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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倾城之恋》中女性命运的悲剧式书写

    时间:2020-11-17 10:01: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出现了众多女性,白流苏、四奶奶、白老太太……相较于金锁、长安等明显以悲剧结尾的女性,这些女性的命运似乎是被张爱玲眷顾的。然而,在看似圆满的结局下,仍可以发现这些女性还是没有逃开悲剧的命运,而且是更为苍凉的悲剧——于希望处的绝望。而在这悲剧的背后,更透出张爱玲对女性的洞察,揭示出女性悲剧命运背后隐藏着的女性群体的问题——依附心理。

    关键词:《倾城之恋》依附心理 悲剧命运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看似描绘出了一个较为圆满的结局,流苏成功地成了范柳原的妻子,四奶奶满意地与无用的四爷离了婚。这在张爱玲一贯的悲剧写作下,显得格外传奇。然而,从文章结尾对柳原又开始拈花惹草的描写和对“倾国倾城”的“因果”关系的议论中,可以透出这些女性的命运仍然会是苍凉的悲剧结局。在“圆满”的背后,《倾城之恋》暗含着的是对女性悲剧命运背后隐藏着的女性群体问题——依附心理的揭露。

    在《倾城之恋》中,依附心理带给女性的命运悲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女性对占有金钱的无意识状态

    (一)管理权和支配权的模糊

    三爷花完流苏的钱后驱逐流苏时,面对流苏对他“你把我的钱用光了,你就不怕我多心了?”的质问,三爷“直问到她脸上”,反击道:“我用了你几个大钱?你住在我们家,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我不提钱,你倒提起钱来了!”从三爷四爷用流苏的钱做金子、股票和允许流苏在娘家待六七年的背景看,流苏带回来的钱无疑是不菲的。而三爷毫无愧疚的反击从侧面反映出他潜意识里认为女性不掌管金钱,不具有对金钱的支配权,因此对金钱是没有整体概念的。另外,从三爷对食宿的关注来看,他其实是家里金钱的支配者,掌管着家庭财政的收支。而三嫂、四嫂的管家其实只是“组织者”的身份。“你四嫂天生的要强性儿,一向管着家,偏生你四哥不争气……不该挪了公账上的钱”。从白老太太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四嫂对家庭具有管理权的时候,并不影响四爷支配公账上的钱。依据四嫂的泼辣要强的个性,如果四嫂知道这件事,是绝对不会允许四爷这样做来影响她的管家地位的。可见,在这个传统家庭中,支配金钱的实权其实是在男性手中,而女性只是负责组织、管理家庭。而在长期的依附心理下,女性习惯于男性享有对金钱的支配权的传统,未意识到自身是为男性劳动。仅仅把家庭管理的权力当作争夺的中心,而未能产生独立的占有金钱的意识。因此,女性始终为男性劳动,并被男性支配。

    (二)女性主动对占有金钱的权利的放弃

    如果说三嫂四嫂无法占有金钱是因为男性对占有金钱的垄断,那对于没有孩子的离婚后的流苏来说,她完全可以独自占有金钱,这也是她获得独立的良好条件。但流苏的选择是回去依附娘家,把钱全部交给三爷、四爷,任由他们操控,主动放弃了自己对金钱占有的权利。一方面这可能反映出流苏对家人的信任,但更深层的意蕴是反映出流苏对家庭里的支配者的依附,映射出流苏的潜意识里认为女性不能占有金钱的思想。流苏对这个权利的放弃,意味着她对自己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放弃,也就是她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机会,重新使自己回到依附状态下。

    在这种思想里,女性普遍认为金钱和权力都是只有男性才能占有的东西,而女性只能是靠依附于成功的男性而获得金钱和权力的保障。这是长期的依附心理带给流苏的也是女性的最大的思想悲剧。因此,这种长期的依附心理造成的思想悲剧,往往会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循环往复。

    二、女性主动对女性人格尊严的践踏

    面对徐太太对范柳原“放浪”“嫖赌吃着”“无意于家庭幸福”等的描绘,四奶奶却以“一门好亲戚”来评判,并极力想把自己两个年龄并不相符的女儿推出来攀援,只是因为范柳原的财富。而她的两个女儿竞也乐此不疲。这充分映射出在依附心理下的女性轻贱女性人格尊严的现象。

    另外,从四奶奶把流苏前夫的败家和白家的落魄全归罪于流苏的晦气中,可以看出传统社会中女性依附地位的思想使得女性总是在无意识地轻贱着女性这个群体。女性依附着男性的价值而获得价值,而一旦男性犯错、失势,承受舆论攻击的往往是女性,而女性也在“她贱”中形成了自轻白贱的思维惯式。

    流苏也是同样。她选择独身远赴香港做拈花惹草的范柳原的情妇,是她第一次對自身人格的践踏。在流苏接到范柳原第二次的邀请后,白老太太的态度是“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罢!”白老太太基于对儿子的依附决定再一次抛弃女儿,任由女儿和家庭的名声被损坏。这不仅是对流苏尊严的轻贱,也是对身为母亲的她的尊严的放弃。而流苏即使知道自己被自己的行为轻贱着,却还是决定再一次轻贱地跟随。

    虽然,表面上范柳原展现着他的绅士行为,但实际上他对女性的态度是极为轻贱的:“……根本你以为婚娴就是长期的卖淫——”流苏面对范柳原对她人格尊严的践踏,她只能说:“他敢这样侮辱她,他敢!”文中这句话,使用旁观者的视角来映射流苏的心理。“他敢!”既是表达流苏内心愤慨的感叹句,也是对范柳原能够行使这种侮辱行为权利的肯定句,暗示着流苏基于依附目的下对自身的轻贱使其无法反抗范柳原侮辱行为的“苍凉”悲剧。

    因此,依附心理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影响,体现在长期的依附心理下,女性已经习惯于把对自身人格尊严的主动放低和白贱作为自身依附男性的筹码,来寻求对男性的成功依附。而男性内心深处对于白贱的女性往往是采取轻视、侮辱的态度,这就导致了女性难以逃脱自身的悲剧命运。

    三、女性深陷“依附的怪圈”

    《倾城之恋》不仅揭示出女性深藏着的依附心理,更关注到女性看似摆脱依附的“出走”背后的“回来”。在“出走”与“回来”之问,依附的人生观使女性始终在无止境地绕圈。

    流苏的一生故事总结起来就是:待在前夫家一待在娘家一待在范家。一生奔波于“出走”与“回来”之问。而四嫂也是同样,先前对流苏的鄙夷和苟安于白家和之后四嫂的决然离婚相对比,既是对四嫂的讽刺,更重要的是将四嫂由表面上的流苏的“光辉”而鼓舞起来的离婚行动同流苏实际境地作对照,揭示出女性“出走”背后的欺骗性。

    流苏求安稳的出走和四嫂求名利的离婚,同子君似的为了个体解放的出走相对比,充满着嘲弄和讽刺。而将流苏、四嫂、子君似的人出走后的命运作比较,则沉痛地揭示出依托于依附心理背后的“出走”,其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对这种“希望中的绝望”的描写,透出的不仅是四嫂、流苏的苍凉,更是女性人格附庸弱点下的整个女性命运的苍凉悲剧。而造成女性始终在悲剧命运中挣扎的很大原因就是女性始终以依附心理作为女性立足的唯一条件,把依附男性才能支撑生活的观点作为女性的人生观。

    “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文中的这句话用上帝视角揭示出了女性的普遍人生观: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而获得地位和价值。在这样的人生观指导下,历代女性进行着自身的行为选择。但这种选择不但受到自身依附心理的影响,更受到他人依附心理的左右。

    流苏面对兄嫂的抛弃,本想依附于母亲,而白老太太只是避重就轻地劝说流苏:“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白老太太的劝说虽然遭到了流苏的反对,但也使流苏看到了女性的弱小,看到了女性只能依附于男性和孩子的命运。但这时的流苏还在挣扎着逃脱“依附的怪圈”。流苏曾对徐太太说:“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年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在这里,流苏还存在着依靠自身能力生存的意识。但是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体现出在白老太太依附心理的影响下流苏已经对自身摆脱依附的意志产生了动摇。而后来在徐太太“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的话语的影响下,流苏重新回到了“依附的轨道”。之后,流苏开始和有五个孩子的男性相亲,开始争夺并依附浪荡的范柳原,重现着女性不变的悲剧命运。

    在依附的人生观和女性群体依附心理的引导下,女性始终无法逃脱“依附的怪圈”,只能一代又一代地重现悲剧的命运。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依附心理下女性的命运,就是由两个主题构成:“想依附而不得的命运”和“暂时依附成功的命运”。而这两种命运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最终的结果都是女性的悲剧人生。

    “女性的解放仅靠外部力量是不够的,女性内在的精神创伤和心理痼疾,必须由女性自身来发现并有意识地加以修复和克服”①。李欧梵提到:“在张爱玲的‘知识背景里,传统和现代性从来都是互相并置,这是五四运动的‘交响乐,指挥家们所不曾设的。”②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对女性悲剧命运背后的自身人格弱点的揭示,是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倾城之恋》中对女性命运的悲剧式书写所揭示出的女性“依附型”性格弱点,昭显着张爱玲小说的现代女性主义文学价值。

    ①段金花:《反抗绝望与止于苍凉——鲁迅与张爱玲现代意识比较》,《山东文学》 2005年第8期,第55-57页。

    ②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修订版)[M]北京:东方H{版中心,2003.

    [3]謝慧英张爱玲小说的心理描绘与世隋——体验现代性[J].华中学术,2018(2).

    [4]王刘梅倾城之恋——“大团圆”背后的悲凉[J].北方文学,2018(3)

    作者:卢健红,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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