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福成对《管子》的新解读
时间：2020-04-04 08:03: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薛福成充分肯定《管子》的重商、“四民分业分居”论，治国理政以及重计谋的思想，是晚清时期运用《管子》思想较多，并且较为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薛福成主张“管”体西用，一方面坚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故以西学作为参照系，采用“西学中源”的文化阐释系统，大量发掘《管子》与西学相同或相似之处，为晚清《管子》研究奠定了会通中西的思想基调，对清王朝统治政策的调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薛福成； 《管子》； 晚清时期；洋务运动；早期维新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5-0001-06
Abstract： Xue Fucheng affirmed of mercantilist thinking in Guanzi and gave new interpretation to this important book of ancient China. Xue took western culture as a reference and explored more of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Guanzi’ thinking and western thinking，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 in the field of thinking. 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Guanzi brough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djustment of Qing government’s policies.
Key words：Xue Fucheng； Guanzi； the late Qing dynasty；Westernization Movement；Early Reform thought
《管子》是一部颇受争议的先秦古典文献，这不仅是因为该书的成书时间、版本存在争议，还有其浓郁的“功利”色彩之因素。在《管子》研究史上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晚清时期的官员、士大夫纷纷对《管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或者著书立说，或者旁征博引，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中，薛福成是后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
学术界已有不少关于晚清《管子》研究方面的成果，如有的学者就指出“清代研究《管子》历朝最多，考证最见功力”；也有的学者对梁启超、张佩纶、何如璋等人的《管子》研究进行了梳理，甚至将他们的相关研究作了比较①。然而，有关薛福成对《管子》的研究，学术界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是晚清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外交家。他一生用功甚勤，撰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通览他的著述，并无专门研究《管子》的著作，但他著述中有关阐发“夷务”观点方面却多次引用《管子》观点，并将之与西方经济、政治、外交等思想及其制度加以比较，可谓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经济上，推崇《管子》的重商思想和“四民分业”论
《管子》具有较为系统的商业思想体系。《管子·轻重》就阐述了管仲的商业治国思想，主张利用“商战”打败敌国，从而称霸列国。然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农业立国，强调“重本抑末”，“四民”中“商”居末位，商业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这种以农为本的国家经济体系中，曾在先秦时代闪出火花的商战思想也就长期湮没不彰了。相比之下，告别中世纪的西方国家普遍以商立国，迅速实现资本积累，迈进工业时代。薛福成在赴四国公使任上，途径香港、新加坡这两处当时被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时，深深震撼于当地的商业繁荣景象。由是，这位初涉外交领域的官员在日记中陈述了自己的感性认识：
二十五日记 乍雨乍止。……余与同人谈及，昨所经之香港、新加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岛也。洋人借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于商务最精也。当缔造之初，必审其地为水陆要冲，又有泊船避风之澳，有险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于是招致商民，创辟市廛。未几，而街衢、桥梁、阛阓，园林无不毕具；又未几，而电线、铁路、炮台、船坞无不毕具。寝至商税之旺，民物之殷，辄与中国之上海、汉口相颉颃[1]82。
虽然，薛氏这一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理性化，但是他已经初步意识到，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就把原本是滨海渔村的香港和新加坡开辟为通商大埠，乃是高度重视商业作用的结果。
尚在赴任途中的薛福成不由得将这一现实引向当时仍牢牢根植于中国思想体系中的重农抑商观念。为此，薛福成对比中西的商业观。他认为，西方国家奉“商”为立国之本，真正地认识到“商”的价值，发挥了“商”的作用：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1]82。
不言而喻，薛氏以委婉的语气批评了中国的抑商观念，认为应当提升“商”在“四民”之中的地位，把“商”从“四民之殿”提升到“四民之纲”。
要实现薛福成所期望的这种观念转变，是需要充分的理论支撑，进而才能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舆论。然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体系无法就这一问题提供解决思路，更遑论有效支撑了。换言之，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宝器的“六经”找不到相关的阐述。当时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尚未大规模汉译，更不必提及已经于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了。可以说，薛福成同样面临着理论支撑不足的现实困境。由此，薛福成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归入杂家著作的《管子》，向两千多年之前的古人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薛福成此次远涉重洋，是否将《管子》随身携带于行囊之中，信手翻閱，这恐怕是难于考证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薛福成在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过程中，对《管子》涉猎较深。而且，在儒家经典中，管仲是作为正面的形象而出现的，孔子就曾推崇管子的尊王攘夷之业绩。由是，薛福成从现实中的香港和新加坡联想到管仲相齐时的治国策略：
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因思神农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王天下；齐太公劝女红，管子正盐 而诸侯敛袂朝齐。是商政之足以奔走天下，古之圣贤有用之者矣[1]82-83。
薛氏在日记中，把重商视为齐桓公霸业的关键因素，而推动齐国重商政策则又离不开管仲这个高度务实的政治家。薛福成结合历史事实，指出管仲治理下的齐国盛行重商之风，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利用齐国滨海渔盐资源，从其他诸侯国获取了极大的经济收益。尤其是食盐这一不可替代的商品，更是让齐国控制了不产盐诸侯国的经济命脉，迫使许多诸侯国不得不在经济上仰赖于齐国。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很自然地就会转化成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薛福成就如是概括齐桓公霸业成功的路线图——“管子正盐？而诸侯敛袂朝齐”。不仅如此，薛福成更是将重商观念纳入到圣贤之道中。无疑，薛福成有此一说，是希望中国人能卸掉不必要的思想包袱，积极认识商业在治国大业中的地位，顺势改弦易辙。
面对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日多的现实，如果恪守抑商政策，就是不知变通的胶柱鼓瑟。为此，薛福成以沉重的笔调指出，中国古时“民物未繁”，尚可闭关锁国，与其他国家不相往来，但“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1]83
薛福成还初步意识到社会经济分工的必要性，为此他主张恢复管仲“四民之分”。“四民分业分居”论是《管子》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国语》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杂乱），其事易（变）。”公曰：“处士、农、工、商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2]卷6
尽管学术界关于“四民分业分居”论的看法不一，但基本认可《管子》这一论述反映了先秦时代社会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关于分工、分业的观念。薛福成充分肯定管仲的四民分业论，认为：
管子称天下才，其所以教民之法，不外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此齐国之所以霸也[3]290。
薛福成认为这种社会分工模式合理有序，百姓各从其业，效力于国家。然而，在薛福成看来，自宋明之后，中国却放弃了这种合理的分业方式。为此，他不无叹息地写道：
宋、明以来，渐失此意，自取士专用时文、试帖、小楷，若渭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夫以古之圣人，所经营数十年而不敢自谓有成效者，乃以今之常人，于岁月之间而望尽其职守，岂不难哉？[3]290
薛福成很自然地就社会分工问题将中国和西方进行比较，认为西方国家保持合理的社会分工，使得官民各自发挥长处。他以外交工作的分工为例，阐述了这一认识：
泰西诸国，颇异于此。出使一途，由随员而领事，而参赞，而公使，洊升为全权公使，或外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其用焉。军政一途，由百总而千总，而都司，而副将，洊升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数十年不变其术焉[3]290。
薛福成进而指出：“他如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不相搀也，不相挠也……”[3]290
通过这种具有显著差异的比较，薛福成认为中国的衰落恰恰是丢弃了管仲的四民分业论，西方国家的“国力强盛”不过是捡起了被中国人所久已丢弃的的东西。由此，薛福成将《管子》的思想价值提到高度评价的地位，甚至认为西方是取法于《管子》，才得以遥遥胜于中国。这一大胆论述可见诸如下一语——“余谓西人不过略师管子之意而推广之，治术如是，学术亦如是，宜其骤致富强也。”[3]290
当然，薛福成把《管子》视作西方国家富国强兵政策的思想来源，是不符合事实的，颇似于道教为争胜于佛教，而制造“老子化胡”的传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薛福成这一看似肤浅而稚嫩的断语，包含着他希望中国能破除自卑心理，采纳祖先留下的包括分业论在内的良策，实现富国强兵的意图。薛福成充满信心地写道：
中国承宋、明以来之积弊，日趋贫弱。贫弱之极，恐致衰微。必也筹振兴之善策，求自治之要图；亦惟详考唐、虞以后，宋、明以前之良法，而渐扩充之，而稍变通之，斯可矣[3]290。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薛福成所论及的“四民分业”虽然源自于《管子》，但是在现实中，却大大超越了《管子》原旨，真正提倡的是近代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说，薛福成并没有沉溺于古已有之的自我陶醉心态，而是着眼于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二、政治上，推崇《管子》的治国理政方略
治国理政方略是《管子》的重要内容之一。《管子》之《治国篇》、《权修篇》、《立政篇》等系统阐述了治国理政所要遵循和坚持的根本方略，全面阐明了管仲治国理政思想。薛福成高度评价管仲等古人的治国之策，联系到当时的现实，认为西方国家强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薛福成在《自序》中就这样阐述这一认识：
平天下者，平其心以絜炬，知我之短，知人之长，尽心于交际之间。往者，荷兰、英吉利屡以商困人国，法兰西、俄罗斯则常以教侵人国，然亦有效有不效。何也？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彼有大利，亦有大忌。操纵之权，固在我而不在彼也[1]62。
薛福成认为，虽然世界国家治国之道互有异同，如“荷兰、英吉利屡以商困人国，法兰西、俄罗斯则常以教侵人国”，但都是“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薛福成进而指出，中国历代兴衰也是遵从这一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