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与脱俗
时间：2020-11-16 16:00: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可谓文艺界出现的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伴随着这股翻拍热浪的到来，引发了人们对“红色经典”改编作品的广泛关注。早前国家广电总局即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但其改编热潮却经久不衰。本文尝试用新时期的视角来审视“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与重塑，不仅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新观点的深入剖析，观照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所折射出的文化选择和审美倾向，而且从其近年来经久不衰的改编热潮入手探究其深层的内因，并审视其在改编过程中所带来的“文化折扣”和“灵韵缺失”，重新思考“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文化延续与历史体认。
关键词：文化语境 红色经典 影视改编 审美诉求
正如福柯所言：“一个语词只有进入特定话语的范畴才能获得意义，也才有被人说出的权力。特定的话语背后，总体现着某一时期的群体共识，一定的认知意愿。”①“红色经典”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时期“集体无意识”的积淀，进而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我们必须审视：如何在消费文化时代，既能对“红色经典”解构出新的意义，又能保持住“红色经典”之所以为不同于别的经典——自身的“红色”本意，且能满足受众的“期待视野”。
一、当下文化语境中“红色经典”的时代内涵及外延
（一）“红色经典”与所创时代
“红色”在中国现当代史语境中具有非常明确的政治含义，意味着这些作品往往与人们坚定的革命理想和豪迈的战斗精神紧密联系，象征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无产阶级革命情操。当“红色”和“经典”互为前提、相互链接时，一种极富魅力的艺术概念就此诞生，而蕴涵这种概念的任何艺术样式都可以称为“红色经典”。这里的“红色经典”作为一种革命话语，它承载着历史叙述的重任;作为一种文学语言，它造就并容纳了当代中国几代人的生活、激情和理想。可以说“红色经典”以精神方式参与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它既是历史叙述，同时也是历史本身。
同时“红色经典”也开创了一个特殊时代。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为响应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大批反映解放区事业和解放区人民的优秀作品纷纷涌出。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左右中国社会的一元思潮逐渐为多元思潮所冲击和取代，“红色经典”也伴随着受众思想及消费的多元化逐渐进入低谷。但到了20世纪末，尤其是以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及其随后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为界端，以20世纪90年代初期发行量惊人的《红太阳》革命歌曲新唱和卡拉OK为标志，沉寂多年的“红色经典”重新走上银幕和舞台，一时间改编“红色经典”系列的热潮风起云涌。
（二）“红色经典”与时代特性
“红色经典”对革命年代的追忆强势来袭，诸如《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北平无战事》那样的“红色记忆”已经与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有了一些明显的区别：当年“红色经典”中充满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息已经悄悄被石光荣、方孟敖那样富有人情味的豪放、粗犷、朴实、狡黠的气质所取代。而根据“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像《林海雪原》和《沙家浜》等因为过度渲染了阿庆嫂的风情和杨子荣的情史而受到部分观众的强烈批评，又显示了“红色经典”在一代人心中记忆深处的神圣地位。这样的批评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下观众对于“红色经典”、对于崇高精神的忠诚，可谓多元化思潮中难能可贵的一员。
“红色经典”的重新被追捧頗有深厚的文化精神作支撑，它们是民族精神与革命话语的成功结合。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红色经典”已经积淀为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宝贵遗产，其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观念、审美理想、精神追求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这些都是“红色经典”本身的精华之所在，也是“红色经典”所具备的先天优势。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谓的“经典”并不代表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由于时代的局限，无论在思想内涵还是在艺术手法上，“红色经典”本身都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后来的解读者不断完善和创新。
二、“红色经典”再“热”的内因
“红色经典”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符号化象征，从其诞生之日起已经影响和鼓舞了几代中国人。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近年来，沉寂的“红色经典”又重新开始在荧屏“走红”，改编“红色经典”在文艺界形成热潮，其深层的内在因素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
（一）经典作品的缺失
近年来，在“文化消费”转型过程之中，社会主义文艺主流话语的地位受到严重冲击，它所包含的丰富而又经典的意蕴受到质疑，文艺渐被俗化和丑化。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近些年来，所谓‘个人化“边缘化的作品不断涌现，其中有不少是蘸着唾液写成的，因此显得很贫血。一方面，社会生活到处存在着十分严峻的问题，人们在生存中感受着各种各样的艰难;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却日益轻飘、肤浅。”这便造成了经典作品的缺失以及精神生活的匮乏，而“红色经典”的重新改编恰巧可以填充这种精神和审美缺憾。“红色经典”不但是我们民族历史的艺术再现，而且还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形象体现。
（二）英雄主义的怀恋
众所周知，一个时代的人民需要一个时代的英雄，一个时代的文艺需要一个时代的英雄史诗。“红色经典”有着一种弥足珍贵的核心价值，即英雄主义精神。其表现出对时代、社会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火样激情，宏观历史叙事方式的娴熟运用，以及博大、雄健的审美境界。对消费文化、消费文艺，可谓另一层意义上的救赎。重温“红色经典”，召唤英雄主义，提倡奉献精神，帮助大众从迷茫的思想中突围，在精神上补血、补钙，提升思想境界，正是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时期建设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的强烈诉求。
（三）品牌打造的驱动
在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之下，影视娱乐产业发展迅猛，影视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品牌打造已经成为影视产业中形成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而在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品牌当中，“红色经典”作品作为我们国家独有的颇具品牌打造意义的一类文化作品已然受到高度重视，首先应将“红色经典”改编作品合理定位，“是市场营销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客观要求，是品牌建设的基础，是品牌成功的前提，是品牌全程管理的首要任务”②，其次探求“能在消费者心目中所代表的本质意涵是什么，亦即强势品牌烙印”③的构建，业已成为当下“红色经典”改编作品的成功范式。
三、“灵韵缺失”的“红色经典”改编
在“泛文化”娱乐的当下，许多“红色经典”影视改编作品当中充斥着大量“复制、拼贴、戏谑”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符号元素，更多的作品存在着如瓦尔特·本雅明所提及的“灵韵缺失”的特点。“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作品仍旧存在诸多问题和缺感，不论是商业利益的驱使，抑或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甚或大众消费文化主导性的精神偏差，都给“红色经典”影视作品的改编带来“灵韵缺失”的窘境。
（一）商业利益的驱使
“红色经典”改编热潮的出现，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艺术现象，而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商业法则运作和调控的结果。当前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热，其背后便蕴藏着诸多的政治动机和巨大的商业利益。
诸多学者认为，“红色经典”改编热的出现，正是因为制作者看到了“红色经典”所具有的巨大市场潜力而纷纷投资。而为了追求收视或票房，许多改编作品一味迎合观众，夹杂当下消费化、快餐化的噱头，充斥着大量娱乐因素，使得“红色经典”影视剧与观众原来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相去甚远，甚至将符合观众胃口的所谓“看点”竞成了批评的“焦点”。
（二）原著精神的缺席
当下“红色经典”影视改编作品中原著精神的缺席已然成为大众有目共睹的议题，而姚斯在其接受美学中提出的“期待视野”对我们仍有提示意义，受众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不是纯然的被动接受，而是存在一个先在的阅读基础，其会对阅读的展开构成限制。我们在欣赏“红色经典”改编的影视剧的时候一定存在“期待视野”。在这种期待视野的作用之下，保留原著的精神和精髓应是“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前提和基础。
当下诸多的投资者抛开原著精神，将俗世的故事结构、复杂的情感纠葛、被暗示的性关系等作为“红色经典”影视剧改编的噱头范式，极尽大做文章之能事，在政治可靠和市场潜力之间打擦边球，力求寻找到一个契合点。“红色经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其不仅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意义，还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因此，每一个改编，无论对于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是一次历史意识、道德信心和生活趣味的考验，忠于原著，方可服众。
（三）大众消费的悖论
在当下大众消费文化语境下，诸多改编者打着“现代意识”“人性化”的旗号，肆意解构经典，消解传统，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了过多情感纠葛，强化爱情戏，毫无根据地大肆扩冲原著的容量。然而，受当下西方物质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大众文化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一些受众错误地认为：只有粗野的、放纵的物欲、情欲才是人性，并用此标准来衡量“红色经典”，却忘记了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真理的追求，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当下“红色经典”改编剧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观众的这种期待视野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诚然，期待视野与阅读对象产生冲突是正常的，关键在于改编剧能否改变观众既往形成的期待视野。对“红色经典”做媚俗处理的改编方式，其实是汇入了当下泛滥的庸俗文艺的大潮。文艺贵新，当“宏大叙事”成为一种稀缺的时候，“红色经典”改编理应抓住机遇，发挥自己独在的天然优势，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满足大众心理期待的重任，并非在大众消费文化的潮流中渐趋消解。
四、当下文化语境中“红色经典”改编的审美诉求
“红色经典”作为文化遗产和精神镜像，其影视作品的改编具有深远的文化延续意义和历史体认价值，而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红色经典”改编其实正处在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之中，其审美诉求亟待解决。两难境地的实质是不同时代两种创作理念及其所包含的历史观、人生觀、审美观、艺术观的全面冲突。
（一）尊重传承性，坚持“历史观”和“美学观”的统一
所谓“历史观点”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尊重原著，使改编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作品本来面目。所谓“美学观点”就是符合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符合主要人物形象的性格定位。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改编者才能对原著进行扩充和发挥，使之更加符合当代语境和审美需求。诸如《林海雪原》等作品在改编的失误，就在于背离坚持“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的统一，肆意“消解”了原著的精髓。
（二）坚持灵活性，改编来自原著但可高于原著
“红色经典”毕竟是特定年代生产出来的经典，有着某种时代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改编者站在更高的时代精神的高度，扬长避短，精益求精，在确保原著“精气神”的前提下，不仅在思想向度上，而且在精神向度上，实现合理的再创造，打造出更完美的“红色经典”再创造的优秀作品，使其更好地为广大受众所喜闻乐见。
（三）把握原则性，反对庸俗化、恶俗化改编
“红色经典”代表了对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的体认，更代表了一代人对那段充满激情与力量、信念与理想的岁月的怀恋和感叹，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务必要把握原则性，反对庸俗化、恶俗化改编，使“红色”经典能够继续经典传承。“红色经典”改编影视剧的出现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与其说它是中国影视创作样式发展的必然，不如说是作为当下创作生力军的人们情感走向的必然。我们无法预言“红色经典”改编的现象还会持续多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梳理中国影视剧发展历程的时候，这段对红色历史进行描绘与复现的创作历史必将成为重要的一部分被载入我国影视发展的史册。
影视作品“归根究底是一种要在市场上流通的大众文化产品，如果它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脱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要求，在文化心理上偏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共同认可，其经济市场的前景必定黯淡。所以，建构中国影视强国的时代使命，并不仅仅是一个影视的经济学命题，同样也是一个影视的文化价值建构与传播的命题”④。“红色经典”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思想和审美方式，对“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文化延续与历史体认是我国文化价值建构与传播的一种传承，更是对我国构建影视强国的时代使命。
①[法]米歇尔·福柯：《性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1页。
②薛可、余明阳：《媒体品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③崔健东、朱超亚：《华语电影品牌构建及其对电影产业的影响》，《中国电影市场》2016年第8期，第10-16页。
④贾磊磊：《中国电影的文化价值》，《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日第24版。
作者：崔健东，江西服装学院讲师，韩国釜山大学电影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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