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北平的方法：张北海《侠隐》的风景书写

苏文健　张凤

摘 要：美籍华人作家张北海始终坚持将都市空间作为创作的核心，自觉将“风景意识”运用到北平叙事之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城市气质。其小说《侠隐》通过一段现代武侠复仇往事勾勒出旧时代的消亡，呈现出北平社会的消逝。对具有跨文化生活经验的张北海而言，其北平风景叙事具有双重意义：一在消逝的风景里寄予了乡愁别恨，二是以“他者”的身份凝视昔日熟悉的风景，通过内外视角的转换，风景成为作者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

关键词：张北海;《侠隐》;风景叙事;身份认同

作者简介：苏文健，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比较诗学、中国新诗（E-mail：sobunki006@hqu.edu.cn;福建 泉州 362021）。张凤，华侨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20）03-0059-09

美籍华人作家张北海，本名张文艺，1936年生于北京，1949年随父母赴台，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后求学于洛杉矶，1970年代任职联合国，定居纽约。张北海创作之初以敏锐的观察、幽默的笔调描写美国社会，创作了《美国：八个故事》《一瓢纽约》《美国邮筒》等具有强烈美国社会文化特征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张北海花了6年时间创作长篇小说《侠隐》，开启了从纽约到北平、从美国现代社会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从现代散文到传统武侠小说叙事的转变。2018年导演姜文将张北海小说《侠隐》改编成《邪不压正》搬上了大荧幕，《侠隐》也随之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小说《侠隐》对北平世俗社会风景进行了详细的刻画，通过风景的变化来展现城市的变迁是十分必要的。《现代汉语词典》对“风景”是这样定义的：“一定区域内由山水、花草、树木、建筑物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形成的可供人观赏的景象。”

风景经过人们的主观建构与想象，成为某种具有特殊含义的象征符号，一跃而成重要的叙事话语。正如学者段义孚所言：“风景是一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

本文拟从风景叙事的角度进入小说的内部世界，着重探讨《侠隐》中的风景作为重要的符号象征如何参与到小说叙事，以及作者如何通过风景书写来建构作者本人的北平想象与自我身份认同。

一 北平作为风景的文学呈现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中，北平（京）与上海作为重要的文学空间平分秋色。“北京与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历史意义和标志性特征的‘双城，两座城市相比，却又显示出极为不同的历史景观与城市气质。”

相较于摩登的上海，北平在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共同塑造下，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气质。《侠隐》以1937年沦陷前后的北平社会为叙述背景，极力渲染北平最后的“黄金时代”，呈现作者本人对“老北平的消失，侠之终结”无尽的怅惘。

历史地看，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易名“北平”，随之推行“文化古城”政策。邓云乡指出“‘文化古城这一词语，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北京的一种侧重称谓。其时间上限是1928年6月初，时间下限是1937年7月‘77事变之后，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这些对中外人士、全国学子，还有强大的吸引力……”

从“北京”到“北平”，北平这座城市开始挣脱政治中心的束缚，成为现代中国最具魅力的“文化古城”之一，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生产空间。1927年到1937年，“是有关有钱人的乐园，老百姓的清平世界”。正是在这十年里，文坛出现了迥异于世俗“海派”和激进左派的“京派”文学，他们始终坚持个性化、个人化的文学创作，在挖掘传统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古都北平的魅力。

“北京把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充分的感性化了、肉身化了。它在自己身上集中了中國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处于不同文化境遇、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由它而得到性质不同的满足。它属于昨天、今天、明天的城，永远的城。”老舍以北平为背景，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反映普通北平市民生活的作品，“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老舍的创作真正开启了“京味儿”文学书写传统。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兴起，北京再度成为作家自觉选择的书写对象，陈建功、邓友梅、刘心武等作家都致力于展现古都的魅力与荣光。“北京的地域方言（京白），四合院的空间布局及其生活方式，对‘旧时人物的兴趣，构成这个时期‘京味小说几个基本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作家开始北京的另类书写，《阳光灿烂的日子》以调侃的语言解构此前的北平叙事。此外，大陆之外的华文作家也纷纷将他们的北京情结诉诸笔端。其中，林海音的《城南旧事》（1960），以儿童视角展现了北平的风土人情，她的北平叙事具有地图式的建构的特征。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化古城”北京成为人们追忆与想象的对象。无论是风靡大陆的“京味文学”，还是台湾或海外华文文学关于北京叙事的“小传统”，再现旧时北平风景成为作家缓解乡愁的重要途径。《侠隐》恰恰延续了20世纪以来的北平书写传统，同时具有“历史症候”，“我在小说里交代的那一年，春夏秋冬，里面发生的事情，所谓的历史背景完全都是写实的，只有故事是虚构的。《侠隐》这个故事我一定要写实，交代那个时代。但其实我讲的那个时代不是我的时代，那个时候我刚出生，还没断奶呢。是我父亲那一代，因为他们才推翻满清，参加抗日，然后就是军阀混战，北伐，接着就是抗战，是他们救了中国，至于国共内战，那是后来的事。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是国王，君权制度，日本是君主立宪，韩国是国王，越南是国王，泰国、柬埔寨、印尼都是。而他们推翻满清，建立了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就是说，《侠隐》不仅是一代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是北平这座城的历史文化备忘录。

张北海曾坦诚：“既然我把小说的历史背景放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又把这个侠放在现实社会，那三十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容街道……就不但在所必需，而且变成书中的一个角色。”

与前辈作家不同，张北海的小说《侠隐》不再执着于塑造传奇故事，而是要追溯拥有传奇故事的城市到底是怎样的呢。换言之，张北海要书写的不仅仅是一段侠客的传奇往事，更是要借助对传奇之城（北平）的风景独特发现，缝合个人与集体的行将消逝的文化记忆，进而刻画自我的文化身份认同。

二 分裂的风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纳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中国从传统的农业文明逐步向现代工业文明迈进，现代都市风景被迫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正好介于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之间，呈现出传统特征与现代元素共存的特征：一是悠闲舒适的乡土中国的风景，二是紧张快速的现代城市氛围。《侠隐》通过归国青年李天然的漫游与感知来揭开北平神秘的面纱。小说通过李天然的游览呈现了北平社会隐藏的裂变：乡土中国的没落与现代都市的崛起，现代都市风景正在悄然地改变这座城市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宁静。小说《侠隐》呈现的风景具有分裂的倾向：一方面维持着乡土北平与现代文明微妙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战争暴力加速了城市文明的分裂。

（一）刻画宁静世俗的北平生活

《侠隐》将小说的叙事时间限制在1936年8月至1937年7月北平沦陷前的一年之内，以李天然的个人传奇故事勾勒出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沉浮，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北平的世俗生活，彰显出乡土与现代互相交杂共生的北平风景。张北海在创作过程中力图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北平沦陷前绚丽多彩的世俗生活场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还是东方的与西方的，都泰然共存于充满传奇的北平。比如李天然供职的《燕京画报》以翻译国外的八卦新闻为主，供深宅大院的姨太太小姐们消遣娱乐;好莱坞华裔明星黄柳霜通过唐凤仪购买心仪的珍珠项链;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马凯医生在四合院里怡然自得喝着威士忌，无一不在展示着北平的包容与多元。

小说开头作者安排李天然从前门火车站入城，途经正阳门大街—前门东门洞—东交民巷—长安大街—崇文门大街—东总布胡同，最后到达干面胡同马凯医生家，通过李天然这一进城行为幻灯片似的勾勒出北平街景。而哈德门大街、东西牌楼、北新桥西大街、鼓楼、圆明园废墟、西山、长城等名胜古迹则通过李天然的游览一一呈现。作者还通过李天然在北平的衣食住行展现普通市民的生活形态，小饭馆儿的各种包子、小摊儿上的豆汁儿、路摊儿上的时令水果以及冬天飘香的大白薯反映出北平市民独特的饮食文化;而八月节互赠兔儿爷和月饼的习俗，腊八节喝腊八粥的生活习惯，过年吃饺子、放鞭炮、拿红包，元宵节做春饼、吃元宵、猜字谜等活动;五月节扔灾、插艾草等民俗习惯呈现出北平人独特的生活情趣。

《侠隐》还着力描绘北平的胡同和四合院文化，这些独具匠心的建筑凝聚了北平人的历史与骄傲。民国初年即来北平的马凯医生，几十年的北平生活已经完全同化了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四合院与普通北平人没什么两样，“这么小小一个院子，方方正正，天井那儿的树有榆有枣，都有三四个人高，鱼缸里有鱼，花盆里有花。大门一关，外边什么杂音飞土都进不来。完全是个人的天地……”

历经世事沉浮的蓝青峰家的院子则有些与众不同，小说对其院子着墨不多，主要是通过李天然的感受来勾勒蓝公馆的气派。“李天然立刻感觉到这是个有钱人家。家居摆设有中有西，有新有旧。很讲究，可是不过分。不豪华，可是有气派。”

而李天然租赁的胡公馆却是另一番景象，空旷的大院子，花盆里没花没树，潮湿的走廊，简单几笔就勾勒出落魄大公馆捉襟见肘的困窘。小说也通过关巧红居住的“寡妇院儿”为拥挤的大杂院留下一席之地。张北海将北平人的日常生活作为审美呈现，专注于那些寻常生活，以李天然的漫游过程来呈现宁静祥和的北平世俗生活，通过个人化的叙事来折射出时代的侧影。当然这些寻常生活场景，也展现了张北海独特的审美趣味，将叙述对象从轰轰烈烈的战争宏大叙事之中抽离出来，关注那些不易被人关注的日常生活，凸显其特有的人文关怀。

张北海事无巨细地呈现北平风景，似乎要在纸上重现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生活。张北海对北平浓烈的情感喷薄而出，甚至忍不住借李天然之口说出：“但是今天，曬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阳，一溜溜灰房儿，街边儿的大槐树，撒得满地的落蕊，大院墙头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一阵阵的蝉意，胡同儿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车，板凳上抽着烟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路边儿的果子摊儿，刚后头跟着的那几个小子，秃头流鼻涕的小伙计……他觉得心中冒着一股股温暖。”

张北海无疑对这样安宁度日的胡同文化是赞赏有加的，无论身在何方，北平的闲适感牵动着游子对家的思念。对于张北海那代北平人而言，热闹的大街小巷、胡同儿、节日气氛，这一切都随着“七七”事变爆发逐渐逝去。张北海将宁静舒适的北平生活与摇摇欲坠、山雨欲来的紧张感形成对比，以回家的温暖衬托出无家可归的巨大悲剧感。

（二）北平“风景暗面”的书写

《侠隐》以浓墨重彩展现了北平社会怡然自得的一面，然而联系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得不将战争、混乱与北平联系起来，很难不去关注在风平浪静之下的暗流涌动。“七七”事变将北平宁静的生活状态打破了，隐匿在平静之下的“风景暗面”逐渐显示出真实面目来。

小说展现了“七七”事变前北平城内潜在的不安与危险：六国饭店里络绎不绝的特务、各国记者以及达官显贵在这里分享着城市的秘密。在太平盛世的虚幻下，这些传奇故事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城市的肌理中。报刊、电报等媒介向北平市民展示危机四伏的城外世界：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日军华北军演等大事随之而来。

《侠隐》以插叙的方式叙述了李天然的复仇的缘由，通过李天然的视角展现了北平这座城市是如何走向堕落、风景如何遭到破坏的过程：羽田一郎为了在太行山庄种植鸦片，与朱潜龙勾结谋杀顾剑霜一家，这是鸦片第一次出现在文本中，同时也带出了太行山庄灭门往事。鸦片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一是导致无数的家破人亡，二是使国家的财富大量外流。小说通过李天然寻找仇人羽田一郎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羽田一郎经营的“一宇洋行”以卖日本杂货为名，实际上是鸦片交易，特别是源源不断从关外进来的鸦片交易，“货从关外来，要不然直接在大沽口上岸，由天津上火车运到北平。日本杂货去了洋行，完全公开。烟土私下进了大烟馆儿和白面儿房子……”

李天然火烧“一宇洋行”，掌毙羽田一郎，但鸦片仍然源源不断地流进北平，甚至北平附近的小县城遍地鸦片馆，普通人家的女孩被迫成为鸦片馆里的女招待，甚至沉沦到“替客人烧，还陪客人抽”的地步。

从北平到通州、从上层精英到普通百姓，整个中国社会都沉浸在鸦片营造的迷惘气氛之中。作者也借外国记者之口道出了鸦片在北平受到追捧的原因“颓废是有点颓废，可是真舒服……唉……那象牙小壶，那黑黑褐褐的烟膏，那细细长长的针，那青白色的鸦片灯，那个古老的烟床，那个伺候烟的小丫头……”小说通过北平鸦片的泛滥营造出北平社会的末世感。

如果说鸦片造成了北平的堕落，那么日军围城则是毁灭北平。李天然初回北平时，北平城内的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无处不在的特务们监视着城市里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日军在城外演习。“这两天北平突然热得叫人透不过气。礼拜三那天，李天然下班回家，火毒的太阳，晒得额头发痛。就几条街，已经走得浑身是汗。在南小街上喝了杯冰镇酸梅汤，都不管用。”

郁热的天气隐喻了战争来临前的恐慌。日军兵临城下，城内市民骤然感受到大战的恐慌，甚至连笃信和平的外国记者也感受到了危机的临近，他们不约而同地为北平惋惜：“这迷人的古都，还有它代表的一切……那无所不在的悠久传统，那无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一切一切，从第一批日本兵以征服者的名义进城，从那一刻开始，这一切一切，就要永远消失了……”

张北海在叙述北平城破之时克服了“绝望的毁灭感”，通过叙述市民围城时的压抑，以小见大，反衬出战争的巨大破坏。日军进城后，属于北平独特的城市气质消失了，“几乎每个街口都有背枪的日本兵站岗。市面上像是安定了些，只是少了点什么。没从前那么悠哉了，也没了市声，热闹声。两旁那些灰灰黑黑矮矮的房子，在夕阳之下，更显得老老旧旧破破。沦陷半个月后北平变成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头儿。”静默的风景无声地控诉日军的残暴与城市的破败。

《侠隐》中的风景其实是被符号化的，作为一种凝聚家园情感与文化记忆的象征符号，前者是融合了集体文化记忆的情感载体，后者象征着沦陷的北平，乃至整个风雨飘摇的国族。对叙述者李天然而言，分裂的风景意味着断裂的集体文化记忆。李天然在漫游北平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适应与失落，对北平“风景暗面”的抵触事实上是源于北平人的文化心理图式的展现。在李天然的“北平意识”觉醒过程中，风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漫游过程中发现北平风景的变化，将风景的变化与自我身世之感联系起来，风景浸透着强烈个人身世之感的寄托与时代印象，风景从客观的自然景观中脱离出来，成为反映特定时代政治文化、历史记忆、集体文化记忆的综合体。他在欣赏风景的过程中，不仅呈现了他对自我身世之感的观照，同时也展现了风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侠隐》呈现的风景，事实上隐喻了20世纪30年代风谲云诡的社会现实。

三 风景与身份认同

《侠隐》通过两种不同的视角来呈现北平风景：一方面是以归来者李天然为视角的观看，他的“观看”带着陌生化的视角，他能敏感的觉察到风景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以老北平居民的“观看”，他们的观看则显示出内在的觉醒，通过外来者李天然与北平居民对风景的“观看”，外在凝视与内在发现，两者互相补充、相互参照，共同塑造着观看主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独特的北平风景叙事。

（一）外在的凝视

《侠隐》中所谓“外在的凝视”主要以归来者李天然的视角完成的。作为“外来者”，他对北平风景的变化过程有着敏感的感知，同时他的留学经历带给他多重的比较视野，双重的身份、多重的文化视野带给李天然多元比较、变与不变的对照视角。当然李天然的观看其实隐喻了张北海本人的“想象性”观看，张北海借助李天然的漫游与观看，完成对童年北平的观看与书写。

小说在叙述李天然作为外来者的“观看”过程中，通过李天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选择过程中的痛苦与艰辛，展现了人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迷茫。五年的留美生涯，师门惨案、学业压力、情感的归属问题都沉甸甸的压在李天然的身上，最后因與白人的冲突，李天然被迫回到北平。首先，作为在国外留学五年的“现代武侠”，他要面对的是如何去适应他的新身份以及融入失去武侠的现代北平社会。尽管李天然接受了五年的美式教育，但是他的思维方式仍旧是传统的武侠社会的思维，在现代社会中他应该何去何从呢？其次，李天然要为师父一家复仇，到底是选择现代法律途径还是江湖手段呢？鉴于在美国遭遇不公正的司法经历以及北平城内混乱的政治环境，李天然质疑法律是否能够维持正义，法律正义的缺席导致李天然投向传统的怀抱。当马姬劝李天然用法律之道解决师门恩怨时，李天然积攒太久的愤懑脱口而出“从我们太行派几乎灭门，到你我的洛杉矶事件，我问你，法律在哪儿？以前的王法再不是东西，还容得下我们，还尊称我们是侠义道，可是现在法律取代了正义，第一个淘汰的就是我们。干我们这行的，如今连口饭都没得混了。”

小说展现了李天然复仇过程中的延宕与痛苦，他在寻求现代法律还是传统江湖规矩之间的彷徨源于他对现代法律公正的怀疑，同时也表现了作为最后的“武侠”和现代公民之间道路的艰难选择。然而战争打破了李天然的幻想，他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的“武侠”也不是现代民国公民，他的复仇不过是战争时期的悲情故事而已。但是他的复仇却是不可不为的，用江湖之道复仇于他个人而言，是为报答师父一家的恩情，同时也是为了向已经逝去的传统社会告别。

（二）内在的发现

事实上，尽管外来者具有敏感的感知能力，由于他们对当地风景缺乏足够的背景知识，因而很难进入风景内部的深层结构，风景的发现必须借助具有风景意识的当地人。正如日本学者在探究风景与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关系时所言“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环境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诚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发现风景之于他们的意义，“一旦风景自身稳定的‘地方感被威胁或被打破之时，民众就会产生持续的心理焦虑和明显的排外情绪”，风景成为他们与社会国家等宏大叙事话语联系起来的纽带。

小说呈现了北平市民循序渐进的风景意识苏醒过程，通过蓝青峰、蓝家兄妹、苏静宜等人的视角，展现了风景破坏之于当地人的影响，他们自然而然地将风景的破坏联系到命运多舛的祖国。作为经历了20世纪风云变幻的蓝青峰，虽为爱国实业家，实则是国民党高官。蓝青峰亲自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风雨、见证了民国成立的荣耀、目睹了军阀混战的不堪，他对北平风景的观看具有“历史症候”。他深知风景之于一座城市、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一旦日军进城，北平会遭受怎样的破坏：“不管日本人什么时候给赶走，北平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古都，这种日子，全要完了，一去不返，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了。”

蓝青峰感慨的不仅仅是北平遭受的耻辱，而是战争会影响北平的深层文化内涵的毁灭。其次，小说通过蓝田兄妹以及苏静宜的选择展现了年轻一代对风景的观看。蓝田厌倦了声色犬马的豪门公子哥儿生活，毅然报考空军，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走上救国图存之路。看起来瘦瘦弱弱的苏静宜也奔赴延安，走向了抗日道路。蓝兰虽然厌倦了“北平太老了，太旧了，不管你想做什么，都有几百上千年的传统束缚着你”的传统，然而城破之日，蓝兰不得不走上逃亡之路时，她发现北平的一切已经深深地融入她的生命之中。对于生于北平长于北平的两代人而言，战争的无序感打破了原本稳定安详的日常生活，他们在满目疮痍的风景中捕捉到了风景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一旦北平沦陷、风景被破坏，他们很难在异样的风景中获得身为北平人的身份认同。“透过每个风景/地景概念的了解方法，可以得知其中的文化属性，特别是作者的感官状态，他的智识，他的欲望，他的恐惧。风景也变大了我们和世界、和他人，甚至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此外就现今的现象而言，风景见证了危险、混乱，甚至和谐的关系。”风景的破坏，折射出人们对未来的恐慌与身份的焦虑，因而小说中的蓝田与苏静宜走向了抗争之路。

（三）内外互看与身份认同

《侠隐》中的风景书写具有“历史症候”与“审美内涵”的双重特征，它以1937年北平风景的变迁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巨大社会变动。张北海通过外在视野与内在视角的结合，内外相互对观的视觉辩证，发现风景背后所承载的集体共同文化记忆。“风景不仅是被阅读的文本或者被欣赏的对象，而是一个社会主体身份被建构的过程，即要求审美经验、人文记忆、历史意识和民族情感等在风景中以具象的形式表征出来。”小说多次凸显战前热闹的街市、暖乎乎的太阳、浓重的节日气氛与日军进城后的郁热的天气、黄昏的夕阳、冷清的街市的对比，风景由盛转衰无非是在展示一个叹为观止的北平时代的终结以及糟糕混乱的沦陷岁月的开端。当然，“风景不仅是一种现实的自然景观，人们对风景的想象也成为风景的一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风景也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特别是在战争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将伤痕累累的风景与满目疮痍的国家联系起来，人们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赶走侵略者、建设家园是人们共同的追求。因而对正在遭受灾难的北平人而言，即使是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能激起人们爱国主义的热情。

张北海对北平的风景书写，它既向外塑造了对国族想象与集体记忆的寻根功能，向內承担了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功能。小说中叙述者对风景的“观看”过程实际上隐喻了作者对童年记忆的追溯与想象，特别是为了展现20世纪30年代部分北平人的黄金时代的渴望，“小说里几个主要人物的家世，大部分属于中上阶层，今天，我猜多只是这些人会去追怀那已逝去的老北京和好日子”。只是战争爆发将这种悠闲舒适的北平生活连根拔起，属于那一带北平人的记忆成为泡影。对于1949年随父辈离开北平，“四分之三世纪下来，我走过了两个时代，两个文化，和那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张北海来说，他要如何执着于书写60年前的北平世界呢？他如何处理在大时代背景下属于他的小时代乡愁呢？正如青年学者李亚萍在谈及张北海叙事的特殊性时所言“他带着一种国际性的视野来叙述北平，令其北京叙事更具有文化混杂性和开放性”，当张北海以“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北平之时，就像阔别五年初回北平的李天然对一切感到熟悉又陌生。因而，张北海对风景的凝视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构图”式的建构：“所谓的心理构图指的是，人过去经验与印象集结而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倾向。每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人都有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倾向影响一个人对外界情景的观察，也影响他以回忆来印证或解释从外界得到的印象。”也就是说，童年北平的生活经历影响了他对风景的建构过程，尽管出走半生，然而童年的记忆在他与外部世界之间建造了一道桥梁，无论身在何处，他依旧是童年北平的翩翩少年。为了再现那个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张北海坦言“早在我一九九六年底动笔之前两年，我就开始做笔记了，包括整理出一份民国二十四年北平市街道图。另外，我的书架上有关老北京的参考资料，总有好几百本，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英文著作。”

通过记忆与想象的混合，张北海在小说中再现了他的记忆之城，也回到了属于他的北平岁月。

四 双城书写：从纽约到北平

张北海的创作之路是从纽约开始的，1972年张北海在联合国工作之后，正式开始了他对纽约的漫游与书写，他的“纽约”系列散文奠定了他对城市美学的观照。1949年随父辈撤离北平、经重庆到台湾，最后定居纽约，张北海的足迹跨越了大半个地球，从《一瓢纽约》到《侠隐》，从描摹现实之城到再现记忆之城，从“嬉皮士”的城市漫游到“现代侠客”的飞檐走壁，张北海通过“纽约”与“北平”的双城书写，呈现出他对容纳万千城市文明的向往与热爱。

张北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港台报刊上发表关于纽约生活的散文系列，以《一瓢纽约》为标志，开启了“一步一步成为曼哈顿天空线下的一个漫游者”之路。“一瓢”源自佛经“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之意。张北海借“一瓢”之意表达自己对纽约的热爱以及对这座拥有几百年历史的现代都市的敬仰。在纽约漫游的张北海就像一位大隐隐于市的摄影师，时刻都在捕捉纽约的动人之处：街头表演、地铁里“流动的诗”、时报广场等。他的纽约系列文章吸引了许多20世纪80年代从国内到美国访学的学者，他们也成了所谓的“张迷”。正如阿城在《张北海的风度》一文中引用陈丹青的说法“我是看他的文章懂纽约的”。而王安忆也高度赞扬张北海的纽约书写：“张北海的计划不止于旅游手册，而是要为纽约画像。”

“我去国多年——台北半世纪，北京一甲子——文中提到的那些往事，也就只能以回顾的方式去追忆我脑海中的台湾。至于那更遥远的古都，更就只能神游，或在他处虚构一位侠隐去梦回了”，张北海通过书写纽约完成对北平的想象性投射。从纽约到北平，尽管风景各异，但它们延续了城市文化特质：包容性、丰富性、复杂性、脆弱性。纽约是现实之城，是日常生活空间，无论是街头表演还是地铁里“流动的诗”，纽约呈现的是日常生活趣味。而北平是记忆之城，是回不去的故乡，他事无巨细的在小说中再现北平风景，一方面是为了追忆消逝的天真童年北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叙述的形式完成属于他那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张北海在接受采访时提及身在纽约的他如何创作老北平的故事时如是说道“有时候，我坐在纽约的高线花园里，闭上眼睛，就觉得自己像是坐在西直门的城墙上。”张北海在创作《侠隐》时追忆的早已超越了空间上的界限，而是通过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游走，呈现出互为对照的城市风景之美。学者王德威指出：“在世纪末的纽约，张北海如是地写着北平。他写的当然是一个有关巨大时间差的故事。与他的同辈们不同，他不再苦苦追忆那失去的盛年，反而能仔细咀嚼出北平宜古宜今的特殊魅力——一种最特殊的现代性。一切可信的和不可信的，记得的和不记得的，恍然都暂时抹去了时间的向度，权充说故事的材料。惟其如此，他笔下反而有了一种意外的从容。”

从纽约散文系列到小说《侠隐》，张北海延续了创作之初对城市的关心，特别是通过城市风景来展现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市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当一座城市无论为了什么原因而丧失了某段历史，几乎像是一個人失去了童年或青年时代的记忆：而丧失了某段历史的城，或失去了某段记忆的人，好比一棵大树被斩断了某段主要的根。”

无论是“城市漫游者”张北海还是“异乡人”李天然，他们既能以异乡人的视角发现当地的风景，同时关注风景背后的深刻含义，诠释出独特的风景之美。张北海游走于东西文化之中，在参差对照之中看到了互为参照的风景，因而当他面对20世纪90年代现代的“北京”，特别是“今天北京城建设中的大拆大建，自然让我想到纽约，尤其是近半个世纪前那个惨痛教训”。从现在的“北京”联想到过去的纽约，从多元文化共存的纽约联想到宜古宜今的北平，这互相观照过程中呈现的是张北海对城市的理解：多元的城市文化才能焕发出生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对峙关系，而是一种互补。

张北海自觉与历史宏大叙事保持距离，从寻常生活角度呈现独特的北平气质，在20世纪北平书写历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张北海以个人的跨文化经历与比较视野，通过再现风景对北平投以想象性的怀旧，同时回应现实“北京”城市压力。当然《侠隐》并非“乡愁式”的再现故都风景，而是试图在复原北平风景的同时，展现截然不同的北平城市书写以及建构个人的身份认同。张北海小说中的北平风景书写从某种意义上回应了“它引导我们重新发现故乡，引导我们摆脱孤立和闭关自守，但它不会让我们再去依附某种旧的或新的事物而异化”。旅居海外的张北海敏感地捕捉到了风景之于北平、北平人的意义，一旦城市风景遭到破坏，属于城市精神内核的历史文化记忆也随着破坏。总体而言，张北海的《侠隐》是对海内外北平叙事的延续与补充。

【责任编辑 陈 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