资产规模从突破1万亿元，到超过2万亿元直至10月底的3万多亿元。我国基金业资产规模从0到1万亿元的跨越整整花了9年的时间，而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的跨越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可见，2007年基金业的发展是超常规的。
基金资产的快速膨胀的直接结果是蓝筹股的股价飙升。研究和分析基金的行为，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必须要说明。到目前为止，股票型基金持有股票的市值占总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60％，所有股票型基金的合约都有此项约定。这是由于基金业的发展恰逢我国股票市场走熊，因此，发展基金业的初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了托市，希望基金在确保流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买股票，这是熊市背景下的潜规则。在此规则之下，当基金份额急剧增加时，基金经理必须将新增的资金购买大盘蓝筹股，因为这些大盘股的流动性较好。因此，在2007年第二、三季度，当基金份额迅速增加时，蓝筹股价格也迅速飙升，形成了蓝筹股泡沫。于是我国股市诞生了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地产公司(万科)、最大的银行(工商银行)和最大的石油公司(中石油)。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是基金制造了中国的股价泡沫。
中国股市需要“斧头”
在美国华尔街，如果分析师在某一个行业内排名第一，那么其将被称为“斧头”。华尔街的“斧头”们因为掌握着话语权，往往能对所在行业上市公司的分析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上世纪末，正是那些大牌分析师“吹”起了纳斯达克市场的网络股泡沫，并进而波及到国内股市，华尔街“斧头”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国内证券市场由于诞生的时间相对较晚，加之分析师队伍良莠不齐，目前还没有产生类似华尔街“斧头”级的大师。
因为拥有了诸多大牌的“斧头”，一些境外大投行不仅实力超群，而且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其评级报告甚至能够导致个股股价的涨跌。其实，利用自身的影响力来猎取利益，常常成为境外大投行的拿手好戏。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几大国有银行的改制上市。在汇金公司没有注资以及未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前，诸如“资不抵债”、“不具备投资价值”等含有“歧视性”的词语纷纷出现在某些大投行的评级报告中，及至战略投资者成功配售股份之后，其立即“空翻多”，“变脸”的速度亦堪称一绝，似乎国有银行一夜之间就从“黑乌鸦”变成了“金凤凰”。
此轮牛市中，QFII进入国内证券市场后，成功地抄了A股市场的历史大底。然而，今年上半年QFII在一片泡沫声中的减持，并没有阻止牛市行情的脚步。相反，大牛市仍然如火如荼，股指的新高不断，也使QFII处于踏空的尴尬境地。此时，境外大投行罕见地一起集体唱空，并且建议监管部门动用行政资源打压股市，其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在股指攀上6000点的高峰后，市场出现调整本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境外投行又一次玩起了集体唱空的把戏。其间，某境外大投行发表报告认为，A股不单呈现全球股市中最大的估值泡沫，且为最大的盈利泡沫。另一国际大投行则发表报告预计，中国A股市场2008年的回报率为负11.3％……不一而足。面对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达成QFII额度由100亿美元提高至300亿美元的共识，以及机构建仓的需要，境外投行唱空A股助跌A股的意图不言而喻。
问题是，既然境外投行大肆唱空A股，为何还要求增加QFII的投资额度?既然A股市场存在泡沫且估值已高，为何QFII还要急于进入?笔者以为，无非都是“利益”两字在作怪。
境外大投行影响如此巨大，说到底还是国内市场的“软实力”不如人家。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而且必须有自己的大牌“斧头”。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境外大投行的“影子”。
在基金制造股价泡沫的过程中，有两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一是老百姓对基金的信任(更准确地说是迷信)，二是监管者对基金投机行为的默许或纵容。
老百姓对基金的迷信源于对基金市场风险的不理解。大多数人认为基金收益高而没有风险的，有不少人以为，投资股票风险太大，投资基金没有什么风险，很多投资者根本不知道基金是通过买卖股票来赚钱的，当基金在股价上涨过程中不断赚钱时，更强化了投资者对基金赚钱深化的迷信。在此过程中，基金营销人员及媒体舆论的刻意的误导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多数投资者是抱着发财的梦想来投资的，他们不知道基金市场的风险，也没有承担风险的心理准备，这可能是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
可见，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投资者的无风险意识。他们可以因为预期高收益而疯狂购买基金，也可能因为害怕投资损失而疯狂赎回基金，如果出现大规模赎回现象，投资基金将面临极大的流动性风险的考验，股价泡沫将破裂，这将给我国的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如果说上一轮熊市导致了很多证券公司出现经营危机的话，那么这轮股市下跌可能会导致部分基金管理公司出现经营危机。作为政府可能将面临一系列金融风险和政治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