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汉学的贡献”国际研讨会综述:意大利对人类贡献

　　摘要：“意大利汉学的贡献” 国际研讨会综述的专题是“意大利与中国相遇：意大利汉学的贡献”。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意大利汉学对国际汉学的贡献以及意大利汉学的兴衰演进历程在国际汉学史的认识借鉴意义；二、对意大利汉学家利玛窦、卫匡国、马国贤等人的专题研究；三、汉学在意大利流播的阶段性研究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
　　关键词：意大利汉学；贡献；意大利汉学家；流播
　　Abstract: The special theme of this symposium is “The Encounter of Italy and China: Contributions of the Italian Sinology.” There are three topics: 1.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istory of Italian Sinology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nal Sinology; 2. Special Studies of Matteo Ricci, Martino Martini, Matteo Ripa; 3. The Periodic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in Ital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 word: Italian Sinology, contribution, Italian Sinologist, circulation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8）5―0000―00
　　
　　第五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于2007年11月23日至24日在台湾辅仁大学召开。研讨会由辅仁大学 “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主办。出席这次国际研讨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研究意大利汉学的学者20多人，其中包括当今意大利最有名的汉学研究机构如意大利非洲、东方研究院、罗马智慧大学、威尼斯大学、拿坡里大学的一些著名学者如Federico Masini（马西尼）、Francesco D’ Arelli（达仁理）、Paolo Santangelo（史华罗）等人如。海峡两岸的一些学者有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文铮、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张世华、辅仁大学外语学院康华伦等。会议由辅仁大学外语学院“华裔学志”主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波兰籍魏思齐教授主持。
　　这次研讨会的专题是“意大利与中国相遇：意大利汉学的贡献”。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意大利汉学对国际汉学的贡献以及意大利汉学的兴衰演进历程在国际汉学史的认识借鉴意义；二、对意大利汉学家利玛窦、卫匡国、马国贤等人的专题研究；三、汉学在意大利流播的阶段性研究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下面依次加以介绍：
　　
　　一、意大利汉学对国际汉学的贡献及其兴衰在国际汉学史的借鉴意义
　　
　　会议主持人魏思齐神父首先简评意大利汉学在国际汉学的地位及其兴衰的演进历程。他指出：意大利有着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悠久传统，也是欧洲最早研究中国的国家之一，其中令中国人最熟悉的名字为马可波罗与利玛窦，他们的经历充满活力、冒险和带有传说色彩。义籍商人及方济会会士在1240-1340年间（中国元朝时期）的游记，开始使西方对遥远的亚洲有了认识并揭开了进一步探索的新纪元；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开始架设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桥梁，利玛窦神父当作西方汉学研究的拓荒者，而他与其它耶稣会会士的活动在第二次中欧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意大利与中国之相遇仍保持其活力与多元性。因此，意大利汉学研究值得被认识、被宣传和介绍给海峡两岸学术界，这是第五届汉学国际研讨会定义为意大利汉学研讨专题的原因所在。：意大利 Bose 修道院马明哲（Matteo Nicolini-Zani）修士在《意大利汉学对盛行于中国唐元的叙利亚东方基督宗教（景教）研究之贡献》讲演稿中介绍了1623-1665年间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其在福音传播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在整个过程中，意大利籍传教士们的角色非常重要。在简介以前学者对景教牌所作的贡献之背景下，作者提供给我们义籍汉学家与东方学家在1930-1970年间的研究成果。讲演者还介绍了近年来（尤其是1996-2006年间）意大利汉学在历史、语言学及考古学方面的相关成果，以及新学科在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威尼斯“Ca" Foscari”大学Laura De Giorgi代理发表的论文《意大利新闻报导与对中国的认识(1900-1945年间)》以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如义和团运动、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和中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切入点，以意大利报纸《晚间使者》（Corriere della Sera）为考察对象，分析意大利新闻界在中国报道中的转向，以中国为中心逐渐改为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报告趋势。论文的基本史料来自1876年3月5日以来该报驻华记者的报导。
　　
　　二、对意大利汉学家的专题研究
　　
　　主要集中在对利玛窦、卫匡国、马国贤等传教士、汉学家的研究上。罗马智慧大学东方研究院马西尼（Federico Masini）的报告《对意大利传教士汉学研究的评论》对欧洲第一位汉学家利玛窦作了重点研讨。论文主要探讨如何评估他的最大的贡献西学东渐？又如何了解「汉学」？论文首先简介一批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如 A. V alignano（范礼安，1539-1606）、S. De Ursis（熊三拔，1575-1620）、 G. Rho（罗雅谷，1592-1638）、 G.. Aleni（艾儒略，1582-1649）、 L. Buglio（利类思，1606-1682）、 F. Sambiasi（毕方济，1582-1649）、 P. Intorcetta（殷铎泽，1625-1696）、 M. Martini（卫匡国，1614-1661）、 F. Brancati（潘国光，1607-1671）、 G. Gabiani（毕嘉，1623-1694）、 M. Ruggieri（罗明坚，1543-1607）、 L. Cattaneo（郭居静，1560-1640） 等在汉学方面的贡献。他们一方面促进了西学东渐，在中国历法修正，西方几何学、天文学、欧洲历史与地理学知识的译介；另一方面他们又努力学习汉语和进行中国文字学研究，将中国历史、哲学、地理学及文学介绍给意大利和欧洲，创立了西方汉学。作者指出，这种自16世纪开始的中西文化交流后来被迫停止，由于中西两个方面的原因，中方所谓「中国礼仪之争」，西方则是梵蒂冈于1773年颁令禁止耶稣会，传教工作也基本上停止，直到19世纪才又重新开始。论文特别强调在早期文化交流的宝库中，还有很多文献及其它资料，应该进一步发掘和研究。
　　德国圣奥古斯丁华裔学志汉学研究院马雷凯（Roman Malek）代理发表的《德礼贤（Pasquale d’Elia，1890-1963年）及其对汉学之贡献》。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生平简介；学术成就（分传教史与汉学两个方面）和著作表。论文认为德礼贤是意大利汉学转向的关键人物，他将以记录在中国游历见闻和传播福音为主的传教士汉学，转为转移为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中国学和比较汉学，在这些方面德礼贤均起了示范和前驱作用。作者指出：没有德礼贤的汉学译著，如Fonti Ricciane（利氏泉源），上述的转型就无法实现。论文中还对“德理贤将来研究”提出希望，包括德礼贤完整的学术和生平传记；完整的著作年表并包括其它学者的评论；最重要著作再版工作等。作者认为这些任务不仅意大利汉学家应该重视，也应是其它国家汉学家的共同任务。
　　罗马智慧大学东方研究院的保罗（Paolo De Troia）《Aleni (艾儒略，1582-1649年)与地理学》，主要论述艾儒略的汉学贡献。作者追寻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之意大利和欧洲的蓝本，认为 Magini的Moderne tavole di geografia（《地理学上的现代览表》）其内容与艾儒略的著作相近。并指出当代中文地理词汇中有很多专有名词，如太平洋等，均来自艾儒略的著作。作者在论文中对有关中文地理名词进行分析，以此证明艾儒略的贡献。
　　台北辅仁大学康华伦（Valentino Castellazzi）的《马国贤（Matteo Ripa）眼中的中国人》以及意大利非洲、东方研究院的达仁理（F rancesco D’ Arelli）《拿坡里：从中国人学院(1732)到皇家亚洲学院(1868)》皆是对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汉学研究功绩进行探讨。康华伦的论文指出：马国贤是一位教区神父和罗马传信部的传教士，住在中国20多年。1729年12月初教宗本笃十三世让他从中国回罗马，1732年他在拿坡里筹办了Collegium Sinicum」（中国学院），这所教会的教育机构后来变成东方研究学院（皇家亚洲学院：1868年）。作者根据马国贤的著作，探讨他对中华民族及所谓“中国人”的看法。作者认为在马国贤的眼中，中国人和他的意大利同胞都是“人”。马国贤没有西方所谓文明人的优越性，在马国贤报告与著作中，对东西方的差异以及一些对西方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行为，也从来没有负面的评语，更没有使用过诸如“野蛮人”之类的字眼，而是采用基督徒的救世观念出发，认为我们大家都需要天主的救赎。马国贤报告了不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故事及自己的体验，强调中国生活的艰辛以及自己对此的同情。达仁理在论文中详细论述了Matteo Rippa（马国贤，1682-1745年间）在拿坡里创办「Collegium Sinicum」（中国人学院）的过程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人学院创办的130年间，有100多位中国人在此受教育及晋铎，20位中国神父完成教育过程之后就留在意大利，大部份的中国神父们回到祖国及在那边传教，这在当时欧洲是独一无二的，论文的最后部份讨论Stefano Borgia（博尔吉亚，1731-1804）的角色，即中国人学院作为陶成中国人为天主教神父们，以及中国人学院演变为意大利汉学研究机构“皇家亚洲学院”的经过。
　　
　　三、汉学在意大利流播的阶段性研究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
　　
　　对意大利汉学的阶段性研究，以传教士汉学阶段的论文为多。罗马智慧大学东方研究院伊丽（Elisabetta Corsi）的《“葡萄园工人”或者“学者”？近现代初期来华意大利耶稣会士的福音传播及文化交流》，集中分析了意大利耶稣会士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文章认为：如果我们观察耶稣会会士们在中国的工作，会有两种基本说法：第一为“葡萄园工人”，即他们行为的最高动机是传播福传；第二个称之为“学者”，这是指他们的工作内容。作者认为不必在两者中作一个抉择。她透过Michel de Certau 的理论，其中「战略」（strategy）策略（tactics）之间的分划，建议把传教士的行为与工作看成「策略」。基于此种理论「策略」根据自己的工作风格，行为没有固定的基地和时间安排，在行为方面，基本问题是「跟谁」合作或者是依赖「谁」？论文以利玛窦逝世后为起点，叙述之后所发生的耶稣会团体内的争辩，耶稣会士的福传工作跟中国的经典文化之间的关系，介绍中国耶稣会的亚里士多德的文化，其中有自然哲学和基督宗教和神学的合一。她的结论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行为是一种智慧的循环。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文铮（Wen Zheng：）《利玛窦与中西美术的相遇》则以图像和图表的方式来描述耶稣会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所遇到的极大困难，即如何才能让中国人感受到西方艺术品的美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藉此将基督教重要教义介绍给中国皇帝及其朝廷。文章认为只有Giuseppe Castiglione（朗士宁1688-1766）做到了这一点，他获得乾隆皇帝之喜爱，而其它耶稣会会士则无法打动中国人对西方绘画的美感之心。文章并分析了当时士大夫和欧洲文艺复兴时美感标准，认为当时中国人主张的“道”（原真）是与西方美感沟通的最大阻碍之一。
　　威尼斯大学Tiziana Lippiello代理发表的《孔子在意大利文化中：研究与翻译》，主要介绍意大利汉学的奠基人物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等人对孔子和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罗明坚及利玛窦在儒家典籍翻译上的贡献，其中详细介绍了《四书》在罗马国家图书馆的相关手稿。第二部分介绍罗明坚及利玛窦的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国哲学家孔子》这部专著，评论耶稣会神父Angelo Zottli S.J的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中国文学教科书》；论文最后部分提供意大利在20世纪有关《四书》的翻译目录，其中包括作者翻译的《论语》。
　　第七篇论文是张世华（Zhang Shihua：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千年对话》。第一部分是中意两国文化交流史的回顾，包括丝绸之路以及对马可波罗及其游记，利玛窦及其事业，耶稣会的画家朗士宁及其画作的评论。第二部份介绍意大利文学著作 I promessi sposi《约婚夫妇》，以及论文作者将它翻译为中文的相关情况。第三个部份为对20世纪文学界两个伟大人物，即Luigi Pirandello（皮兰德娄，1867-1936）和鲁迅之间的比较。
　　第八篇论文是Alessandra Brezzi（白艾丽：乌尔比诺大学）《忠诚于语言还是忠诚于文化? 20世纪初在中国报刊上的最早意大利文学的翻译》。作者介绍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期中国开始陆续翻译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西方文学情况。当时因为缺少精通意大利文的人员等基本条件，只能从日文转译，刊登在《小说月报》及《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作者的结论是：相关翻译工作主要是从适合中国文化的需求而不是忠于意大利文。
　　第九篇论文为Paolo Santangelo（史华罗：拿坡里大学 “L’Orientale”）的《晚明苏州和文艺复兴期的佛罗伦萨的世界观：内在实体的感知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和相似点》。论文以两个皆以商业繁荣著称、时间又相近的城市――晚明苏州和文艺复兴期的佛罗伦萨作参照系，指出在如何对待基督宗教的概念，如原罪、救赎等问题上，传教士们和中国的儒者、道士及和尚，都表达出非常不同的对现实世界之知觉与理解，文章中列出许多图案和图像，更明确地表达相关的差异性。论文作者并借此指出：在研究对象的同时应该注意方法论的研究。
　　第十一篇论文是Alessandro Dell’Orto（戴德中：伍尔班大学）《“地方、权力与表象”：从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来谈论宇宙观以及台湾民间宗教》。论文从人类学及汉学双重角度，介绍台湾人生活中“土地公”的重要性。他从多次的实地考察经验出发，指出地方性（台北左右的闽南族群及其日常生活的人世间）与宗教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章最后还提及意大利学者相关研究的两个范围，即比较宗教研究（意大利与台湾的民间信仰）及比较早期意大利传教士对台湾宗教的研究成果。
　　第十三篇为Pier Francesco Fumagalli博士（傅马利：安波罗修图书馆/Biblioteca Ambrosiana）《意大利与中国在元代 (1271-1368)的相遇》。作者先介绍P. Lopez 的Impera emisferico著作《大帝国》，其中有对蒙古帝国的描述。之后，他讨论义、蒙（中）之间的相遇史之条件，其中着重介绍“Pax Mongolica”（蒙古太平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后裔13-14世纪所占领的庞大的亚洲部份与东欧中稳定时期，阿拉伯和波斯文化、东方基督宗教及意大利人在这几个时期的重要作用。作者还介绍了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所描述的蒙古人作战武器投石机，认为Leonadro da Vinci（达文西）的很多武器玩具图案可能来自马可・波罗的描述。
　　第十五篇论文是由Guido Samarani（威尼斯“Ca" Foscari”大学）代理发表的，题目是《1928-1941年间意大利与中国政治关系》。论文先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其战争初期法斯西意大利和国民党的中国之间的黄金时代（1928-1937）。接着讨论义国与纳粹德国、日本签订所谓三国公约后，二国极为困难和紧张的时段。其中详细介绍了意大利驻华大使Francesco Maria Talini所担当的政治角色 。
　　第五届汉学国际研讨会是由“华裔学志”汉学研究中心本中心与辅仁大学意大利文系合作筹办。该中心属于天主教辅仁大学外语学院，也是德国圣言会华裔学志研究院台北分部办公处，创建于2002年8月1日。德国华裔学志研究院原来是在北京辅仁大学于1935年设立的，其从成立至今作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学术桥梁。该研讨会的宗旨之一就是“致力于中华文化与基督信仰之交融”，也是落实辅仁大学“文化交流”的七目标之一：“加强中西文化之交流，促进理性与信仰交谈”。该研讨会已举办五届，前四届为：一、「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2003年9月26-27日；请参考：魏思齐编辑，《辅仁大学第一届汉学国际研讨会－“有关中国学术性的对话：以《华裔学志》为例”》，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二、“其言曲而中：汉学作为对西方的新诠释－法国的贡献”（2004年11月5-6日；请参考：林志明、魏思齐编辑，《辅仁大学第二届汉学国际研讨会－“其言曲而中：汉学作为对西方的新诠释－法国的贡献”论文集》，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出版社，2005年）；三、“位格和个人概念在中国与西方：Rolf Trauzettel教授周围的波恩汉学学派”（2005年11月25-26日；请参考：魏思齐编辑，《辅仁大学第三届汉学国际研讨会－“位格和个人概念在中国与西方：Rolf Trauzettel教授周围的波恩汉学学派“论文集》，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年）；四、「中国宗教研究：现况与展望」（2006年11月24-25日；台北县新庄市：辅仁大学出版社，2007年）。每次举办单位也都邀请相关的中国大陆专家学者参加，此次有张世华教授与文铮教授。此次会议论文将由辅仁大学华裔学志汉学中心编辑成册，作为《辅仁大学华裔学志丛书》系列之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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