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议发言】圆桌会议
时间：2018-12-25 04:54: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西方读者若想更深刻地理解和欣赏当代中国文学,必须克服一些困难。我将过于简单化、往往流于浮浅的阐释倾向称为“政治阐释”。由于需要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下阅读中国文学,许多读者被巨大的困难吓倒,因此采用简单化的、政治寓言式的方式阅读。这使他们拥有自信,否则他们无从接近中国文学。此外,我谈到,《今日中国文学》将采取三种方法来对抗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和简单化:首先,我们会带给西方读者更多的高质量的翻译文学,包括种类繁多的中国文学作品,因为好的文学作品对于愿意学习和成长的学生而言是最好的老师。其二,《今日中国文学》会为西方读者介绍更多的中国学术和批评著作,这样一来西方读者就能不再局限于西方汉学家和批评家表达的观点。其三,这些批评文章应该用清新、中肯、直截了当的语言写成,使学术圈外的读者也能读懂并从中获益。这既是《当代世界文学》的宗旨,也是其主办的《今日中国文学》的宗旨,后者囊括了来自美国之外的作者的大量高质量文学及批评作品。唯有通过这三种方法,我们才能引领西方读者读懂中国文学深刻而意味深长的意蕴。
不过,我还想阐述另一个观点,在会议现场我没有来得及表达。但我认为这个观点与我当时表达的观点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这次会议是我几年在中国参加的第三次文学大会。第一次是2008年10月末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次是2009年10月末在人民大学,第三次便是今天的会议。在前两次会议中,顾彬教授发表了他如今已经闻名遐迩的论点。从那以后,当人们谈到中国文学的海外接受这个问题时,他的名字一再被提及。在今天的圆桌会议上,我又多次听到他的名字。我认为,关于其观点的讨论已经严重妨碍到人们用真正的学术态度来探讨这个复杂的问题,即如何更好地在海外传播和阐释中国文学。因此,我想提出几点看法,以期能够帮助人们超越“顾彬之争”。顾彬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代中国作家不如之前的现代作家那么出色,比如鲁迅,因为今天的作家不阅读其他语言的文学。这表明顾彬并非在比较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而是在比较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位研究鲁迅的学者,顾彬不仅偏爱鲁迅,而且偏爱影响了鲁迅创作的特定历史时期的全球化形态,即西方启蒙主义思想等等。在美国,人们也普遍抱怨西方当代文学的成就不及正统现代主义。当然,要企及詹姆斯・乔伊斯的高度丝毫不容易!换句话说,我想表明“顾彬之争”是西方很早以前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的重复,或者可以用“后正统现代主义”一词来指称。
现代主义所包含的英雄式的世界主义是未遭受二战的历史创伤的意识形态的结果。而今天,人类精神必然要通过不同的方式理解人性。当我们阅读埃兹拉・庞德、胡适、艾略特或鲁迅的文学作品,或者看着他们的照片时,我们看到的是父辈或者祖父辈处于其生命的黄金时期,充满了对大同世界的希望(是的,也充满了梦想幻灭的绝望)。但是正如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我们知道事情会怎样结束,也知道他们的部分力量恰来源于对这噩耗的一无所知。
最后,正如R・C・戴维斯教授在他的发言中所说,正统现代主义者创建了一种大同世界的文学,以昭示新的国际主义的诞生,但是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远未全球化和文化异质化的世界。如今,文学必须与全球化妥协,而不是开启全球化。在被怀疑、暴力和犬儒主义伤害得千疮百孔的文学中,作家们谦卑地担负起这项使命。我们被引向新的历史视域,不再受到现代主义者坚信不疑的思想的束缚,后者曾带给人们数十年痛苦而难忘的生活。二十一世纪是太平洋时代的开始,此时,北京和洛杉矶(也许是好莱坞而不是华盛顿)将塑造人类的新文化。在这个新时代中,文学的角色尚未有所定论,但那将会不同于乔伊斯和鲁迅所承担的角色。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探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命运时,我相信也到了超越现代和后现代之争,展望未来的时候了。顾彬提出他的观点来激发人们的讨论,这是正确的,但它不应阻碍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更宽泛的问题。我认为他并不希望看到自己富于建设性的意见阻挡了更多的讨论。《今日中国文学》的目标是聚集许多不同的声音,来开启具有无限开放性的对话。与此同时,我们将把“领域的拓宽”进行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责任编辑刘鲁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