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谷登堡星汉”

摘要：现有的出版，无论其含义还是运作，均来自机械印刷。印刷出版作为现代出版方式，颠覆了传统知识的生产环境，改变了已有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形成了新的文明。不同时期的“出版”，都内含一种技术尺度和比率，出版史就是不同类型“出版”的历史。我们应该以这样的眼光来思考数字时代出版的重构和创新。

关键词：出版；
重构；
谷登堡星汉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0.01.004

一、“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出版的含义

对于出版，纯属外行，贪便查《辞海》算是补课。《辞海》中“出版”一条有如下解：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狭义仅指书刊的出版，而且不包括印刷和发行。为了能容纳这一切，《辞海》为出版学画出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圈圈：出版学是研究出版工作的规律及其社会作用、发展历史的科学。它以各类出版物和出版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出版的性质、任务、功能、效益和经营管理等问题，把实际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如此说来，前些天翻过的钱存训先生的《书于竹帛》，好像也可以归入出版学了？

《儒林外史》第八回（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中，蘧公孙偶然中得到了一本《高青丘集诗话》，后经祖父蘧太守指点，才知是一本“多年藏之大内，数十年来多少才人求见一面不能”的珍本。蘧公孙灵机一动：“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他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一番大名？”主意既定，“竟去刻了起来”，原作者名字在上，自己以“补辑”为名，摆在下面。“刻毕，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若按《辞海》的界定，这是否也可称为出版工作？

中国本无出版二字，出版是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1故蘧公孙是“缮写成帙”，“刊刻起来”并“刷印”“遍送”，不是出版或发表。据吉少甫先生查证，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索考“刊刻”含义，遍检中国古代书籍，有“雕”“新雕”“刊”“新刊”“开板”“开造”“雕造”等及“随时行文之辞”者2，可不见“出版”。据查，在收词止于1840年的《辞源》中，亦无“出版”踪迹。3

“出版”主要是“谷登堡星汉”（麦克卢汉之语）的产物，否则也不可能有《辞海》所谓的“复制”和“向公众发行”。日语“出版”之意如何，不懂。英文的“publication”，当与“public”相关。印刷，恰是公共头脑的宏大的一体化过程4中至关重要的动力。“阅读公众”必定诞生于印刷技术，不可能产生于手抄或者雕版刷印。“印刷书本的出现之所以曾经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并不完全是因为那些以它为载体的内容（意识形态、消息、科学，等等），“而更多的是由于它透过其技术实质而实施的系统化之基础强制”5。哈罗德·拉弗就建议用“印刷文化”，来取代已有的“出版史”“书史”等各种不同叫法。因为在他看来，“印刷文化”比之其他的，更能体现出版意涵的精神。因为第一，这是一个通过印刷构建的“抽象世界”或意识（这让我们想起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
第二，书籍生产与发行的产业关系；
第三，来自阅读与信息管理的社会关系的一套惯常做法；
第四，更广的交流学科当中的一个专业研究领域。6在这个意义上，称现代出版具备四个方面的标志：“其一，必须运用现代印刷技术，采用铅活字排版，大机器印制；
其二，生產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
其三，必须采取现代经营管理手段；
其四，也是现代出版必须具有的最重要的精神内涵，即出版者的主体意识，换言之，出版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理想”7，应该是合适的。不过需要补充的是，除了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再无“出版”，如果我们认同“出版”与谷登堡的活字印刷相关联的话。

二、雨果的出版史：“建筑将被书摧毁！”

“沉默的克洛德副主教凝视了一会儿这宏伟的建筑，接着，伴随一声长叹，他左手指向圣母院，右手指着那本放在桌上的打开了的书，目光忧郁地在书上停留片刻之后便转向教堂，说：‘唉！这一个将要把那一个消灭掉。大的可以被小的打败，建筑物也能被书摧毁！”这段描写来自《巴黎圣母院》第五卷第一章。雨果说，这里面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这是僧侣们面对新的代理者印刷术所产生的恐惧，这是站在谷登堡伟大的印刷品跟前的圣殿上的人们所产生的眩晕和恐慌”，“这意味着一种权力将要取代另一种权力”，“教堂将被印刷品所摧毁”。另一层意思属于“一种哲学观点。它预示着人类将不再用同样的材料，以同样的方式来书写他们的思想。因为人类的思想不仅在改变内容，同时也在改变其表现方式。哪怕是十分坚固持久的用石头书写的著作，也终将被用纸张印刷出来的更加坚固持久的著作所取代”。说白了就是：“印刷术要消灭建筑艺术。”爱森斯坦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原本地处德国边陲的斯蓬海姆，远离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修道院院长特里思姆斯主要著作用机器印刷出版之后，它成了一个活跃的思想交流中心。院长的名声与日俱增，那些不能前来求见的，也和他通信交流。8

印刷术消灭的不只是“建筑”，还有手抄书行业。据说谷登堡时代的印刷所投资人约翰·塞斯特，曾携带着十来本印刷本《圣经》，到当时欧洲最大的巴黎大学城去寻找运气，期望能挣上一笔，未料面临的却是杀身之祸。当地手抄书行会见一个背着大批书的人到来，惊慌不已，立即报警，理由很充足，如此之多的珍贵书籍居然在一人之手，肯定是有魔鬼相助。好在塞斯特机灵，赶忙拔脚开溜，否则很可能就是卖书未成身先死。9这意味着书本（或者说出版）中隐伏着一种技术尺度，此种技术效应虽然在观点和概念的层面上似乎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持续无意识中产生更含蓄更具长效决定性的影响，10从而构成这一个要消灭那一个的景象。

雨果的“这一个消灭那一个”，为我们理解“出版”及其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如果从人类文化史看，书籍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口头到书写，从书写到印刷，从印刷品到用计算机打出来的文字内容。11那么，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发明以及印刷术的传播，它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决定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并迫使人类对自我和世界形成了全新的认识。12其每一个阶段的背后，均矗立着不同的技术，它们的先后更替，既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也不可能是自然演化的。“新媒介的介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头，尚锚定在为之提供社会交换稳定局面的老媒介上的生活方式，遭受到重新审查、挑战和捍卫”，媒介的变革总是因此而变成充满戏剧性的社会事件。13既是如此，出版史的追溯就需要慎之又慎。比如这些处于不同阶段的“出版”（竹帛、手抄、雕版、活字印刷等），究竟是一个随着另一个，还是一个消灭另一个？性质上是一个不同于另一个的“出版”，还是都属于一根藤（什么藤？）上结的瓜而仅仅是量上差异而已？是以印刷为基础的“出版”来观照并打通以往一切，还是要回到历史现场，梳理概括一个个不同的“出版”类型及其物质技术基础？这些问题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如何看待历史，也就决定了如何看待现在—数字出版。

德布雷早就提醒，任何一个知识环境都围绕一个中央媒介构成（“人文主义”社团由印刷车间构成、政教分离的知识界由学校构成、革命环境由政党构成等），由于一个文化环境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思想家们最不了解的就是他们的思想环境。14今天的我们思考出版，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

三、“全世界通用的新型艺术形式”：印刷出版

印刷术形成“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新型艺术形式”，其时的人就生活在此种“色彩缤纷的技术意象和机械意象中”，“可是，人们对这样的象征却浑然不觉”，“就像乌龟对自己背甲上美丽的花纹是一无所知的”。15现在就我们从知识生产—出版的最重要功能，粗略看看这个“背甲上美丽的花纹”。

自然，印刷术最大的力量是复制，从而改变了书籍生产、发行和消费的条件，使知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而繁殖并扩散。16繁殖，便利了知识的获得，更重要的是促进了观点和思想的公开。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将社会中不同人的知识分开，该媒介就会支持越多的权威等级；
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融合信息世界，媒介就会越鼓励平等的交往形式。17梅罗维茨的这个假设，在印刷媒介的知识生产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书籍、论战性的小册子、传单、论文、讽刺作品组成的洪流滚滚而来，到达了一个无法估量的地步。在50年的时间里，有30 000本书被印刷了1 000册—这些书被投入了这样一个社会：在那之前，这里仅有少量的手抄作品，整个社会依赖于一套约定俗成的标准。在这个社会里中也有过争论、分歧和多样性，但是在规模上和深度上，这些争论和印刷革命之后充斥整个社会的意见分歧的浪潮是根本无法相比的。”18数字时代所面临的，在谷登堡时代早就遭遇过。

所以，印刷术遭到人们反对的一个理由，就是其抹平人与人的差异，使人人都成为有知识的人。19两个效应随之发生：其一，文字语词一旦被印刷化，任何人不借助同样的技术力量，就不可能对文本产生足够的影响。新技術不仅被用来传达批评：实际上新技术使批判的存在成为可能。20政治运作方式因此改变，利用印刷这一“公共的书信”（塔尔德语），观点公开、思想辩驳和赢得舆论支持成为主要趋向。“使人如何参与公共事务的意义改变了。完全相同的点滴信息广泛流布，这就给互不相识的人提供了非个人化的纽带。”罗马和雅典的讲演人处在聚集的人中，今天的文人则处在分散的人中。21

其二，印刷术使文本有一种封闭空间的感觉：文本里的东西已经定论，业已完成。22印刷出版具备了大众传播的特质，成为社会知识的生产中心，定点定量，向四处散发标准文本和内容。沃尔特·翁说，空间控制是印刷术压倒一切的目标。23不过他的“空间控制”，还仅是指印刷术对于语词的编排和固定。印刷术更大且影响更为深远的“空间控制”，乃是其扩散能力。扩散就是“控制”—既成为知识和思想的源泉，同时又规范了思考的对象和内容。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绝非偶然。24传统的社群意义被削弱了，独自看书阅读者来到前台。印刷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接受思想力量的新型的公众25，诞生了一个新型的人类26。只有活字印刷，才具有在国家的尺度上建立公众所必需的延伸能量或强度。27出版从此与“公共性”发生了无法解脱的关联，“公共性”的范畴及其不断变化的作用模式也就成为书籍史研究的中心。28《辞海》中所谓“出版”是“向公众发行”，应该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的。

印刷使文本固化、准确，不再如手抄本那样人手不一，更使得“出版”有了汇集、交融知识以及推动新知识生成的优势。“一旦旧文本汇聚到同一书房里，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专门化的学科就可以结合起来。总之，针对相对稳定的图书市场而日益增加的图书为人们创造了条件，首先是有利于旧思想的结合，然后就能够产生新的思想体系”，复合性的思想活动不断激励许多知识的创造行为。最早的印刷作坊到后来的出版机构，吸引了各种才俊，促进了各种形式的联合行动，里面既有社交性质的活动也有思想性质的活动，激发出各种“杂交”的思想成果。这就改变了学者的关系，改变了思想体系的关系。29现在来看，讨论19世纪社会科学的产生，不能缺少了印刷术。

不仅如此，机械复制生产的印刷品数量大，需要轮班交替，“一旦在印刷文字中出现任何微小的解释、插入或文字错译都无法修补。印刷人从这种最初只是职业缺点或职业美德的‘批判精神中提取了一种生计伦理和对历史的一种特有感悟”30，出版机构形成了运作的规则和要求，并因此而分出，成为一种具有特定功能和边界的社会系统。读者、作者的区别也因为出版而逐渐分明。一方面，图书生产的扩大，确立了新的书籍消费模式，增加的产量改变了个人购书的性质，也改变了读者的口味。31另一方面，个人的发明、发现和创造得到了承认，有名有姓的“发现”是印刷术以后才出现的现象。32所谓的“原创性”，尤其是“版权”问题，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有学者证明，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人还是一个新词。33

谷登堡时代的出版，就相当于交通。交通与车辆有关，离不开道路，不能没有周转的货物或人，需要建立标准、规则、线路和目的地，周期的安排和计划更是必不可少的。但交通又不能等同于车辆、道路、货物和线路。1998年，一本名为《书史》的新刊物出现在书籍研究领域，其自称是关于“书面交流的全貌历史—手稿和印刷品以任何媒体形式，包括书籍、报纸、杂志、手稿和一次性印刷品进行的制作、传播和使用……关于作者、出版、印刷、装帧艺术、版权、审查制度、销售和发行、图书馆、读写能力、文学批评、阅读习惯和读者反应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史”34。是否这就是全面姑且不论，但在一定程度上，其正道出了出版的复杂和多面（以此见，《辞海》“出版学”之界定如此泛泛，也是有因）。出版就是以一定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的“知识汇集、分流、传输和周转”。恰如迈克尔·温希普指出的，“书籍史的根本在于，将文献作为一种人类装置，作为孕育它是社会和文化力量母体的一部分，而非一种纯粹或抽象的、独立于历史文化之外的理念来理解”35。此种媒介学的视野，或许是今天思考出版所需要的。

四、数字出版：“谷登堡星汉”的重构

重构“星汉”，是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中提出的，“因为新的电子时代的各种事件所构成的‘星汉已经深深地渗入‘谷登堡星汉之中。即使没有碰撞，这种意识形态和技术的并存也会让每个生活于现代的人感到创痛和紧张。我们最平凡和传统的态度似乎突然之间扭曲得可怕而古怪。我们所熟悉的体制和联系似乎偶尔变得险恶而有害”36。“重构”没有什么了不起，“谷登堡星汉”本就是由书写“星汉”重构而来。据温伯格，中世纪的基础架构没有做好迎接“谷登堡”的准备工作，突然间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一是信息和新的知识太多了；
二是出现了一种新的信息方式—所有之前沉默的人都发出了声音，只是因为他可以使用一台廉价的印刷机，由教会和贵族组成的等级制度遂陷入了困境。所有的一切突然变得可以比较了：人们可以相信哪一本书？可以驳倒哪些？依据哪些标准？直到几百年之后，此种信息和知识的过剩问题才被解决。新的机构，例如议院、大学、宗教团体出现了。在我看来，出版社—印刷资本主义，应该也是此种新机构的一员。他们各自为确立知识新格局，担负起职责。不仅如此，一个概念变成了现实—“批判”。人要在过剩的思想里掌握主动权，为了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评定，就必须“批判地”追问所有的意见。于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使人在知识泛滥喧闹躁动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人的自我认定及其形象重新确立。印刷术革命诞生了新出版，也促生了一个新型的人类。37

今天的我们正在经历另外一场媒体革命，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再次需要一种新的人类形象，38再次需要重构一种新的“出版”，就像“谷登堡星汉”所发生过的那样。“这个新世界的轮廓将体现在三种革命上：第一种即差异革命。人将完全被差异化。第二种即智能革命。智能机器的大规模使用将导致知识、技术和经济机会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不仅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也发生在人与机器之间。从中受益的，主要是那些懂得如何与智能机器交流与合作的人。第三种即控制革命。微粒化过程将会使社会中的我们被重新分类、评价和比较—甚至被看透”39，以往的一切似乎都不再奏效了。

戴维·温伯格著有一书，中文名叫《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内中说，数字时代的知识形态，具有网络的属性。这不仅是指知识在网络里流动，而且知识就存在于网络，存在于商业、政府、媒体、博物馆、图书馆的互为作用以及人们沟通的想法中。知识在网络的涌动中出新，网络成为知识的母体，其边界就是知識的边界。网络无边，知识无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权威和中心，是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众包”方式呈现的。“当知识变得网络化之后，房间里最聪明的那个已经不是站在屋子前头给我们上课的那个，也不是房间里所有人的群体智慧。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是房间本身：是容纳了其中所有的人与思想，并把他们与外界相连的这个网。”随着知识体系的扩展，对世界的认识也必定越来越全面和透彻，我们一贯信以为真的规则—不断学习、发现并增加新的知识，“只是纸质时代知识的运行方式”。我们由此醒悟，“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知识（其生产及其形态）也必定发生改变。40所有的一切，包括整个世界和人类，“只有在一种复制的网络中，在一种具有交互行为的网络中才是可以想象的”41。既然如此，印刷出版—由专人选择、编排，集中生产并“均质化细分的谷登堡方法论”42，将不能适应“数字星球”的轨迹。这不是说不要专业“出版”，也不意味着“出版”不重要，而是“出版”的定位及其特征已非往昔，比如“复制”和“向公众发行”这两个要件，就大有疑问。

2019年10月，封面传媒自主开发的人工智能小封的诗集—《万物都相爱》，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万物都相爱”命名，让人浮想联翩：人与机器浑然一体，创作、编辑、出版携手，知识网络化实就是人物同结网共行动。“山已不再是那座山”，围绕“谷登堡星汉”的作者、出版者、读者、作品、版权等，也都需要重新厘定。一个媒体研究专家说：“我们将不再追问，某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理想类型，我们追问的将是他的联系网络以及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关系将比类别更重要；
灵活功能将比用途更重要；
过渡将比界线更重要，顺序将比等级更重要。”43以版次和线性为逻辑的“谷登堡”，与之不啻是圆凿方枘。

出版“星汉”的“创痛和紧张”，按雨果是“这一个消灭那一个”，依德布雷也可以是“这一个”唤醒“另一个”。无论如何，“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只是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面貌”，关键是打算以什么样的“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44。

（黄旦，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 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196.

2 3 吉少甫“.出版”考[J].出版发行研究，1989（3）：55.

4 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M].何道宽，译，克拉克，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46.

5 10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金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1-132.

6 11 34 35芬克尔斯坦，麦克利里.书史导论[M].何朝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7，38，37，50.

7 吴 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小引3.

8 9 16 21 23 25 29 31 32 33艾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5，29-30，102，78，92，78+88，45，103，70-71，91.

12 18 26 38 39 41 43库克里克.微粒社会[M].黄昆，夏柯，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前言XIV-XV，188-189，189，188-189，前言VII-VIII，43，41.

13 CAROLYN M.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4-5.

14 30 德布雷.普通媒介学教程[M].陈卫星，王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63，77-78.

15 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

17 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61.

19 20 22 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0，60，100.

24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8.

27 36 42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M].杨晨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57，411，408.

28 巴比耶.阅读的运作：史学与问题论上的几点见解[M]//韩琦，米盖拉，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86.

37 40温 伯格.知识的边界[M].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188-189，序言11-12+7.

44 德布雷.媒介学引论[M].刘文玲，译，陈卫星，审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51.